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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马欧洲的移民 |
| 第一千年开始之时,无论是从经济还是从政治角度看,欧洲最发
达的地区都是罗马统治下的地中海圈,南方和西方主要属于拉坦诺文 化的地区是在那之前不久归入罗马治下的。拉坦诺欧洲的特点是农业 制度发达,剩余粮食可以养活相对密集的人口,还能支撑其他经济部 门的大量生产和交换。拉坦诺人口向北移动时,罗马人征服了他们, 而罗马的征服差不多停在拉坦诺欧洲的外围,这并非偶然。理由很简 单:在那个界限之外,征服带来的收益还抵不过出征的代价。拉坦诺 欧洲以外,是主要说日耳曼语的后亚斯托夫世界。该地区内各地的经 济模式差异很大,主要是因为其中的某些人口与拉坦诺邻居已经有了 相当长时间的实质性接触。但总的来说,这里政治单元的规模比并入 罗马帝国之前的拉坦诺欧洲的单元小得多,农业生产力也比较低。因 此,这里的人口密度较小,非农业生产和交换的迹象较少,也没有明 显的贫富差距(至少在物质文化方面)。在亚斯托夫欧洲之外,欧洲 的北部和东部(在生态条件允许的范围内)居住的还是生活在铁器时 代的农业人口,他们的农业生产制度效率更低,定居点规模更小、使 用时间更短,几乎没有物质文化产品。 根据比较移民研究,我们会倾向于认为在明显以三种速度发展的 欧洲(地图1),人口会从不发达地区流向较发达地区(大体上是向南 和向西)。罗马时期(1—3世纪)的情况基本就是如此。比较发达的 罗马欧洲凭借其经济和社会政治结构,从较不发达的邻近地区吸收了 人口,特别是从附近基本上由日耳曼人统治的后亚斯托夫欧洲。许多 人自愿加入罗马军队,从而进入帝国,还有许多人是作为奴隶被迫来 的,他们将服务于各种经济目的。这些人口流动是众所周知的,无须 进一步评论。但2—3世纪规模较大也较有争议的日耳曼人口流动也符 合这个模式,也就是他们也大致向南、向西进入更发达的欧洲地区。 但是,要全面理解人口流动的具体历史,就需要理解与罗马帝国的广 泛互动如何改变了公元元年时主导欧洲的三速模式。 罗马帝国的军事和政治结构从根本上解释了这些年中日耳曼人扩 张在地理上的不对称。推动扩张的力量似乎在日耳曼人主导的中欧地 区普遍发挥了作用,但由此产生的人口流动并不平衡,在东南部特别 是黑海以北地区的影响远大于西南部。在西南部,日耳曼移民接管的 只有阿格里-戴可美特这一个地方,而东边的达契亚被废弃,黑海以北 的政治结构被完全改造。各个方向上的移民的规模可能有所不同,但 也是使不同地区出现不同结果的根本因素造成的。向南和向东的流动 要对抗的是罗马近边缘地区的附属国,而不是直接对抗罗马帝国的军 事力量,因此成功的可能性比在需要对抗直接帝国的西南部移民要大 得多。 为什么那些成功实现扩张的领袖往往乐于安顿在帝国边缘,而不 是继续追求永久性地越过边境?部分原因也可以从1—2世纪与罗马世 界互动的较长期影响中找。贸易机制的运作(包括长距离的奢侈品贸 易和以农产品为主的短距离贸易)、袭击更富裕的罗马领土的机会, 以及帝国通过外交补贴来增强附属国力量的做法,都意味着在这两个 世纪中,直接与帝国边境接壤的日耳曼宫廷积累起了新的财富。因 此,三速欧洲出现了第四种速度:内边缘区附属国的财富,超过了之 前与它们同等而如今成为外边缘地区的后亚斯托夫欧洲地区。带领日 耳曼人扩张的领袖将行动限制在帝国边境之外的地区,不仅能大大降 低军事风险,而且能获得的财富也不少,因为边境地区与帝国经过两 个世纪的交往,积累了不少财富,本身就是掠夺性扩张的诱人目标。 在这些进程展开之前,野心勃勃的日耳曼领袖没有必要从中欧北部迁 到南部,或者从喀尔巴阡山脉以北迁到东南,因为这么做得不到什么 物质收益。 这么理解2世纪末和3世纪的移民,也就能知道为什么至少一些移 民单元采取那种看似古怪的形式了。外边缘区的势力觊觎帝国边境附 近地区累积起来的新财富,染指这些财富的第一次有记录的尝试采用 了袭击的形式。以波希米亚为基地的马科曼尼国王瓦尼乌斯年老后失 势,一名被赶下台的政治对手组织起一支来自波兰中部(可能还有波 兰北部)的战队,前来洗劫国王宫廷的动产,其中大部分来自外交补 贴和国王从罗马商人那里获得的抽成。尽管无法证明,但我敢打赌这 是种常见的现象。但是,打了就跑的袭击不是获得帝国边境地区新财 富的最有效方法。由于与贸易、罗马外交手段、袭击罗马领土的方便 程度等有关的结构性原因,在地理上,最有机会从与罗马帝国的交往 中获得新财富的地方是紧邻帝国的边境地区。外边缘区的群体和领袖 如果想获得更多财富,就需要搬到边境地区。难怪在2—3世纪,移民 取代了袭击;来自外边缘区的领袖及其追随者雄心勃勃,试图控制蛮 族欧洲以罗马为中心的新财富流动。 而到了1世纪末,边境上所有可能带来丰厚利润的地方都已经被多 少算是军阀的力量占据了,居住在那里的群体不可能不经战斗就放弃 自己的优势地位。因此,这个时候若想永久迁入罗马边境地区,就必 须破坏既有的政治结构,这解释了为什么2—3世纪的移民潮得动用成 千上万人组成的庞大军事力量,而不是仅仅由一两百人组成的战队。 战队可以实行有效的袭击,但战队的力量不足以重塑整个政治结构, 因此来自外边缘区的领袖别无选择,只能招募更庞大的远征军来实现 自己的目标。 在此有必要暂停一下,看看更晚近、记录更充分的例子对这种移 民扩张模式有什么启示。成千上万的武装人员组织起来,进行这种有 意的掠夺性入侵,在现代世界中并不常见,有人据此认为过去也没有 发生过这样的事。对于这样的反对意见,一部分回答是,尽管这种情 况并不普遍,但确实可以在近现代世界中看到:布尔人大迁徙时就采 用了这种移民模式。布尔人的入侵单元可以小一些,因为布尔人的火 力比他们要对抗的祖鲁人和马塔贝勒人高出一大截。在2—3世纪,掌 握技术优势的更可能是作为目标的内边缘区群体,因为它们很可能一 直在购买罗马的武器装备,因此来自外边缘区的入侵军队规模必须够 大,至少不能小于边境地区国王所部署的军队。 答案的另一部分来自对如下问题的思考:为什么即便是累积起来 规模很大的现代移民潮,也往往是基于只有几个人的小规模移民单元 实现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移民单元的规模是由现代移民从吸引他 们的较发达经济体获取财富的方式决定的。在现代,个体移民可以在 经济体的工业或服务业中找到工作,从而获得财富,至少从移民本人 的角度来看,这种收入属于相对高薪。基本情况并不是移民单元的规 模都很小,而是移民单元的规模需要与获取较发达经济体中财富的方 式相匹配。欧洲第一千年的所有经济体基本上都是农业,技术含量极 低。因此,即使是比较发达的罗马帝国周边,也无法为个体移民(除 了少数能依附于边境地区国王的军事随从)提供许多哪怕只是相对高 薪的工作。对想在这里获得更多财富的人来说,自己单独移民或者和 一小群人一起移民是没有意义的。你必须有足够的力量击败现有的居 民,让帝国将你认定为这个边境地区的首选贸易伙伴和外交伙伴。因 此,那种移民群体虽然在现代世界中并不常见,但实际上符合我们见 到的移民潮背后的基本原则。第一千年的大规模掠夺性入侵与当今的 个体移民一样,是通过迁徙获得财富的恰当方式。 发展水平的不同也能解释2—3世纪人口流动的另一个奇特之处: 很多战士都带着家属。公元后的最初几个世纪里,日耳曼人主导的欧 洲是一个遍布技术水平低下、规模极小的农场的世界,生产出来的剩 余粮食有限。因此,经济水平无法支撑大量的战士随从。即使是4世纪 的国王,能调配的食品供给也只能让他养活一两百个人。因此,和布 尔人的情况类似,仅靠日耳曼世界中的少量职业军人,是不可能实现 占领罗马边境利润丰厚地区所需的大型军事远征的。他们需要从社会 各阶层招募军人,其中许多人已经有了家眷。这些参与者(也许一些 年轻的十几岁少年除外)显然不想将家属长期留在后方,而即使是将 他们短期留在后方,直到远征告一段落,也会使他们面临巨大风险。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由一两百名男子组成的日耳曼远征军有众多家 属陪伴是很自然的事。[12]布尔人的侦察行动甚至还有妇女参与,而 参与布尔人大迁徙的群体都是混合的,战斗时,妇女远非旁观者;她 们都有填好弹的燧发枪,在必要时会开枪射击。2世纪的日耳曼妇女没 有枪,但毫无疑问的是,即使在大规模的军事远征中,她们也可以发 挥关键作用。尽管从一些比较移民文献的角度看,史料中描述的这些 日耳曼移民潮在规模和构成方面有些古怪之处,但在适当考虑了第一 千年和第三千年之间的差异后,我们发现日耳曼移民潮确实符合移民 行为背后的基本原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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