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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学历-成人高考报名入口    提升学历-成人高考报名时间     成人高考考试时间 首页 > 罗马帝国的陨落:一部新的历史 > 帝国与蛮族-彼得希瑟 > 民族迁徙

民族迁徙

匈人入侵的连锁反应破坏了罗马东欧边境的安全，此后大概30 年，罗马的中欧边境也陷入了类似的混乱局面。376年的时候只有一次 穿越边境的重大行动。但第二次的危机不同，它有好几个不同的组成 部分。首先，在405—406年，日耳曼国王拉达盖苏斯带领一支似乎大 多由哥特人组成的庞大部队进入了意大利。资料很零碎，但我们知道 这些入侵者来自喀尔巴阡山脉的西面而非东面，因为他们通过意大利 东面的阿尔卑斯路线进入意大利，没有经过巴尔干半岛。与特温吉人 和格鲁森尼人不同，拉达盖苏斯根本没有停下来请求许可。他完全就 是个不请自来的入侵者。[30] 其次，差不多与此同时，另一支庞大的蛮族群体从拉达盖苏斯军 队出发地附近启程，但这些人沿着多瑙河上游向西走，而不是像拉达 盖苏斯一样向南穿越阿尔卑斯山脉。这个群体中大部分是汪达尔人、 阿兰人和苏维汇人，但也包括了一些人数较少的小群体。汪达尔人 ［有两个独立的群体：阿斯丁格和西林格（Silingi）］401—402年已 经出现在喀尔巴阡山脉以西的地方，就在罗马的瑞提亚（Raetia，现 代瑞士的一部分）对面。直到约370年，原本是草原游牧民的讲波斯语 的阿兰人才占据了顿河以东的土地。不过，苏维汇人的身份更成问 题。这个名词出现在帝国早期的罗马资料中，但未见于约150年到400 年之间的资料。它很可能指的是马科曼尼人和夸迪人中的一些人，他 们在罗马帝国早期形成了旧的苏维汇联盟并在多瑙河中游地区定居 ——注意这也是在喀尔巴阡山脉以西。更多的苏维汇人显然在5世纪时 占领了同一地区，并且正如君士坦提乌斯二世于358年发现的那样，这 些民族的多位国王常常彼此结成暂时的政治联盟。借助这些来源极为 不同的人力，这支联合部队最终武力穿越莱茵河上游边境，进入罗马 领土。传统上认为，这发生在406年12月31日。[31] 接着，也是在这一时期，发生了两次不那么引人注目的入侵。407 —408年，上述队伍渡过莱茵河后不久，由匈人乌尔丁（Uldin）领导 的一支匈人和斯基里人的部队入侵多瑙河下游边境地区的东罗马领 土。乌尔丁曾是罗马盟友，从约400年起在河流以北定居。然后，到了 413年，勃艮第人从莱茵河往西推进了较短但仍相当可观的距离。3—4 世纪，勃艮第人在阿勒曼尼人东面的美因河流域建立了权力基础。在 406年到413年之间的某个时候，他们绕过了自己的老邻居，在如今沃 尔姆斯和施派尔的罗马边境线西侧安了身。这表示他们进行了一次距 离4世纪时住所约150千米的迁移（地图8）。[32] 留存下来的关于第二次边境崩溃的信息远不如第一次（约376— 380年）那么有启发性，因为现存史料的质量没有可以与阿米阿努斯的 作品比肩的。假如完整保存下来，兴许受雇于君士坦丁堡的底比斯的 奥林匹多罗斯（Olympiodorus of Thebes）的《历史》一书可以透露 不少我们想要知道的事情；但很可惜，留存下来的只有从约408年开始 到410年8月罗马被洗劫这段时间里的叙述（不过这一段还算完整）。 [33]作品对边境崩溃的一些后果提出了极好的见解，但没有讨论崩溃 的源头。因此，历史辩论基本集中在边境上一开始发生了什么，这并 非偶然。不过，近来的讨论在各方间建立了一些共识，使辩论更集中 在那些有分歧的地方。 传统上，所有这些入侵都被视为“民族大迁徙”的一部分。汪达 尔人、阿兰人和苏维汇人都是“民族”，包括男女老少，人口众多。 这些群体的规模究竟有多大，总有点说不清，但肯定有数万人。据记 载，阿斯丁格汪达尔人甚至在渡过莱茵河之前就与法兰克人苦战了一 场，损失了2万名战士。考虑到战士与总人口的比例通常被认为是1比 5，这意味着仅阿斯丁格汪达尔人的总人口就远远超过10万（因为他们 显然没有被法兰克人彻底歼灭）。还有两份资料称，汪达尔-阿兰联盟 以及勃艮第人可以投入的战士数量分别是7万和8万，而追随拉达盖苏 斯的总人数应该以10万计。[34] 如今没人相信这些数字代表的是他们真实的军事力量。事实证 明，勃艮第人从来都不过是二流的势力，而如果有一支8万人的军队， 勃艮第人将非常强大；根据另一份资料，8万是勃艮第人的总人口 数。[35]但大家的基本共识是，这些入侵群体的军队必定有相当规 模，其中几个都能各自部署超过1万人的战士队伍，就和376年哥特人 的两个主要群体一样。否则就无法解释他们如何能在罗马帝国造成那 种程度的破坏了，而更明确的数字也确认了这一点。 在罗马方面，对抗所有这些入侵者的累积效应体现在约420年时的 军 队 编 制 文 件 （ distributio numerorun ） 中 。 如 琼 斯 （ A. H. M.Jones）证明的那样，这份文件表明，西罗马野战军中有80个军团 （接近总数的50%）在395年到410年间被彻底摧毁。这些兵力一部分是 在内战中损失的（我们很快会谈到这个），但大部分损失是在与405— 406年后到来的不同入侵者作战时遭受的。更具体地说，斯提利科 （Stilicho）这位西罗马的军事总指挥和事实上的统治者光是为了攻 打拉达盖苏斯，就不得不组建30个兵团（numeri）的队伍，应该超过 1.5万人。奥林匹多罗斯的《历史》留存下来的一段残篇也对此有记 录：击败哥特人拉达盖苏斯后，斯提利科从这位哥特领袖的追随者中 征募了1.2万名比较优秀的战士到罗马军队中去，这证明此次入侵的人 数远远超过了1万人，甚至说有2万人也是可信的。[36] 说到渡过莱茵河的联盟，维塔的维克托（Victor of Vita）提供 的一个数字需要慎重考虑。按照他的记录，联盟中的汪达尔人和阿兰 人进入北非时，分成70组行进，每一组理论上有1 000人（不是1 000 名战士），这样一来，总人口规模就是7万人；不过维克托还写道，这 是其领袖——阿斯丁格汪达尔人的国王盖萨里克（Geiseric）——想 出的计谋，为的是让外人觉得这个群体要比实际上大得多。维克托是 一名北非主教，他的写作时间在盖萨里克于439年占领迦太基之后的几 十年，但他的主要受众是那些不得不与汪达尔人和阿兰人生活在一起 的北非人。因此，有理由认为他了解自己所说的事，也知道如何在当 时合理的范围内表达观点。那批汪达尔人和阿兰人的总人口超过5万人 （夸大的成分考虑在内），也就是说有超过1万名战士，而在向北非进 军之前，他们在西班牙遭受了重大损失。这样看来，这个群体406年渡 过莱茵河时，规模应该还要大不少，特别是当时苏维汇人也在群体之 中。[37]还有许许多多可以争论的地方，但对于这个群体的活动的叙 述，以及关于罗马反击和群体规模的证据，这些方面的观点相当一 致。欧洲中部边境崩溃牵涉到的单元中，至少有两个单元可以投入2万 名战士（也许还可以略多一些），这似乎已被广泛接受。[38] 迁移中的这些队伍规模很大，但很明显，它们不是传统上说的 “民族”那么简单。汪达尔人-阿兰人和苏维汇人组成的是一个全新的 联盟，而不是一个民族。苏维汇人这个群体也是如此。而汪达尔人一 开始有两个不同的子单元：西林格和阿斯丁格。西林格人、阿斯丁格 人、阿兰人和苏维汇人一开始都有各自的国王。拉达盖苏斯的队伍同 样可能是一个新的联盟，尽管他似乎是联盟唯一的国王，由乌尔丁带 进帝国的匈人和斯基里人也是后376年时代的新政治单元。[39] 不同类型的资料都多次明确提到有妇女和儿童，足以证明他们也 在队伍中。拉达盖苏斯的一些追随者后来被征入罗马军队，据说，他 们的妻儿留在许多意大利城市中当人质。至于汪达尔人、阿兰人和苏 维汇人，我们没有与他们最早渡过莱茵河同时期的证据，但是5世纪第 二个10年早期在高卢采取行动的一组阿兰人中，确实有妇女和儿童随 军。汪达尔人和阿兰人在429年移居北非时，肯定是以混合队伍的形式 行动的。妇女（以及她们的子女）可能是406年以后才加入的，有些也 的确如此；但是，似乎没必要把妇女儿童的存在解释得这么复杂，而 且这个解释也说不太通，尤其是因为我们在其他地方有明确的证据 ——特别是那些如今已经得到普遍接受的与376年事件相关的证据—— 证明，日耳曼人和阿兰人群体在迁移时有时会带上家庭。这样的话， 406年的队伍中完全有可能包括妇女和儿童。而有的资料说8万人是勃 艮第人的总数，有的说仅仅是战士的数量，可见这个群体中可能也有 妇女儿童。即使它们不是古代的“民族”，证据也充分表明，我们应 当将它们视为数万人组成的混合群体。[40] 还有两点也获得了普遍接受。首先，尽管他们侵入罗马的路径不 同——拉达盖苏斯进入意大利，汪达尔人、阿兰人、苏维汇人和勃艮 第人一路来到莱茵河上游并渡了河，乌尔丁进入巴尔干北部，但将所 有参与者视为一个集群并没有错。因为虽然他们向不同的方向前进， 但所有人在发起袭击之前，都在喀尔巴阡山脉以西，今匈牙利的多瑙 河中游平原上或平原周围。 其次，这些人离开之后不久，大量匈人首先进入了多瑙河中游的 同一地区。人们一度认为“匈人风暴”（Hunnensturm）早在376年就 席卷了喀尔巴阡山脉以西。但这一方面是基于对罗马诗人克劳狄安 （Claudian）的误读——他只提到395年匈人的袭击经由高加索山脉， 而不是跨过多瑙河（与有些人的看法相反），另一方面是由于误以为 匈人领袖乌尔丁卷入了405—408年的事件。乌尔丁显然不那么重要， 并不是匈人阿提拉（Attila）那个层次的征服者。证据表明匈人的主 体直到约400年还留在黑海北面和东面；而最晚到411年或412年（也可 能是410年），许多人已经在喀尔巴阡山脉以西定居了。[41]这些获 得公认的观点放在一起，很好地勾勒出罗马中欧边界在5世纪头10年崩 溃后给我们带来的历史问题。所有人都同意，参与这次行动的侵略性 军事力量规模很大，大部分人同意其中有妇女和儿童，危机的中心在 匈牙利大平原上，不久之后匈人就来到了大平原。虽然这些得到了普 遍认可，但入侵的根本原因仍然存在争议。 1995年，我提出，卷入405—408年危机的大部分蛮族群体来自多 瑙河中游，匈人是不久之后在那里以大数量出现的第一个群体。之 后，我继续论证说，罗马中欧边境的崩溃最好理解为376年事件的重 演，只是这次是在喀尔巴阡山脉的西面而不是东面。鉴于这次迁徙的 移民单元与前一次性质相似，再考虑到匈人进军欧洲的具体时间，我 认为，405—408年的危机之所以产生，是因为罗马的其他一些蛮族邻 居宁愿冒险进入罗马帝国，也不愿面对与匈人打交道的不确定性，这 有点像376年哥特特温吉人和格鲁森尼人的选择。换句话说，这场危机 的根本源头在罗马之外，是蛮族地区的发展引发的。[42] 近来的两项研究采取了另一种方法，认为危机的主因在罗马世界 内部，一方面是罗马对外来者政策的变化，另一方面是帝国分裂为东 西两半带来的政治混乱。在他的《蛮族潮》（Barbarian Tides）中， 沃尔特·戈法特（Walter Goffar）认为，君士坦丁堡有可能支持拉达 盖苏斯入侵意大利，以便分散斯提利科的精力，因为此时的斯提利科 有将巴尔干部分地区［东罗马的伊利里库姆（Illyricum）］从东罗马 控制下夺走的野心——这一地区传统上属于西罗马，但当时在东罗马 的统治之下。他还进一步主张，危机的主要原因不是匈人，而是蛮族 对罗马政策看法的改变，以及罗马实际力量的变化。一方面，376年越 过多瑙河的哥特人一直获准作为半自治的政治团体生活在罗马土地 上，这在蛮族地区激起了更大的野心。其他边境群体的成员看到，他 们是有可能进入经济上更发达的帝国领土，而不必放弃他们的群体身 份和凝聚力的。这些蛮族产生这样的想法，是因为在这段时间里，西 罗马正走向衰弱，或者看上去如此：皇帝狄奥多西一世（Theodosius Ⅰ）于395年去世后，帝国的东西两半之间出现了真正的分离，由不同 的幕僚以狄奥多西两个未成年儿子的名义进行统治——东罗马的皇帝 是阿卡狄乌斯（Arcadius），西罗马的是霍诺留（Honorius，但实际 统治的是斯提利科）。外来者群体因此感到可以利用帝国的不统一来 增加在罗马土地上繁荣和生存的可能性。[43] 盖伊·哈尔索尔提出了一个相关的论点。他认为4世纪末的两个篡 位皇帝马格努斯·马克西穆斯（Magus Maximus，383—387年在位）和 欧根尼乌斯（Eugenius，392—394年在位）为了和东罗马皇帝狄奥多 西内战，抽调了莱茵河西北边境的罗马部队，但他们最终都失败了。 这些冲突让西罗马的部队损失很大，特别是在394年的冷河之役 （Battle of the Frigidus）中。斯提利科将军在395年实际控制西罗 马之后，并没有着手恢复罗马阿尔卑斯山以北的局势，因为他更关心 与君士坦丁堡的竞争对手斗争，以控制整个帝国。因此到了5世纪初， 莱茵河上的防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地蛮族附属国国王的善意；除 此之外，罗马国家控制力减弱还体现在欧根尼乌斯394年倒台后特里尔 铸币厂（Trier mint）被关闭，以及将高卢行省的首府从特里尔改为 南边的阿尔勒（Arles）。在哈尔索尔看来，这种削减对405—408年的 危机具有特别重要的影响。从欧根尼乌斯的时代开始，罗马西北部一 些地方的硬币流通就被打断了，而哈尔索尔认为，情况甚至恶化到影 响了几百年来半臣服的帝国附属国一直享受的外交补贴，补贴出现了 减少甚至中断。这些领袖的政治权力结构因此受到威胁，因此从405年 起干脆带着追随者迁移到了罗马的领土上，以夺取自己掌权所需的财 富。在戈法特和哈尔索尔看来，帝国内部的进程促使多瑙河中游的蛮 族迁移到罗马的土地上，留下了权力真空，匈人随之而来。[44] 这些研究指出的因素中，的确有一些在危机展开的过程中起了很 大作用。有一批明确的证据表明，382年授予特温吉人和格鲁森尼人的 有利条款，改变了蛮族对能通过谈判从罗马那里拿到怎样的好处的看 法。4世纪90年代后期，一个名叫特里毕吉德（Tribigild）的人率领 一些结盟的哥特军队在小亚细亚起义，他最初可能就是利用了服务于 罗马的其他蛮族的怨恨，因为他们没有获得如此好的条件。同样，昔 兰尼的塞内西乌斯（Synesius of Cyrene）在399年称，由于382年的 条约（特别是397年阿拉里克和欧特罗庇厄斯之间进一步谈判后修订的 条约），还有至少一队的外来者要求以类似的条件进入帝国。[45]帝 国东西两半之间的分裂使得帝国无法协调反应。我们看到，从405年秋 天开始，西方的实际统治者斯提利科与君士坦丁堡在控制伊利里库姆 上产生了争议，甚至不惜以开战威胁。在这种情况下，西罗马中欧边 境开始崩溃时，是不能指望东罗马施以援手的——至少在斯提利科于 408年夏天下台前都是如此。在那之后，才有了一些军事和经济援助， 但是此时，蛮族已经在西罗马土地上建立了势力。[46] 然而，事实上没有证据表明君士坦丁堡方面鼓励过拉达盖苏斯进 攻意大利。东西罗马之间的分歧只能解释危机的后续过程——特别是 为什么在409年之前东罗马没有援助，而不能解释为什么蛮族一开始会 越过边境。蛮族认知的变化也不足以解释这种决定。尽管拉达盖苏斯 的部队在前一年夏天遭到灭顶之灾，但汪达尔人、阿兰人和苏维汇人 仍然在406年12月31日越过了莱茵河。虽然花了一段时间，但斯提利科 最终组建了一支足够强大的罗马军队抵抗拉达盖苏斯，结果是罗马大 获全胜。拉达盖苏斯本人被捕并被处决，大量（据报道有1.2万名）身 份较高的战士被招募进罗马的辅助部队，而他们众多地位较低也更不 幸的同胞被卖为奴隶，奴隶市场的价格被打压到了低点。[47]很明 显，5世纪的第一个10年里，西罗马并不打算给谁382年哥特人获得的 那种待遇。汪达尔人、阿兰人和苏维汇人仍然决定渡过莱茵河，这说 明在他们的想法中有其他一些因素在起作用。 不管是什么因素，我相当确信，哈尔索尔提出的罗马从西北撤军 并不是答案。一方面，并无充分证据表明确实发生了这种撤军，已有 的证据基本是默证。许多评论者将高卢行省的首府迁往阿尔勒的日期 定在405年之后，认为它是莱茵河入侵的结果而不是起因。 [48]此 外，还有足够的罗马军队留在西北部，使另一个西罗马篡位者君士坦 丁三世（Constantine Ⅲ）得以发动政变，406年年初，他从不列颠来 到阿尔卑斯山，409年几乎完全统治了西罗马。即便外交补贴中断起了 什么作用，入侵的也不是受其影响的蛮族（而我们实际上并不知道补 贴是否中断了：这同样只有默证）。我们知道，罗马外交补贴首先给 了边境地区的主要蛮族群体，即西罗马边境上的法兰克人、阿勒曼尼 人、马科曼尼人、夸迪人和萨尔马提亚人。405—408年的入侵基本不 涉及这些边境蛮族。莱茵河联盟的苏维汇人可能属于这一类（如果他 们真的就是马科曼尼人和夸迪人，只是换了一个名字），但其他所有 群体要么来自东部（莱茵河联盟中拉达盖苏斯率领的哥特人和阿兰 人），远远超出了帝国西部外交网络的范围，要么来自主要边境附属 国背后的地区（勃艮第人和两个汪达尔人群体）。如果补贴中断，受 影响最大的应该是法兰克人和阿勒曼尼人，但他们显然留在了原地。 [49] 这个论点可以再进一步，但要说罗马势力从西北撤出引发了405— 408年的边境崩溃，还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这些入侵中的第一次，即 拉达盖苏斯于405—406年发起的攻击，实际上并没有影响到西北部。 拉达盖苏斯的军队越过阿尔卑斯山脉进入意大利北部，但不可能认为 此地的中央皇权有任何削弱。事实上，从西北部撤军只会增强帝国在 意大利的军事力量。如果西北部罗马力量的削弱是导致405—408年入 侵的主要原因，那为什么第一次入侵的目标是另一个方向呢？ 在我看来，去看究竟是哪些蛮族涉入了危机会更有启发。可用的 资料不足以让我们重建4世纪多瑙河中游地区的详细情况图，但我们可 以画出基本的轮廓：多瑙河湾部以北和以西的马科曼尼人和夸迪人， 来自蒂萨河（River Tisza）两岸的不同群体［利米刚特人和阿格拉刚 特人（Argaragantes）］的萨尔马提亚人。更往北，还有汪达尔人和 其他日耳曼群体，但他们并没有直接影响到4世纪的边境行动。[50] 如果将这样的分布与405年后该地区出现的入侵者对比，那么很明显， 多瑙河中游在罗马中欧边境崩溃之前，就已经见证了一场巨大的政治 和人口动荡。 405—408年的事件发生之前，汪达尔人在401—402年冬天首次引 起了斯提利科的警觉。他们在附近的出现对瑞提亚（差不多就是罗马 时期的瑞士）的和平产生了一些威胁。这一地区在4世纪中期显然不是 他们的家园，当时他们住在西北方向差不多600千米之外的蒂萨河北部 地区和斯洛伐克，在多瑙河中部平原和原罗马行省达契亚的边缘。 [51]他们最初搬迁到瑞提亚边界的举动虽然无法与后来挺近西班牙和 北非相比，但本身确实是一个重大行动。 拉达盖苏斯的联盟（其中肯定包括一些哥特人）应该是从喀尔巴 阡山脉的西边入侵意大利的，这也支持了上述观点。从4世纪开始为人 所知的众多哥特群体中的一个或几个，应该已经被招进了拉达盖苏斯 追随者中的哥特分队。但当时没有哥特人居住在喀尔巴阡山脉以西。 阿兰人的情况也类似：历史资料明确指出，在混合入侵部队渡过莱茵 河时，阿兰人是其中最大的组成部分。换句话说，到405年时，已有不 少阿兰人前来占领了喀尔巴阡山脉以西的领土。但同样，4世纪时没有 阿兰人居住在这个地区。一直到约370年，阿兰人最西的落脚处离那里 还有1 500千米，在东边，顿河的另一边。[52]从4世纪70年代中期开 始，不同的阿兰子群体（他们的政治结构中似乎包含了许多自治程度 颇高的单元）跟随撤退的特温吉人和格鲁森尼人向西移动。一群阿兰 人与一些匈人结盟，于377年秋天加入了罗马巴尔干半岛上的哥特人， 甚至参加了阿德里安堡之役。378年夏天，皇帝格拉提安（Gratian） 在巴尔干西北部遭遇了更多的阿兰人，380年，他将同样数量或更多的 阿兰人招入了西罗马野战部队。[53]之后的事态趋于平静（至少在我 们的资料中），但向西迁移的阿兰人是376年后第一次边境危机的主要 部分，至于为什么到406年的时候，喀尔巴阡山脉以西有那么多的阿兰 人，只能用他们后来继续向西迁移来解释。乌尔丁的混合军事力量 （他们也从多瑙河中游附近的某个地方进入达契亚）包括了匈人和斯 基里人，这也能支持上述结论。[54]4世纪的时候，哪怕是在多瑙河 中游地区的东部边缘，这些群体都不为人知。因此，在涉入405—408 年危机的群体中，勃艮第人和苏维汇人（如果后者确实就是马科曼尼 人和夸迪人）这种在多瑙河中游以及周边地区长期定居的群体，基本 上属于少数派。 在罗马边境的腹地，这种程度的人口迁移是相当不正常的。罗马 人通常非常严格地控制边境地区的群体迁移。我们在第三章中看到， 359年，萨尔马提亚一个小群体（利米刚特）的成员回到他们前一年被 驱逐出的多瑙河中游边境区域，而光是这么一个群体就让君士坦提乌 斯二世果断做出了反应，因为他担心边境以外的骚乱会蔓延到罗马的 领土上。[55]405—408年的危机爆发之前，大批新的群体出现在多瑙 河中游地区，相比之下，约50年前君士坦提乌斯面临的扰乱就不算什 么了。两个规模相当大的汪达尔群体、非常多的阿兰人、拉达盖苏斯 联盟中的哥特人，还有乌尔丁率领的匈人和斯基里人，都是多瑙河中 游的新来者。因此，西罗马在405—408年面临的边境渗透是边境以外 同样甚至更大规模危机的产物。那里一定发生了重大事件，才让所有 这些群体迁居到喀尔巴阡山脉以西，然后才如更多史料记载的那样迁 移到罗马的土地上。 到底发生了什么？与罗马帝国内部发展有关的因素都没法很好地 解释为什么405—408年的危机爆发之前，多瑙河中游地区集中了大量 武装群体和他们的家属，尽管这些因素肯定有助于解释后来发生的事 情，比如为什么在409年或410年以前，西罗马都没有得到东罗马的帮 助，为什么通过高卢进攻被证明比入侵意大利更好。我在1995年提 出，匈人进入欧洲的第二阶段活动促使这些群体聚在了喀尔巴阡山脉 以西；我个人认为，这仍然是最有可能成立的解释。不仅匈人向欧洲 中心迁移的时间与多瑙河中游平原那些入侵者离开的时间对得上，而 且正如我们将在下一章中看到的，匈人的移民模式提供了两个进一步 的佐证。首先，匈人自己有迫切的理由要进入中欧，他们去那里，不 太可能仅仅是因为汪达尔人和其他人离开并留下了权力真空。其次， 考虑到匈人是如何处置那些挡了他们道的邻居的，这些邻居很有理由 逃离。因此，匈人行动中心的第二次西迁，即从黑海迁到多瑙河中游 （这显然在5世纪初期发生了），很可能带来了405—408年危机酝酿阶 段的场面：可能成为匈人新臣属的群体纷纷逃离。这不仅是喀尔巴阡 山脉西面出现移民的最简单解释，也是最合乎逻辑、最有说服力的。 其他解释完全无法说明405—408年的大部分入侵者为什么一开始会在 喀尔巴阡山脉以西。 鉴于这场危机很可能是376年危机的重演——只是这次是在喀尔巴 阡山脉西面而不是东面，史料描写的第二次迁移的具体过程与376年有 相似之处也就不奇怪了。第二波移民潮中的很多群体和之前4世纪的哥 特人一样，本身就有迁徙的历史。看上去唯一的例外是苏维汇人（我 们仍假设这个术语指的是马科曼尼人和夸迪人的几个子群体），他们 在加入渡过莱茵河的行动之前哪儿都没有去。而阿兰人原本是游牧民 族——但对此还需要多说两句。通常认为游牧民会随机进行长距离迁 移，但事实上他们通常只是往来于固定的夏季和冬季牧场之间。这与4 世纪末和5世纪初的那种地理迁移完全不同，当时家庭和畜群不得不离 开长期定居的地方，迁移数百千米。2世纪末和3世纪的哥特人本身具 有的迁徙能力可能也在这次迁居中起了作用，哥特人之所以习惯迁 徙，是因为他们的农业经济并不像现代农业那样依附于特定的土地。 不管怎么说，参与莱茵河渡河的各个阿兰人群体来到多瑙河中游（406 年事件的起点）之前，经历过一次从顿河以东开始的长途跋涉，可见 他们中间已经形成了迁徙而不仅仅是游牧的习惯。[56] 拉达盖苏斯的哥特人也是如此。他们是3世纪黑海迁徙产生的另一 支日耳曼人主导的军事力量，其经历可能与从前的特温吉人有相似之 处。4世纪的时候，喀尔巴阡山脉以西没有哥特人的踪迹，因此在那次 后来证明不幸的意大利之行以前不久，拉达盖苏斯的哥特追随者肯定 有过至少一次从本都到多瑙河中游的迁徙。汪达尔人并不像3世纪的哥 特人走得那么远，但是从马科曼尼人战争时期开始，他们的控制范围 得以延伸，从波兰北部和中部向南延伸到特兰西瓦尼亚高地的原罗马 达契亚部分地区。他们也必然先从这个区域向西迁移到了阿尔卑斯山 脉的边缘，有资料在402年记下了他们在那里的活动。因此，在很大程 度上，参与第二轮大迁徙的群体本来就有迁移习惯，这些人更有可能 通过再次迁移来应对重大的威胁和机遇。 同样，这些后来的移民的种种动机，可能也类似于376年哥特人迁 徙的动机。但我们无从得知他们面临的威胁有多么紧迫，因为不能确 定匈人大规模进入多瑙河中游地区的日期。他们是不是需要比376年的 特温吉人更快地离开旧的住地，我们并不清楚，但不管怎样，他们迁 移主要都是出于消极的政治动机。他们也在寻找更安全的新家园。当 然，大量哥特人、阿兰人和汪达尔人涌入多瑙河中游平原，哪怕没有 匈人的压力，这件事本身也足以在该地区内造成政治问题。如果一个 相对较小的萨尔马提亚群体在359年重返边境地区就足以破坏稳定，那 么大量外来者的涌入必然会造成政治混乱。 但与376年时的情况一样，这并不意味着移民们没有想到他们有组 织地迁移到罗马土地上之后，有可能得到经济和其他收益。如果来自 匈人的越来越大的压力迫使他们搬走，那么就像在376年一样，意识到 搬到帝国会有好处的移民就会把目光投向帝国。还有两点观察值得一 提。首先，在帝国之外找到一个新家并不容易。例如，376年的时候， 有一小群特温吉人撤离多瑙河后没有试图进入罗马，他们迁移到特兰 西瓦尼亚高地或高地的西部边缘。但是为了保住这块新领土，他们不 得不驱逐一些已经居住在那里的萨尔马提亚人，这些萨尔马提亚人则 涌到了罗马的土地上。 [57] 我们也看到，406年在前往莱茵河的途 中，汪达尔人与一些法兰克人发生了激烈冲突，据说他们损失了令人 难以置信的2万人——我们可以合理地将其视为对艰苦战争的真实回 忆。日耳曼尼亚并不是到处都有肥沃的土地等着让人来占领，既然无 论搬到哪里都要苦战，那还不如去罗马帝国，毕竟那里的经济更发 达。另外，就像376年的特温吉人一样，第二批移民中的大多数对帝国 有足够的了解，知道这些潜在的好处。换句话说，由于存在一个活跃 的信息场域，这批后来的移民讨论后倾向于迁往帝国，和376年时一 样，经济掠夺的希望和对匈人的真正恐惧同时起了作用。其次，如前 文所述，376年的哥特人后来在罗马土地上作为半自治单元生存了下 来，有理由认为这是5世纪初流离失所的群体选择罗马的又一原因。 然而，这些移民群体都知道其在罗马世界占据一席之地的雄心会 遭遇重重阻力。哪怕有过怀疑，拉达盖苏斯军队的命运也足以将其打 消。既然希望迁移过去之后，罗马帝国会做出对他们有利的让步，那 么各个群体就都需要建立强大的军事力量。这意味着（又和376年一 样）他们必须招募自由民（或阿兰人中对应阶层的人）。[58]出于与 376年（以及3世纪后期的日耳曼人扩张和9世纪的维京人扩张）同样的 理由，唯一可行的移民单元是超过1万名战士再加上家眷组成的队伍。 这些移民深知他们的行动是危险的，这点可以从他们为了达到目的而 组成的一些联盟看出来。在乌尔丁失败之后，被卖为奴隶或不得不给 别人充当隶农（coloni）的斯基里步兵可能别无选择，而有关拉达盖 苏斯追随者的资料质量不高，难以得出结论。[59]但是汪达尔人、阿 兰人和苏维汇人的大规模联盟是一个全新的群体组合，这些群体在4世 纪时彼此甚至不是近邻。此时的联盟显然仍很松散，但即使是这种程 度的合作，也需要大量的斡旋。并不是所有人都相信这是正确的举 动。有一个说法认为，有相当多的西林格汪达尔人留在原地，如今的 西里西亚（Silesia）就从他们得名。一个更可信的说法是，406年迁 移的那部分苏维汇人到达西班牙西北部之后很久，还有大量的苏维汇 人仍然居住在多瑙河中游地区。 帝国对这些新移民的抵触坚定而彻底，其中一些人不得不改变一 开始的策略。东罗马的谈判代表在没有交战的情况下成功策反了乌尔 丁的一些关键支持者，乌尔丁的力量被外交手段瓦解。这些人想必在 罗马军队中获得了诱人的地位，而许多不那么幸运的斯基里人只能在 罗马人的地产上受人奴役。拉达盖苏斯军队的命运与此类似。他的一 些地位较高的支持者弃了船，和罗马做了一笔交易，被选入罗马的军 队。但是这一次的规模不一样了。被征召加入斯提利科军队的1.2万名 拉达盖苏斯“最好的”战士可能从一开始就考虑到，加入规模较大的 移民群体，对他们最终与罗马当局达成交易会很有帮助。但同样可能 的是，直到斯提利科和他的野战部队压近，他们见识到罗马压倒性的 军事力量后，才想到了换边的策略。[60] 与376年渡过多瑙河的迁移一样，与罗马中欧边境崩溃相关的人口 迁移和传统的日耳曼民族大迁徙景象仅有部分相符。在405—408年的 危机中，确实有大量混合群体越过边界，但其原因更多在于帝国外部 的因素，而不是帝国内部的情况。虽然其中一些群体的组织程度很 高，不像现代世界中有时出现的那种难民潮，但这些群体的活动往往 可以用现代移民模式背后的原则来解释，尤其是消极和积极动机的组 合，以及现有政治结构和信息流动产生的巨大影响。不过，这些群体 只是复杂的政治联盟，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民族”。参与行动的一 些群体似乎确实有悠久的历史，阿斯丁格汪达尔人就曾出现在2世纪的 马科曼尼人战争中。但与罗马帝国晚期的所有日耳曼群体一样，几个 世纪以来，它们彼此之间和与罗马之间的互动很多，也因此经历了转 型，群体中包含了不同的社会阶层和权利。群体内部的关系因随后形 成的群体间联盟而更为复杂，例如为了更好地在罗马土地上生存而形 成的两个独立汪达尔群体的联盟，以及阿兰人和苏维汇人的联盟。因 此，和传统的图景相比，迁徙群体的规模要大得多，还出现了新的政 治关系，甚至还有巨大的文化差异（比如讲波斯语的游牧阿兰人）。 即便某些组成单元已彼此建立联系，越过边境的实体仍是临时的政治 联盟，而不是长期存在的人口群体。 因此，难怪罗马当局能通过打击要害来摧毁一些联盟，尤其突出 的是，罗马将拉达盖苏斯和乌尔丁军事追随者中的精英吸引到自己一 方，打压那些群体的领袖，牺牲地位较低的普通士兵的利益。但是， 社会复杂性和即兴联盟自然产生的内部不统一只是故事的一部分。能 够在与罗马进行最初接触后幸存下来的群体还有一个显著特征，那就 是重复这种迁徙过程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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