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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迁徙和社会压力

不管是法兰克人向高卢东北部的扩张，还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对不 列颠低地的接管，都不符合Völkerwanderung（民族大迁徙）的字面意 思。既然它们都称不上“民族”（Völker），也就没有什么民族迁徙 了。人们一度认为，迁徙过程在不列颠和卢瓦尔河以北的一些地区引 发了类似于种族清洗的行动，但其实并非如此；公元600年的时候，这 些前罗马行省中已经形成了新的种族混合体，而许多本地的罗马不列 颠人和高卢罗马人显然是在其中的。这些种族混合体到600年时出现在 了这些前罗马行省中。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在之前的两个世纪 里，这两个地区的确出现了大量移民，无论移民人数具体有多少，他 们都在几乎所有层面上带来了重大变化，包括政治、社会经济格局、 行政组织，以及物质和非物质文化。 将盎格鲁-撒克逊人和法兰克人的迁徙放在一起研究，一大好处是 可以看出精英转移概念的局限性和滥用概念的危险。英格兰的诺曼征 服是一种情况，外来的移民精英和当地已有的精英社会经济结构愉快 共存；还有另一种情况，就是要求获得回报的移民数量很大，足以引 发社会及经济秩序的重大重组。这两种情况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即便 卢瓦尔河以北和哈德良长城以南这两个地方的移民只在人口中占少 数，也不会改变上述结论。在这两个地方，盎格鲁-撒克逊人和法兰克 人带来了革命性的变革，其影响远不仅仅是诺曼征服后那种简单的精 英替代。 这引发了一个（也许不是非常重要的）问题：用哪些标签来表述 这些情况最合适？不同的研究者可能有不同观点，但我认为，最好是 只用“精英转移”来形容新移民的统治不会引发社会经济秩序重大重 组的情况（比如诺曼征服）。这样一来，可以形容另一种情况（移民 引发社会经济秩序的彻底重建）的标签就是“大规模迁徙”（mass migration）了。可能会有人担心这是开倒车，但其实传统侵略假说里 那种会带来彻底人口替代的大规模迁徙已不再有人相信；因此，我们 可以将“大规模”当作目前尚无精确定义的术语来使用。它还能与比 较移民研究中对大规模迁徙的定性定义非常好地结合在一起。所有社 会层级的社会和经济秩序都得到重塑，无论文化背景如何，所涉及的 移民数量有多少，这都是巨大的冲击。 然而，比选择哪个标签更重要的是以下结论：就法兰克人和盎格 鲁-撒克逊人这样的情况而言，在讨论重大的文化变革（包括采用新葬 仪等物质文化方面的变革）时，移民并不是社会压力论之外的另一种 解释。葬仪和社会压力之间的所谓对应关系并不总是成立，每个案例 都需要仔细研究。不管是通常没有随葬品的墓地中出现的带随葬品的 墓葬，还是行列式墓地等规整环境中通常带随葬品的墓葬，都不像是 反映了社会压力。法兰克人方面的证据之所以比盎格鲁-撒克逊人方面 的证据好很多，是因为近来挖掘出了许多法兰克人的墓葬（最近对一 些盎格鲁-撒克逊墓葬的挖掘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得益于这些挖掘 工作，我们能更彻底地探讨为什么他们一开始会选择用各样物品来随 葬；在我看来，这正是需要用社会压力和移民一起来解释的问题。富 有的外来者到来后，本地人开始使用新的墓地、采用外来者的葬仪， 看到这种情况，我们不免得出这样的结论：新的地主精英进城（确切 地说是进村）后带来了问题，采用新葬仪是本地人（部分自愿，部分 非自愿）对此做出的反应。 当然，这只是一种模型，并不是每个地方都这样。在克雷费尔德格乐普，移民和本地人的墓地似乎始终是分开的，但本地人还是受到 遵从的压力，与移民在文化上保持了一致。而法兰克人在征服之后才 开始定居，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定居则在战争过程中就开始了，这在不 同地方可能带来了相当不同的结果。与法兰克人相比，盎格鲁-撒克逊 人与其他本地群体持续冲突，被征服的本地人恐怕不会那么容易接受 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文化；而且前文提过，充分的语言证据说明，到了 公元600年左右，不列颠低地的新地主精英还是以移民为主。 抛开这些特殊点不谈，法兰克人和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移民在很多 方面体现并发展了本书探讨的多个主题。交通运输（盎格鲁-撒克逊人 是首个通过海运移民的例子）和活跃的信息场域对形成这两次移民起 了决定性作用，但也许更重要的是，证据体现了人口迁徙与发展模式 的相互作用，以及占主导地位的政治结构起到的重大作用。可以认 为，法兰克人和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迁徙是调整不平等发展模式的机 制。在罗马帝国时代，罗马之处的西欧虽然也发生了经济转型，但还 是远远落后于附近属于帝国的区域，因此后者的财富有巨大的吸引 力。与现代经济不同的是，当时的财富主要由农业活动产生，移民劳 工也得不到高薪或高地位的工作——在莱茵河以西当农民和在更远的 东部当农民一样无趣。因此，除了少数几个在罗马军队中占据高位的 人之外，大多数外来者主要靠定期劫掠动产来取得财富。罗马帝国时 期，这些财富一直处于军队和防御工事的保护之下。不列颠低地和高 卢东北部在5世纪脱离中央帝国的控制后，外来者攫取资产的能力不再 受帝国机构的限制，一段时间后，劫掠演变成了以夺取地产为目标的 掠夺性移民。 因此，发展的不平等是这两次移民的最深层原因。但法兰克人和 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移民并没有造成罗马中央控制的崩溃，而是控制崩 溃的结果。他们分别来到高卢北部和不列颠的时候，都破坏了当地留 有的原先罗马行省的结构。但在这两种情况下，都是因为帝国无法在 其边境保持足够的力量，才让这些罗马行省成了移民觊觎的对象。 但是，更大的图景是怎样的？将关注的范围扩大，移民在西罗马 的崩溃过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既然移民和发展模式紧密相关（本章 内容对此有所体现），帝国的崩溃对（匈人时代之前的罗马及邻近地 区）既有的不平等发展模式产生了什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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