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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游戏

在中欧，斯拉夫世界先后与两个帝国有过直接接触：8—9世纪的 加洛林帝国，以及10世纪的奥托帝国。两者都不像之前的罗马帝国那 样强大，但在鼎盛时期，这两个帝国还是有强大的实力，它们的军事 和外交政策深刻影响着周边的斯拉夫和斯堪的纳维亚社会。和罗马时 期一样，加洛林王朝和奥托王朝与邻居打交道的最常见方式是帝国侵 略。第一千年后期的这两个帝国内部的政治凝聚力，都要靠奖赏地方 精英来维系，地方精英不仅管理自己的地盘，还为皇帝提供军事力 量。 加洛林王朝和奥托王朝的皇帝并不像控制了发达地中海世界的罗 马皇帝那样有巨大的财富储备，就连自己控制下的土地，他们也没有 完整的征税权。因此，他们往往只能用不可再生的资产来奖赏当地精 英（例如来自皇家内库的土地），这导致帝国出现了内部分裂的趋 势，因为本地精英手中的权力越来越多。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是扩 张，在无法大规模征税的情况下，扩张带来了另一种可再生的财富， 让统治者可以在奖赏本地精英的同时维持自己的权力。因此，要说有 什么区别的话，后来这两个帝国在维护中央权力时，比罗马帝国更依 赖扩张，只要有可能，它们就会去劫掠邻国。在715年查理·马特上台 执政和他的孙子查理曼晚年之间有90年的时间，在此期间，加洛林的 军队没有争战掠夺的时间只有5年。10世纪上半叶，统治萨克森的公爵 家族发起东进（Drang nach Osten），这是亨利一世和他的儿子奥托 一世能击败竞争者，自己成为加洛林帝国继承人的关键原因。[45] 掠夺性的扩张总是会带来劫掠，但带来真正利益的是有组织的长 期剥削。就连没有被完全征服的领土也会受到剥削。波希米亚从亨利 一世的时代起就必须每年进贡，公元950年后还要为王朝提供军事支 持。10世纪60年代中期后大约10年，波兰的梅什科一世也成了进贡 者。受帝国控制程度更深的地区，负担也相应加重。击败所谓易北河 斯拉夫人（10世纪上半叶大致生活在易北河和奥得河之间的小规模群 体，见地图14）后，奥托王朝在易北河以东建立了9个主要的收集中心 （“城镇”，urbes，史料中称为burgward）。这些中心从斯拉夫人那 里收集贡物（特许状委婉地称其为“年度礼物”），其中一些收入分 配给了奥托王朝最宠幸的两个神职人员，即马格德堡大主教和迈森 （Meissen）大主教。这些安排记录在奥托将教区授予主教时的特许状 中。从新财富中受益的不是只有教会机构。在这种堪称殖民的环境 下，奥托王朝的权贵都觊觎对边境的指挥权，因为这是发财的机会。 在一个分支得到肥差而另一个分支没有得到的情况下，边境指挥权的 分配甚至能激起权贵家族的激烈争斗。这方面最有名的是赫尔曼 （Herrman）和维克曼·比隆（Wichman Billung）两兄弟的争斗。赫 尔曼得到了关键的职位，始终忠于奥托；维克曼则在其漫长而痛苦的 一生中满怀嫉妒，在所有的事情上都反对奥托。[46] 但我们感兴趣的不是扩张政策对帝国的影响，而是被剥削的人口 对资产被剥夺的反应。可想而知，他们会努力抵制帝国的扩张，如果 无法全面抵抗，就尽可能减少影响。一批原本独立的小规模政治单元 联合为少数几个大型政治单元，这是抵挡帝国的最有效策略之一；也 正因如此，帝国的剥削和本章要讨论的政治巩固有很大的关系。 这方面最好的例子来自易北河斯拉夫人（从长远来看，他们的国 家形成是失败的）。刚才提过，他们全面受制于奥托帝国。983年，易 北河斯拉夫人趁奥托王朝在其他地方遇到困难，发动大规模起义，并 在短期内取得了成功。他们不满奥托王朝的统治，特别是对那些通过 剥削他们而大量获利的教会机构心怀怨恨，因而对教会和神职人员实 施了一系列暴行，这些都记在出自教会的史料中。不过，这次起义特 别引人注目的是其中的政治重组，而这是起义成功的关键。落入奥托 王朝之手时，易北河斯拉夫人由一组小型的政治团体构成。而起义之 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在这些团体间建立了新的同盟——此次事件后 不久，我们的史料就给他们打上了“柳蒂奇人”（Liutizi）的标签。 柳蒂奇人不是新的族群，而是旧的群体重组后形成的。和罗马帝国边 缘的日耳曼人一样，易北河斯拉夫人从痛苦的经历中认识到，不同群 体团结在一起，可以更有效地抵抗帝国的侵略。[47] 最初的扩张和征服之后，帝国邻居的日子也不见得好过。奥托三 世在统治期间与波希米亚人和波兰人之间保持着良好关系，以皇帝朝 拜阿达尔贝特之墓为代表。但在奥托死后，帝国政策发生了巨大变 化。他没有留下儿子，他的堂兄亨利1003年登基后，帝国与皮雅斯特 王朝之间进行了约20年持续不断的战争，新皇帝也愿意使用不信基督 教的易北河斯拉夫人来对抗自己从前的基督教兄弟。亨利这么做当然 有他的理由，但政策上的矛盾之处反映出易北河之外的人口实际上相 当于二等公民，因此剥削他们的想法往往被视为合法，也会不断出 现。这种做法背后的态度不同于罗马人对蛮族的那种彻底贬损；罗马 人的态度倒是没有矛盾之处，但同样令人不快，他们认为有必要时， 可以把那些“野蛮人”当作野兽来对付。波兰人和波希米亚人因为是 基督徒而得到一定的保护。也难怪，在后来的几个世纪里，易北河和 波罗的海地区的异教徒受到了帝国自以为是的意识形态的残酷伤害： 所谓北方十字军（Northern Crusades）中的基督教条顿骑士团和其他 人一起，一路向北和向东烧杀抢掠。而即使是信奉基督教的斯拉夫国 家，也只能处于二等地位，也无法确定帝国剥削外人的本能会不会让 它们遭遇厄运。[48]而事实上，11世纪早期让波兰人吃了苦头那种帝 国政策变化，在9—10世纪的外交中还有很多例子。 比方说，8世纪后期，在查理曼试图征服萨克森的漫长曲折过程 中，易北河斯拉夫人中的一个群体奥波德里特（Abodrites）是其主要 盟友。奥波德里特人的基地在萨克森的东部边境，加洛林王朝从南部 和西部向萨克森进攻，奥波德里特人则开辟了极为有用的第二战线， 查理曼对他们的支持深表感激。作为回报，他给了他们更多的土地、 直接的军事和外交支持，以及贸易特权。萨克森被并入帝国后，特别 是它成了帝国中心后，奥波德里特人意识到自己失去了战略地位。他 们不再是有用的盟友，反倒像是未来的臣民，帝国政策来了个180度的 大转变。奥波德里特人虽然没有被马上征服，但侵略性的外交已成为 常规。这方面的集中体现是边疆伯爵格罗（Margrave Gero）的一次宴 会，当时他谋杀了30名奥波德里特人的领袖，相比之下罗马时代的宴 会暗杀都不算什么了——罗马的宴会暗杀很常见，但通常一次只杀一 个领袖。9世纪摩拉维亚的统治者也体会到生活在帝国边缘的不确定 性。斯瓦托普鲁克国王早年的经历就是一个例子。870年，他在东加洛 林人的帮助下首次掌权；此后不到3年，帝国政策出现变化，他被监禁 了好几个月；最终，他袭击了巴伐利亚，为自己遭受的对待报仇。 [49]如果你生活在一个强大的帝国附近，但只有（从大部分人的角度 看）二等公民的地位，就特别容易受到危险的政策变化的影响。帝国 统治圈内的某个派系为了获得政治资本，随时有可能去倡导对你不利 而对他们有利的做法。 还可以举出很多例子，但没有必要。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帝国的 掠夺对处于前线的社会造成了怎样的总体影响。易北河斯拉夫人的叛 乱是怨恨在行动上的充分体现，他们也有理由心怀怨恨，其他地方的 人也一样。例如，摩拉维亚王朝自然会有的猜忌体现在了宗教领域。 和其他许多新王朝一样，新的统治者上台后，很快决定改信基督教。 然而，他们并不是简单地从加洛林王朝那里接受基督教，而是探索了 其他所有可能的途径。众所周知，他们在863年请来了拜占庭传教士西 里尔和美多迪乌斯，并得到了教宗的祝福。这是在对抗加洛林王朝， 充分体现出对帝国及其种种行动的怀疑。最终，在美多迪乌斯死后， 摩拉维亚被迫加入加洛林王朝的宗教阵营，美多迪乌斯剩下的门徒于 885年被驱逐，由法兰克神职人员取而代之。摩拉维亚人还是认为帝国 会剥削他们，这样的猜忌体现在本书开篇的882年的事件中：摩拉维亚 公爵斯瓦托普鲁克和他的手下抓住了法兰克伯爵弗林哈和威兹洛，割 掉了他们的舌头、右手和生殖器。 摩拉维亚人之所以报仇，是因为恩格尔沙克管理这个边境地区时 对他们施暴，他们还想阻止恩格尔沙克的儿子获得他们父亲的职位。 摩拉维亚人的行动有明确的目的，他们的报仇也有很强的象征意义。 我显然不了解9世纪摩拉维亚人的思维方式，但这种行为很像黑手党用 致人伤残来传递信息的做法。我能做出的最好猜测是，砍断右手和舌 头的意思是行为和言语都不可信，而割掉生殖器则是诅咒这一家族绝 后。说这么多的意思是，帝国的军事和外交侵略自然会引起怨恨，而 这种怨恨可以成为新王朝实践和意识形态上的基石，新王朝可以借此 为自己的统治获得同意。加入较大的实体，必然需要承担相应的义 务，但如果这样就能抵御掠夺带来的最糟糕影响，那就可以接受。易 北河斯拉夫人和摩拉维亚人的例子是最明确的，而我们也有充分的理 由认为，帝国的掠夺对所有边境国家（波兰、波希米亚和丹麦）都施 加了这样的影响。 在这些王朝建立国家结构的过程中，除了前述与帝国的军事和外 交接触带来的影响（可以称之为“消极收益”），还有一些积极收 益。在帝国政策对你有利的时候，你就有了很多曝光的机会。奥托三 世的阿达尔贝特墓之行是个重大的国际场合，而勇敢者博莱斯瓦夫想 必就像出席峰会的当代领导人一样，很乐意让臣民看到自己被当政的 皇帝如此厚待。当然，也可能是因为看到了坟墓上巨大的金十字架， 皇帝的随从们动了心思，开始计算打败皮雅斯特王朝能带来多少财富 （这最终导致长达20年的战争，不过那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当然，暴力的方向不是只有一个。和当时的皇帝一样，这些新王 朝的统治者必须获得权贵的政治支持才能有效实施统治，奖赏在易北 河以东和以西在当时都是风尚。而他们的婚姻政策让问题更加严重。 在基督教的影响下，他们确实开始从明晃晃的一夫多妻制转向连续一 夫一妻制，但有多个妻子和大量后代才是普遍情况——虽然可能比不 上7世纪的萨莫，他一共娶了12个妻子，生了37个孩子。婚姻上的无度 使继承纠纷和王朝内斗极为普遍。例如，弗拉基米尔的儿子智者雅罗 斯拉夫与他同父异母的兄弟斯维亚托波尔克（Sviatopolk）进行长期 内战后，才在1018年巩固了自己的权力。这场战争经历了许多起伏， 至少还有3名兄弟和同父异母兄弟死亡。弗拉基米尔自己在10世纪70年 代与他同父异母的兄弟雅罗波尔克打过类似的战争，王室死亡人数相 近。只有获得权贵和随从的广泛支持才能赢得这类战争，而动员他们 需要大量的财富。而且就和罗马时期一样，如果既想分发奖赏，又不 想让自己破产，那么对附近更富裕、更发达的地区发起突袭是极为有 效的手段。因此，关于对抗易北河斯拉夫人袭击的叙述，重点都是这 些人如何烧杀抢掠，也就不奇怪了；而我们关注的其他边境王朝也经 常发动类似的袭击，只是组织程度略高一些。9世纪每次与摩拉维亚人 的冲突，10世纪与波希米亚人和波兰人发生的冲突，都释放出了相应 的财富。[50] 除了财富和声望，与附近的帝国进行密切接触也以更具体的方式 巩固了新王朝的权力。我们的资料中有两个例子很突出。第一个是10 世纪的斯拉夫诸国，它们的战争模式非常先进，配备了大量披甲骑 士。公元800年以前从未出现过这种情况。9世纪，加洛林的军队一开 始只有步兵和轻骑兵，即使东法兰克王国的萨克森分遣队也是如此。 奥托时代全副武装、配备锁子甲的萨克森骑士到9世纪后期和10世纪初 才出现，萨克森人终于赶上了时代。考虑到这种背景，10世纪的波希 米亚和波兰军队至少配备了一些披甲重骑兵是很让人惊讶的。我们对 公元800年之前的斯拉夫战争一无所知，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当时连 萨克森人都没有最新的军事装备，斯拉夫人肯定也没有。那么，在接 下来的一个世纪里，他们是从哪里知道和得到这些军事装备的呢？最 可能的答案是从帝国向东传过了易北河。早在805年，皇帝查理曼在蒂 永维尔（Thionville）发布的法令就试图将与斯拉夫世界的贸易限制 在易北河沿岸的几个指定地点，包括巴多维克（Bardowick）、马格德 堡、爱尔福特（Erfurt）、哈尔施塔特（Hallstadt）、福希海姆 （Forchheim）、雷根斯堡（Regensburg）和洛尔希（Lorch），他自 己也承认对武器运输很担心。我们马上就能想到，跨边境的武器流动 是相当自由的，因为在公元第一千年，就连帝国也缺乏官僚机构来维 持有效的边境管制。显然，加洛林王朝的先进武器对可能不得不迎战 法兰克军队的斯拉夫群体来说极具吸引力，但武器进口对斯拉夫人的 内部政治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近代欧洲的常备军与王室专制联系在 一起，这不是没有缘由的。崛起的王朝统治者获得能使军队占据主导 地位的装备后，也就得到了打压内部竞争对手并压制异议的力量。因 此，帝国军事技术的引入直接推动了边缘地区的国家形成。[51] 除此之外，这些新国家核心地区的经济组织也很值得注意。我们 看到，所有国家都迅速演变出基于大庄园的松散格局，服务村除了负 责基本的粮食供应外，还履行专门的职能。这种组织方式在9世纪的加 洛林帝国中也很普遍，特别是其在莱茵河以东的欠发达地区。也许这 只不过是在前市场经济条件下，保证重要产品生产的明智措施，易北 河以东的这种格局也许是完全独立形成的。但若说这是帝国与边缘地 区之间的密切接触带来的比较意外的另一结果，也不是没有可能。 和罗马时期比起来，这一时期帝国与边缘地区的种种接触中，少 了罗马皇帝擅长的那种外交操纵。罗马皇帝会重新安排政治地理格 局，有系统地支持某些王朝，只因它们有可能保证边境的中期安全。 加洛林王朝和奥托王朝的皇帝偶尔会青睐一些群体（比如奥波德里特 人），但史料中并没有他们始终尝试干涉邻国政治结构的证据。不 过，另一个帝国的外交议程很可能在这些转型的早期阶段发挥了重要 作用。摩拉维亚、波希米亚以及（某种程度上）波兰都可以看作查理 曼在公元800年前不久摧毁的阿瓦尔帝国的继承国。我们对阿瓦尔帝国 的内部运作情况了解不多，但现有的资料表明其运作方式与匈人帝国 非常相似。和匈人一样，阿瓦尔人经营着一个不平等的联盟。在联盟 中，原本游牧的核心群体调动了军事力量，迫使一批一开始不愿接受 其统治的臣民效忠于阿瓦尔人。在联盟中，有的臣民比较受青睐，有 的地位则低一些。现有资料中体现联盟运作方式的一个有意思的片 段，说的是一群人（其中许多人是罗马俘虏的后代）如何获得了自由 的地位（不必为奴），并获准拥立自己群体的领袖。这听起来很像匈 人帝国。由于缺乏复杂的政府机构，阿瓦尔人有可能是通过他们信赖 的联盟诸侯来统治子民的。如果是这样，那么阿瓦尔人的统治很可能 巩固了约600年时出现在某些斯拉夫群体中的领袖的力量，这些领袖通 过控制从东罗马边境流入的新财富而崛起。在我看来，6世纪的发展， 加上后来阿瓦尔人的外交操纵，这种组合最有可能解释为什么阿瓦尔 人统治瓦解后，马上兴起了一批似乎很强大也很有地位的斯拉夫领 袖。[52] 总的来说，这些新国家与帝国邻居间的军事和外交联系有多种形 式。帝国往往意在掠夺，汹涌的侵略浪潮越过边界涌入这些新国家。 相应而言，只要条件合适，新国家也会反击，去劫掠易北河以西的丰 富资产。我们能想象到的就这么多，但这两种现象都有助于促进国家 形成，让新生的王朝要么获得意识形态方面的凝聚力，要么获得建立 国家所需的资金。除了这些主要的接触外，还有一些次要的接触也推 动了这一进程，比如军事和其他技术的出口，帝国偶尔的善意表现也 增加了个别王朝统治者的资本。 纵观9世纪以后的普遍发展模式，还有两点值得指出。首先，与帝 国相邻会带来两种影响： “消极收益”（利用帝国的侵略来增强自己 国家的意识形态凝聚力）和“积极收益”（对帝国发动袭击，获取资 金）。比较易北河斯拉夫人的命运与皮雅斯特和普舍美斯王朝的命运 后，我们发现“消极收益”更为重要。尽管易北河斯拉夫人处于更便 于袭击的位置（就在帝国边境上），也常常发动袭击，但帝国对付他 们也容易得多。而且，帝国之所以是帝国，就在于只要它想，只要没 有其他因素干扰，就能施加比任何周边国家强大得多的影响力。因 此，在帝国与易北河斯拉夫人的正面对抗中只能有一个胜利者。波兰 离帝国很远，以它的地理位置是不会直接受到帝国侵略的影响的，而 波希米亚的丘陵和盆地则受到了波希米亚森林、厄尔士山脉（Ore）和 克尔科诺谢山脉（Krkonoše）的地缘保护。因此，光凭处在便于发动 袭击的位置上这一点，还不足以形成国家。通过袭击，可以获得有用 的额外资源，但前提是你得经得住帝国的反击，还能把在此过程中产 生的种种怨恨都拿来为己所用。 其次，种种积极的和消极的接触，从长远来看都将相关社会推向 了相同的方向——当然，前提是这些社会没有被帝国征服。在生存斗 争中产生的凝聚力、帝国偶尔青睐的效果、袭击得来的资金、从帝国 得来的军事装备与行政手段，所有这些都极大提升了新生王朝统治其 所在区域的能力。给王朝带来有利影响的也不限于军事和外交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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