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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侵略 |
| 即使采用最新的方法（DNA或稳态同位素分析），考古研究为这场
辩论提供的证据充其量也只是一把钝器。仍然非常有争议的是，从第 一千年埋葬在欧洲北部寒冷潮湿地下的人类遗骸中，是不是还能找到 有用的DNA。更何况自第一千年以来，人口发生了太多变化，现代人 DNA模式的百分比分布，已经无法体现其1 500年前祖先的相对比例 了；也许只有冰岛是例外，因为维京时代之前那里没有人类居住。 [4]而稳态同位素分析也只能根据这个人牙齿的情况来判断其是在哪 里长大的。两名移民在迁入地所生的孩子，牙齿里的矿物质和当地人 的是一样的，因此这种分析本身就有低估人口迁移重要性的倾向。基 于更传统的考古调查（某处特有的物品或习俗向另一处的转移）的论 点也不会更有决定性。 理由很简单。公元元年的时候，欧洲大部分地区已经差不多经过 了几千年的定居和耕种。由于哪怕是极具侵略性的占主导地位的移 民，通常也会利用本地居民来从事农业劳动，人口迁移并不会导致大 片土地无人居住。此外，正如比较研究所强调的（也是现代经验表明 的），移民进入之前有人居住的土地后，双方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就 会互相影响。对任一群体来说，其物质文化中只有很小的一部分因为 有重要的意义而被长期坚守（无论好坏）。在新形式的刺激下，其他 一切都可以改变，因此在第一千年欧洲的一般环境下，恐怕不能指望 移民会将整个物质文化从A点到全面转移到B。任何有移民迁入的地 区，其物质文化中总会有些元素留存下来，因此只要你愿意，就完全 可以用内部演变来解释观察到的变化。物品和思想可以在不依附于人 的情况下流动，如果考古观察到的仅仅是物品或思想的有限转移，那 么其实总是可以用人口迁移之外的理由来解释。但是，始终可能有其 他的解释，不代表其他的解释就是正确的，而且考古证据往往模棱两 可，有时会被误读。如果说，关于人口迁移的考古证据模棱两可（通 常是这样），那么它固然不能证明人口迁移在所有可观察到的物质文 化变化中起了重要作用，但也不能否定这一点。实际上，这意味着仅 靠考古证据无法得出定论。坚持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在最近的一些工 作中有一种趋势，认为模棱两可的考古证据基本否定了移民的存在， 但实际上并非如此。从总体来说，这自然迫使我们回去寻找历史证 据。从历史资料中可以得出多好的论据，来说明第一千年中大规模、 有组织和多样化的入侵群体的重要性呢？ 答案必然比较复杂。的确有一些文本将迁徙主题或误导性的侵略 叙述套到了更复杂的事件上。约达尼斯对2世纪后期和3世纪哥特人向 黑海以北地区扩张过程的描述是个典型的例子，加洛林时代及后来的 资料中对4—5世纪伦巴第人的描述也是如此。但是在其他情况下，有 充分得多的历史证据说明发生过大规模迁徙，移民群体中有1万多名战 士，还有大量家眷：比如376年请求在罗马帝国内避难的特温吉人和格 鲁森尼人，或者488—489年在阿马立家族的狄奥多里克率领下前往意 大利的东哥特人。这两个案例的资料来源分别是阿米阿努斯和普罗柯 比的作品，有人试图证明它们可信度不高，但并没有什么说服力。阿 米阿努斯在他的历史作品中描述了不同蛮族群体在罗马土地上的迁 徙，但仅有一次提到了男人、女人和儿童组成的大规模混合群体。很 难相信他只在这个时候受到了迁徙主题的影响，而在其他时候没有。 普罗柯比也是一样：实际上，并不是只有他将跟随狄奥多里克迁往意 大利的东哥特人描写为类似侵略假说意义上“民族”，也就是有男 人、有女儿、有儿童的大型混合人口群体。一位当时的评论家当着狄 奥多里克和宫廷里其他参与迁移的人的面，也做出了类似的描述。相 关的证据可能还没到铁证的程度，但可信度至少不低于第一千年中的 其他证据。以所谓的迁徙主题为由拒绝它就太武断了。[5] 还有一系列证据（可信度不一，但还是在第一千年资料可信度的 常规范围内）表明，大型、有组织的汪达尔人和阿兰人群体从406年开 始向罗马的迁徙，以及拉达盖苏斯领导下的哥特人在405年的迁徙，都 属于这种情况。[6]尽管肯定还需要更多的讨论，但迄今为止，对阿 拉里克领导下西哥特人发展过程最可能成立的重构说明，这个群体是 在动员376年的特温吉人和格鲁森尼人的基础上建立的，他们通过382 年的条约定居在巴尔干半岛，从395年开始又进行了一系列迁徙。这些 都是大型混合群体迁徙的实例，而且都算是第一千年的证据里比较可 靠的。有了这么多的例子，我们就应该知道，不应仅仅因为相关证据 略弱一些就轻易否定其他的一系列人口迁移，特别是与匈人帝国兴衰 相关的人口流动——以日耳曼人为主的武装群体先是聚集在一起，后 因匈人帝国崩溃后内部竞争加剧而撤离了匈牙利大平原。这些案例 中，大型群体迁移的证据要么不够全面（鲁吉人和赫鲁利人的情 况），要么只是暗示而不够明确（斯基里人、苏维汇人和阿兰人的情 况）。因此，尽管的确有一些案例被错误描述为侵略假说主张的那种 人口迁徙，但对于许多其他案例，如此描述并无不妥。实际上，即使 是哥特人和伦巴第人的案例也有必要更仔细地审视。 对于哥特人和伦巴第人的迁徙，后来作者的回溯性描写都出了 错。约达尼斯写的是发生在他生活的年代之前300年的事件，而9世纪 及之后的伦巴第作者，写的则是在他们之前四五百年的人口迁移活 动。很容易看出为什么他们会犯错，但我们要说的不只是这个。其 实，将当时哥特人和伦巴第人的活动视为某种人口迁徙并非全然妄 想。关于2—3世纪哥特人和4—5世纪伦巴第人的证据确实表明，当时 有大量人口迁移，影响力也不小。 关于哥特人的证据质量要高一些。有当时的记录表明1—2世纪时 哥特人就来到了波兰北部，但到3世纪中叶才出现在黑海以北。3世 纪，黑海以北地区还经历了重大的物质文化变革，一系列新的习俗和 物品出现在那里。而在这些新的特征中，有一部分早在1—2世纪时就 在波兰确立了，代表了当时人的生活方式和对死亡的看法。这些考古 证据本身不能证明哥特人从波罗的海迁移到了黑海地区，但结合当时 的历史证据后，它们就成了值得认真考虑的论据。而即使历史证据表 明一开始参与迁徙的是许多独立的群体，而不是一个“民族”，即使 一开始的群体人数很少，但随着迁徙过程的深入，移民的人数也可能 增加。实际上，3世纪的哥特人就是个很好的例子，人口迁移的势头越 来越大，直到哥特特温吉人在290年到310年之间取代卡皮人成为多瑙 河和喀尔巴阡山脉之间的统治群体为止。与伦巴第人相关的证据与此 类似，尽管没那么详细。 已经有充分证据表明，伦巴第人在1—2世纪出现在如今丹麦南边 的易北河下游地区。没有任何当时的历史记载表明罗马时期该地区出 现过重大的人口迁移，仅有的考古证据也只能说明有过一系列规模较 小的迁移，比如第一批迁入黑海地区的哥特人。但到了5世纪90年代， 伦巴第人又出现在易北河上游，他们人数众多，足以用主力部队摧毁 赫鲁利人在匈牙利大平原西半部的霸权。因此，不管其早期形式如 何，伦巴第人向多瑙河流域的扩张就像哥特人向黑海地区的扩张一 样，最终都采取了较大规模人口迁移的形式。因此，约达尼斯和伦巴 第史料写大规模迁徙并非无中生有，尽管这些作者弄错了迁徙的形 式。还可以再为他们说句话，就是在哥特人和伦巴人首次迁徙和这些 史料编纂完成之间的这段时间里，哥特人和伦巴人向意大利方向的迁 徙采取了大型复合群体的形式：东哥特人迁徙发生在488—489年，伦 巴第人则在大约80年后。[7] 因此，仔细审视后发现，无论是约达尼斯的作品还是伦巴第的资 料，都没有给出足以否认其他资料记载的大规模人口迁移的理由。话 虽如此，有必要认识到，即使是第一千年大规模人口迁移的最典型例 子，也不完全符合旧的侵略假说模型。不管迁移的群体有多大，都不 是整个“民族”从一个地方完好无损地迁移到另一个地方。这些群体 既会流失人口，也会增加人口；持续时间很长的移民潮更是如此，例 如2—3世纪的哥特人和4—5世纪的伦巴第人，但在符合该模式的迁徙 中，只有一些大型群体的移民活动在史料中有明确的记录。做出大规 模迁徙的决定从来都不容易，而且常常引起分裂。376年，一批特温吉 人进入帝国，而相当一部分原属同一群体的特温吉人留在了多瑙河以 北，继续效忠于原先的领袖。阿马立家族的狄奥多里克的父亲在473年 将当时的潘诺尼亚哥特人迁至罗马巴尔干地区，也引起了分裂，而狄 奥多里克本人在率部迁徙的时候，至少将一些哥特精英留在了身后， 这些哥特人后来被纳入了东罗马的军事政治体系。迁移中的群体也会 吸收新人，伦巴第人前往意大利时，吸收了有2万名萨克森人的混合群 体，还有因后阿提拉时代多瑙河中游权力斗争而无家可归的人的后 裔。阿马立家族的狄奥多里克在伯父和他自己两代人经营的基础上， 让鲁吉人加入了哥特人的队伍。面对罗马在西班牙的反攻，两个汪达 尔群体和阿兰人（他们一同跨过了莱茵河）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密，所 以在429年入侵北非时，这些群体中的幸存者团结在阿斯丁格君主身 后，形成了一个比23年前的松散联盟更有凝聚力的政治单元。近期的 不少研究表明，在这些移民行动中，雪球和台球一样多。 旧的侵略模型没能体现的另一个重要事实是，仔细研究后发现， 这些大型群体中不仅有不同年龄和性别的人，也有不同地位的人。根 据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民族主义鼎盛时代形成的日耳曼民族大迁徙观 点，当时大量有人身自由且地位平等的战士与他们的家人一起形成了 侵略性的群体。但是据记载，较大的群体中有两种身份不同的战士， 因此有理由假设非军事化的奴隶也参与了至少一些迁徙活动。只有地 位较高的战士才能被归为“自由”，而他们属于精英阶层，在群体中 必然只占少数。因此，当时做出迁徙这个关键决定的只是少数人，地 位较低的战士和奴隶几乎没有发言权。认识到地位差异的现实性和重 要性，我们就能知道，目前流行的那种人们可以自由选择和放弃群体 身份的思想，在实践中有多么受限。如果群体身份完全由个人选择， 那么谁会傻到选择去当地位较低的战士或奴隶？相应而言，我们也要 谨慎看待雪球现象所起的作用。蛮族欧洲的大部分人无法控制自己的 命运，选择是否加入大型移民群体的权利必然只能由少数的精英分子 行使。[8] 最后，关于大型群体移民的旧侵略假说模型还需要进一步修正， 需要改变大规模入侵逐出现有人口这个假设。第一千年中有一些大规 模入侵的例子，但没有证据表明其中任何一次引发了大规模种族清 洗。本地人口经常面临臣服还是离开的选择，这样的选择对本地精英 来说非常艰难，新主人到来，他们的损失是最大的。但是，没有令人 信服的文献记录表明这样的选择会清空大片土地上的人口。至少，本 地人口可以充当农业劳动力，而且许多移民群体中也有社会地位较低 的类别，可以轻易将新征服的本地人口纳入其中。 这些都是重要的修正，但只是修正，而不是否定这个基本主张： 关于第一千年中有组织的大型混合移民群体的证据，至少就这个时期 而言在表面上有说服力的。那种整个先祖“民族”清空整片土地为己 所用的民族主义观点，已经可以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了。我们资料中 提到的群体是政治实体，可以成长或分裂，群体成员的地位有高地之 分，这些群体以不同的方式迁入对它们而言全新，但已经有人居住的 环境中。尽管根据现有的历史证据，这个结论已经很明确了（考古证 据也没有否定），但是，现代移民中并没有类似的现象，我们还能继 续如此主张吗？在我看来，这个问题的答案与一个更大的问题联系在 一起：为什么第一千年的欧洲人口迁移采取了那样的形式？要回答这 个问题，我们就需要以探讨人口迁移这样一个普遍现象的比较移民研 究为背景，研究公元元年到公元1000年间可观察到的人口迁移模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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