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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裂的王国 |
| 历史资料和考古资料都表明，6世纪的法兰克王国内大致以卢瓦尔
河为界，分出了两个区域。河的南边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罗马传统。 许多从前的罗马地主家庭保留了自己的庄园，文化和价值观也大多保 存下来。在图尔的格雷戈里和维南提乌斯·福图纳图斯（Venantius Fortunatus，此人与克洛维隔了一代人）笔下，这些人讲拉丁语，知 道自己有罗马元老院的传承，对罗马文化保持兴趣。这并不是说新王 国没有改变他们的生活。比方说，他们不可能再走帝国政府中的职业 官僚之路，而是要努力在克洛维及其墨洛温继任者的宫廷中取得成 功，宫廷决定谁能获得世俗和教会的重要职位。经济情况也出现了重 大变化，例如，马赛取代了阿尔勒，成为地中海贸易的主要转运港。 尽管如此，卢瓦尔河以南入侵蛮族的定居点似乎很少：在夏朗德 （Charente）可能有一两个，在阿基坦接近西哥特人居住地的地方也 有一两个。除此之外，根据考古发现，那里还是延续后罗马时期的通 用做法，墓葬中没有随葬品，总体物质文化也是后罗马时期的。几乎 没有法兰克移民的迹象，甚至都没有达到诺曼征服时那种精英转移的 水平，罗马时期当地政治、社会和行政生活的基本单元——城市和地 主——保留了下来。[66] 在卢瓦尔河以北，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在400年到600年之间的某 个时候，当地的生活完全脱离了罗马时代确立的规范，其物质文化与 我们在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英格兰见到的别无二致。和在不列颠低地 一样，作为罗马统治坚定象征的城市消失了。没有证据表明6世纪时此 地的兵役组织像王国其他地方那样，以城市分遣队为基础。社会和经 济结构也发生了变化。法律资料反映了类似于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英 格兰的社会重构，社会划分为自由民、永久被释奴和奴隶三个群体。 应当记住，被释奴这个阶级是罗马世界所没有的。还有许多定性的证 据表明，罗马时代那种范围很窄的贵族被扎根不那么深、人数更多的 社会精英所取代——这方面和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英格兰也很像。举 例说，法律资料并没有用不同的偿命金来区别人数众多的自由民和人 数较少的贵族；在关于6世纪事件的大量叙述中，图尔的格雷戈里并没 有称任何北方的大人物为“贵族”（但对于卢瓦尔河以南许多出身于 从前罗马家族的人，他会说他们是“贵族”）；而真正的贵族阶层实 施社会经济统治的基础——聚集在一起的大面积地产，则直到7世纪才 重新出现在这个地区。而在那之前，“别墅”（villa）指的仅仅是某 个地理区域，而不是一个中心化运作的农业生产单元。[67] 这并不意味着北方地区不同人群的财富没有显著差异，也不能说 当地的旧罗马精英完全消失了。一直到7世纪，原罗马行省首府特里尔 的大地主们还坚持要在铭文中自称“元老院成员”。墨洛温时代早期 一名幸存的罗马地主还留下了遗嘱，此人就是兰斯主教雷米吉乌斯 ——他在克洛维即位后写去的贺信为我们了解墨洛温王朝的兴起提供 了关键信息。但特里尔显然是个特例。在其周围地区发现了超过800份 铭文，占后罗马时代北高卢铭文总量的三分之一，而北高卢其他从前 的罗马城市里都没有这种程度的发现。虽然雷米吉乌斯的遗嘱足以证 明有些罗马精英幸存了下来，但也可以看出他只是个普普通通的地 主，既比不上4世纪的罗马地主，也比不上7世纪及之后的法兰克地 主。 这些证据与整体图景间并没有根本的矛盾：高卢北部的社会结构 要到公元600年以后才会由人数较少的贵族精英主宰，而不像卢瓦尔河 以南的地区，那里旧罗马贵族的后裔仍然把持高位。文化上的不连续 性也很突出。在东北部的广大地区，从罗马时代晚期到中世纪早期的 主教继承有过中断（地图12）。因此，在这些地方，必然有一个异教 盛行，或者至少是基督教传播中断的时期。与此同时，语言也在变 化。日耳曼方言在原罗马帝国的莱茵河边境以西越发流行。[68] 卢瓦尔河以北的物质文化也与王国的南部地区有很大不同。5世纪 末和6世纪，带有随葬品（有时还很奢华）的土葬流行开来，取代了罗 马式葬仪。男性的随葬品不仅有私人物品，还有武器：通常是长剑 （spatha）、标枪（angon）、斧头（francisca）和盾牌（保存下来 的往往只有盾牌中心的锥形饰钉）。女性入葬时穿戴整齐，戴着珠 宝，衣服在两肩处用扣针固定。扣针通常镶在珐琅框里，根据人们的 喜好嵌入不那么昂贵的宝石。这原本是罗马式的装饰，但在蛮族欧洲 广泛流行，成为在匈人帝国内演化而成的“多瑙河风格”的特征元 素。就连埋葬地点都变了。6世纪许多带有随葬品的新墓葬都远离旧有 的居住地，坟墓成行排列（德语中的Reihengräber，“行列式墓 地”，就是由此而来）。[69]从这些集中排列的墓葬看，比较分散的 农村人口中可能出现了某种共同体意识，情况有点像东盎格利亚的大 型火葬墓地。所有这些清楚表明，一种新的非罗马的社会秩序已经形 成，它显然迥异于旧有的秩序。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高卢东北部的部分地区在3世纪末的袭击中遭受了沉重的打击。与 西罗马大部不同，这里一些地方的农村似乎没能恢复繁荣。但这只是 莱茵河下游以西相对有限的区域的情况。相比之下，在整个4世纪，特 里尔和整个摩泽尔河河谷都是在城镇、乡村、文化等方面蓬勃发展的 罗马传统的中心。特里尔这座城市在许多年里都是帝国的首都。在皮 卡第（Picardy）西北部更远处，似乎也有活跃的别墅文化在3世纪的 灾难后幸存下来，边境则继续由大量防御工事和大批军队严加守卫。 虽然3世纪的危机造成了一些持久的破坏，但莱茵河和卢瓦尔河之间的 整个地区并没有被帝国放弃，大部分地方的人仍然过着罗马式的生 活。[70]因此，在建立新秩序之前，还需要先推翻这个地区罗马生活 的基本结构。 有人认为，一些证据表明，一批前墨洛温时代的法兰克移民直接 促成了这些领地上帝国结构的解体。对该地区一些罗马晚期墓地的挖 掘工作发现了一批约350年到450年间的有随葬品的土葬坟墓。与墨洛 温时期的土葬坟墓不同，这些早期的土葬坟墓数量较少，在墓地中只 占一小部分，而墓地中大量的坟墓里完全没有随葬品。在有随葬品的 墓葬中，占大多数的男性墓葬有武器和罗马军用腰带随葬；少数女性 与男性同葬，陪葬品包括珠宝和个人物品（如玻璃和陶器）。这些墓 葬最初由汉斯-约阿希姆·维尔纳（Hans-Joachim Werner）认定为属 于同一个群体。他认为这批坟墓的墓主是史料中所记在3世纪90年代被 强制安置在罗马领土上的法兰克人，这些人被称为laeti（军户）。他 还提出，这些人和他们的后裔一直保持独特性，从而促成了后来克洛 维时期法兰克人对该地区的征服；这些坟墓表明，法兰克人定居的第 一阶段破坏了罗马生活的常规模式。然而正如伯梅（H.-W. Böhme）指 出的，这些坟墓的年代距史料中那些军户定居下来已经过了一两代 人，而且更重要的是，墓主的地位相当高，而军户甚至连完全的人身 自由都没有。因此，伯梅提出，墓主应该是被称为foederati（联盟 者）的地位较高的蛮族移民，这就将他们与4世纪获得罗马高级军衔的 一系列法兰克军官联系在了一起。[71]他主张，坟墓主人的地位比那 些法兰克军官略低一些。不管怎么说，伯梅还是认为这些墓葬与一群 重要的法兰克移民有关系。 但近来，哈尔索尔提出，这些坟墓可能根本不属于移民。他的理 由颇为充分：罗马帝国晚期，边境以外的法兰克人并不采用带陪葬品 的土葬。事实上，在莱茵河和威悉河之间的联盟核心地区，是找不到 约350年到450年（实际上还要早一些）这段时间里的法兰克人墓地 的。在这些地区进行的发掘工作足可说明，问题不在于证据缺失。几 乎可以肯定，法兰克人采用的葬仪使他们的墓葬无法通过考古挖掘发 现，他们很可能是将死者火化后抛撒了骨灰。而且，罗马领土上男性 墓葬中随葬的腰带和武器都是罗马制造的。哈尔索尔主张，认为用武 器陪葬是日耳曼风俗的观点犯了年代错误，是把后来墨洛温时期的做 法（那时的法兰克世界流行起带随葬品的土葬）套进了之前的时代。4 —5世纪这批带随葬品的土葬墓并不能表明墓主是非罗马人，而是反映 出一种互相攀比的新丧葬习俗正在该地区未来的社会领导阶层中传 播。随着从前受益于帝国的人能从帝国那里得到的好处越来越少，人 们竞相主张自己的社会地位更为优越，而使用随葬品的新葬仪就产生 于这个过程。[72]这个论点显然和讨论5世纪不列颠葬仪时用的论点 很相似，但在高卢，在大规模法兰克移民到来之前很久，新的葬仪就 已存在。 总体来看，两种解释都不是很有说服力。这些坟墓的发现地很不 一样，有的在军事设施附近，有的在乡村，有的在城市墓地中，可见 以这种方式被埋葬的人并不属于一个统一的群体，而是在不同环境中 生活的个体。因此，很难认为他们是法兰克人的“第五纵队”。墓葬 的年代和男性墓葬陪葬品的性质也表明，墓主基本上是在罗马帝国结 构内生活的人，而不是反抗这些结构的人。但社会压力论也不完全令 人信服。毕竟，带陪葬品的坟墓出现的时间太早（约350年），没法与 罗马帝国权力在该地区的衰落联系到一起，即便是哈尔索尔，也不会 认为帝国势力衰落早于4世纪80年代末，而我和其他人会把势力衰落的 时间定到405—408年的危机之后。 而且，这类墓葬数量不多，而如果它们是社会攀比过程的产物， 那攀比也太低调了。女性和男性葬在一起的情况说明，一些墓主可能 是日耳曼移民（不一定是法兰克人）。不是每个男性都有女性同葬， 但在皮卡第，有女性同葬的男性墓主达到了一半，这个比例很好。虽 然男性墓主的随葬品无疑是罗马制造的，但与他们相伴的女人入葬时 却戴着“图图鲁斯”（tutulus）式样的扣针，这种扣针只在这里和易 北河下游一批奢华的日耳曼墓葬中有，而后者远在莱茵河以外的萨克 森王国。在易北河一带发现的扣针大多只是与高卢北部发现的略有不 同，后者的年代可能更早。扣针不足以让我们认定这些墓葬是日耳曼 人的，毕竟边境以外的日耳曼精英也经常采用罗马风尚。但是至少在 目前，对于这些更技术性的问题似乎还没有定论，而就算这种扣针被 证明是非罗马式的，这些墓葬的墓主也有可能是在罗马系统中过得不 错的移民。不管怎么说，哈尔索尔令人信服地证明了两点：第一，这 些墓葬与后来墨洛温时代的丧葬习俗没有明显的关系；第二，即使这 些墓葬是日耳曼式的，它们也不足以说明在罗马帝国晚期，莱茵河和 卢瓦尔河之间有为克洛维后来的胜利铺了路的大规模法兰克人定居 点。[73] 6世纪时墨洛温王国内的南北分裂恐怕不能归因于罗马帝国晚期卢 瓦尔河以北的法兰克人定居点，但部分原因可以从该地区5世纪的政治 史中找到，法兰克人在其中扮演了角色。说罗马力量在405—408年危 机之前就大规模撤出了该地，这样的观点和说罗马力量早就撤出不列 颠一样缺乏说服力。[74]但是，西罗马的权力基础因入侵加篡夺遭到 破坏后，至少高卢北部的部分地区开始和帝国的另一个边缘地区不列 颠一样，感到自己失去了保护。因此，阿莫里卡（Armorica，高卢西 北部，今布列塔尼）和不列颠一样在409—410年发生了叛乱，或许也 是为了摆脱篡位者君士坦丁三世的控制。不列颠在这时永久脱离了罗 马帝国，高卢则不同，在5世纪的第二个10年，最初危机最糟糕的时刻 过去后，人们努力将高卢北部重新带回帝国的保护伞下。5世纪上半 叶，帝国不时付出努力，维持对卢瓦尔河以北的控制，包括对分裂群 体采取直接干预的行动，在该地区保留一些罗马正规军，并时而配置 一些非正规军。[75] 但从长远来看，帝国在高卢北部建立权威的种种努力不断受到405 —408年危机连锁效应的破坏。如我们将在下一章中讨论的，帝国中央 逐渐失去了对其主要收入来源地的控制，而失去收入，也就失去了维 持大规模兵力并控制地方指挥官的能力。直接后果是帝国无法再保护 罗马平民生活所依赖的关键结构。5世纪50年代中期，危机加剧，阿提 拉帝国崩溃后的混乱更是雪上加霜（见第五章）——这也是希尔德里 克在5世纪60年代崛起的背景。就这样，高卢北部经过漫长而激烈的政 治过程，从罗马的过去走向了法兰克的未来。该过程始于406年12月31 日的莱茵河渡河事件，直到克洛维在500年前后的十几年里巩固了权力 之后，才算真正结束。在此期间，该地区出现了众多逐鹿者：罗马中 央当局、当地人自己结成群体［通常以3世纪反抗群体的名字巴高达 （Bagaudae）命名］、蛮族入侵者和定居者，以及最终出现的法兰克 军队。这个过程也充满暴力。不用怀疑，该地区的罗马地主精英肯定 经历了巨大的破坏。他们的别墅奢华而脆弱，和罗马军队无法再保护 的其他地方一样，别墅网络在帝国崩溃的过程中瓦解了。[76] 在上述进程中，法兰克人起了不少作用，但他们的作用不是最主 要的。如前文所述，直到这个进程快结束的5世纪60年代，法兰克人的 力量才比较突出。这种模式与低地不列颠的历史形成了鲜明对比。在 不列颠，帝国的保护力量不管在哪里撤出，盎格鲁-撒克逊袭击者、雇 佣军和移民都会很快跟上，直接取代原有的罗马地主。因此，与盎格 鲁-撒克逊人的情况不同，我们不能简单指责法兰克人破坏了卢瓦尔河 以北的罗马式生活，这样的破坏早在法兰克人在军事上崛起之前就开 始了。实际上，罗马帝国干预法兰克政治，可能是为了防止形成更 大、更危险的联盟，就像干预阿勒曼尼政治一样（见第二章），因 此，法兰克人的统一应该是后罗马时期的现象。也就是说，如果帝国 维持原有的军事和政治能力，克洛维的职业生涯就不可能起步。[77] 但是，如果说有充分的理由认为，高卢北部罗马式生活的衰落与此地 法兰克势力的崛起关系不大，那么法兰克移民在墨洛温王朝治下的6世 纪中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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