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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骨与石棺

考古证据对解答这个问题而言很重要。图尔的格雷戈里没有谈到 法兰克人定居的问题，而就考古发现而言，我们需要面对基本的方法 论问题和探讨不列颠低地的情况时一样。高卢北部新丧葬习俗出现和 法兰克势力崛起的时间吻合，但是不是每个有随葬品的人都是法兰克 移民？如果是，那么当时的情况就比较接近“民族大迁徙”，因为高 卢北部和东部广泛分布着行列式墓地，墓中都有随葬品（地图12）。 [78] 人们为解决这个问题做了很多尝试。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调查人 员确信，可以靠研究头骨形状来解决问题。他们提出，本地凯尔特人 是 短 头 颅 （ 圆 头 ， brachycephalic ） ， 而 日 耳 曼 移 民 是 长 头 颅 （dolichocephalic）。还有些学者关注葬仪的细节，他们认为使用石 棺是罗马人特有的习俗，不用物品随葬的坟墓（大多数行列式墓地中 都有一些这样的坟墓）也被认为是罗马人的。可惜，这些老办法都不 起作用。颅骨形状的种族差异没那么简单，还有明确记录表明在石棺 中发现了法兰克人。没有随葬品的墓穴也不能说明什么。这种墓穴明 显集中在行列式墓地的边缘，而现代挖掘方法已经证明，此类墓地是 从中间开始用，然后扩展至外围的。有没有随葬品其实跟坟墓的年代 有关系。从7世纪开始（使用时间更长的盎格鲁-撒克逊土葬墓地也是 如此），坟墓中的陪葬品明显越来越少（可能是因为受到基督教的影 响），直到回归罗马帝国晚期那种不用随葬品的葬仪。[79] 尽管没有简单的方法来区分罗马人和法兰克人，但有一些非常可 靠的证据表明，6世纪一些有武器陪葬的人是本地的高卢罗马人。德国 北部莱茵河下游克雷费尔德-格乐普（Krefeld-Gellep）的墓地经过精 心挖掘，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例子。此地是从罗马时代晚期到墨洛温 时期一直在使用的少数埋葬点之一。公元500年前后，在靠近已有的罗 马时代晚期墓地的地方，出现了一个有丰富随葬品的坟墓，另一块墓 地从此启用，那里集中了不少带随葬品的墨洛温式坟墓。然而，第二 块墓地的开放并未导致第一块关闭。第一块墓地的变化更引人注目， 有随葬品的土葬（标准的墨洛温式做法，男性用武器、女性用珠宝随 葬）很快也成为这里的常规模式。最初的挖掘者和后来的评论者都得 出了显然正确的结论：使用第一块墓地的罗马时代末期或后罗马时期 的人口，接受了以第二块墓地中奢华墓葬为代表的新的文化范式。这 正是精英模仿的好例子。在克雷费尔德-格乐普体现得很明确的这种情 况可能在高卢北部各处也有，其他一些地方原有的罗马时代晚期墓地 完全被行列式墓地取代，因此展现不出类似的文化演化过程。在使用 新的行列式墓地的人口中，肯定有一些是高卢罗马人的后代，他们适 应了墨洛温时代的新规范。[80] 在至少能部分反映该进程的另一组证据中，所涉及的墓地都是先 有一个特别豪华的墓葬，然后才投入使用的，就像克雷费尔德-格乐普 的第二个墓地一样。得益于对墨洛温物质文化年代的长达半个世纪的 精心研究，一系列遗址中都发现了上述模式：阿登高地（Ardennes） 的 梅 济 耶 尔 （ Mézières ） 、 默 兹 河 （ Meuse ） 河 畔 的 拉 瓦 埃 （ Lavoye ） 、 普 莱 （ Pry ） 、 古 特 林 根 （ Gutlingen ） 、 洛 林 （Lorraine）地区的查乌利（Chaouilley）、鲁本纳（Rübenach）、 埃鲁维莱特（Héruvillette）和贝尔伯宁（Bale Berning）。认为这 些墓地中许多墓葬的墓主是法兰克移民，这个想法很有诱惑力，但不 能 想 当 然 。 这 已 在 卡 尔 瓦 多 斯 （ Calvados ） 的 弗 莱 诺 维 尔 （Frénouville）得到证实。表现为独特颅骨缝的遗传标记说明，有随 葬品的土葬出现之后，那里的人口和这种丧葬形式出现之前的人口基 本是同一批，尽管采用新葬仪的坟墓都位于一块全新的墨洛温时代墓 地上。看起来，使用随葬品的丧葬习俗是由一个精英家族传入弗莱诺 维尔的，这家人在新的墓地上“首创”了随葬品丰富的坟墓。而到了6 世纪中叶，这种丧葬形式已经在本地人中传开，这些人现在也开始使 用新的墓地。[81]因此，有无懈可击的证据表明，有随葬品的土葬这 种新风俗之所以能在高卢北部广泛传播，是因为本地的高卢罗马人积 极采用了这种习俗。 但是，这种葬仪从何而来，又为什么会被采用？我们知道，现代 考古学理论中的一派倾向于将随葬品相对丰富的墓葬群解释为社会不 安全感和攀比的证据。因为地位不明确，所以这些家庭想在邻居面前 炫耀攀比。就我们讨论的例子而言，当时的情况显然有可能是这样。 我们看到，墨洛温王国崛起后，社会地位的规则和之前罗马统治时期 的完全不同，显然可能引发社会竞争。[82]但这不是唯一可能成立的 解释，甚至称不上是最有说服力的。比如卢瓦尔河以南的社会秩序也 经过了重组，但这并没有引发在墓葬上的攀比。你可以合理反驳说， 这是因为那里维系旧精英社会地位的要素基本保存了下来，他们没有 必要攀比；但是，社会压力论还可以用更重要的观点来反驳。最重要 的是，布局齐整的行列式墓地看起来更像是高度组织化的公共空间， 而不是进行社会攀比的场所。从墓地中精心排列的墓葬看，葬礼很有 可能受到了某种程度的监管。这在随葬品上的确有所体现：几类死者 的随葬品比其他人多，比如青壮年男性和育龄女性。有人提出可能是 这些死者在活着的时候压力更大，但法律条文告诉我们，当时是偿命 金最风行的时候，而这也可能是关键点。 更一般地说，法律证据确实表明，墨洛温社会里有界限明确的地 位群体，即自由民、被释奴和奴隶（以地位为基础，再根据年龄做调 整，可以得出这个人的确切价值），各群体有明确的职能。例如，自 由民和被释奴可以应征入伍，但奴隶就不能行使这种被视为地位更高 者专有的职能。还有些法律条文规定，一个人晋升到高一等的地位群 体时要举行公开仪式，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农村社群的规模都小到每 个人都相互认识。[83]这些观察结果提示我们去从另一个方向上解 释：埋葬男性死者，特别是用武器陪葬时，肯定会有彰显其地位的意 思，但在极度封闭的小规模农村社会中，宣称某人拥有比实际情况更 高的地位并不容易。 因此，社会压力论绝非不证自明，而关于随葬品风俗传播的现有 证据表明，可以有另一种解释，这种解释多少保留了社会压力的因 素。在有随葬品的墨洛温墓葬中，最奢华、最古老的是希尔德里克的 墓。他下葬（481年或482年）之后，紧接着出现了一系列豪华但没有 那么奢华的墓葬，它们被称为弗隆海姆-古特林根（FlonheimGutlingen）墓葬群（名字有点拗口）。这些墓葬的确切年代都没法断 定。在风格方面，墓葬中的随葬品与希尔德里克的非常相似，因此墓 主下葬的年代应该也差不多。但它们位于原罗马行省下贝尔吉卡的范 围之外，而传统上认为，下贝尔吉卡是希尔德里克留给克洛维的遗 产。从表面上看，这些人至少在克洛维最初的征战中追随了他，但这 也可能是循环论证，因为希尔德里克的领土范围可能超出了下贝尔吉 卡。无论是哪种情况，这些墓显然都是在5世纪的最后25年间落成 的。[84] 新丧葬习俗进一步传播的年代则没有疑问。在前述墓葬之后，很 快出现了一系列虽说不那么豪华，但随葬品也不少的墓葬，也就是赖 纳·克里斯特莱恩（Rainer Christlein）所谓的C组墓葬（Group C burials）——这个术语也不怎么有趣，但至少念起来比较容易。这些 墓葬从年代和性质上都介于以下两者之间5世纪末的少量奢华墓葬，以 及墨洛温时期随葬品较少的大量墓葬——后者应该是在6世纪而非5世 纪末落成的，而且落成时间更可能是6世纪的第二个25年而非第一 个。[85]总的来说，从墓葬的年代看，这种丧葬习俗的传播普及，要 归因于希尔德里克及其亲信的奢华葬礼带来的涓滴效应。从前，法兰 克人会在火化死者后抛撒骨灰，新的葬仪则非常不同，因此它要花差 不多50年的时间才能在大众中站住脚也就不奇怪了。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模仿其领导者的做法（当然他们的墓葬没有那 么奢华），墨洛温人的土葬发展了起来，这种观点似乎很合理。当 然，这种效应很常见，但不足以充分解释这种现象。就希尔德里克的 墓葬而言，举行风光大葬的想法可能衍生自阿提拉帝国全盛时期形成 的多瑙河风格丧葬习俗。5世纪之前，日耳曼世界中偶尔会出现豪华墓 葬群，但在法兰克地区一个也没有。但正如我们在第五章看到的，匈 人帝国是个分水岭，从此重要人物死后得到厚葬。匈人时代及之后的 一段时间里，埋进地里的黄金的数量空前巨大。法兰克人不是受匈人 控制最严密的，但他们也在阿提拉的势力范围之内，阿提拉干涉了法 兰克人的一次继位纠纷，多瑙河风格也确实改变了蛮族的丧葬习惯。 从那以后一直到6世纪，厚葬领袖的做法被广泛采用。也难怪阿提 拉之后那一代的法兰克领袖会采用罗马帝国之外欧洲最伟大帝国的做 法。希尔德里克和克洛维——克洛维有可能安排了他父亲的葬礼—— 致力于改变法兰克政治的性质，这也是事实。两人都有充分的理由推 广匈人的做法，以表明或宣称希尔德里克绝非一般的法兰克统治者。 无疑，克洛维为希尔德里克安排的变革性葬礼中有攀比展示的成分。 事实上，如果弗隆海姆-古特林根墓葬不是像通常认为的那样稍晚于希 尔德里克墓葬，而是与之年代相同，那么这种展示的竞争性会更强， 因为那些墓葬的墓主可能是希尔德里克的对手，而不是他的随从。 至于这一习俗为什么后来会往社会下层传播，解释起来就没那么 容易了。显而易见的推力之一，是克洛维惊人的征服事业带给法兰克 社会的新财富，而在他儿子们统治的时期，扩张也在继续进行。在这 种背景下，也许可以合理地认为，年代较晚但仍然比较豪华的C组墓葬 起到了关键的催化作用。这些墓主大概是中间层的领袖，他们的家人 想跟随他们国王开创的风潮，以此显示死者的地位很高。这可能跟社 会竞争也有关系，因为克洛维的征服使许多新财富流入新贵手中，赢 家可能会借着墓葬来炫耀。接着，这种做法逐渐推广到普通得多的社 会阶层，征服带来的财富向下渗透，在这些阶层中产生了想要炫耀自 己的赢家，也许还有一些竭力掩盖自己失败的输家。这样的情形一直 延续到新秩序最终巩固，6世纪中叶那种看起来更稳定的行列式墓地出 现之前。 不过，这个过程花了点时间。新的丧葬习俗得到确立是在约公元 525年之后，当时距希尔德里克去世已近半个世纪，这段时间里，还有 其他因素可以发挥作用。例如，在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英格兰，基督 教传来后，火葬习俗被视为不合理，很快就消失了。基督教虽然6世纪 初期才开始在法兰克人中传播，但可能也在推动土葬方面起了作用， 即使这与墓葬中展示的财富无关。[86] 从希尔德里克的墓葬到6世纪第二个25年的那些墓葬，墓主的社会 地位是越来越低的。可见，新的葬仪应该和法兰克人势力的崛起，特 别是和征服带来的财富所引发的攀比有直接的联系。使用随葬品的土 葬习俗的传播，有很强的文化适应的成分——本地高卢罗马人显然接 受了这种新的习俗。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很少或没有法兰克移民进入 高卢北部，也不意味着新仪式的传播完全与移民无关。我们反而完全 有理由认为移民到高卢北部的法兰克人规模相当可观，在传播新的葬 仪方面发挥了重要和直接的作用。 法兰克人在莱茵河西部移民的证据既有很具体的，也有很笼统 的。在此有必要仔细研究克雷费尔德-格乐普的情况。如果本地人继续 使用原来的那块墓地（情况似乎确实如此），那么关键问题就是：第 二块墓地中埋葬着什么人？使用随葬品的丧葬习俗是从使用第二块墓 地的人传到使用第一块墓地的人当中的。考古发掘表明，使用第二块 墓地的很可能是一群法兰克移民。在其他一些新的行列式墓地的中心 地带，最早的那些豪华墓葬的墓主可能也是法兰克移民精英，当地的 农村社会正围绕着这些法兰克人新获得的社会权力重塑，因此才有了 埋葬地点改变、随葬品习俗得到采纳的事。初看之下，考古证据把我 们带回了在盎格鲁-撒克逊人那里遇到的僵局。一方面，新的丧葬习俗 来自新的法兰克移民精英引发的涓滴效应。另一方面，相当多的本地 人口接受了这种习俗，这在克雷费尔德-格乐普尤为明显。而如果没有 像克雷费尔德-格乐普和弗莱诺维尔那么明确的考古证据，我们是无法 区分法兰克人和高卢罗马人后代的墓葬的。墓主既可能是法兰克人， 也可能是高卢罗马人，还有可能两者都是，因为当时肯定有通婚的情 况。但是，我们还可以把论证推进一步。 如果移民的唯一证据是在几个新的行列式墓地中心有一些随葬品 丰富的墓葬，那么法兰克人迁移到高卢北部的过程可能会被认为是精 英转移加文化模仿。但事实上，有很好的证据表明，上述文化适应过 程的基础是规模大得多的移民潮。在此有必要谈一谈墨洛温王国各地 总的延续和变化模式。我们看到，在卢瓦尔河以南发现了一些带随葬 品的墓葬。但在这些地区，新的习俗还没有扎根，本地人口都坚持原 有的丧葬习俗。因此，在整个法兰克王国境内，采用新的葬仪不是个 自然而然的过程。如果仅仅把零散的法兰克人丢到高卢，是远不足以 让所有人都接受用武器和其他贵重物品随葬这个新观念的。 理论上，新的习俗在北方而非南方流行可能有好几种原因，但行 列式墓地与法兰克人定居程度之间存在相关性。与盎格鲁-撒克逊时期 的英格兰一样，语言学证据在此也至关重要。笼统地说，法兰克移民 带来的整体影响是将使用日耳曼语的地区的界限从莱茵河边境向西移 动了100至200千米（地图1）。但这是一个复杂过程的最终结果，不是 在公元500年前后一下子发生的。首先，法兰克移民似乎形成了多个相 互关联的语言岛。即使在日耳曼语最终占主导的地区，一些在罗马时 代 比 较 重 要 的 地 方 直 到 9 世 纪 仍 然 通 行 罗 曼 语 ， 特 别 是 亚 琛 （Aachen）、普吕姆（Prüm）和罗马故都特里尔。地名证据则表明， 比起如今的语言界限，讲日耳曼语的社群最初分布范围的界限要更往 西。巴黎西北部、诺曼底和布列塔尼都有日耳曼语地名，可见和英格 兰的情况一样，一些讲日耳曼语的精英肯定在这些地区留了下来，而 且停留时间长到能给最终出现的永久定居点命名（地图12）。比起盎 格鲁-撒克逊时期的英格兰，在高卢北部，多少称得上永久性的村庄和 庄园出现得比较早，在7世纪而非8世纪就有了，因此零星的日耳曼地 名未必能说明语言被保留了很长时间——也许只有一个世纪左右。 [87]尽管如此，与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英格兰一样，这些日耳曼语 言岛只可能是除男人之外也包括妇女儿童的移民群体创建的，尽管使 用日耳曼语范围的界限向西拓展得有限，大致表明了哪里才是法兰克 人定居点最密集的地方。 虽然没有具体的历史证据，但这些移民迁至莱茵河以西的过程， 很可能与盎格鲁-撒克逊人迁往英格兰的过程颇为相似。虽然高卢北部 肯定算不上罗马帝国最富有的地区，但总体说来，它的经济比莱茵河 以东的非罗马领土更发达。简单地说，克洛维取得胜利后，法兰克人 获得了政治上的统治地位，比起家乡，他们能在新征服的地盘上攫取 更多的土地。这并不是说莱茵河以东的土地上人口过剩（1065年的诺 曼底也不是人口过剩），而只是说军事上的胜利带来了攫取财富的诱 人机会，克洛维的追随者们也自认为应当得到财富。克洛维的统治取 得巨大成功之后，其追随者更认为自己理当获得巨大回报。他们不满 足于从劫掠来的财物中分得一份，而是想要土地资产（罗马帝国的其 他继承国中也出现了类似要求，只是形式有所不同），而这些要求是 必须满足的。[88]实际上，如果要求没能充分得到满足，追随者完全 有可能转去跟随别的领袖。在我看来，高卢北部各地行列式墓地中那 些最早的豪华墓葬，很可能是在考古学上反映了克洛维（可能还有他 的继承者）的忠实追随者们得到的奖赏。 就像不列颠低地吸引着盎格鲁-撒克逊人，早在罗马帝国崩溃、法 兰克人定居点能够建立之前，高卢北部的土地和财富就吸引着邻近的 法兰克人。从3世纪开始，法兰克人就在莱茵河北部越境袭击，而在政 治环境有利的情况下，整群的法兰克人会尝试吞并领土。例如，4世纪 50年代发生过一桩著名事件，皇帝尤利安不得不驱逐在罗马内战中趁 机控制了科隆及周边地区的法兰克群体。其中一些法兰克人声称他们 受萨克森人袭击，成了难民，也就是说他们可能也有政治动机，但从 越境袭击的悠久历史来看，罗马财富的吸引力实在明显。[89]此外， 启动移民潮所需的信息场域已足够强大，高卢北部对前来的法兰克人 而言绝不是什么“未识之地”（terra incognita）。 从史料中看不出这些法兰克移民单元的具体规模。语言变化的程 度和持续时间表明，很多移民单元中包括妇女，应该也有孩童。如果 移民的动机是获得政治奖赏（基本上就是如此），那么组成这些移民 单元的很可能就是即将得到奖赏的战士，还有他们的家眷亲友。但 是，正如后来维京丹麦律法区的相关证据所示，组成移民单元的也可 能不是核心家庭，而是群体。维京人的整个战队似乎都和直接领导者 周围的追随者一起定居下了来，法兰克移民也可能是这种情况。例 如，有法律条文规定，被释奴永远依附于特定的自由民，因此自由民 及其半自由的依附者可能会作为一个群体来迁移。地位更高的领主及 其自由民随从（以及作为自由民随从的被释奴）可能也是如此。 语言岛大概就是这些移民群体定居后形成的。在移民集中的地 区，最终会出现全面的语言变化；而在移民不那么集中的地方，他们 的语言影响力只体现于日耳曼语地名。但和盎格鲁-撒克逊人有所不同 的是，法兰克人似乎在取得全面军事胜利之后才开始迁徙，而且高卢 罗马人中好像也没有奥勒留·安布罗修这样的人物。因此，法兰克移 民单元的规模可能比较小，政治结构对移民过程的影响也很明显。与 诺曼征服的相似之处也表明，法兰克人攫取土地的过程不大可能完全 受控于国王。从《土地调查清册》中就可以看出1066年以后的20年里 有多少未经许可的侵占。可以合理认为，做这项调查的原因之一是， 在这20年的放任自流后，1086年时的威廉根本不清楚他的追随者中谁 占有了什么。总的来说，我们可以将法兰克人入侵高卢北部的过程视 为非随机形式的推进浪潮，入侵者们在高卢罗马乡村四处寻找合适的 地方来占领。[90] 从现有的材料看，有许多问题无法解答，但大规模法兰克移民 （尽管单个移民单元的规模可能很小）的证据是无懈可击的。就我们 研究的问题而言，重要的是有足够证据表明移民与使用随葬品的丧葬 习俗的确立有明确关联。某种程度上，最初那些豪华墓葬和随葬品习 俗在特定地方传播之间的关联可作为这方面的证据。更一般地说，在 没有移民的地方，比如卢瓦尔河以南，就见不到行列式墓地。然而， 认定行列式墓地和法兰克人移民之间有关，与用社会压力来解释新的 丧葬习俗并不全然矛盾，还能用来改进这种论点。法兰克人（以及类 似情形下的盎格鲁-撒克逊人或诺曼人）移民以获得新财富为动机，说 明社会压力至少在两个层面上起了实质性作用。 首先，克洛维和他儿子的法兰克追随者内部竞争激烈，都想分得 更多的战利品（1066年后，威廉的追随者也是如此）。相关各方都很 焦虑，也许正因如此，他们想到了模仿他们领袖在后阿提拉时代的做 法，通过用大量的财物给死者陪葬来炫耀。其次，本地人口的压力也 很大，他们遭到这些外来精英的入侵，还被纳入了一个王国，这个王 国强加给他们的社会秩序以三个等级及相应的权利责任为基础。法兰 克人势不可当，社会重新洗牌，因此身处其中的本地居民需要根据新 的游戏规则，想办法获得最好的结果。显然，如果你周围有法兰克精 英，最好是去讨好他们，弗莱诺维尔的情况可能就是这样；你也可以 去谈判，到法兰克新统治者那里争取尽可能高的地位。不管怎么做， 压力都会很大，在法兰克人炫耀自己征服得来的财富时，本地人也会 努力去吸收在法兰克人中间流行的文化和其他规范。 就使用随葬品的丧葬习俗和行列式墓地的出现而言，移民和社会 压力两种解释并不冲突。法兰克人迁移的过程产生了竞争和社会压 力，表现为人们广泛采纳起源于匈人帝国多瑙河风格的丧葬风俗。但 这只是开始。谈判结束，谁是自由民、谁是被释奴、谁是奴隶确定下 来后，新的社会秩序得到了巩固，正如行列式墓地和法律证据所示。 尽管史料有种种问题，但法兰克王国的创建涉及两个甚至更可能 是三个层次的移民。卢瓦尔河以南很少有移民。那里只建立了几个要 塞，虽然此地精英的生活呼应了法兰克国王的新要求，但文化和社会 经济变化的程度有限。卢瓦尔河以北的情况则非常不同，尽管语言证 据表明这个区域还需细分。在莱茵河和新的日耳曼语/罗曼语边界之 间，移民比更往西的地方要多，长远看来，西边的移民只影响了几个 地名。然而在高卢北部的两个地区，变化的革命性是显而易见的。当 时的情况不是精英替代，而是像盎格鲁-撒克逊人接管罗马不列颠时那 样，重新定义了精英地位及其依赖的社会规范和价值结构。本地居民 的后代中，有些人能进入上层，但变革的革命性并没有因此减少，也 不能改变这一事实：一切都要归因于法兰克人那带来了大量移民的政 治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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