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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化2 |
| 显然，要想建立国家，王朝领袖就需要获得某些人口群体的同
意。至少在摩拉维亚、波希米亚和波兰，新领袖是先在本地的群体 （“部落”）中获得了声望，然后才获得了人们对其统治更广阔区域 的支持，而人们的支持程度应该是取决于他们已经获得的成就。即使 在形成更大的国家结构之后，统治者仍需要获得同意，不仅要得到核 心地区权贵的支持，还可能需要人数更多的自由阶级的支持——如果 这样的社会团体的确在第一千年末的斯拉夫社会中起了重要作用的 话。同时，建立国家也需要动用暴力。如果想将权力扩大到原有的群 体之外，就需要摧毁周边的山堡避难所，将那里的许多人重新安置到 自己的核心地区。庞大而装备精良的军事随从是新的国家结构的关键 组成部分，军事力量肯定在摧毁旧秩序和随之而来的人口迁移过程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 所有这些都表明，能以空前规模大量积聚财富对王朝统治者至关 重要。军事随从会消耗很大一部分财富。显然，他们需要食物，而且 是很多食物。关于军事随从的比较证据（也包括和这些新国家有关的 证据）表明，有充足丰盛的食物是战士们的基本要求。这倒不是因为 他们贪吃。他们往往会花一早上的时间用双倍重量的剑击打木头（以 磨炼技巧、增强肌肉力量），并进行提升感知力的活动，这些都要消 耗大量的热量。但光为战士供应食物还远远不够。我们看到，这些新 王朝的随从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他们有先进的武器和铠甲，特别是防 御铠甲。这些装备非常昂贵，不管是从法兰克的军火商那里购得（考 虑到蒂永维尔法令，有人认为这是主要来源），还是自己生产。正是 由于这些随从的军事能力，普舍美斯、皮雅斯特乃至摩拉维亚国家形 成过程中的那种迅速的暴力扩张才成为可能。但是，建立军队需要大 量资金。我们显然要问：这些钱来自何处？王朝领袖又是如何得到这 些钱的？ 考虑到800—1000年间中欧和东欧的情况，最有可能的答案是，他 们通过围绕毛皮和奴隶建立起来的国际贸易网获得了资金。这种现象 与先前改变了罗马帝国边缘的日耳曼社会的过程有些相似。罗马的常 驻军队向来是农产品和各种劳力（包括额外的士兵和奴隶）需求的来 源。前文谈过，从边境帝国那一侧稳定流入的现金促进了新社会结构 的建立，为罗马后期出现的较大日耳曼联盟奠定了基础。但是，两种 情况间存在一些关键差异。首先是运作规模。后来的毛皮和奴隶贸易 在地理范围和货币规模方面都远远大于罗马时期的贸易。奴隶贸易的 利润自然一直很高，而第一千年上半叶的资料都没有提到的毛皮贸 易，其价值要远高过罗马时期的任何贸易。也没有迹象表明罗马时期 奴隶贸易的范围达到了后来贸易所及的北方和东方。因此，比起早期 的贸易，后期贸易网络的运作在历史和考古资料中留下了更多的痕 迹，我认为这不是出于偶然。 其次，第一千年末期的贸易网涉及多个帝国，它们都对高价值的 物品有需求，而这也是贸易规模扩大的原因之一。最先产生这种需求 的似乎是西欧，从8世纪中叶开始，远至俄罗斯北部的商品都运往了那 里。与伊斯兰世界建立联系之前，旧拉多加的贸易站已经运行了几代 人的时间。这完全说得通，因为西欧需求增加时，正是加洛林王朝崛 起的时候。但伊斯兰世界的影响很快就发挥了作用。公元800年后不 久，阿拉伯银币开始大量向北流动，部分贸易转向了第二批客户，也 就是阿拔斯帝国的精英。那是当时最大的国家，那里的需求很快超过 了来自西方的需求——至少从最终流入波罗的海地区的阿拉伯白银数 量判断，情况是这样。阿拔斯哈里发国在10世纪初崩溃后，与伊斯兰 世界的联系也没有中断，因为东伊朗萨曼王朝统治下的一个重要继承 国迅速崛起，该国拥有银矿，因而异常富裕。最后，在9世纪中后期的 某个时候，君士坦丁堡登台了，虽然富裕程度比伊斯兰世界差得多， 但它仍是精英需求的第三个中心。[53] 比起罗马时期的贸易网，涉及新贸易网的史料要多一些，我们得 以更详细地探索这个网络的运作情况。前文提过，斯堪的纳维亚冒险 家在9世纪开辟了一些主要的水路，特别是沿伏尔加河及其支流到伊斯 兰世界，以及沿第聂伯河跨过黑海再到君士坦丁堡的水路。也有穿过 中欧进入西欧的陆路，而布拉格是路线上一大补给站。我们还能知道 奴隶通常是在哪里被俘的，这很重要。阿拉伯地理学家写道，为获得 奴隶，罗斯人向西发起袭击，“西斯拉夫人”则向东袭击。在奴隶和 毛皮贸易中，大量阿拉伯银币流回北方，银币的分布确证了前述情 况。银币集中的地方很值得注意。其中两个地方你应该能想到：一个 是伏尔加河及其支流沿岸，另一个是斯堪的纳维亚地区。而第三个地 方在奥得河和维斯瓦河之间，正处在皮雅斯特王朝的腹地。更令人惊 讶的是，在维斯瓦河以东，第聂伯河以北和以西的广大地区完全没有 发现银币。显然，银币的分布证实了阿拉伯地理学家的记载。没有硬 币的地区正是奴隶被俘虏的区域，也就是罗斯和西斯拉夫这两块硬骨 头之间的地方。[54] 这让我们对新王朝从国际贸易网中赚钱的方法有了进一步想法。 所有王朝都忙着收取过路费，但我们看到，留里克王朝的统治者做的 远不只是这些。作为贸易网络的积极参与者，他们也会开发市场，而 不仅仅是对它们征税。考虑到奴隶贸易占了很大比例，新网络的发展 可能与那些极为重要的军事随从有很大关系。在奴隶贸易中，暴力和 恐吓是少不了的，这不仅是因为被抓的人会反抗，还因为惊恐害怕的 人运起来更容易。记得我还是本科生的时候，曾拿起一本关于中世纪 奴隶制的普通教科书浏览，我没有仔细读，因为它是用法语写的，中 世纪奴隶制也不是我那一周作业的主题。但我被一张地图吸引了，地 图上似乎用常见的那种交叉剑符号标出了一系列作战地点，但有点奇 怪。我仔细一看，发现这些符号不是交叉的剑，而是剪刀，而图例写 的是“阉割处”（points de castration）。这就不需要翻译了。妇 女的处境也好不到哪里去。阿拉伯地理学家显然热衷于描述北方社会 有多野蛮，还特意强调了罗斯奴隶贩子的恶行有多么令人发指。伊本 ·法德兰说罗斯奴隶贩子是所有造物中最污秽的，还强调他们的个人 卫生习惯有多糟糕。在被沿伏尔加河售卖的奴隶中，他只提到了妇女 和儿童，还以窥私的口吻写下奴隶贩子与受害者发生了多少性行为。 很难弄清楚这是怎么回事。光看文字叙述，你可能会认为卖到伊 斯兰世界的奴隶只有女人，但我不知道是否该相信这一点。也许因为 运输距离太远，用船运输男人太危险了——尽管在水上航行，但沿岸 的潜在避难所离得并不远（这与后来的大西洋奴隶贸易不同）。但我 毫不怀疑性剥削在运送过程中很常见，在谈论妇女和奴隶制这个话题 时，总会讲到这种情况。而且你得想想，弗拉基米尔是从哪儿找到他 在维什哥罗德的300个嫔妃、别尔哥罗德的300个嫔妃和别列斯托沃的 200个嫔妃的？[55] 关键在于，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军事随从不仅是建立国家的重 要工具，也是俘虏奴隶的利器。有些袭击是通过中间人进行的，但罗 斯人也亲手做了不少坏事，而且有充分理由认为西斯拉夫人（可能是 皮雅斯特王朝和普舍美斯王朝的随从）也好不到哪里去。我们看到， 皮雅斯特王朝的领土上出土了许多阿拉伯钱币，而这个王朝的地盘十 分靠近（可以通过文字记载和未发现阿拉伯钱币判断为）奴隶被俘的 地区。很容易就能想到，皮雅斯特王朝和留里克王朝一样，不仅收取 过路费，还积极参与国际奴隶贸易，以此增强其随从的军事能力。 新的贸易联系不是仅仅产生新财富而已。与财富至少具有同等革 命性的是新的权力结构发展带来的乘数效应，新的权力结构攫取更多 的财富，也控制财富的流动方向。和现代全球化一样，新的联系既产 生了大赢家，也产生了大输家。最大的赢家是新王朝及其主要支持 者：王朝背后的领导者及其随从。大输家当然是成为奴隶的那些人， 以及崛起的王朝周边的人民，他们失去了独立，沦为没有自由的服务 村中的居民。还是和今天的全球化一样，较发达和欠发达国家之间新 建立的联系不仅仅是经济上的。理念也跨越了边境，新联系引发了巨 大的变革。 人们早就认识到，在这几个世纪中将各地联系在一起的无疑是基 督教。到1000年，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大部以及中欧和东欧的统治者都 正式信奉了基督教。皮雅斯特王朝在10世纪70年代改宗，丹麦人在蓝 牙王哈拉尔的领导下差不多同时改宗，普舍美斯王朝的改宗要早大概 一代人的时间，弗拉基米尔领导下的留里克王朝改宗要晚半代人。当 然，摩拉维亚人9世纪中叶就接受了基督教。尽管基督教取得了辉煌的 胜利，但帝国欧洲之外的新王朝的统治者发现，他们新宗教的一个方 面可能会造成问题。尽管在当时就不算新的想法，但从查理曼时代开 始，皇帝头衔就带有特殊的意味：拥有皇帝头衔的人才是最高的权 威，上帝亲自拣选他来代表自己统治世人。因此，接受基督教就意味 着要承认帝国的上位权，新王朝自然会犹豫不决。如果你没有一个完 全独立的教省，就还会面临一个实际问题：你领地上任何和宗教有关 的收入（例如什一税）中都有一部分不受你控制，因为这些收入是属 于大主教辖区的。大主教至少在名义上对主教的任命也有很大的发言 权，因此“帝国”的大主教可能会干扰你领土内主教的选择。 这些潜在问题无疑对摩拉维亚王朝接受基督教产生了妨碍。他们 解决问题的方法，是试图从罗马教宗和拜占庭那里获得基督教信仰， 而不是通过离他们太近的法兰克人。也许出于类似的原因，在斯堪的 纳维亚地区的基督教化早期发挥关键作用的是盎格鲁-撒克逊的传教 士，而不是附近的帝国教士。但从长远来看，来自邻近帝国的庇护往 往难以抗拒，最好的选择是从帝国那里接受基督教，但是要取得自己 任命大主教的权利（就像波兰那样），以防自己受到严重危害。[56] 但是，为什么要接受基督教呢？有一个明显的好处。如果想摆脱 “蛮族”的标签并得到基督教国家俱乐部的接纳，那么接受富裕、帝 制、发达欧洲的宗教信仰是重要的一步。即使这么做可能会遭遇帝国 的霸权，至少是遭遇帝国对霸权的主张，也好过仍被归类为“蛮 族” ；如果你还是“蛮族”，那么帝国内某个有影响力的派系就随时 可以为自己的利益而牺牲你，没有任何顾忌。显然，这就是易北河斯 拉夫人最终灭亡的原因——哪怕在11世纪初，他们曾因亨利二世想要 遏制皮雅斯特王朝的权力而曾短暂受益。在改宗基督教时对内说明一 系列好处，早已是那些雄心勃勃的王朝的一贯做法。 好处大致有三类。首先，改宗基督教提升了国王和统治者的意识 形态地位。在第一千年中被大家普遍接受的一个基督教观点是，如果 不是出于上帝的旨意，任何统治者都无法赢得权力。因此，改宗基督 教可以让统治者自称是被上帝拣选的，从而让自己在意识形态方面遥 遥领先于最厉害的对手。这在政治上可能很有用，因为大多数雄心勃 勃的王朝统治者是不久前才从一帮统治者之中脱颖而出的，而且大多 靠的是暴力。其次，基督教是基于圣书的宗教：它的基本文本、对文 本的注释，以及数百年来为组织其活动而发展起来的实践规则都是书 面的。因此，在中世纪早期欧洲的精英人口中，教会人士的整体文化 程度是比较高的。神职人员因此可以充当国王的侍从，据我们所知， 改宗后的统治者都雇用了神职人员当仆从。从长远来看，教会人士的 读写能力使行政管理的官僚化成为可能，这在评估和征收现金形式的 税款方面特别有用。第三（这是第二点的自然结果），基督教的维护 费用很高。建筑、书籍、全职的神职人员，所有这些都要花很多钱。 因此，基督教总要设立新税种（第一千年末期常见的是什一税）来为 宗教活动提供资金。种种证据表明，国王自己保留了一部分收入，有 时是直接挪用什一税，有时则用间接的方法。间接方法能行得通，是 因为国王往往保留了任命教士领袖（例如主教和修道院院长）的权 利，可以任命自己的支持者来担任这些职务，确保他们在财务和其他 方面听命于自己。[57] 我一直对列出来的这些好处有所怀疑。比方说，宣称都需要得到 检验。改宗后的统治者可以自称被上帝拣选，理当得到更多的尊重， 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他人真的就尊重他们。而在大多数有记载的例子 中，改宗对当时的政治文化几乎没有影响。改宗后的国王照样会遭到 反对、废黜和谋杀。博莱斯拉夫二世选择在圣瓦茨拉夫纪念日消灭斯 拉夫尼克家族，就特别能说明问题。这肯定是故意的，你也许会想， 他们选中以普舍美斯家族中的圣人命名的纪念日，尽管很残酷，却使 该行为具有了某种合法性。但是博莱斯拉夫二世是博莱斯拉夫一世的 儿子和继承人，而博莱斯拉夫一世是瓦茨拉夫的兄弟、谋杀者和继任 者，因此，也许只是因为博莱斯拉夫一世这一脉喜欢在9月下旬杀掉竞 争者，并选择这一天来提醒想要与之竞争的人，他们是如何对付对手 的。而前述第二方面的好处是长期来看的好处，恐怕不是那些改宗领 袖在考量中最关注的事。例如，在盎格鲁-撒克逊这个资料比较充分的 例子中，从改宗基督教到出现比较成熟的书面行政体系，中间隔了几 个世纪，一开始的那些人恐怕并不是为了政府变革的前景而改宗的。 [58] 因此，在通常认为改宗能带来的好处中，只有第三方面看起来比 较重要，而这点就和摆脱蛮族地位一样，是9—10世纪各王朝改宗的真 正原因。当时在帝国欧洲，教会税已经根深蒂固，将其拓展到新的区 域再简单不过，况且新区域的国王们还有可能从中获利。[59]但我认 为，这些好处都比不上改宗在另一个很少得到讨论的层面上的影响。 有些矛盾的是，改宗的这方面影响是在这种新宗教遭遇强烈抵制的背 景下显现出来的。 基督教是发达的帝国中依托文字的宗教，拥有意识形态上的威 望，毕竟那是和人们眼中的成功者关联在一起的宗教，因此在中世纪 早期的文化冲突中，基督教往往“胜出”——这有点像李维斯和麦当 劳在世界范围内被人们接受，是因为它们与美国这个成功的品牌关联 在一起。不过，与基督教的接触偶尔会产生强烈的反弹（就像美国的 成功在现代社会中造成的反弹一样）。我们之前看到，4世纪的哥特特 温吉领导者迫害基督徒，因为他们认为基督教与罗马霸权有关系。600 年后，也出现了类似的事。例如，公元983年后易北河斯拉夫人反抗奥 托统治的起义，就是公开反基督教的，他们劫掠、焚烧教堂和修道 院，甚至死去主教的遗体也被挖出来侮辱。在这些地区，教会是殖民 剥削的工具，他们如此愤怒也许并不奇怪。差不多同一时间，俄罗斯 地区也出现了由统治者主导但略有不同的反基督教行动。尽管伊戈尔 的遗孀奥尔加在拜占庭的影响下改信了基督教，可能在957年访问君士 坦丁堡时接受了洗礼，但她的两个儿子斯维亚托斯拉夫和弗拉基米尔 在她死后先后继位，他们积极倡导非基督教的宗教，对抗其母亲选择 的宗教。这里的问题似乎更多是文化上的，而不是实践上的，因为当 时基辅并没有建起带有殖民意味的拜占庭教堂。[60] 在这些咄咄逼人的反基督教活动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基督教之 外的宗教要想与基督教竞争，自己就先得改变。为了将他治下的众多 族群团结起来对抗基督教的影响，弗拉基米尔虽然没有不让人们崇拜 各自的神明，但将佩伦（Perun，波罗的海和斯拉夫人从前崇拜的雷电 之神）的地位提升为至高神，并强迫臣民崇拜佩伦。弗拉基米尔把斯 堪的纳维亚人、讲斯拉夫语的人、讲芬兰语的人，以及天知道还有什 么人拉到了一起，要想让他们统一起来反对基督教，就得从他各类追 随者信奉的众多异教中选出一个来信奉。甚至在文化上比较统一的易 北河斯拉夫人中，反基督教的行动也带来了重大的宗教变革。虽然其 他异教并不是都被取缔，但新建立的柳蒂奇联盟是用对瑞特拉 （Rethra）的共同信仰凝聚起来的。人人都要向祭司和神庙缴纳奉 献，每次打仗之前都要向瑞特拉问询，之后还要奉上十分之一的战利 品。对于改宗之前斯拉夫世界中的异教，我们并不十分了解，但从他 们需要设立一种新的总体宗教来对抗基督教来看，当时应该有很多种 宗教，每个社会政治群体（“部落”）想必都有自己的宗教。[61] 在这种背景下，对需要将空前广大的领土统一在自己控制之下的 王朝而言，基督教格外有吸引力。王朝所面对的种种非基督教宗教， 属于久已确立的政治旧秩序中的文化结构。这种情况下，基督教的吸 引力在于它的不宽容：基督教拒绝承认其他宗教是正当的。接受基督 教后，统治者就能去消灭先前存在的其他宗教习俗，而不管他是否有 足够的基督教神职人员来建立可以取而代之的教会。这样一来，他就 可以打破可能妨碍他建立新政治秩序的一大文化障碍。除了其他更 “积极”的吸引力，基督教还赋予了统治者摧毁既有宗教结构的权 利，它的确是政治统一过程中理想的意识形态助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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