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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 罗马帝国的陨落:一部新的历史 > 帝国与蛮族-彼得希瑟 > 帝国与身份
帝国与身份
历史学家普里斯库斯曾随使团访问匈人,他根据亲眼所见写道,
在阿提拉的营地中,有个看起来很像富有的匈人的人突然用希腊语向
他打招呼,“此人衣着体面,头发修剪得很短”。在普里斯库斯的询
问之下,该男子向普里斯库斯讲述了自己的故事:
他是讲希腊语的罗马商人,来自多瑙河畔的维米纳库姆城
(Viminacium)……
城市被蛮族占领后,他失去了财富……被分配给奥尼吉修斯
(Onegesius,阿提拉的重要心腹之一)为奴,因为在阿提拉之
后,各领袖……从富人中挑选自己的俘虏。在后来与罗马人和阿
卡齐里人的战斗中,他证明了自己的勇气,并根据(匈人的)法
律将战利品交给主人,自己获得了自由。他娶了一个蛮族妻子,
生了孩子,还能与奥尼吉修斯共餐,他现在的生活比以前更好。
这位变成匈人战士的罗马商人是个教科书般的例子,体现了目前
阿提拉帝国中群体认同研究的一个主要观点:群体认同的可塑性极
高。体现这一观点的还有另一个重要人物的生平。奥多亚塞的父亲艾
德科(如果这两个艾德科是同一个人的话——这种可能性颇高)首次
见于史料时,是阿提拉的心腹之一,身份与庇护那位前罗马商人的奥
尼吉修斯一样。艾德科令人称奇的地方是,在阿提拉去世后,他成了
斯基里人的国王,但他自己不是斯基里人。他能对王位提出要求,可
能是因为他娶了一名地位很高的斯基里女人,因为据说他的孩子奥多
亚塞和奥诺弗斯(Onoulphous)的母亲是斯基里人。而艾德科本人则
被认为是匈人或图林根人(Thuringian)。显然,这两个人的生平故
事说明,阿提拉的帝国是既有的群体身份的熔炉。该论点也有更普遍
的证据支持。阿提拉许多亲信的名字实际上是日耳曼名字,而不是匈
人的名字。奥尼吉修斯和艾德科显然如此,而另外两个人贝里库斯
(Berichus)和斯克塔斯(Scottas)应该也是如此。史料中出现的阿
提拉及其兄弟布莱达(Bleda)的名字也是日耳曼名字。我们知道,日
耳曼语是阿提拉帝国的通用语言,因为其子民中有许多日耳曼人,其
数量远多于匈人这个核心群体。[30]因此,所有的历史证据都表明,
在匈人治下的多瑙河中游地区,文化是多元的。
匈人的考古遗存讲述了类似的故事。自1945年以来,近两代人的
工作挖掘出大量匈人统治时期的遗存,这些遗存主要来自对匈牙利大
平原上墓地的挖掘。考古还发现了一些宝库。但这些是不是“真正意
义上”匈人的遗存还很难判断。包括黑海以北的伏尔加草原在内,考
古学家总共鉴定出不超过200个可能属于匈人的墓葬。这样的墓葬里往
往有长弓,有不同于标准欧洲服装的服饰,能看到某种颅骨变形的情
况(一些匈人会在婴儿头骨定型前束缚婴儿的头部,形成细长的头
型),还可能发现一种特殊的大锅。这种墓葬的数量很少。要么是匈
人的墓葬方式往往不会留下考古痕迹,要么需要另行解释为何匈人的
遗存这么少。然而,在5世纪中期多瑙河中游地区的墓葬中,发现了大
量(至少看起来像是)属于匈人的日耳曼子民的遗存。将这些遗存标
记为日耳曼物品有几个理由。这些物品的标志性特征,匈人到来之
前,罗马帝国晚期中东欧由哥特人和其他日耳曼人统治的区域中的常
见物品也有。所发现的这些5世纪的物品来自一系列年代有先后的考古
地层,其中可以看到被称为“多瑙河风格”的日耳曼墓葬。[31]
葬仪采用土葬而不是火葬,[32]其特征物品大量出现在数量较少
的奢华墓葬中。其他许多墓葬中则很少或根本没有随葬品。物品包括
个人装饰物,比如半圆形的大胸针、板扣、带有多面体吊坠的耳环、
金项链;武器和军事装备也很常见,比如带金属贴花的马鞍、骑兵用
的长剑、箭矢。遗存也反映出一些特殊的仪式。例如,将打破的金属
镜子与死者一起下葬的做法相当普遍。在坟墓中发现的物品的种类、
下葬的方式,以及也许最重要的,女性穿衣的方式(两边肩膀处各用
一个安全别针——扣针——收拢,再用另一个扣针在身前扣上外
衣),都直接源自4世纪日耳曼遗存体现的一般模式。5世纪阿提拉的
广大子民吸收并发展了这些特征。因此,仅根据考古遗存是无法区分
开匈人统治的不同日耳曼群体的。[33]就像那位商人和艾德科的生平
所表明的,无法进一步细分的日耳曼物质文化在阿提拉帝国中广泛传
播,说明这个帝国是个文化大熔炉。融合甚至可能发展到了新的阶
段。之所以较难找到5世纪的匈人墓葬,一个可能的答案是,匈人不仅
学会了日耳曼语,还开始像他们的日耳曼子民一样穿着。
毫无疑问,阿提拉帝国内有不少人忙着重新界定自己的身份,以
期在政治状况和机遇不断变化的环境中获得成功。一些学者甚至认
为,历史和考古证据表明这个多元文化帝国内的群体身份有着无限的
可塑性。基本上,在4世纪末和5世纪初被带入匈人轨道的人都成了匈
人。不管是最早的核心游牧群体,还是扩充了阿提拉帝国人力的主要
讲日耳曼语的群体,都获得了匈人的群体身份;阿提拉去世后,这些
人再次调整自己的身份,形成了不同的群体,在5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
获得了独立。[34]我毫不怀疑这种模式适用于某些人和某些群体,但
它忽视了大量的历史证据,而这些证据表明,人们并不能自由选择最
有利于自己获得物质财富的群体身份,匈人帝国的结构对此有明确限
制。
首先,有必要再考虑一下普里斯库斯提到的那位罗马商人的经
历。他的成功之路始于在战斗中为新主人效力,用战利品换得了自
由。尽管阿提拉在5世纪40年代打的胜仗肯定带来了大量战利品,但有
多少罗马俘虏能像那位商人一样成功呢?肯定不会太多。奥尼吉修斯
的餐桌恐怕容不下很多受到青睐的前俘虏。而缺乏战斗经验的罗马俘
虏,又有多少具备那种能力和运气,能在战斗中幸存下来?普里斯库
斯还记录了一桩逸事,比较少被人提到。它讲的是另外两名俘虏的命
运,这两人同样被匈人军队抽调入伍,他们为了报仇,趁乱杀死了主
人。最后,他们被绞死了。[35]恐怕这种不太和谐的事态,而不是普
里斯库斯笔下那名商人的幸福结局,才是主奴关系的主流。
此外,这些故事说的都是被个别俘虏的罗马人。阿提拉统治的大
多数非匈人群体是一群人一起被并入该帝国的。大量历史证据表明,
这些人身处的关系模式无法轻松带来大规模的身份转变。首先,匈人
帝国不是人们自愿加入的帝国。这方面的证据充足且一致。非匈人是
在征服和威胁之下加入帝国的。阿提拉时代匈人手下的最后的受害者
阿卡齐里人就是如此。当然会用一些外交手段,但关键信息是明确
的:
“阿提拉立刻派出了一支庞大的部队,消灭了一些人,迫使剩下
的人臣服。”显然,正是为了避免类似的命运,特温吉人和格鲁森尼
人才在376年夏天来到多瑙河。事实上,我们所有的证据都表明,阿提
拉的子民不是自愿加入的臣民,而是没来得及逃跑的人。[36]显然,
匈人和臣民之间的关系不怎么和谐。更广泛的证据证实了这一点。
想理解匈人帝国,关键要认识到它从一开始就不稳定。学者很少
关注这个方面,因为现有的叙述资料基本来自普里斯库斯,而他描写
的是5世纪40年代阿提拉治下处于最辉煌时期的匈人帝国。然而,如果
你稍微扩大一下视野,就会发现许多表明帝国不稳定的证据。匈人统
治的许多群体是被迫加入匈人帝国的,因此罗马人能鼓励这些群体脱
离匈人帝国(很多人早就准备好一有机会就逃跑了),从而不断削弱
匈人的势力。当然,失去了一部分臣民正是乌尔丁在408—409年被击
败的原因,但我们不知道当时罗马人是不是利用了匈人主人和非匈人
子民之间的裂痕。
其他证据就更清晰了。比如,5世纪20年代东罗马将匈人从潘诺尼
亚赶走时,策反了大量匈人控制下的哥特人。这些哥特人被迁移到色
雷斯,从此之后似乎一直忠诚地为东罗马军队效力。[37]还有一些臣
民则自发行动:
鲁阿做匈人的国王时,居住在多瑙河周围的阿米尔祖里人
( Amilzuri ) 、 伊 提 马 里 人 ( Itimari ) 、 腾 所 里 人
(Tounsoures)、博斯基人(Boisci)和其他部落纷纷逃离,加
入罗马人那一边作战。[38]
这些事件发生在5世纪30年代末,当时阿提拉的叔叔鲁阿已经取得
了相当大的成功。但即使是这么大的成功,即使这些臣民随后可从战
利品中分得一份,也不足以让他们保持平静。毕竟可想而知,新统治
开始的时候总是特别有张力:
(于440年前后开始统治时,)阿提拉、布莱达已经与罗马人
讲和,他们率部队穿过斯基泰,征服了那里的部落,并向索罗格
西人(Sorogsi)宣战。[39]
对新统治者而言,确立自己在匈人中第一号人物的地位之后,显
然有必要重申自己对臣属群体的统治权。事实上,匈人领袖竭力防止
罗马人挑起麻烦。在他们与君士坦丁堡签订的第一个条约中,阿提拉
和布莱达强迫东罗马同意“在匈人准备开战时,(东罗马)不应与任
何蛮族群体联合对抗匈人”。[40]
由此看来,阿提拉去世后,匈人与其臣属群体之间爆发的大规模
冲突不是偶然发生的例外,而是源自匈人帝国内部更深层次的结构性
问题。普里斯库斯访问阿提拉帝国后,描绘了其内部的和平宁静的景
象,但这种画面很误导人。帝国通过征服而建立,借助恐吓来维持,
而离开它的唯一方式——就像阿提拉去世后的众多事件所表明的——
就是自己杀出一条路来。
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敌意为何如此持久?答案可以在普里斯
库斯历史著作的另一片段中寻找,该片段谈及丹吉兹克于467—468年
对东罗马发起的最后一次攻击——此时距这位历史学家访问阿提拉的
朝廷已有差不多20年。该片段记录了哥特人和匈人混合部队中不同的
分遣队如何在罗马间谍的挑拨下发生内斗。此人提醒哥特分遣队,匈
人通常是如何对待哥特人的:
这些人不关心农业,却像狼一样发起攻击,抢走哥特人的粮
食,结果,哥特人仍是他们的奴隶,还得自己忍受粮食短缺。
[41]
当然,匈人所做的远不只是夺走哥特人的粮食。匈人还要求臣属
群体为他们作战。虽然普里斯库斯笔下那位变身为匈人的商人日子过
得很好,但像他那样的只是少数。如前文所述,在作战时,很少有罗
马平民俘虏能发挥什么作用,而他们为匈人作战的伤亡可能是巨大
的。对大多数人来说,成为匈人帝国的一部分是很糟糕的经历:先是
军事征服,后是经济剥削,还得不时被调去为阿提拉作战。
同样重要的是,匈人帝国缺乏密切管理子民事务的治理能力(这
与罗马帝国显然有很大不同)。众所周知,匈人的官僚机构中有名文
书是罗马人(他是西罗马事实上的统治者埃提乌斯派去的),还有一
名罗马俘虏,可以用拉丁文和希腊文写信。可见在实践中,即使在被
征服之后,各个臣属群体基本上仍需自己管理自己的日常事务。这并
不是说一切都和从前一样。例如,在征服阿卡齐里人后,阿提拉任命
了他自己的一个儿子来监督活下来的首领们,还杀掉了几个敢于反抗
的首领。前述片段中提到,一些哥特人在467—468年加入丹吉兹克的
入侵军队,他们仍有各自的首领,但并没有领导他们整体的领袖。而
据我们所知,3世纪和5世纪之间所有独立的哥特群体,即使在权力分
享的情况下(阿马立家族领导的哥特群体一开始的时候是兄弟分享权
力),也都有一个地位突出的领袖,可见,匈人的监管很可能是为了
防止被他们击败的大规模臣属群体中出现统一的领袖。[42]匈人和早
先的罗马人出于同样的目的采取了这种策略。罗马人将其用在帝国之
外的阿勒曼尼人身上,也用在382年与帝国内部的哥特人签订的条约
中。如果可以防止出现领导整个群体的领袖,就能挑起群体内部的政
治竞争,让它没那么容易发起有效反抗。
类似结论也能从阿马立家族领导的哥特人的政治历史中得出。约
达尼斯留给我们的故事表明,瓦拉米尔在哥特人中为首的地位并不是
继承来的。要获得这样的地位,他需要积极压制敌对战队的领导者,
还要尽可能将落败对手的追随者吸引过来为己所用。这些故事发生的
时间不明,但似乎更可能是在阿提拉去世之后而不是之前发生的,因
为在那之后,形成了一个强大到足以独立行事的哥特群体,而这正是
匈人试图用管理策略来避免的情况。经过这种程度的联合之后,这些
哥特人才有了足够的力量入侵多瑙河中游地区,或者要求君士坦丁堡
承认他们的独立。[43]如果哥特人的情况也适用于匈人的其他臣属群
体,那么就能解释为什么匈人力量崩溃后,斯基里人必须从阿提拉的
主要追随者中寻找自己的国王了。
于是,在阿提拉帝国的盛世景象之外,我们还看到了这个帝国固
有的不稳定性。匈人和罗马人不一样。罗马人花了几个世纪的时间,
将子民,至少是其中那些拥有土地的精英,转变为完整意义上的罗马
公民,征服后那种紧张对立的氛围因此消散;但是,匈人缺乏能直接
管理他们子民的官僚体系。事实上,我怀疑匈人对不同群体统治和干
涉的程度有很大差异。例如,格皮德人在阿提拉去世时似乎已经有了
一个领导他们全体的领袖,也许正因如此,格皮德人才能第一个主张
独立。其他群体,比如阿马立家族领导的哥特人,都得先在5世纪50年
代中后期设立一位全体领袖,才有办法挑战匈人的霸权。还有一些群
体,比如在468年时仍然由丹吉兹克统治的哥特人,则始终没能推翻匈
人的霸权。[44]
如果史料的质量更好,我们可能就会看到匈人帝国在453年之后像
洋葱一样被层层剥开。不同层次的臣属群体先后宣布独立,匈人之前
控制程度低的群体先独立,控制程度高的群体后独立。这里起作用是
两个可能相互关联的关键变量,一是臣属群体的政治结构在多大程度
上得到保留,二是这些群体与匈人帝国的心脏地带——阿提拉扎营并
接待普里斯库斯使团的地方——相距多远。在营地附近定居的一些群
体被严密控制,统一领导权的苗头一出现就被扑灭。其他群体在更远
的地方定居,保留了更多原本的政治结构,受控也不那么严密。在阿
提拉时代,法兰克人和阿卡齐里人的地盘分别是距匈人帝国心脏地带
最远的和最近的。我们听说阿提拉曾试图干涉法兰克人的一次继承纠
纷,所以即使莱茵河北部也不是完全在他的势力范围之外,而阿卡齐
里人就定居在黑海以北的某个地方。在这两地之间,图林根人、哥特
人、格皮德人、苏维汇人、斯基里人、赫鲁利人、萨尔马提亚人和阿
兰人都听命于阿提拉,只是程度不同。[45]
还有一个让情况更复杂的因素值得在此一提。我们没有关于阿提
拉帝国的详细信息,但一份可靠的拜占庭资料记录了两个世纪后游牧
的阿瓦尔人的帝国中地位等级的情况,可供比较。资料讲述了一群东
罗马俘虏的故事。他们被从家乡带到北方,在从前的罗马城市西尔米
乌姆(Sirmium)附近定居下来,给阿瓦尔人当奴隶。他们的地位渐渐
提升,成为帝国内的自由民(但仍处于从属地位),还获准建立自己
的政治领导层。[46]重要的是,不要因为缺乏同样高质量的资料,就
不去考虑这样的可能性。阿提拉的帝国里也可能有类似的情况,在享
有完整权利的匈人和匈人的奴隶之间,有一个中间阶层。不过应该强
调的是,即使他们的地位后来提高了,这些俘虏及其后代对阿瓦尔人
的事业也没有投入到无条件参与的程度。机会一来,他们就会摆脱阿
瓦尔人的控制。
上述种种非常有助于我们理解匈人帝国内群体身份认同的运作方
式。群体身份认同并非始终不变。普里斯库斯笔下那位前罗马商人的
经历表明,特别成功的奴隶有可能跨越地位和身份的鸿沟,在匈人中
获得完全自由的地位。但是,最初那群核心的匈人也在经历群体身份
认同的重大变化。我之前提过,据我们所知,这些匈人原本身份认同
的基础是对级别不同的国王的直接效忠,这些国王的联盟创造了更大
的群体,但随着鲁阿和阿提拉王朝的崛起,这些较低级别的身份认同
被随之而来的政治重组一扫而空。其他一些有着更好文献记录的游牧
群体也受类似过程的影响,它们生活在欧亚大草原的西部边缘以及更
远的地方。例如,被称为塞尔柱突厥人(Seljuk Turks)的11世纪群
体并不是一个长期存在的政治实体,而是一大群讲突厥语的游牧民暂
时联合在取得了惊人成功的塞尔柱部族麾下,该部族胜过了潜在的竞
争对手,征服了近东大部分地区。[47]这样戏剧化的政治过程即使在
核心支持者中也很可能产生赢家和输家。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有迹
象表明,帝国开始崩溃时候,一些匈人群体更愿意把赌注押在阿提拉
儿子之外的领袖身上。
在匈人的臣属群体中,至少有一些经历了更戏剧化的重组过程。
作为它们的新领主,匈人一直从最高的政治层级干涉它们的事务,不
让受管理最严格的群体中出现能领导整个群体的人。阿提拉似乎招募
了有着不同背景的助手,这些人的一部分工作可能就是监管臣属群体
——如前文所述,这些群体的地位可能有高有低,尽管我们缺乏匈人
时期的详细证据。这么做非常明智。阿提拉管理着一个主要由多少具
自治权的臣属群体组成的帝国,需要忠诚的下属来管理它们的事务或
监督管理事务的人。在与阿提拉帝国巅峰期相关的考古地层中发现的
黄金反映了同样的策略。发现的黄金数量相当多,但可能仅仅代表最
初存放的黄金的一小部分。我们无从得知居住在匈牙利平原上的人在
几百年里发现和回收了多少黄金。应该强调的是,匈人时期之前的日
耳曼考古遗址中很少能发现黄金,因此阿提拉洗劫罗马世界时肯定获
得了极多的新财富。除了军事统治,阿提拉显然还会把与罗马人交战
时获得的战利品分配出去,好让臣属群体的领袖更愿意接受他的统
治,就像罗马人也会分发年度补贴给他们击败或征服的蛮族领袖一
样。[48]
来自蛮族世界各地,特别是讲日耳曼语地区的军事力量纷纷聚集
在匈牙利大平原,将此地变成了一个文化熔炉,但这给大型群体身份
认同的解体造成了障碍。匈人征服哥特人、格皮德人、赫鲁利人等等
群体,是为了利用和剥削这些臣属群体的军事和经济潜力。如果所有
这些人都能像那位前罗马商人一样完全获得自由匈人的待遇,那么他
们获得如此特权后,就会要求更好的待遇,就像那位商人得到的那
样。一旦发生这样的情况,匈人最初的征服就得不偿失了。匈人帝国
当然是多元文化的,但是在多元文化社会中,群体身份并不具有无限
可塑性,也没那么容易被侵蚀。因为匈人地位更高,所以帝国的多元
文化特性实际上相当于围绕匈人身份设置了障碍。匈人缺乏官僚能
力,因而臣属群体至少保留了中层领袖,从而巩固了能维持现有群体
身份的结构。与此同时,他们必须忍受的剥削使他们有动力去维持这
些身份,因为唯有凭借这样的身份,他们才能推翻匈人的统治,或是
逃到罗马帝国,或是在适当时候通过武力重获政治独立——而对一个
支离破碎、失去集体行动能力的群体而言,这两条路都是走不通的。
因此,有充分的理由说明为什么旧的身份认同不会在匈人统治下轻易
消失。
还必须强调的是,历史证据所描绘的匈人帝国——其内部因统治
者和被统治者的紧张关系而四分五裂——与考古证据体现的并无矛
盾,即使你确实认为与匈人相关的考古痕迹之所以少,是因为他们采
用了之前和他们的日耳曼子民联系在一起的葬仪。事实上,讨论考古
证据时,有时会出现一些方法论混淆。如今,我们的学术界已经抛弃
了文化历史,所有人都很清楚,不能假定每个群体都拥有自己独特的
物质文化。但有时人们认为,如果分布在某区域内的物质文化没有表
现出非常明显的差异,该区域中就不可能有明确不同的身份认同。然
而,这只是把文化历史背后的错误假设——不同的群体应该具有不同
的物质文化——反过来用了。如果某区域内物质文化的差异未必代表
不同的政治身份认同,那么物质文化没有差异也不能说明那里人的政
治身份都一样。身份认同不是物质文化结构,而是心理和政治结构
——个人主张自己的身份,而群体也愿意承认这样的主张。因此,考
古证据对身份辩论而言意义非常有限,除非是特殊情况,比如其他方
面的资料告诉我们某个物品具有特殊意义。在匈人治下的欧洲,人们
的物质文化大体相同,但重要的地位差异和不同的群体身份仍然存
在。[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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