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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 罗马帝国的陨落:一部新的历史 > 帝国与蛮族-彼得希瑟 > 国家和边缘
国家和边缘
就像4世纪罗马帝国边缘的那些实体一样,这些新实体在某些方面
并不符合现代的“国家”概念。罗马边境地区那些基本由日耳曼人统
治的政治体能力有限,无法采取集中化、有组织的行动。从政治上
讲,它们算是联邦,也就是说,除了统治全体的统治者,还有一些也
许只在地方上掌握实权的“国王”。这些实体中,中央能够调配的人
力和经济资源也是有限的。国王的随从可能只有几百人,尽管加起来
整个集团可以投入超过1万的兵力。同样没有迹象表明,这些实体有能
力建造维护防御工事或其他类型的纪念物。这些实体的规模也不大,
一部分原因在于罗马人的反制措施,而东边哥特特温吉人的领土则覆
盖了从多瑙河到德涅斯特河的大片区域。从所有这些方面来看,第一
千年末期崛起于北欧和东欧的政治实体都更为强大。
从地理上讲,9—10世纪的这些新国家是很庞大的。罗斯国南至基
辅,北到诺夫哥罗德,西至第聂伯河,东至伏尔加河,总面积达到或
接近惊人的100万平方千米。其他国家也比罗马晚期的那些国家大得
多。波希米亚是最小的,但这个名称有误导性,因为波希米亚王国通
常包括现在斯洛伐克的大部分地区(9—10世纪时称为摩拉维亚),比
任何罗马附属国统治的地区都大得多。同样,波兰的皮雅斯特王朝统
治的范围一般是从奥得河一直到维斯瓦河以外的沃里尼亚和加利西
亚,这样巨大的领土面积在第一千年中叶是难以想象的。即使是丹
麦,也比现代的丹麦更大。耶灵王朝迅速整合了丹麦和邻近岛屿中那
些 最 大 的 岛 屿 [ 厄 兰 岛 、 斯 科 讷 岛 ( Skåne ) 和 西 兰 岛
(Sjaelland)],势力范围也扩展到了挪威南部几乎所有最肥沃的土
地,尤其是奥斯陆峡湾附近以及现在的瑞典西部。水域将这些不同的
部分结合到一起(这符合维京人的传统和第一千年的交通方式),让
蓝牙王哈拉尔及其儿子斯韦恩(Svein)和孙子克努特(Cnut)掌握了
足够强大的权力根基,他们可以由此出发,通过从10世纪90年代中期
开始的20年战争,征服人口众多、繁荣富裕的盎格鲁-撒克逊王国。
[8]
从政府能力,也就是政府拥有的权力和实施权力的机构看,后来
这些实体与罗马时期那些附属国间的差别就更大了。考古发现,后来
这些国家留下了数量可观的城堡。这些新的政治势力有大量建造城堡
的能力。到1000年,皮雅斯特王朝已经在其领土上建了至少50个城
堡。普舍美斯王朝也使用驻军要塞来控制其中心区域。在这方面,10
世纪的摩拉维亚王朝紧随其9世纪的先行者。皮雅斯特和普舍美斯的防
御工事主要用木头建造(用“防御工事”而不用“城堡”,是为了防
止有人联想到另一个时代的宏伟建筑,比如爱德华一世在威尔士建的
城堡),但摩拉维亚人很快就学会了用石头建造,而且这么做有充分
的理由。一位编年史家写道,869年,加洛林的军队在拉斯蒂兹
(Rastiz,可能是如今捷克共和国内的梅斯托州)遇上了“无法逾
越”的防御工事(可能是用石头建造的),深感沮丧。在先前的战争
中,他们总能一路烧掉摩拉维亚人设下的障碍,但再也不是如此了。
摩拉维亚人还使用设防的中心来控制陆地。他们位于尼特拉(Nitra)
的主要政治中心周围环绕着多个堡垒:德文(Devin)、诺维伏伊
(Novi Voj)、科利卡(Kolyka)和布拉迪斯拉发(Bratislava)。
同样,基辅罗斯的各个人口中心也得到了充分的防御,但这里的
考古发现更多反映出留里克的力量。从基辅向南和向东延伸100多千米
的是“蛇墙”(Snake Wall):城墙最初高3.5米到4米,外面有12米
的壕沟加强防卫。它们是在11世纪之初建造的(因此,在这本号称写
到公元1000年为止的书里谈它也算合适),为的是应对佩切涅格人的
带来的威胁;佩切涅格人是新近闯入黑海以北邻近草原的游牧民族。
这些新兴的斯拉夫王朝可以说是建造城堡的老手,这个习惯至少也部
分传给了斯堪的纳维亚人。战后丹麦最激动人心的考古发现之一是一
批设防的权力中心,而得益于年轮学,这些中心的年代可以追溯到蓝
牙王哈拉尔统治的时期。它们被命名为“特雷勒堡(Trelleborg)要
塞”,因为第一个发掘出来的中心位于特雷勒堡,它们大小各异,但
都是精美的圆形遗迹,内部对称地分布着大礼堂。除了这些要塞,耶
灵王朝并不热衷于建造城堡,毕竟其统治下的各地主要由水路而非陆
路连接。尽管如此,第一千年晚期的遗迹还是凸显了这些新国家进行
协同建设的惊人能力。罗马附属国所能做的,无非就是在国王的山堡
周围建起围墙(阿勒曼尼人),或是修复既有的罗马防御工事线(特
温吉人),而就算只做这些事,也有可能让群体的忠诚崩溃。而周围
有防御的单独住宅(比如阿勒曼尼的那些),反映的是国家或类国家
实体的公共权力(如第一千年晚期建筑的规律性和规模反映的那
样),还是某个重要人物的势力,我们尚不清楚。[9]
这些新国家筹建和维持部队的能力也很了不起。显然它们得有这
样的能力,因为光建城堡而不派驻军是毫无意义的。关于摩拉维亚,
我们没有很详细的证据,但加洛林王朝的统治者们一心征服这片土
地,却以失败告终,率先崛起的这个新国家的总体军事实力可见一
斑。关于波兰的证据更为明确。首先,一位阿拉伯地理学家告诉我
们,皮雅斯特国王有能力用自己的钱养活3 000名身披铠甲的骑士。这
个数字可能有问题,但军队性质没问题,因为在公元1000年的大主教
协议中,勇敢者博莱斯瓦夫承诺在皇帝需要时提供300个“身披铠甲”
的人来协助他。
这里的关键词在拉丁语中是loricati,意为“锁子甲”(coat of
mail)。锁子甲是当时最昂贵的军事装备,配备这种昂贵装备的士兵
成为军队中的主导力量,是第一千年末期的革命性发展。皮雅斯特的
随从们如此装备完全符合潮流。根据伊本·法德兰的记载,勇敢者博
莱斯瓦夫承诺在需要时派出300名士兵,那么他随从的总人数可能有几
千人,因为没有人会同意派出全部的兵力去外国打仗。同样重要的
是,这些随从只是皮雅斯特战争机器的一部分,而战争机器的基础是
对较广泛人群中的至少一部分施加军事义务。11世纪初的资料也没有
给出全部的统计,但是在针对奥托的继任者亨利的战役中,我们看到
了一支有数千名战士、能够分组共同作战的皮雅斯特军队——1003
年,抵抗亨利的帝国军队的是一支3 000人的部队,而波兰还有另外3
支这样的部队。最惊人的是开销。罗马晚期的日耳曼随从部队只有几
百人,而从种种迹象判断,当时的锁子甲仅配备给少数精英。据记
载,皮雅斯特可以维持10倍规模的随从队伍,还能为他们所有人配备
最新的装备。关于资金从何而来,并没有当时的文献流传下来,但从
后来的安排中可以看出一些端倪。皮雅斯特控制的地区都由离得最近
的城堡管理,产生的收入中,三分之一交给城堡指挥官,应该一部分
用于维持驻军,而三分之二交给了国王。也许还有其他更重要的收入
来源,但这一系统的前身可能有助于皮雅斯特王朝维持军事力量。
[10]
在其他国家观察到的军事力量模式是相似的,也必须如此。皮雅
斯特、普舍美斯、留里克这几个王朝经常互相开战,力量对比随情况
变化(主要看哪个国家的王朝陷入了危机),摇摆不定。如果三个国
家不能部署规模和性质大致相当的军事力量,就不可能出现这种周期
性的变化。在一份与拜占庭帝国签订的条约中,基辅罗斯同意承担的
义务之一是在需要时向皇帝派遣一支数千人的队伍。这样的队伍在面
对一场重大动乱时发挥了重要作用,保住了巴西尔二世(Basil Ⅱ)
的皇位。由此可以看出基辅罗斯军队的整体规模,因为这支远征军只
是基辅罗斯军队的一部分。军队的兵员,一部分是职业的军事随从
(叙事资料中多次提到他们),一部分是从王国内主要定居点征召来
的分遣队。我们不知道随从规模的具体数字,但是《往年纪事》记下
了两个地区分遣队的详细情况。一支来自诺夫哥罗德的分遣队在1015
年的内战中非常突出,而来自切尔尼戈夫的另一支分遣队则在1068年
的另一场内战中表现出众。据说两支队伍的人数都达到了3 000。早期
的波希米亚资料中也提到了随从,但直到后来,文件中才有了关于普
遍军事义务的记录。但我相信,如果只靠随从,波希米亚的统治者们
是无法在国际竞争中获得成功的。[11]
耶灵王朝很少参与这些王朝间的斗争,但确实需要抵抗历代皇帝
的敌意,而且正如我们所见,斯韦恩(986/987—1014年在位)和克努
特治下的丹麦完全有能力维持进攻盎格鲁-撒克逊王国的部队。他们到
底是如何做到的还有争议。他们是只用了随从和雇佣军,还是也凭借
更普遍的军事义务征召了部队?在13世纪的丹麦文献中,征召来的部
队称为leding,当时的国王已经能组建起号称有1 000艘船、每艘船40
名战士的船队。斯韦恩和克努特肯定用到了雇佣军(lithsmen),但
争论点在于他们是否也用到了征召部队的前身。我认为他们很可能用
了。规定和动员军事义务属于统治者的基本权限。如果耶灵王朝的统
治者不能在至少一部分领地内做到这一点,就不能算有势力。这也体
现在一些更详细的证据中。《致埃玛王后的赞美诗》(Encomium of
Queen Emma)——埃玛先后是昏庸者埃塞尔雷德(Aethelred the
Unready)和斯韦恩之子克努特的妻子——中写道,斯韦恩在集结远征
军时下令“奴隶、被释奴和出身低微者不得参加”。这听起来像是总
动员令。显然,海外的斯堪的纳维亚社会(例如维京时期在苏格兰诸
岛上建立的社会)已经迅速组织起来并明确规定了军事义务。[12]
这些中央政治机构的权力不仅限于发动战争。前文提到的位于基
辅的弗拉基米尔什一教堂,在当时就相当于帝国大厦(至少就直到第
聂伯河的地区而言),但它只是弗拉基米尔在斯塔洛基辅斯卡娅
(Starokievskaia)山上建造的大型宫殿建筑群的一部分。教堂的南
面、西面以及可能还有西北面分别建有两层高的石头礼堂,每个礼堂
长40多米。所有地面都铺有釉面瓷砖,其图案包括雄鹰(帝国最古老
的象征之一),并装饰有马赛克和绘画。其他建筑的恢宏程度也不相
上下。在大摩拉维亚发现的最宏伟的基督教教堂建于米库尔奇采
(Mikulčice),面积达400平方米,与什一教堂的规模十分接近,但
我们对其装饰知之甚少。这是已知建于9世纪摩拉维亚的25座石头建造
的教堂之一,可能还有许多木头建造的教堂。丹麦和波希米亚也迅速
建起了一批比较宏伟的教堂,特别是分别位于罗斯基勒和布拉格的主
教堂。由于独立的大主教辖区建立得很早,皮雅斯特王朝在宗教竞赛
中击败了对手。波兹南(Poznan)的教堂是一个巨大的三通道大教
堂,面积不小于1 000平方米,而格涅兹诺的阿达尔贝特墓则由勇敢者
博莱斯瓦夫装饰,上面有一个纯金十字架,据说是他体重的三倍。据
估计,到1025年博莱斯瓦夫逝世时,皮雅斯特王朝的大波兰中心地带
已经又建了三四十座教堂。[13]
这些新国家的行动能力也体现在交通领域。叙事资料中有一些零
星的相关证据,比方说桥梁和道路的建设在《往年纪事》中就很突
出。波兰和波希米亚最早的修道院文件中记录,为建造桥梁和道路而
征用劳动力是王室的权利,哪怕土地被移交给教堂,王室也不会放弃
这项权利。换句话说,这片土地上的劳动力会定期被统治者征用去建
造公路。丹麦考古学家的发现说明了这在实践中意味着什么。他们在
战后挖掘出的另一瑰宝是莱夫宁桥(Ravning Edge Bridge),还是依
靠年轮学,它的年代被明确定在蓝牙王哈拉尔统治时期。这座桥有1千
米长,一部分是堤道,一部分是在日德兰半岛中部特别潮湿的地方架
起的桥梁。它需要400个独立节段和1 700个桥柱来完成。它固然比不
上金门大桥,但仍是人们下定决心完成的宏伟工程,是人们为使北欧
平原的沼泽地区更适合陆运而做的种种努力之一。[14]
从上述不同方面看(我仅选择了几个例子),北欧和东欧的新国
家确实表现出了强大的实力。它们对人口享有相当大的权力,能动员
精英去参加战斗,征用较穷的人去建造道路、宫殿、教堂和防御工
事,还可以调动经济资源来供养统治者及其庞大的随从队伍,更不用
说与之相关的基督教神职人员了——在王室的赞助下,该群体的规模
正在迅速增加。毫无疑问,这样的成就使当初罗马帝国边缘出现的政
治结构相形见绌。话虽如此,新的国家仍然在一些重要方面受到很大
制约。
虽然书写在这些国家中的重要性比在4世纪的罗马附属国中略高,
但它们的行政或书面记录还是很少。国际条约只是偶尔以书面形式订
立。《往年纪事》中有两份基辅统治者和拜占庭帝国在911年和944年
订立的贸易条约的文本。所有内部证据都表明这些文本是真实的,但
《往年纪事》是条约签订200年以后才编纂出来的。教宗档案馆里也有
一份简短但重要的文本,称为“达戈梅大公”(Dagome Iudex)。它
的摘要大约在1080年被抄录到教宗格列高利七世的名册中。经过仔细
检查发现(摘要作者错误地认为该文本谈的是撒丁尼亚!),事实
上,这是第一千年末期一场国家间斡旋的文件,记录的是在991年,皮
雅斯特王朝统治者梅什科一世(Miesco I,也就是勇敢者博莱斯瓦夫
的父亲)承认教宗对他的王国有名义上的统治地位,以换取教宗为波
兰在皇帝面前游说。波兰的原件丢失了;但很明显,奥托公元1000年
波兰之行的一些外交背景得到了书面记录。[15]
在内部资源的管理上,文字也发挥了一定作用,但在本书讨论的
历史阶段中作用很小。波希米亚最古老的书面土地赠予记录可追溯到
公元1000年。它们详细记录了王室土地如何被赠予受青睐的修道院,
也让我看到国王是如何与新兴的宗教机构分享自己对人民及其劳力的
权利的。但即使在波希米亚,这种文本也很少,而且不同文本间往往
相隔很长时间,而在其他大多数新国家中,直到11世纪后期才出现了
关于授予的书面记录,基辅罗斯则是在12世纪。正如这些国家中留存
下来的实体纪念物所暗示的,这些早期文件表明统治者对产品和服务
的权利确立已久,而且像盎格鲁-撒克逊时代早期的英格兰一样,这些
国家有能力评估人口和土地的经济潜力,也有能力记录相关义务的履
行情况,但文本很少,可见很多这样的事都没有得到书面记录。
这也得到了这些国家流传下来的其他类型书面文件的佐证,比如
正式的法律法规。公元1000年以前,以书面形式颁发规章制度的证据
都来自教会机构。例如,西里尔和美多迪乌斯在摩拉维亚翻译成第一
种斯拉夫文字的书面材料中,就包括了拜占庭的教会法文本《东方教
会法纲要》(Nomokanon)。教会法的书面文本在波希米亚也出现得比
较早,现存的文本可以追溯到10世纪下半叶。而尽管编年史中有提到
具体王室法令的可信记录,统治者执行法令的能力也体现在实物上,
但这些国家以书面形式编纂的王室法令那个时候还没有出现。波兰和
罗斯的第一部世俗法典出现在13世纪,但就算是这样的法典,也更像
是对现有习俗的汇编,而不是象征王室权力的纪念物。即便到了这么
晚的时候,实际的法律权力也更多掌握在地方当局手中。与西欧对比
也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个问题。教会法律文本在7世纪初由传教士传到了
盎格鲁-撒克逊的英格兰,而直到10世纪,王室立法才开始一致采用书
面形式,到了12世纪末和13世纪,英格兰君主才建立了复杂的法律官
僚机构和记录保存系统——如果没有这些,人们就无法将案件提交给
由中央组织的法院。[16]
但是,官僚机构欠发达不是我们将这些新实体视为有限国家组织
形式的主要原因。在关于它们950年至1050年间历史的整体叙述中,最
令人惊讶的是它们似乎能轻易交换大片土地。就拿摩拉维亚(大致相
当于现在的斯洛伐克)来说吧。它在博莱斯拉夫一世(Boleslav I,
929/935—967/972年在位)时期落入波希米亚的普舍美斯王朝之手,
然后在1003年被勇敢者博莱斯瓦夫统治下的波兰控制,1013年又给了
普舍美斯王朝,1017年又落入皮雅斯特王朝手中,两年后又回到了普
舍美斯王朝的统治之下。摩拉维亚在东欧的易手简直就是击鼓传花,
而其他一些地区也有相似的历史。西里西亚和弗罗茨瓦夫在10世纪中
叶被普舍美斯王朝控制,989—990年到了皮雅斯特王朝的梅什科一世
手中,1038年又回到了普舍美斯王朝的控制之下,最后在1054年彻底
给了皮雅斯特王朝,而作为回报,后者每年支付230千克的白银和14千
克的黄金。波兰南部的克拉科夫经历了类似的皮雅斯特/普舍美斯身份
危机。在如今的波兰东南部,从布格河上游(Upper Bug)到喀尔巴阡
山脉的地区也几经易手,不过是在皮雅斯特王朝和留里克王朝之间。
从弗拉基米尔时代的981年起,它在留里克王朝的控制之下,在1018年
改为由皮雅斯特王朝控制,然后在11世纪30年代又到了留里克王朝的
智者雅罗斯拉夫(Yaroslav the Wise)手里。
在耶灵王朝领土的外围地区也可以观察到类似的模式,虽然规模
略有不同。奥斯陆峡湾周围的挪威南部一直在与更西边的敌对领主竞
争:先是10世纪90年代的奥拉夫·特里格瓦森(Olaf Tryggvason),
后是奥拉夫·哈拉尔森(Olaf Haraldsson)的王朝——中世纪的挪威
国王就是由此而出的。如今瑞典的西海岸这片地区,最终也被更东边
的瑞典国王从耶灵王朝的控制下夺走了。[17]这一切清楚地表明,说
这些国家有明确的领土边界是不符合当时的情况的。在中欧和东欧的
大部分地区,王朝的控制权都很不稳固。
不过,这些王朝的领土内都有一个治理程度比较高的核心地带,
统治者始终能加以控制,也很少会落入其他王朝之手。皮雅斯特王朝
的心脏地带是大波兰地区,这片土地的中心在格涅兹诺,奥得河、瓦
尔塔河(Warthe)及维斯瓦河之间,奥托三世曾在1000年到访此处。
10世纪的皮雅斯特城堡分布标明了其范围(地图20)。普舍美斯王朝
在波希米亚的统治以布拉格及周边的地区为核心,早期普舍美斯要塞
的分布同样标出了其范围。上一章提过,基辅罗斯有两个中心:北部
的诺夫哥罗德,南部基辅周围的第聂伯河中游地区。即便在小得多的
丹麦,耶灵王朝对日德兰半岛和各主要岛屿的控制也更直接、更稳
固,对在不同时间被并入克努特的波罗的海帝国的地区的控制则弱一
些。1003—1004年,普舍美斯王朝经历了极为严重的危机,皮雅斯特
王朝的波兰驻军来到了远至布拉格的地方,但为时很短,波希米亚于
1038年对格涅兹诺的吞并也没有维持多久。除此之外,各个王朝都牢
牢控制着各自的核心地区。我们显然需要从“核心”和“边缘”的角
度来理解这些国家:它们对核心领地的控制更牢固、更深入,而边缘
领地受王朝兴衰影响较大,更容易落入他人之手。
这是中世纪早期的常见模式,多见于较少依赖官僚机构来获得凝
聚力,而更多仰赖君主的权力和个人魅力的政治体。展现君主权力和
个人魅力的经典方式是定期巡游。统治者在王国中巡行,与手下的军
人一起进食,到各处聆听广大子民的想法,满足他们的需要。这种个
人政府在小王国中运作得很好,但领地规模扩大后,通常会出现“核
心/周边”的模式。大致经验法则告诉我们,中世纪早期的统治者真正
能控制的只有他们经常巡行的地方。种种证据表明,巡游是北欧和东
欧这些新实体的关键治理机制。例如,最早的波希米亚和波兰文本提
到,统治者的主要经济权利包括接受食品进奉,这是巡游中的统治者
养活自己和随行人员的基本手段。受交通条件限制,进奉的食品都在
靠近来源的地方享用,而不是运输到指定的王室中心。皮雅斯特王朝
和普舍美斯王朝建的那些较大的城堡应该是当地的食品集散中心。
[18]
基辅罗斯的起源不同,一开始,政治上的巡游对斯堪的纳维亚商
人收集皮草、奴隶和其他贸易品的活动而言并不重要,尽管这些东西
往往是在冬季巡回的路线上收集来的。不过,到了10世纪后期,巡游
机制以及中世纪早期政府的更常规模式已经得到确立。我们尚不清楚
所需的交通条件是何时具备的。但《往年纪事》的记录显示,伊戈尔
的遗孀奥尔加(Olga,约890—969年,摄政时期为945—约963年)除
了为丈夫之死而向德列夫利安人(Derevlians)报仇外,还在他们的
领土内建了不少城镇、贸易站和狩猎场,北至诺夫哥罗德附近,南至
第聂伯河及其支流杰斯纳河(Desna)附近的地区。狩猎是王室的主要
娱乐活动,也是统治者的随从们在大多数下午主要从事的工作。弗拉
基米尔·莫诺马库斯(Vladimir Monomachus)的遗嘱告诉我们,他一
度每年打猎100次。因此,说来有点奇怪,王室猎场往往是政府开始规
律运作的重要标志。我认为,奥尔加有可能将已在基辅这个主要政府
中心附近建立起来的统治和支持机构扩展到了更大的范围。[19]
耶灵王朝的丹麦国王们最终也开始巡游。早期的一些工程(例如
莱夫宁桥)显然是为了提高陆路旅行的效率而建的,很可能是考虑到
了王室的巡游。如果不是为了君主的巡游,很难看出特雷勒堡要塞还
能派什么用场。最初发现要塞时,人们认为那是为斯韦恩和克努特征
服英格兰的军队专门建造的基地。但是,这些要塞的实际建造年代要
早于那个时代,它们是在斯韦恩的父亲蓝牙王哈拉尔的统治期间建起
来的。而且,正如不少人注意到的,这些要塞的布局是无法直接服务
于军事需要的。仔细检查就能发现,看似相同的建筑实际上具有多种
用途:有些配有壁炉,可以作为住宅或娱乐场所,有些则是储藏室,
还有一些供匠人(如铁匠甚至金匠)使用。[20]在我看来,这一谜团
最有可能的答案是,建造这些要塞是为了协助蓝牙王哈拉尔通过巡游
来表明其政治实权,这是耶灵王朝统治领土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时
刻。
在此,我们看到了北欧和东欧这些新国家的一个矛盾之处。它们
展现出了不起的统治能力,有办法在广袤的地理区域中建起权力机
构,但同时,它们又很脆弱。由于官僚机构不发达,它们能完全控制
的只有范围相对较小的地区,而在王朝面临危机的时候,大片的边缘
地区很容易被敌对势力夺走。巡游君主的统治基本可以解释这种看似
矛盾的情况,但还有一些问题没有解决。这些王朝从何而来,一开始
又是如何建立自己的权力基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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