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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崩溃的认同 |
| 在关于匈人帝国创建和维持的证据之外，对其崩溃过程的叙述再
度表明帝国内部的那些身份认同有多么重要，即便这些认同还会发生 进一步的变化。阿提拉去世后，帝国的臣属群体靠军事力量宣布独 立，帝国被从内部摧毁。如果这些人当初都自愿成为匈人，也得到平 等的对待，为什么还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他们集体行动，从罗马帝国 中攫取了巨量黄金，这些黄金后来在多瑙河中游的墓葬中被人发现。 这种程度的劫掠是他们独立行动时办不到的——早期日耳曼遗址中一 般看不到黄金，而在匈人激发的联合崩溃后，东罗马在5世纪后期重新 控制了巴尔干地区。[50]实际上，非匈人为从匈人统治下逃脱而投入 了大量精力，我们可以合理地认为，他们在匈人帝国中地位较低，饱 受剥削，遭受的损失远超过能从帝国得到的好处——匈人帝国整体的 掠夺能力更强，他们中的一些人能分到一些财富。阿提拉之死带来了 机会，这些群体很快争先恐后地宣布独立。 和当初被纳入匈人帝国时一样，脱离匈人控制的过程促使群体身 份发生了改变。如果所有或者大部分臣属群体被并入匈人帝国后都无 法建立统领整个群体的领导层，那么阿提拉去世后，在他曾经统治的 疆域各处，肯定会出现将艾德科和斯基里人联合起来的那种争权夺利 的事。瓦拉米尔肯定需要先击败其他统治者，才能将一部分哥特人联 合起来（就是后来阿马立家族领导的哥特人），而且很可能得从非哥 特人中招兵买马。除了在5世纪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初作为匈人帝国继 承国出现的有名字的大型人口单元外，我们的史料还提到了不少规模 较小的群体，如普里斯库斯著作残篇中提到的索罗格西人、阿米尔祖 里人、伊提马里人、腾所里人和博斯基人。匈人帝国崩溃后，其中一 些群体进入罗马的领土，而当罗马帝国重新安置它们时，它们行动的 混乱之处就表现出来了，约达尼斯写道： 萨尔马提亚人、塞曼德里人（Cemandri）和一部分匈人住在 马尔蒂斯堡……斯基里人、萨达加里人（Sadagarii）和一部分阿 兰人……得到了小斯基泰和下默西亚……而鲁吉人和其他一些群 体 要 求 定 居 在 拜 泽 （ Bizye ） 和 阿 卡 狄 奥 波 利 斯 （Arcadiopolis）。阿提拉的小儿子赫尔纳克和追随者选择在小 斯基泰最边远的地方定居。埃姆奈祖（Emnetzur）和与他同族的 乌尔金都（Ultzindur）拿下了达契亚的欧斯库斯（Oescus）、乌 图斯（Utus）和阿尔慕斯（Almus）。[51] 上述群体各自分到了一个或几个位于巴尔干半岛北部的拜占庭军 事基地，可见它们本身的规模不是太大。类似的群体可能被纳入了匈 人帝国崩溃后出现的较大的王国。比方说，6世纪40年代，在追随阿马 立家族的狄奥多里克进入意大利的人的后代中，就有比提古热 （Bittigure）匈人。比提古热匈人在5世纪60年代被阿提拉的儿子征 用，以对抗狄奥多里克的伯父瓦拉米尔，而在此期间，他们肯定改变 了政治效忠对象。[52]当然，这样的事情可能发生过好几次，而在阿 提拉死后，匈人帝国重新洗牌显然是可能的。 鲁吉人的命运基本是上述情况在较长时期中较大规模的版本。他 们建立了匈人帝国最初的继承国之一，但在奥多亚塞摧毁了他们的独 立后，他们又投靠了狄奥多里克。格皮德人和伦巴第人继承了这个传 统，继续招揽各部落的残余。战败的赫鲁利人加入了格皮德人（虽然 至少在一开始的时候，他们不满意自己得到的条件），而在伦巴第人 于6世纪60年代末离开意大利时，按照助祭保罗（Paul the Deacon） 的说法，是带上了苏维汇人、赫鲁利人、格皮德人、巴伐利亚人 （Bavarians）、保加尔人（Bulgars）、阿瓦尔人、萨克森人、哥特 人和图灵根人。这个名单上，至少前三个群体曾在后匈人时代的多瑙 河中游地区游荡。[53]阿提拉去世后，继承国建立带来的政治认同调 整不可低估。有些继承国，甚至也许所有继承国都不是文化上同质、 对外人封闭、通过内部通婚繁衍的群体，而是由都想脱离匈人控制的 各方残余拼接而成的新王国。即便是在阿提拉活着的时候就不怎么受 匈人控制，也有自己的国王的格皮德人，在匈人帝国崩溃后，也可能 会招募新人。而像斯基里人和阿马立家族领导的哥特人这样的群体更 是如此，他们直到此时才统一或重新统一起来。虽然缺乏相关信息， 但鲁吉人、苏维汇人和赫鲁利人等其他群体的起源也完全可能一样混 乱。 从“民族”这个词传统上的另一层重要意义上说，这些王国也不 是民族。前文谈过，经济复杂性在300年间不断增加，带来或大大加剧 了日耳曼世界的社会不平等。在原本臣属于阿提拉的群体里，有明确 证据表明，阿马立家族领导的哥特人中有两类地位不同的战士，可能 一类是自由民，一类是被释奴。在阿提拉的儿子们放弃这场斗争后才 靠武力进入多瑙河中游地区的伦巴第人，他们的情况也是如此。这是 理解群体身份的另一个重要维度。只有地位较高的战士才能从所属群 体的存在中充分受益，他们拥有群体赋予的权利和特权，因此，恐怕 只有他们是完全忠于这个群体身份的。这个维度的重要性体现在历史 叙述中。拜占庭征服东哥特意大利时，在一场战斗中，达尔马提亚 （Dalmatia）一支哥特人部队中所有地位较高的战士都被杀死，剩下 的地位较低的战士立即投降了。根据普罗柯比（Procopius）对那场战 争的叙述，地位较高的战士的伤亡往往引起哥特人的恐慌和失望。 [54] 因此，至少可以说，在匈人帝国之后出现的较大实体不是传统意 义上的“民族”。它们文化上不同质，等级上不平等，它们是政治联 盟和地位各异的人组成的复合体，不仅有两类战士，还可能包括了没 有武器的奴隶。不过，我们也不应该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不 能在摒弃将这些实体视为完全封闭的人口群体的旧观点后，就走向反 面，认为它们仅仅是为了方便而设的标签，没有内部结构，也不稳 定。在此无法充分展开讨论，但有必要提到两个重要结论。首先，群 体身份并不依赖于王室。一类研究认为，王室相当于社会黏合剂，将 临时凑在一起的非常不同的人联结在一起，造成他们同属一个族群的 表象。伦巴第人从不同的家族而非独一的王室中选择国王，甚至某些 时期里没有国王，但还是继续作为伦巴第人存在。众所周知但有时会 被忽略的一点是，从证据看，哥特人的情况比我们最开始认为的还要 与之类似。6世纪20年代，瓦拉米尔长寿的侄子狄奥多里克为了帮助自 己未成年的外孙对抗家族内外的一系列竞争对手并获得意大利王位， 发起了大量宣传，强调自己的家族是独一的王室，只有这个家族的人 才有资格统治这些哥特人。卡西奥多罗斯还从哥特人历史的角度帮他 “证明”了这一点，方法是编一个家谱，写上狄奥多里克的外孙是家 族王权的第17代传人。但是国王总是会说这种不能够相信的话，我们 尤其不该相信他；如果拿当时的史料来比对，就会知道狄奥多里克宣 称的那种历史站不住脚。卡西奥多罗斯的阿马立族谱也是哥特人的口 述历史和罗马人的书面历史拼凑起来的，还有来自《圣经》的一些灵 感。事实上，可能从约450年开始，阿马立家族才对这些哥特人逐步建 立起了统治权。因此不足为奇的是，一旦狄奥多里克这一脉未能出现 一个合适的男性继承人，这一支就直接被砍断了：他的外甥狄奥达哈 德（Theodahad）在536年因领导失误而被谋杀，而这距离狄奥多里克 这位伟大的国王去世仅仅10年。[55] 其次，虽然后阿提拉时代的政治进程混乱不堪，但从中产生的一 些较大群体的身份认同也不是那么容易破坏。例如，尽管在487—488 年加入了狄奥多里克追随者的行列，但鲁吉人在接下来两代人的时间 里仍然保持独立，直到约540年，他们仍是意大利土地上可以辨认的群 体。同样，虽然赫鲁利人经历了种种艰辛和分裂，于508年败在伦巴第 人手中，但在那之后4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仍保留了强烈的群体认同 感。没有这种身份认同，他们就不可能去向北迁移到斯堪的纳维亚地 区的同胞那里寻找传统统治家族的领导者。[56]从历史来判断，鲁吉 人和赫鲁利人都是“中等规模”的实体。这两个群体的军事力量显然 不如哥特人、伦巴第人或格皮德人联盟，后面那些力量较强的联盟形 成了延续时间长得多的政治实体，并最终将鲁吉人和赫鲁利人吸纳进 来。关于鲁吉人和赫鲁利人的证据都受到了质疑。赫鲁利人派使团前 往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行动被认为是“童话故事”，而鲁吉人在540年 的重新出现被视为仅仅是历史学家普罗柯比的发明，据说普罗柯比倾 向于把见到的每一个蛮族群体都当成一个“民族”，因此我们不该相 信他。关于上述赫鲁利人和鲁吉人行动的详细记录，都只见于一份史 料，因此质疑其有效性很容易。但是，这样的质疑是否有实质证据支 撑呢？ 我认为没有。以赫鲁利人为例，对他们向斯堪的纳维亚派出使团 过程的详细叙述，是关于他们被伦巴第人击败之后的命运的完整讲述 的一部分。赫鲁利人命运故事的其他部分在别的资料中得到了证实， 而普罗柯比总体上描述的是赫鲁利人身份实际上遭到了破坏。当赫鲁 利人的两支队伍终于相互开战的时候（549年，一支为格皮德人作战， 另一支（通过东罗马）为伦巴第人作战）结论必然是，“赫鲁利人” 这个标签已经不是能影响人们行为的因素了。这段叙述完全合理，没 有不一致或明显的错误。当然我们还想知道些别的，但这段叙述已经 符合古代和中世纪历史学家通常采用的基本可信度标准了。同样，说 到鲁吉人，不同的资料记录了在狄奥多里克5世纪90年代早期征服意大 利期间，他们是如何为自己谋划的。他们两次改换立场，先是加入奥 多亚塞，后又回到哥特人一边。因此，在意大利被征服之后，他们 （或其中一部分）还将鲁吉人身份保存了一代人左右的时间，这并不 奇怪。 怀疑这两个故事的唯一理由是，它们不符合那些提出质疑的现代 学者对身份问题的先入之见。这些学者深受巴斯思想的影响，认为第 一千年中期的日耳曼群体不可能拥有强大的群体认同。但我们知道， 巴斯代表的只是现代身份认同研究中的一条路线，而相关研究并没有 为群体认同具有高度可塑性这个先入之见提供压倒性的支持。根据情 况（个人情境结构的具体性质），群体认同可以更弱或更强，而在鲁 吉人的例子中，普罗柯比甚至写出了他们维持群体身份的机制，即自 愿不与其他群体的人通婚。[57]鉴于其一致性和细节，我很乐意接受 证据告诉我们的内容。赫鲁利人和鲁吉人可能不是19世纪经典意义上 的“民族”。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赫鲁利人或鲁吉人拥有强大的文化共 性（但公平地说，也没有证据说他们没有），阿提拉帝国崩溃时，他 们也可能通过不同的结盟方式吸收了其他群体的人。这两个群体肯定 也像这个时期我们所知的其他日耳曼群体一样，有明显的地位等级区 隔。但不管怎么说，赫鲁利人和鲁吉人的群体认同能够对大量成员施 加强有力的控制。 规模较小、不那么多样化的群体中存在这种情况比较容易想象， 但一些较大群体的身份认同似乎也是如此。536年，拜占庭人决定征服 意大利的东哥特王国，他们的到来让一系列子群体临阵变节；这些子 群体更愿意与入侵者和平相处，而不是继续向哥特人效忠。一份存世 的莎草纸文本很好地描绘了一个叫冈迪拉斯（Gundilas）的哥特庄园 主的困境。在接下来的20年里，他随着战事的起伏而来来回回不断改 变站队，拼命想要保住自己的土地。但是，变节者和冈迪拉斯的行为 并不能代表狄奥多里克的支持者及其后代对拜占庭入侵的反应，否则 在接下来的20年里，哥特人就不会为维持政治独立而战，毕竟，拜占 庭人还向他们提出一项和平协议，表示只要他们愿意臣服，就能保留 自己的土地。从普罗柯比的叙述和更广泛的证据中真正能得出的结论 是，在战争过程中，地位较高的战士这一最在意哥特群体身份的核心 团体被逐渐摧毁，因为越来越多的人在战争中丧命。[58]维持群体身 份对这些人最有利，因为他们从中获得了很高的社会地位，也愿意为 此而战。我认为，无论是在哥特人中还是在当时的其他日耳曼群体 中，地位较高的战士很可能都是群体认同的真正基石，群体的相对稳 固程度取决于这类人的忠诚程度和态度。当然，即使是这些地位较高 的人，也不都对群体怀有同等程度的忠诚。现代世界中不存在所有人 都忠于所在群体的情况，古代世界恐怕也没有什么不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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