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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族大迁徙及其他 |
| 罗马时期形成的发展和移民模式一度被归结为“民族大迁徙”。
在4世纪末和5世纪,有记载的欧洲历史中出现了一系列由1万名或更多 名战士及大量家属构成的移民群体。这些移民群体的力量很强,经得 起与罗马帝国军事和政治结构的直接对抗。从最宏观的角度来看,这 些非同寻常的大规模移民群体之所以出现,是因为在关键时刻,若干 相关的发展之间有了交叉。首先,到了4世纪中晚期,以日耳曼世界的 经济和政治发展程度,政治结构已经足以将人数众多的战士及其家属 聚集在一个相当稳定的团体里。其次,这些结构是2—3世纪扩张的产 物,当时的扩张还没有过去太久,因而群体中尚有移民传统可以利 用,在情况合适或有必要时能动员人们移民。第三,也许这是同一枚 硬币的另一面,他们的经济结构还没有在某个区域的耕地上扎下根 来,因此换个地方生活也是完全可以想象的。 从日耳曼世界长期发展的背景,以及尤其是3世纪的危机的角度 看,这些庞大移民群体的存在及活动无疑可以得到解释,但它们的活 动还是非同寻常。尽管其规模和凝聚力都大于1世纪的同类群体,但这 些最初崛起于帝国边缘地区的群体光凭自身都不足以击败罗马帝国, 然而我们看到,这些群体的种种活动累积起来,造成了西罗马的灭 亡。这样的结果谁都想不到,它本身是偶然的历史事件与长期发展模 式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 首先,虽然匈人本身没有这样的意图,但在匈人活动的驱动下, 大量主要由日耳曼人组成的群体大致在同一时间从罗马莱茵河及多瑙 河边界以外的地区转移到罗马境内,人数众多,罗马帝国无法将他们 消灭。如果这些群体是分头进入罗马领土的(即使规模更大、凝聚力 更强),等待它们的就将是灭亡的命运;这些群体的数量也太多,无 法一致行动来消灭帝国。罗马帝国边境的日耳曼世界缺了一个关键因 素:那里没有像阿拉伯世界的穆罕默德一样的人物,来提出足以对抗 罗马帝国理念的另一种统一的意识形态。其次,这些群体在罗马境内 定居后,边境之外长期的政治融合进程相对迅速地走上了巅峰。传统 的民族主义史学大多没有抓住这个关键点。民族主义史学认为最终建 立了西罗马继承国的群体是古老且不变的“民族”,[13]却忽略了以 下事实:史料明确记载,这些群体大多是在罗马领土上由几个群体 (通常是三到四个)组成的新联盟,而它们在边境之外的时候是彼此 独立的。西哥特人和东哥特人、墨洛温法兰克人、汪达尔人-阿兰人的 联盟都代表了蛮族政治组织形式的重大变化,而正是这样的发展,产 生了大到(可以投入2万名甚至更多战士)足以摧毁西罗马的群体。 [14] 这有很大的偶然性(并无迹象表明,如果匈人没有入侵,还会有 那么多人涌入罗马境内),但他们行动的一个方面却绝非偶然。奠定 继承国基础的新的、更大的政治组织不可能在远离边境的地方形成。4 世纪帝国边缘地区的普遍经济发展水平产生不出足够的盈余,政治领 袖无法以此聚集足够的追随者。只有在利用罗马帝国的经济攫取财富 成为可能,罗马帝国成为实实在在的外来威胁和促进统一的额外政治 因素时,这些较大的实体才能在足够的经济和政治基础上形成。政治 结构是普遍发展水平的产物并受其制约,形成国家的新群体不可能在 只有蛮族活动的背景下出现。[15] 大迁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蛮族欧洲罗马时期发展模式的顶 点,而迁徙的结果却彻底改变了整个欧洲的普遍发展模式。首先,在 原罗马领土上出现的新国家使帝国欧洲不那么像帝国了。西欧跨地区 力量的中心在公元500年左右发生了决定性的北移,第一千年下半叶的 主导力量不再是基于地中海的帝国势力,而主要是一系列大致属于法 兰克人的势力,它们的突出地位有赖于阿尔卑斯山以北大西洋和易北 河之间的经济和人口资源。同样,这可以看作始于罗马时期的发展趋 势的顶点。西欧的新帝国力量结合了原属罗马帝国的大片领土和原先 属于边缘地区的相当一部分土地,可见之前几个世纪与罗马帝国的交 往给边缘地区的国家带来了多么深刻的变化。公元元年时,莱茵河两 岸的土地是不可能支撑起帝国的,这里一点也不富裕,人口也不多, 但罗马时代莱茵河两岸的发展彻底改变了这种状况。而后罗马时期法 兰克人统治下西欧的政治结构,特别是地主精英的军事化,意味着这 个新的帝国与罗马帝国是不同的。新的帝国没有对农业生产系统征税 的能力,统治力度较低,不能自给自足,统治者需要通过扩张来攫取 财富,以凝聚手下的地主。一旦大环境不允许扩张,分裂就会随之而 来,权力迅速从中央下放到周边地区。因此,在第一千年的下半叶, 中央掌握权力和对外侵略(这两个是帝国的标志)的时期和不统一的 时期交替出现,而之前的罗马帝国看起来凝聚力更强。由于帝国欧洲 变得不再始终像个帝国,第一千年上半叶的不平等在某种程度上从上 层开始被侵蚀了,这么说有一定的道理。 大迁徙对蛮族欧洲的影响更为根本,也因之前讨论得较少而更值 得注意。到了6世纪,罗马时代的日耳曼欧洲几乎完全崩溃了。一直到 4世纪,日耳曼人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还遍布在北至莱茵河和维斯瓦 河、南至顿河的广袤土地上;而到了550年左右,那些日耳曼人的直接 后裔就基本上只能在易北河以西的土地上生活了,他们在匈牙利大平 原上还有一块地盘,但很快就会因阿瓦尔人的到来而失去(地图 15)。大迁徙在这场变革中发挥了核心作用,但不是通过清空这片土 地上的居民。在某些地区,定居点确实完全消失了,但即使取最大的 估计值,4—6世纪日耳曼欧洲的人口迁出规模也不足以清空整个中欧 和东欧。但是,大迁徙的确清空了从前帝国近边缘区和远边缘区的大 部分有武装、有组织的社会精英。从蛮族欧洲的角度来看,这不仅是 罗马帝国崩溃的时期,也是边缘地区较大的类国家结构和团体瓦解的 时期,绝大部分这样的团体通过移民迁到了莱茵河、易北河和匈牙利 大平原之间原来的近内边缘区,以及原属西罗马的领土上。 蛮族欧洲的第一次非凡变革为中东欧大部分地区超过500年的连续 发展画上了休止符。它还为另一个同样重大的转变铺了路。日耳曼欧 洲崩溃后,据我们所知,来自欧洲第三区的人口(他们从罗马时代之 初就定居在那里)第一次与欧洲其他地区发展出政治、经济、文化方 面的实质性交往关系。罗马人对离他们最近、属于欧洲慢速发展区的 威尼蒂人有一定了解。1世纪的塔西佗知道他们在维斯瓦河和喀尔巴阡 山脉之外;生活在几代人之后的托勒密又记下了几个社会群体的名 称。但值得注意的是,并无证据表明这些人以任何方式卷入了第一千 年上半叶的政治事件。就我们所知,威尼蒂人没有在罗马领土上发动 过袭击,也没有出现在关于马科曼尼战争或3世纪危机的叙述中,甚至 似乎都没有进入阿提拉帝国的组织结构,而阿提拉帝国整合了中欧和 东欧的众多其他人口群体。从罗马进口物品的分布图上,也看不出这 些来自维斯瓦河以东和喀尔巴阡山脉以北的群体在罗马时期扩展到蛮 族地区的贸易网中有什么作用,尽管某些贸易路线肯定通过了他们的 地盘。 日耳曼欧洲崩溃之后,讲斯拉夫语者几乎马上崛起于欧洲的低速 发展区,并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欧洲的历史记载中。公元500年前后,他 们向喀尔巴阡山脉以南、以东迁移,与东罗马边境直接接触,开始越 境袭击。他们有能力这样做,可能是因为先前与哥特人以及罗马帝国 的日耳曼边缘区中更有组织的群体之间有过往来,这些往来在史料中 基本没有提及。[16]尽管如此,与东罗马的新接触大大加快了相关斯 拉夫群体的发展,因为袭击和外交补贴带来的空前动产促进了军事 化,形成了更大的政治结构,而这两者又大大增加了与君士坦丁堡的 新关系带来的利润。所有这些都与罗马早期日耳曼世界中的一些转变 有相似之处,而随着日耳曼欧洲的崩溃,到550年时,讲斯拉夫语者已 经成为东南欧对抗东罗马文明的主要蛮族“他者”。 就在此时,游牧民族带来的第二次“意外”改变了既有的发展路 线,成为蛮族欧洲进一步转型的关键催化剂。像匈人一样,阿瓦尔人 迅速在中欧建立了强大的军事同盟,主要效果之一是更多在地中海产 生的财富流入了现在主要由斯拉夫人统治的中欧。当然,这激化了争 夺财富控制权的斗争——这样的斗争甚至在阿瓦尔人出现之前,就在 斯拉夫世界形成了一种新型的军事王权。同样重要的是,和匈人一 样,阿瓦尔人缺乏直接统治其众多臣属群体的政府能力,只能通过一 系列从臣属群体中挑选的中间领导人来统治。我们缺乏详细的信息, 但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这样做产生的政治效果是,被选中的臣属领袖 的社会力量将得到巩固,至少会促进将他们斯拉夫子民的政治团结。 [17]阿瓦尔人的第三个主要影响是推动并扩大了斯拉夫人的迁移,为 逃离阿瓦尔人的压迫,一些斯拉夫群体搬去了更远的地方。在原罗马 巴尔干地区建立大规模的斯拉夫定居点(而不仅仅是袭击),只有在 阿瓦尔帝国(加上波斯人以及后来阿拉伯人的征服)摧毁君士坦丁堡 在该地区的军事优势之后才有可能。但是,至少有一些斯拉夫人走上 迁徙之路,既有逃避阿瓦尔人统治的消极动机,又有进入罗马领土的 积极动机。我们没有关于其他地方的历史叙述资料,但逃脱阿瓦尔人 统治的渴望肯定在公元550年以后斯拉夫群体的进一步扩散中发挥了重 要作用:斯拉夫人向西到了易北河,向北到了波罗的海,甚至向东进 入了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心脏地带。目前尚不清楚的是,这次向东的扩 张究竟是讲斯拉夫语者第一次侵入俄罗斯西部,还是说,这次扩张只 是某些斯拉夫群体在与东罗马和阿瓦尔人的接触中建立了更完善的政 治组织,获得了更强的军事力量,从而征服了原本住在那里的其他斯 拉夫人。 不管是哪种情况,斯拉夫化,也就是讲斯拉夫语的群体在中欧和 东欧广大地区建立统治地位的过程,都再次将移民与发展紧密联系到 一起。与经济更发达的罗马帝国的交往带来了新的财富,在至少一些 斯拉夫群体中促成了政治整合和军事化。但是,受益于这些新财富的 群体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们在匈人帝国崩溃后搬到了离罗 马帝国更近的地方,他们迁移大概也是为了攫取新财富。他们搬到那 里后经历的社会政治变革为他们后来的行动奠定了基础,特别是在阿 瓦尔人带来的额外刺激下,他们向中欧和东欧的广大地区继续迁移, 扩大自己的统治。迁移过程中,他们肯定吸收了日耳曼欧洲崩溃后幸 存下来的大量本地居民。如一些东罗马资料表明的那样,其中一些吸 收过程应该是和平的,但与此同时,许多斯拉夫群体变得越来越军事 化,而斯拉夫化对各地的影响惊人一致。一直到公元600年,一些斯拉 夫群体,尤其是科尔恰克群体,可能仍然是和平的小规模农民群体, 而随着新财富带来社会分化和军事化,其他的许多斯拉夫群体迅速发 生了转变。接下来在欧洲发生的斯拉夫化,大部分显然是武装起来的 危险斯拉夫人带来的,而不是科尔恰克农民带来的——尤其是在俄罗 斯的部分地区,在那里,数百人的群体攻下一个又一个防御森严的敌 对定居点,建立了斯拉夫人的统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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