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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耳曼欧洲的离奇灭亡 |
| 第一次重组多少与第一个法兰克帝国（墨洛温帝国）的崛起同
步。这个帝国的疆域从大西洋延伸到易北河。参考6世纪欧洲各地的主 要发展模式，很快就能看出该帝国在莱茵河以东的领土，与原先罗马 帝国边缘区（包括内边缘区和外边缘区）的部分地区基本重合。就存 在已久的日耳曼物质文化和相关的社会政治组织水平而言，罗马帝国 走向崩溃的时期并没有给这些地区造成太大影响。这是至关重要，但 很容易被忽视的一点，因为它涉及的欧洲地区的历史在现存史料中很 少或根本没被提及。但只要稍微看一下考古证据，就能发现它的重要 性。 罗马时代晚期，主要在日耳曼人统治下的罗马帝国内外边缘区覆 盖了大致从西北向东南方向延伸的大片土地。它的北部边界从莱茵河 东岸到刚过维斯瓦河，跨度约1 000千米。它的南部更宽一些，从多瑙 河的铁门峡（Iron Gate）到顿河西岸，跨度约1 300千米（地图 15）。这片土地上的多个社会人口都相对密集且在不断增长，农业相 对发达，与罗马帝国有某种联系，其物质文化通常包括大量精心制作 的金属制品和陶器。6世纪时，文化崩溃已经影响了这里的大部分区 域。在乌克兰和波兰南部，发生文化崩溃是因为切尔尼亚霍夫和南部 的普热沃斯克系统在400年后不久便告瓦解。在波兰中部，文化崩溃发 生在500年前后，波罗的海边的波美拉尼亚则是约500—525年。在易北 河-萨勒河地区，彻底的崩溃发生在6世纪末；在易北河和奥得河之间 的地区，没有迹象表明日耳曼文化延续到了7世纪。在该区域以南的波 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也可以观察到日耳曼类型遗存在5—6世纪变得稀 少，然后在6世纪中期到7世纪早期完全消失。到了700年左右，传统日 耳曼物质文化的典型风格完全局限在了易北河以西的地区（地图 15）。[47] 墨洛温法兰克王国的扩张并未触及上述受日耳曼文化崩溃影响的 地区，这并非偶然。法兰克人的扩张与罗马人的扩张一样，是通过军 事吞并来实现的，扩张的潜在收益总是要与种种成本相权衡。扩张必 然要打仗，而即使历史证据不足以让我们详细重构每次战斗，我们也 知道发生了许多次激烈的战斗。但我们也有走运的时候。比如，法兰 克人占领阿勒曼尼王国这个行为的性质，就充分体现在了广泛遭到严 重破坏的古老山丘堡垒上——第二章讲过，这些堡垒在罗马晚期是阿 勒曼尼国王行使权力的中心。大约在500年，也就是史料所记克洛维取 得大胜的时候，这些堡垒（或者说所有得到了研究的堡垒）遭受了重 击，而在更宏观的层面上，整个阿勒曼尼亚的物质文化都出现了巨大 的变化。不仅是堡垒被废弃了，而且墓地中还出现了新的葬仪，某些 地方甚至启用了全新的墓地。侵略性如此之强的攻占需要投入大量人 力物力，只有在有望获得相应的巨大回报的情况下才会发动。[48] 中欧长期存在的模式（主要是日耳曼物质文化）在5—6世纪的崩 溃，意味着在易北河以东没有了需要去对抗的具有凝聚力的政治结 构，能积累可移动财富供人劫掠的相对发达经济体也不再有了。公元 前1世纪到公元1世纪，罗马帝国扩张到了那个时代靠有利可图的战争 所能达到的极限，6世纪的墨洛温王朝也是如此。日耳曼欧洲中，唯一 保留了旧有文化模式，没有落入法兰克人之手的地区是斯堪的纳维亚 南部：日德兰半岛、波罗的海西南诸岛，以及现在挪威和瑞典的南部 海岸。墨洛温王朝并没有直接征服邻近的萨克森，而只是通过行使霸 权施加影响，斯堪的纳维亚可能因此没有成为法兰克人进一步野心的 目标。不过，这一例外并不能改变对总体情况的判断：只有保持了发 展连续性的原罗马帝国内外边缘区才值得法兰克人去征服。从这个意 义上讲，罗马晚期新出现的发展轨迹，很大程度上限定了后罗马世界 新的跨区域力量的势力范围。[49]到目前为止都还好。但是，在日耳 曼尼亚的其他地区究竟发生了什么，让确立已久的物质文化模式遭受 了如此巨大的破坏？ 思考这个现象时，首先要弄清楚它的性质。波兰考古学家卡齐米 日·戈德洛夫斯基的一个重大发现是，在5—6世纪的文化崩溃过程 中，中欧大片地区长期存在的物质文化发展模式消失了。这些模式通 常至少可以追溯到第一千年之初，有些甚至更早。变化突然到来，这 在物质文化遗存的方方面面都有体现：大到与地中海世界的持久经济 联系（定期带来罗马进口物品），小到陶器和金属制品的工艺传统。 从技术上看，陶器生产大大简化了，不再使用转轮。与此相应，不仅 陶器样式减少，生产总量也明显减少了。冶金生产的规模变小了，所 生产的（或至少是留存下来的）装饰物种类几乎降到了零。定居点规 模也大大缩小。[50]基本上，考古记录表明，与罗马时期相比，该地 区人口生活中一般可供分析、比较、断代的各个方面都出现了明显的 简单化趋势，这一切说明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 考古发现揭示的这些惊人变化，背后是怎样的人类历史？ 戈德洛夫斯基所主张的解释是，传统文化模式之所以消失，是因 为形成这些文化的人口本身基本消失了。相关的文字资料告诉我们， 前述物质文化的崩溃在地理和时间上与我们所知的日耳曼人向罗马领 土迁移的活动相吻合。切尔尼亚霍夫和普热沃斯克系统崩溃，与哥特 人、汪达尔人及其他组成人口因匈人力量在中欧崛起而迁移发生在同 一时期（第五章），而5世纪易北河沿岸日耳曼物质文化的消退，长期 以来被视为与盎格鲁人、撒克逊/萨克森人等群体迁至不列颠，以及伦 巴第人向南进入多瑙河中游地区有关。如前文所述，这些人口流动一 直持续到6世纪，这主要是因为法兰克帝国势力向东扩展，促使大量萨 克森人加入伦巴第人，一起向意大利进发。[51] 迁移和文化崩溃在年代上很接近，这不可能是偶然，但对于这一 不寻常的现象，日耳曼人全体撤离并不是唯一的解释，甚至不是最可 能成立的解释。由于必须将考古文化理解为系统，理论上，既有文化 形式的消失可能有很多原因。在本例中，正如戈德洛夫斯基之后的其 他评论者所强调的，消失的是装饰性金属制品、武器和专门的轮制陶 器，而这些东西主要是为日耳曼社会中的精英生产的。因此，可见的 考古遗存中没有这些物品，只能说明使用它们的政治和军事阶层从这 片土地上消失了。说不定，当时有大量农民留了下来（也许数量非常 大），但他们的物质文化简单得多，无法通过考古发掘发现。[52]因 此，从理论上讲，文化崩溃可以有许多种解释，从该地区的所有居民 都迁出，到只有精英离开，居于两者之间的不少解释都能成立。从证 据上看，日耳曼文化崩溃背后的人类历史应该落于何处呢？ 下一章我们会研究斯拉夫人，这些人最终控制了中欧和东欧这些 去日耳曼化的地区；到时我们会回过头来更仔细地研究一些证据。目 前，我们可以得出一些总体上的结论。首先，日耳曼文化的崩溃肯定 不代表相关地区的人口全部迁出了。以黑海以北的哥特人为例，有充 分的理由认为，在3世纪臣服于哥特入侵者的当地群体，有许多后来并 未加入从376年开始迁往罗马帝国的移民队伍。而且从总体上讲，在罗 马后期进入帝国的日耳曼移民，似乎也没有多到能清空他们迁出的广 大地区的地步。 显然，我们无从得知到底有多少人被卷入了匈人帝国兴衰引发的 迁移，又有多少人抓住了因罗马失去维持边境安全的能力而出现的扩 张机会。不过，有必要来一场反面的思想实验。我们可以想一想已知 有多少移民来自经历了文化崩溃的地区。例如，有合理证据表明西哥 特人和东哥特人都可以投入2万名或更多的战斗人员。汪达尔人、阿兰 人和苏维汇人的军队规模可能差不多——在406年他们在西班牙遭受重 大损失之前肯定如此；而勃艮第的军队即使规模较小，也不是不值一 提。有多少多瑙河中游的难民被招进了意大利军队或东罗马巴尔干的 军事部门，我们对此没有概念；但是从资料记载的赫鲁利人的人数来 判断，许多不同的群体可能都至少有1万名战士，而且很可能是2万 名。盎格鲁-撒克逊移民的人数也许是所有数字中争议最大的，人们猜 测的从2万到20万人不等。[53] 如果我们取证据中的最大值（很快就会清楚为什么要这样），那 么可以合理推算出，离开经历文化崩溃地区的日耳曼战士多的话有10 万人以上，但肯定到不了20万人。虽然猜测成分不小，但这个数字并 不算过分夸大，确实需要有这种军事实力，移民才有可能推翻始终坚 决抵制其入侵的西罗马。我觉得这个10万人里可能没包括迁徙过程中 丧生的移民战士。尽管如此，超过10万这个大略估计的数字还是可以 作为我们进一步研究的起点。参与迁徙的总共有多少人，取决于妇女 儿童与战士随行的情况有多普遍，也取决于有多少奴隶同行（这个话 题就比较阴暗了）。我们在此还是取最大值——尽管最近有人加以否 定，但还是有不错的证据表明，大多数较大的群体中都包括了不同年 龄层和性别的成员，这也有进一步的理由支撑。前文提过，传统上会 将战斗人员的人数乘以5，得出混合群体的总人口数量，但接近4的倍 数可能更准确。而且，这类计算都没有把奴隶考虑在内。综上所述， 取合理估计的最大值，经历文化崩溃的地区的外流人口总数应该是50 万人或略多一些。[54] 费心进行此类计算，是因为我们确实知道受影响的区域的大小。 日耳曼文化的崩溃大致影响了北至易北河和维斯瓦河、南到铁门峡和 顿河下游的地区，粗略计算面积接近100万平方千米。如果罗马时代晚 期的移民潮带走了这片区域中的所有人，那么那里原先的人口密度就 应该是每平方千米0.5人左右。人口密度是不可能这么低的。即使考虑 到当时那里的农业制度不是密集型农业，50万人离开也根本不可能清 空这么大的区域。这些数字只是估计，但最近的一项研究（颇为合理 地）表明，仅在所谓的本都-多瑙河地区（地图15），古代时就容纳了 300万到400万人，在中世纪早期的匈牙利平原一处，人口就有30万左 右。尽管我们在前两段中用的数字都是估计值，我们仍然可以放心地 认为，中欧和东南欧的文化崩溃不是人口全部撤离造成的。[55] 因此，总的来说，日耳曼文化崩溃是相关地区中某些精英群体的 消失造成的。但是，对于这个结论，还需要有两点补充。首先，经过 之前几个世纪中的种种变革，统治4世纪日耳曼社会的并不是一个规模 很小的精英群体。在1世纪到4世纪之间，确实出现了新的社会力量分 配，但比起在罗马占统治地位的少量地主，日耳曼世界的精英在人口 中所占的比例还是要高很多。如我们在第二章所见，也是被称为“民 族大迁徙”的事件所证实的，应当认为，社会和政治权力（以及群体 身份）是由范围相当广的自由民寡头分有的，自由民的人口为战士人 口的五分之一到三分之一。至少在像哥特人和伦巴第人这样的较大群 体中，参与迁徙的不是只有这些占统治地位的寡头。这些侵略性群体 中至少有两个社会阶层的战士（可能相当于中世纪早期法典中所说的 自由民和被释奴），而不是只有一群精英战士，有时，他们还会带上 奴隶，当然还有家眷。[56]因此，精英的离开并不是规模很小的现 象。 第二，我们将在下一章中看到，证据表明，某些地区的人口水平 确实经历了急剧下降。这也说明日耳曼人迁徙在人口统计学方面还是 有一些影响的。上述两点可以联系在一起。因为日耳曼精英的人数原 本就不少，还有一些社会群体依附于他们（奴隶和被释奴），所以当 一群移民离开某个地区时，有可能把那里的人口都带走。[57] 因此，不仅普遍的发展模式决定了4世纪末和5世纪的迁徙进程， 而且反过来也成立：移民影响了发展模式。如我们所见，这种互动的 一个主要结果是，亚欧大陆西部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以欧洲北部资源为 基础的帝国力量。而在罗马帝国走向终结时，边缘地区大量有武装、 有组织的群体迁入了罗马故地的心脏地带，因此帝国崩塌的过程也伴 随着边缘地带大部分地区的转型。日耳曼欧洲精英的背景还是比较广 泛，他们离开引起的文化崩溃彻底改变了从前帝国边缘区的社会经济 和政治组织，标志着古代世界秩序的第二次重大改变，其重要程度与 法兰克北欧帝国的崛起相当。第八章会讲到，这对斯拉夫欧洲的崛起 意义重大，而同时，这一进程也受到了第一千年中期旧世界秩序第三 次重大重组的深刻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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