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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民与发展2 |
| 目前为止的证据表明,维京人大迁移中的各种活动(包括贸易、
袭击和定居)都受“积极”的经济动机驱动。从这个意义上讲,维京 人的迁徙符合财富悬殊推动人类迁移的经典模式。当然,“积极”这 个词是现代移民研究中的术语,是从维京人的角度说的——毕竟赚大 钱的是他们。失去土地、遭到袭击、被迫离开亲人成为奴隶的人,他 们的看法肯定截然不同。但即使从那些参与其中的斯堪的纳维亚人的 角度来看,一些行动也是受消极得多的政治动机驱动的,消极动机往 往与积极的驱动力同时起作用,就像在现代移民潮中一样。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定居冰岛。我们看到,根据冰岛早期的记述, 定居者从大约870年起前往那里,为的是逃避挪威君主国日益增长的政 治权力。这个君主国可能是奥克尼的摩尔伯爵国,但不管是哪个国 家,我们都可以认为上述冰岛文本记载了定居的消极动机,也就是政 治因素。有很好的理由认为,政治动机在维京时期其实是比较普遍 的,至少从大约850年开始是这样。若干年前在一篇著名的论文中,帕 特里克·沃莫尔德(Patrick Wormald)认为,从带着武器离开斯堪的 那维亚半岛这种当时常见的做法可知,该地区内部发生了重大的政治 危机。支持这种观点的证据很有说服力。尽管近年来有了一些进展, 但政治危机的起源还是极不明朗。不过,700年左右,日德兰半岛南部 和一些邻近的岛屿上已经有了一个强大的“丹麦”君主国。从8世纪中 叶开始,它就有了足够的权力来实施大型公共工程,在其南部边界上 建起了庞大的防御工事,也就是“丹纳维尔克”(Danevirke,丹麦人 的防御工事),还挖出了一条穿过萨姆索(Samsø)岛的运河。在约 800年的加洛林文本中,我们见识到了一位国王戈德弗里德。他能组织 起成百艘船、成千名战士,还能让商人们从邻近的斯拉夫土地上迁到 他自己新规划的建于海泽比的贸易中心(无论他们愿不愿意),这应 该是因为他想向商人收税。 我们不应高估这个政治体的政治稳定性。戈德弗里德本人最终被 暗杀,9世纪上半叶的法兰克编年史让我们得见那里后来政治历史中的 一些坎坷:为获得控制权,同一个王朝的两个分支之间、两个不同的 王朝之间都发生了争斗。但到了9世纪中叶,所爆发的暴力的超出了常 规。传教士圣安斯卡第二次访问斯堪的纳维亚时,发现国王霍里克二 世(Horic Ⅱ)和他上次在宫廷里见过的所有人都死了,而从约850年 到950年,完全没有迹象表明丹麦是个统一的君主国。有人主张,这是 法兰克人的资料中没有对此进行描述而造成的错觉,但问题没那么简 单。在日德兰半岛和丹麦诸岛上崛起的第一个真正有权势的人物是10 世 纪 中 叶 耶 灵 ( Jelling ) 王 朝 的 蓝 牙 王 哈 拉 尔 ( Harold Bluetooth)。在因他而闻名的纪念碑中有一块如尼石,上面写着在哈 拉尔治下的疆域统一是他自己的政治成就。我认为没有理由不相信 他,因为这个声明与所有其他证据都吻合。经过大约一个世纪(约750 年到850年)的行动(史料中有充分记载),丹麦中央化的君主国崩塌 了。正如沃莫尔德所指出的,这一分裂与斯堪的纳维亚地位较高的首 领及随从向东西两面的扩张几乎同时发生。我们知道,正是后一种现 象创造了大军时代。而它正好在国内政治结构崩溃时发生,这肯定不 是巧合。[68] 和第一千年的其他移民潮一样,外部政治结构影响了移民行动。 发展是一个大概念,既涉及政治也涉及经济。更多的财富或获得更多 财富的机会将北欧人吸引到波罗的海圈之外,而财富所在地政治结构 的性质决定了斯堪的纳维亚人可以采取的手段和机制。我们看到,当 地的政治结构完全决定了斯堪的纳维亚移民单元的规模。在本地政治 结构规模较小的地方,比如不列颠北部和西部诸岛,以及整个北大西 洋地区,定居者不需要成群结队而来。俄罗斯北部的情况也类似,如 果那里确实发生过掠夺土地的事的话。但是,如果本地的政治结构稳 固,已经成了规模,那么斯堪的纳维亚人就需要通过间接手段或带上 足够人马来实现目的了。在不去直接征服的地方,他们会用间接手段 来获取当地的财富,比如与伊斯兰世界做生意,或是像对待爱尔兰诸 王那样与当地人建立共生关系。或者,他们会带上足够的人马,以期 打赢必须要打的战争——大军时代,他们在英格兰和法兰克北部就是 这么干的。在这两个地方,维京人如果想用对自己有利的方式定居下 来,就要先摧毁当地的政治结构,而大军就是所需的工具。其他短期 政治因素也影响了他们行动的方式。大军先攻打诺森布里亚,是因为 该王国当时陷于内战,而在接下来的30年中,大军则随着法兰克王国 和盎格鲁-撒克逊王国实力的消长在英吉利海峡两边往来。 维京时代,移民与政治发展在另一个层面上也发生了相互作用。 回到沃莫尔德的观点:究竟是什么引爆了9世纪中叶斯堪的纳维亚地区 的政治危机?我们没有当时斯堪的纳维亚人的记述,法兰克的编年史 家对这些行动也是局外人,因此没有留下可以说明情况的详细的记 述。不过,霍里克二世被杀前50年左右斯堪的那维亚半岛上发生了什 么,与我们讨论的问题是很有关联的。我们已经看到,维京时期贸易 与袭击的强力结合带来了大量财富,而且财富来源是全新的——阿拉 伯的白银、西欧的贵金属、东西方间奴隶和皮革贸易的回报。而且, 这些财富流入,并不受日德兰君主的直接控制。加洛林王朝希望制止 海盗行为时,不得不去说服丹麦国王采取行动。更重要的是,来自海 外的财富有时被用来实现国内的政治野心。《圣安斯卡生平》中提到 了国王安纳达斯(Anoundas),他的故事很有启发性。他被赶出比尔 卡,但在西欧赚到了钱,于是他雇了一支足够强大的军队,重新掌 权。一份法兰克史料还隐晦地表示,洗劫圣但尼修道院的雷金哈里斯 在霍里克的宫廷中丧命,也许是因为霍里克对加洛林王朝的指示做出 了回应。也许如此吧,但霍里克这么干也有他自己的理由,而这就是 我想在沃莫尔德的论点之上补充的内容。[69] 我要说的是,维京人大迁移头50年所产生的大量财富流入斯堪的 纳维亚地区,引发了政治危机,这场危机摧毁了丹麦君主国,促使许 多地位较高的斯堪的纳维亚领袖转向西方。正如安纳达斯的逸事所 示,在9世纪的波罗的海地区,财富就是力量的直接体现。有了黄金白 银,就能招募和控制更多的军事随从。但是,约800年时的丹麦君主 国,政治架构基本上是维京时代之前的。尽管丹麦君主肯定能从经济 活动中获取额外的财富(围绕贸易中心形成的贸易网尤其重要,戈德 弗里德造起海泽比就是证明),但它既无法直接控制因维京人活动而 涌入波罗的海地区的新财富,也不是其主要的受益者。这些财富中很 大一部分落入他人之手,对丹麦君主构成了直接威胁。君主必须成为 该地区最富有的人,才能控制足够多的战士来保住自己的位置。霍里 克肯定明白这一点,他除掉野心勃勃的雷金哈里斯可能也是为此。但 是,由于流入了太多黄金白银,建立在斯堪的纳维亚财富来源上的旧 权力结构无法维持下去。现代发展中世界的某些地方也有类似的情 况:非国家组织(特别是毒品卡特尔)赚到的钱,有时比本国机构能 从常规税收中收取的钱多得多,这些组织因此成为实际主导该国全部 或部分地区的势力。[70]而且,这么多的动产掌握在这么多不同的人 手中,维京时代大量财富流入,在政治上必然挑起斯堪的纳维亚首领 之间的激烈竞争。 按照这种观点,财富流入引发了波罗的海地区的政治危机。之所 以出现大军时代那种首领纷纷向外扩张的情况,是因为他们意识到国 内的竞争过于激烈,海外的发展前景比较好。像霍里克那样的人太多 了,他们都有能力雇来大量战士,对日德兰半岛和丹麦诸岛的统治权 因而迅速失去了吸引力。因此,不仅定居冰岛背后有消极的政治动 机,而且整个大军时代都可以视为经济动机和政治动机、移民与发展 之间相互作用的产物。地位较高的领袖去西欧当然是为了寻求财富, 但他们倾向于留在那里而不是返回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关于在丹麦律 法区和北法兰克定居的记载体现了这种倾向),原因之一是斯堪的纳 维亚的政治竞争太激烈了,相比之下,在西方(或俄罗斯北部)开辟 一席之地更有引力。 维京时代的斯堪的纳维亚人大迁移再次说明,移民和发展是第一 千年中两个密切相关的主题,但此时移民和发展相互作用的模式与前 文提到的一些情况有所不同。虽然波罗的海并没有与欧洲其他国家隔 绝开来,但那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处于停滞状态,直到8世纪后期才被 纳入新的北欧贸易网络,在贸易网中一开始的地位似乎是所需原材料 的产地。但是,斯堪的纳维亚人很快看到了眼前的种种机会,他们发 展出新的航海技术,更直接地从贸易网中获利,附带着也在富裕的伊 斯兰世界中开发了新的市场。与西方建立更紧密的贸易联系后,他们 也发现了从那里赚钱的种种方式,以贸易、袭击、定居为特征的维京 时期由此开始。 和其他许多移民潮的情况一样,财富不平等是维京时期大迁移的 根本原因,而迁往财富集中的地区,则是人们对财富不平等现象做出 的反应之一。 但是,在这个时代,大型混合人口群体直接迁入较富裕地区的情 况比较少,不像罗马时代外边缘区的群体分批迁入较富裕的近边缘 区,也不像匈人时代的大规模群体从近边缘区和远边缘区直接迁入罗 马帝国。在维京人的大迁移中,至少在开始阶段,将财富带回斯堪的 纳维亚的情况和直接侵占本地资产的情况差不多多。这种差异的原因 在于交通运输,维京时代的迁徙也因此具有了自己的特点。 维京人大迁移的关键在于船只,造船费用大大限制了迁徙的规模 和可以去到的地方。即使发生了移民,也不会像4—5世纪的几次迁徙 那样采取大规模混合人口群体的形式。我们知道,较早时期的一些包 括了男人、女人、儿童的移民群体,人数可能多达10万。9—10世纪, 斯堪的纳维亚国王运去了追随他们的战士,小贵族带着自己的随从和 一些农场工人坐船,更穷的人则凑钱购买用于战争或贸易的船只。但 是,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获得移民所需的交通工具,走路的话不但路途 遥远,而且过不了海。 归根结底,还是需要船只,尽管船只造成了一定的限制,但也是 靠船只才使一切成为可能。可以说,那是欧洲一体化的早期阶段。中 世纪早期,在陆路上行进的速度大概是每天40千米,但维京人的船一 天就能前进4倍甚至更多的距离。在人看来,8世纪引入波罗的海地区 的新航海技术使欧洲其他地区和斯堪的纳维亚的距离缩短了4倍。这在 中世纪早期相当于现在建了个机场,或是波罗的海地区通了高铁。新 的运输工具到位后,斯堪的纳维亚人很快意识到,欧洲其他地区的发 财机会比他们周边的社会多得多。有办法利用这些机会的斯堪的纳维 亚人从中大大获利,但其他人的情况就比较糟糕了。并不是欧洲一体 化的每个阶段都能产生决心避免第二次世界大战重演那样的积极效果 ——1945年以来,这再明显不过了。 在斯堪的纳维亚人迁移的过程中,中欧和东欧的文化模式渐渐趋 近于公元1000年时的模式。与罗马时代相比,日耳曼(更确切地说是 日耳曼人统治下的)欧洲在第一千年下半叶大幅缩水,被斯拉夫人统 治的庞大边缘区逐渐侵蚀。斯拉夫人的领地只是略微受到了向俄罗斯 西部扩张的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影响,因为没有迹象表明那里的斯堪的 纳维亚移民打算同化当地的斯拉夫群体和其他群体。但是,如果说移 民和同化的强大结合,最终使得与现代更接近的文化模式取代了罗马 时代的模式,那么中欧和东欧的创生就还有另一个层面需要探索。公 元1000年的时候,中欧和东欧由讲斯拉夫语者主导,也有一些地方受 斯堪的纳维亚人控制,除此之外,近似国家的强大政治结构取代了罗 马时期常见的那种小规模社会。这些新的实体是什么?这些新实体为 什么能主导原本人类活动以数百人为单位的大片土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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