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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洲的诞生 |
| 东罗马的财富和阿瓦尔人的介入只是更宏观的发展进程的开始,
这一进程在第一千年下半叶席卷了斯拉夫人统治的欧洲广大地区。到 了10世纪,该进程产生了北欧和东欧大部分地区的第一批类国家的王 朝结构。这些新实体在1000年时仍有很多局限,名义上受它们统治的 广大领土,明显有中心区和边缘区的分别。基于巡游的政府机制无法 以同等的强度来管理广袤领土的各个区域,于是,这些王朝时常交换 对大片中间领土的控制权。尽管如此,这些国家仍能集中组织起一些 了不起的活动。与4世纪罗马帝国边缘出现的日耳曼附属国相比,这些 国家的地理范围要大得多,也能用权力做更多的事。它们建造了更 多、更宏伟的建筑物,支撑起规模更大、装备更完善、更专业的军 队,并迅速接受了更发达的帝国欧洲的一些文化规范,其中最重要的 是基督教。 所有这一切都表明,形成这些新实体的变革机制在本质上与形成4 世纪罗马帝国外围那些较大的日耳曼附属国的机制相似。在这两种情 况下,一系列借由贸易、袭击和外交实现的新接触,使得空前的财富 流入帝国之外的社会。为控制新流入的财富而出现的内部争斗带来了 军事化和重要王朝的崛起,这些王朝最终利用对财富的支配制造出了 永久性的军事机器,军事机器则通过摧毁和/或威胁既有的本地权力结 构来确立王朝的权威。结果,潜在的竞争对手被一个个淘汰,权力日 益集中。 基本的进程虽然类似,但比起第一千年上半叶日耳曼人主导的世 界,第一千年下半叶斯拉夫世界的发展更深入、更快。造成这种差异 的部分原因在于,公元500年后蛮族欧洲受到了更广泛的刺激。斯拉夫 世界的西部地区与西欧法兰克人的一系列帝国建立了广泛的经济、军 事和外交联系。而阿瓦尔帝国在中欧中心地带统治了200年,对更大范 围内的斯拉夫附属国产生了重要影响,与远处较弱的欧洲帝国势力, 也就是拜占庭帝国的交往也是如此。同样甚至更重要的是,主要由斯 拉夫人统治的更远的蛮族地区与第四个,也是更强大的帝国势力有了 往来,那就是信奉伊斯兰教的哈里发国。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在第一千 年上半叶,中欧和东欧以外有为满足近东和地中海需求而建立的大规 模奴隶或毛皮贸易网,而后来建立的那些贸易网带来了罗马时期所没 有的财富流动。有数量惊人的阿拉伯银币保存了下来,它们都与新的 斯拉夫国家核心地区有关联,由此判断,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欧洲 以外的帝国带来的刺激在斯拉夫欧洲的转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斯拉夫欧洲发展得更快,还有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第一千年的 最后两个世纪中,出现了新的军事技术,尤其是披甲骑士和城堡,王 朝的统治者们利用新技术控制新财富,震慑潜在的对手。尽管这些新 国的领土都包括了治理程度较低的边缘地区,但它们能在王朝核心地 区行使的权力是很了不得的。在波希米亚和波兰,老的部落据点被摧 毁,新王朝的据点取而代之,实现这一过程的残酷力量在近年来发现 的考古证据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王朝将所征服的人口迁往新国家的 核心地区,广泛组织起经济活动,这些都是权力的体现——这是结合 了考古证据和这些新国家流传下来的最早文献证据而得出的结论。 这些发展进程的性质和总体意义再清楚不过,其影响也是巨大 的。在最广泛的意义上,最重要的影响可能是,作为可运作实体的欧 洲诞生了。10世纪时,经济、政治和文化交流网络已经遍布大西洋和 伏尔加河之间、从波罗的海到地中海的整个欧洲。这片土地原本支离 破碎,公元元年时,各地发展极不平衡,彼此普遍缺乏联系;如今, 它成了因大量互动而统一起来的区域。欧洲不是自然地理单元,而是 人文地理单元;公元1000年时,从大西洋到伏尔加河之间的人口终于 有了实质意义上的互动。贸易网络、宗教文化、政府模式,甚至是耕 地的利用方式,第一千年结束之时,欧洲各地在这些方面都形成了明 显的共性。 但就本书研究的问题而言,发展过程的更直接影响在于它消除了 形成往往带有掠夺性的大规模移民的条件,在第一千年的欧洲,时常 会出现这样的移民,其形式既包括民族大迁徙那样的集中移民潮,也 包括较为普通而势头逐渐增加的移民潮。欧洲各地发展程度的不平等 尚未完全消失,但已大大减少。本质上说,新的贸易网加上更普遍的 农业扩张(远未完成),意味着中欧和东欧那些有政治组织的势力能 够在其现有地点获取大量财富。农业和更普遍的经济发展,也意味着 这些势力会以全新的方式在特定的地理区域(至少是它们的核心领 地)扎下根来。 于是,不时驱动大型群体移民的那种积极动机大大减少,甚至可 以说从结构上被消除了。在第一千年的欧洲,移民从来不是可以轻易 做出的选择,也不普遍,而是一种策略:只有在收益够大,值得去发 起一次通往只是略有所知的土地,而且并不一定能成功的远征时,人 们才会采取这种策略。只要社会精英在不需要冒险迁徙的情况下还能 获取财富,就不太可能采用移民的策略。当然,他们在实践中越是不 去迁徙,就越不可能迁徙,以前的移民习惯在精英和精英控制下的更 广泛的人口中逐渐消失,耕种模式走向集约,耕作的地点也固定下 来。总的来说,蛮族欧洲的精英和普通人在特定地区的根扎得越来越 深,而结果就是,即使面对以往会让他们搬家的强大刺激,他们也不 太可能通过移民来应对。 在我看来,这是对本章开头那个问题的基本解释。许多哥特人和 其他日耳曼人(虽然肯定不是全部)面对匈人威胁时,斯拉夫人面对 阿瓦尔人威胁时,做出的反应都是去别处寻找新的家园;而游牧的马 扎尔人来到匈牙利大平原后,据我们所知却并未引发进一步的移民。 这一差异在摩拉维亚国家的行动、性质和最终命运中得到了体现。摩 拉维亚人并没有逃跑,而是像法兰克帝国的军队一样留在原处,与马 扎尔人作战。他们失败了(许多法兰克人一开始也失败了),但摩拉 维亚人留在原地,说明他们已经在这个地方扎下了根,也说明第一千 年末蛮族欧洲政治权力的性质已经全然不同。从前,蛮族欧洲的农业 技术普遍有限,人们经常需要在当地搬迁,而财富和发展水平的巨大 差异则鼓励更具冒险精神的人不时去尝试占领更有吸引力的土地,而 这些土地通常离产生财富的帝国比较近。相比之下,摩拉维亚人则依 靠更集约的农业制度和更广泛的贸易网络所产生的财富,用石头建起 了城堡和教堂。在他们所在的地方做出如此投资后,运营中心要换地 方就没那么容易了。第一千年末的其他新王朝也是如此。比起之前的 政权,它们更深地扎根在了特定的地方,因为农业技术有了发展,贸 易网络也在远离帝国边境的地方产生了其他类型的财富。总体而言, 发展进程既消除了巨大的不平等(这是之前欧洲蛮族有理由选择大型 群体长距离移民的原因),又使中欧和东欧的人口更深地扎根于特定 的地方。 当然,并不是说移民就此结束了。有些人一直在迁移,寻求更多 的财富或更好的生活条件,而在10世纪之后的欧洲历史上,仍不时能 见到大规模的人口迁徙。但从第一千年末期开始,中世纪移民的主要 形式就是两种。一是以骑士为基础的精英转移。诺曼征服是这种现象 的规模特别大的成功例子。更常见的是一两百名装备精良的男人为建 立小公国而出发,他们或是赶出当地的精英,或是确立从依附于自己 的劳动力那里获得经济供养的权利,有时是赶出原有的精英后确立权 利。农业生产扎根于特定地区,新军事技术能增强实力,这两个关键 因素决定了这种移民形式的特点。凭借城堡和铠甲,少数人就能建立 统治,而且统治地位很难撼动。移民的另一种常见形式是招募农民来 耕种土地,领主提供有吸引力的土地保有条款作为激励,并雇用中间 人开展招募活动。新的发展模式在这里也至关重要,因为第一千年后 期投入使用的新耕作技术增加了农业生产力,让土地的主人非常需要 足够的劳动力来扩大农业产量。尽管走了很长一段路,但新的斯拉夫 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上仍落后于西欧和南欧。因此,它们成了欧洲较 发达地区调动起来的新农业劳动力的主要客户,较发达地区的人口水 平比较高,有雄心的农民不容易以较好的条件获得更多的土地。于 是,欧洲中西部的数十万农民被优惠得多的条件吸引,来到了东方, 而中世纪早期原日耳曼欧洲的斯拉夫化,则因日耳曼农民的流入而被 部分逆转了。[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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