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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是战士”

一些当时的资料提到哥特人于376年来到多瑙河。所有资料都认 为，这是因为在欧洲边缘出现了一支新的力量：神秘的匈人（我们稍 后会详细讨论匈人的情况）。一份资料甚至写出了聚集在河岸上的哥 特难民的人数：20万人，男女老幼都有。然而，我们对当时事件的了 解基本来自一位罗马历史学家：阿米阿努斯·马尔切利努斯。对于哥 特人的失败和随后前往罗马边境的过程，只有他写下了比较具体的细 节。例如，他（也只有他）告诉我们，多瑙河岸边一度有三个独立的 哥特群体，还有一些非哥特人的群体。同样，只有阿米阿努斯的叙述 谈到格鲁森尼人在两位国王去世后如何做出搬迁的决定，以及特温吉 联盟如何因不同派别应对匈人的方法不同而分裂。除了这些细节之 外，阿米阿努斯的作品和其他资料一样，明确写到了两种情况。首 先，有大量哥特人来到河边。他没说有多少人（实际上他说的是人太 多 ， 数 不 过 来 ） ， 但 是 他 记 录 了 皇 帝 瓦 伦 斯 在 阿 德 里 安 堡 （Hadrianople）作战时，得到的情报是对手有1万人。皇帝也知道， 这只是哥特人此时散布在巴尔干地区的总兵力的一部分。其次，这些 战士来的时候带上了妻儿。[2] 没有哪位罗马帝国晚期的评论家会去精确描述任何蛮族移民群体 ——比方说，八成的男性移民带着家人一起出发，但阿米阿努斯清楚 地知道，迁徙行动由武装起来的男性移民驱动，他们带着家人，财物 装在车中。有几次，车队被用作移动要塞（就像布尔人那样），拉成 一个防御性的临时阵地，可见车队规模必然很大。如前所述，历史学 家经常用战士数量乘以5来算总人口数，当然这只是猜测。但不管你乘 以几，2万甚至更多的战士再加上他们的家人，迁徙的人肯定有好几 万。阿米阿努斯虽然明确地说并非每个移民都是几大哥特群体的成 员，但据他记载，两大哥特群体（376年进入帝国的特温吉和格鲁森 尼）很有政治凝聚力。在多瑙河岸边，特温吉人和格鲁森尼人各自作 为一个整体和罗马谈判，后来在大多数情况下也保持联合行动。 如果我们把阿米阿努斯关于376年的种种描述放到一起，就会知道 为什么现代学者如此犹豫了：哥特人群体中男女老幼都有，人数有好 几万，他们来是为了逃脱匈人的追赶，他们作为整体和罗马打交道。 这一切实在太像老旧的侵略假说：一个民族，一个领袖，行动有明确 的方向，侵略和逃离侵略扮演重要角色。我们也知道，这种现象与3世 纪和维京时期的掠夺性移民潮不同，在现代那些资料完备的移民案例 中，则完全看不到这样的情形。面对这两个问题，我们还能相信阿米 阿努斯笔下如此清晰的画面吗？ 在古典传统中写作的古代历史学家，其作品的可信度不是简简单 单就能判断的。当时，历史是修辞学的一个分支，虽然其目的是真 实，但所追求的不一定是字面意义上的真实。可以想见，当时的历史 作品会追求艺术效果，这有娱乐受众的考虑，但也可以用来揭示关于 人和事的更深层次真相。我们所了解的阿米阿努斯很有意思。在他的 《历史》的最后，他写下了一行令人难忘、基本准确（但比较有限） 的 自 我 描 述 ： “ 曾 是 战 士 的 希 腊 人 。 ” （ miles quondam et Graecus.）他出生在东罗马的安条克（Antioch），那里主要讲希腊 语。进入军队之前，他显然在希腊语、拉丁语和文学方面接受过很好 的教育。在军队中，他升任中级军官，成为将军的副官。他多次参加 战斗，执行秘密任务——有一次是深入波斯边境，还有一次是暗杀一 名篡位者。但据我们所知，他从未实际指挥过部队。罗马最后一位异 教徒皇帝“背教者”尤利安死后，阿米阿努斯在4世纪60年代中期离开 了军队，而他本人也不是基督徒。除此之外，他没有告诉我们太多自 己的情况，也没有说出书写历史的目的，只是提到了他离开军队，最 终在4世纪80年代后期移居罗马前访问过的几个地方。4世纪90年代早 期，他在罗马写完了《历史》一书。 关于这位历史学家和他著作的研究文献数量很多，而且还在不断 增加。从中可以清楚看出两点。首先，在声称想要获得真相的同时， 阿米阿努斯并不反对用些文学手法来传达他心目中的真相，有时甚至 会回避一些事。在他自己的一生中，身边的一个重大文化现象是帝国 逐步基督教化，但他在自己的文本中对此能不提就不提，甚至可能用 宗教宽容的幌子来掩饰自己对基督教的厌恶。他处理其他问题的时候 可能也用了处理宗教问题的方式，但坦率多了。[3]但不管怎么说， 吉本（Gibbon）认为阿米阿努斯是“最忠实的指路者”。吉本不傻， 而我们要谈的第二个要点可以支持吉本的判断。我们大可以说，在罗 马帝国晚期（也基本可以说整个罗马时期）留存下来的记述中，阿米 阿努斯的叙述最详细、信息最丰富。我们已经看到他对哥特人的叙述 在其他很多方面是正确的：在叙述同一件事的时候，他文本的详尽程 度完全压倒了其他留存下来的资料。如此丰富的知识部分来自他自己 的经验（例如，他详细写下了自己执行秘密任务的经过，写得很有意 思，他还参加了尤利安未能获胜的波斯战役），部分来自消息灵通的 参与者［比如退休的宫廷太监欧克里斯（Eucherius）］，另外，他还 参考了档案资料。他在一处提到，有一个“更秘密”的档案他没办法 看到；也就是说，另一些档案他是看过的。而在另一处，他透露说， 在写关于军事人员的事的时候，他通常会去浏览他们职业生涯的官方 记录。一位法国历史学家也成功地证明，阿米阿努斯的叙述很大程度 上建立在阅读罗马军官和下属指挥官往来文件的基础之上。[4]换句 话说，虽然是用了文学手法，也有刻意的回避，但阿米阿努斯的确是 在从事类似于现代历史研究的事情，否则他的叙述中是不可能有那么 多细节的。因此，对阿米阿努斯可不可靠这个问题不能简单作答，要 视具体段落的情况而定。 在376年发生的事件上，阿米阿努斯的可信度近来遭到两次攻击， 一次很严重，另一次只是稍好一些。最重要的是，有人认为他对376年 事件的描述有点像传统的侵略假说，是因为他（以及写得不如他详细 的其他作者）忍不住要用那种方式来描述事件。据说，接受古典教育 的作家有着根深蒂固的想法，认为“蛮族”是以“民族”——相互关 联的“血缘群体”——形式迁徙的；因此，他们下意识地把行进在罗 马土地上的所有外来者都描述成这个样子。换句话说，“迁徙主题” 在他们心里根深蒂固，因此他们无法精确描述迁移中的蛮族的特征。 其次，有人认为阿米阿努斯强调匈人是哥特人来到多瑙河的根本原因 这一点是错误的。据说事实上，是罗马的行动破坏了哥特附属国世界 的稳定，从而让匈人进入新的领土，因此匈人并不是我们资料所描绘 的那种凶狠的外来入侵者。[5]这些批评很重要，但是不是有说服 力？阿米阿努斯是否对匈人起了多大作用有误解？而他将376年的事件 描述为男人、女人和儿童的大规模行动，是不是因为他缺受限于观念 而不得不如此？ 从我们的资料看，有时的确有充分理由认为，一些作者心中是有 某种“迁徙主题”的。6世纪的约达尼斯将3世纪哥特人迁徙到黑海地 区描述为一个“民族”在迁移，但年代更接近3世纪的资料中描绘的现 实要复杂得多。9世纪对4—5世纪伦巴第人迁移的记录也是一个很好的 例子，我们之后会看到。不过，对于阿米阿努斯笔下的376年事件，我 们该怎么看呢？ 在本例中，再用迁徙主题来解释恐怕说不过去。首先，虽然那只 是一个脚注，但若说阿米阿努斯出于某种意识形态本能，把特温吉人 或者格鲁森尼人设想为（“血缘群体”意义上的）“民族”，我是看 不出来的。事实上，他根本没有分析它们。他感兴趣的是这些群体作 为军事和政治集体具有怎样的力量，以及它们对罗马的安全可能造成 什么威胁；这也基本上是从帝国视角看待蛮族的记述所关心的。这些 群体运作的细节并不是他的关注点。特温吉人肯定不是传统意义上的 “民族”——一个封闭、生物学上自我繁衍的群体，其成员差不多共 有一个独特的文化身份。在罗马帝国早期，社会分化就已存在于日耳 曼世界，并在随后的300年中迅速加剧（第二章）。我们所知的罗马晚 期的所有日耳曼群体，作战时都会带上等级不同的两组战士，而这两 组人对群体身份的认同有很大差别。这些群体中可能还有不允许参战 的奴隶。阿米阿努斯没有探讨这个方面，肯定是限制了我们对特温吉 人的理解，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在讨论所有进行迁徙的外来者群体时， 只有一个简单的模型。更重要的是，从他的《历史》一书中可以清楚 地看出，他完全有能力区分迁移中不同类型的蛮族。 例如，在《历史》一书的不同章节中，我们见到蛮族战队在罗马 土地上从事着攫取财富的常规消遣。阿米阿努斯总是会指出这些群体 是战队，有时还会说某个战队里有几百人。他显然有办法区分哪些群 体是战队，哪些是大规模的混合人口群体。考虑到战队和376年多瑙河 边的哥特群体规模悬殊，这也许并不奇怪。因此，他对斯特拉斯堡战 役的描述（见第二章）就更相关了。参加这场战役的（至少据阿米阿 努斯说）有克诺多马里斯麾下的3万多名阿勒曼尼人及其盟友，而且他 们都在罗马的土地上。这支队伍的规模很大，但阿米阿努斯非常清楚 这是一次试图进一步侵吞罗马领土的军事行动，而且队伍中只有男 性。他还清楚地区分了克诺多马里斯组织军队时用的各种招募手段。 许多人是战斗中出场的各位阿勒曼尼国王的追随者，但有些人是推翻 自己的国王后出战的，还有些则是为此战而雇的雇佣兵。[6]由此可 见，虽然参与行动的蛮族人数众多，但阿米阿努斯没有受到“蛮族部 队等于迁徙民族”这一下意识反应的影响。 仔细审视他对哥特人出现在边境时多瑙河以北发生的事的记录， 这一点就更明显了。例如，在他笔下，那些渡过多瑙河准备去往阿德 里安堡的外来者，并不都带着家人。377年秋天，哥特人遇到了麻烦， 他们被困在巴尔干半岛北部，粮食供应即将告罄。为了战胜扼守巴尔 干山脉通路不让他们通过的罗马驻军，哥特人招募了匈人和阿兰人的 混合部队前来帮忙，并向他们许诺了大量的战利品。这个策略奏效 了。这里的要点有二。首先，如果一支队伍中混合了不同政治单元的 人（而不是一个“民族”），阿米阿努斯是看得出来的，比如这支匈 人和阿兰人的混合部队。其次，虽然他们是在罗马土地上行动的蛮族 人，但阿米阿努斯并没有提到还有妇女和儿童同他们一起。在阿米阿 努斯看来，这只是一支在紧张局势下对哥特人有用的混合雇佣兵战队 罢了。[7] 事实上，他甚至没有将特温吉人描述成一个从家乡一路顺畅迁到 罗马边境的“民族”。376年，特温吉人是分两批来到多瑙河的，因为 其内部发生了分裂。由阿拉维乌斯和弗里提根率领的群体人数较多， 他们原本属于统治阶层，决定不接受阿塔纳里克的领导，而是到罗马 帝国寻求庇护。另一个群体规模较小，但人数也不少，这群人随后在 阿塔纳里克的指挥下到了河边。在河边，最初也想寻求庇护的阿塔纳 里克做出了另一种选择。阿米阿努斯明确将特温吉人描述为陷入危机 的政治联盟，而不是团结一致上路的“民族”。[8]他不仅能描述不 同类型的蛮族群体，包括人数非常多的那些，还详细描述了处于危机 中的哥特人的情况，可见，阿米阿努斯这位希腊士兵非常有经验，也 有足够的信息来为我们明确且准确地描述多瑙河畔发生的事件。他告 诉我们一群又一群哥特人带着家人大批涌入时，完全不像是受了某种 文化主题的影响。在《历史》的其他部分，他还提到一些非常大的蛮 族群体以很不相同的方式在罗马的土地上迁移。他如此描述376年的事 件是有意为之，而不是因为他脑中只有这么一种模型。现在，这一点 似乎多少被接受了。即使在一般而言对大规模迁徙持怀疑态度的学者 中，也只有一个人试图质疑阿米阿努斯提到的数字，他只是断言阿米 阿努斯受迁徙主题的影响，但没有给出进一步的论证。[9]因此总的 来说，阿米阿努斯可能的确很了解自己所写的主题。 质疑阿米阿努斯可信度的人提出的另一个理由是，他强调匈人是 这些人流离失所的首要原因。这种质疑源于君士坦丁堡的索克拉蒂斯 （Socrates Scholasticus）所著《教会史》（Church History）里的 一段记载，索克拉蒂斯认为阿塔纳里克联盟不是在376年面对匈人袭击 时分裂的，而是早在369年，瓦伦斯对特温吉人的战争结束后就分裂 了。按照索克拉蒂斯的说法，弗里提根在战争结束之后脱离了阿塔纳 里克的领导。在此基础上，盖伊·哈尔索尔最近主张，哥特人来到多 瑙河，最终应该归因于瓦伦斯而非匈人，因为瓦伦斯的军事行动使阿 塔纳里克和格鲁森尼人经历了失败，撼动了罗马在多瑙河下游的附属 国，正是这种混乱让匈人有机会进入哥特领土。这种观点与传统看法 向左。传统上认为，匈人是军事力量强大的外来者，其迁徙入侵摧毁 了黑海以北既有的政治秩序。[10] 显然，索克拉蒂斯的记载与阿米阿努斯的描述格格不入。对特温 吉联盟何时分裂、如何分裂，两位历史学家的理解完全不同。而这是 哈尔索尔论证的根本问题。索克拉蒂斯的作品取了一个很贴切的名 字，因为作品的大部分内容与基督教会的发展有关。其他事件他只是 偶尔附带提到，而且不会讲什么细节。索克拉蒂斯对4世纪哥特人的整 体了解应该远不如阿米阿努斯。此外，索克拉蒂斯是5世纪中期在君士 坦丁堡写作的，因此他描述的并不是与他同时代的事件。因此，在政 治和军事问题上，仅凭索克拉蒂斯的一份孤立记载，就去纠正与事件 同时代的阿米阿努斯写下的十分具体的描述，这在方法论上是不合理 的，除非有不得不这么做的理由——但实际上并没有。事实上，仔细 审视就能发现，索克拉蒂斯的记载，其实是阿米阿努斯笔下哥特-罗马 关系的混乱版本（有些事件的先后顺序搞错了）；反过来不成立，因 为阿米阿努斯的作品中有大量索克拉蒂斯作品里没有的细节。同样值 得注意的是，瓦伦斯对阿塔纳里克的战争最终陷入僵局，可能还增加 了这位哥特领袖的声望，因为他受邀参加皇帝在河上举行的峰会，得 到极大的尊重。这场冲突给多瑙河以北的稳定带来的影响，肯定比不 上4世纪30年代早期君士坦丁皇帝大胜特温吉人的影响，而当时匈人还 未出现。[11]因此，前述两种质疑阿米阿努斯可信度的论点都站不住 脚。我们可以合理地从这样一个前提出发：376年夏，外来的匈人发起 侵略，哥特人以大型混合人口群体的形式走上了迁徙之路。 说到这里，我们应该怎样将阿米阿努斯描述的迁徙现象与近现代 世界中的大规模人口迁移模式联系起来？从某种意义上说，376年迁徙 的规模和特征与现代的个案研究并不是完全不合拍。这是因为如阿米 阿努斯和其他资料一致记载的那样，哥特人来到多瑙河边的根本原因 是政治的、消极的。匈人正在破坏整个本都北部地区的稳定，哥特人 希望转移到一个更安全的地方。如阿米阿努斯所说： （哥特人）认为色雷斯是个合适的避难所，原因有二：那里 的土壤非常肥沃，而且，多瑙河汹涌的洪水将这片区域与正经历 外族战争的战场隔开了。[12] 阿米阿努斯指出，哥特人有两个动机：罗马领土的吸引力，以及 想要逃离多瑙河以北不安全生活的愿望。 我们先看第二个动机。政治原因（换句话说就是恐惧）带来的人 口迁移，通常是大型混合人口群体的迁徙：1994年的卢旺达，一个月 内有25万人迁移，另一个月内该数字高达100万。376年，哥特人迁徙 的政治动机十分强烈，所以其规模不是问题。然而，这次迁徙与现代 类似的移民活动的差异在于组织程度，哥特人的组织程度体现在至少 三个主要的哥特人群体中。这并不是否认（实际上反倒承认了）多瑙 河以北有大量零散的难民，而是说除了他们，罗马人还要面对三个相 当有凝聚力的群体：特温吉人内部分裂形成的两个群体，以及格鲁森 尼人。这与所有现代的人口迁徙都不一样。无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 束后的中欧，还是时间上更近的卢旺达和科索沃，政治难民的洪流都 表现为许多人纷纷逃命，他们之中并无组织。难民进入营地后，在一 部分人中间可能会出现领导结构和组织，但现代世界从未出现过阿米 阿努斯描述的那种有序疏散的例子。我们应该相信他吗？ 我还是认为，一般而言我们应该相信他。考虑到背景的差别，376 年的事件与现代大规模人口迁移之间的差异是可以解释的。例如，哥 特人迁徙的奇特之处，可以用376年时哥特人所面临的匈人威胁来解 释。在现代的描述中，哥特人往往是惊慌失措的难民，拼命要逃离紧 追不舍的匈人大部队。主要的权威资料在描写哥特人到达多瑙河的情 景时，都渲染恐慌和失败的气氛，从而为前述观点提供了不少依据。 历史学家索西穆斯（Zosimus）可以代表许多人的看法： （匈人）前进，冲锋，然后适时后撤，他们骑在马背上射 箭，大行杀戮。他们不断如此，将（哥特人）逼入了绝境。活下 来的哥特人不得不离开已落入匈人之手的家园，逃到多瑙河彼 岸，乞求皇帝收留。[13] 然而，阿米阿努斯记下来的细节展现了截然不同的画面。匈人首 先袭击了说波斯语的游牧阿兰人——他们住在顿河另一边，在哥特人 的东边。匈人吸纳一些阿兰人后，袭击了格鲁森尼人。经过激烈的斗 争 ， 格 鲁 森 尼 人 的 首 领 艾 莫 纳 里 克 （ Ermenaric ） 和 威 提 莫 （Vithimer）阵亡，于是格鲁森尼人决定西撤，就这样进入了特温吉 联盟的领土。联盟领袖阿塔纳里克向德涅斯特河挺进。不用说，有关 匈人的报告和一大群外乡哥特人如今在他边境上扎营的事实都让他忧 心忡忡。匈人发动的一次突袭迫使他回到喀尔巴阡山脉，他试图在那 里建起一条防线来保护领地。阿米阿努斯对地理的描述总是含含糊 糊，不过还是有可能推断出，这条防线应该是用废弃的罗马防御工事 改建的，这些防御工事（limes transalutanus）曾用于保护多瑙河以 北的原罗马达契亚地区。但更多的匈人袭击破坏了特温吉人对阿塔纳 里克领导能力的集体信任，导致“大多数”特温吉人离开阿塔纳里 克，前往罗马帝国寻求庇护。仍在撤退的格鲁森尼人加入了他们—— 格鲁森尼人寻求庇护的想法似乎是从特温吉人那里学来的。[14] 这些事件的展开花了多长时间？人们通常认为，匈人对哥特人的 攻击是“突然”发生的，而且不管是明说还是暗示，事件发生的时间 范围总是被压缩在一年多一点。但一些叙述细节表明并非如此。格鲁 森尼两位国王中的艾莫纳里克抵抗匈人“很长时间”（diu），而威提 莫抵抗了“一段时间”（aliquantisper），抵抗期间，发生了“多次 交战”（multas clades）。这些都不是明确的时间标志，但“很长时 间”的抵抗更可能是以年计而非以月计的。此外，哥特人来到多瑙河 的时候，匈人并没有紧跟在后面。哥特人可以耐心地坐在河边，派出 一位使节前去拜谒瓦伦斯皇帝并递送庇护申请。但瓦伦斯当时在1 500 千米之外的安条克，而走陆路的话，使节要花一个多月的时间。这些 都表明，376年的多瑙河附近并没有大量匈人出现，哪怕特温吉人刚刚 遭受了匈人发起的两次大规模袭击。 随后发生的事件也大致证实了这一点。这些事件表明直到400年左 右，许多匈人仍在黑海东北方向很远的地方。大多数现代的重构倾向 于认为匈人在376年或那之后不久横扫而来，最西达喀尔巴阡山脉甚至 更远。然而在395年，匈人大举袭击罗马帝国，而这么大规模的袭击还 是第一次；他们选择跨越高加索山脉，而不是渡过多瑙河。人们认 为，这是个狡猾的计划：匈人带着他们的马长途跋涉，从多瑙河基地 沿着黑海北岸行进了数千千米。但是，这太荒唐了：等不到开始袭 击，马匹和人早就筋疲力尽了。这次袭击真正表明的是，迟至395年， 大多数匈人仍然在喀尔巴阡山脉的东边活动，可能主要在伏尔加河和 顿河之间的地区（地图7）。其他可靠的证据证实了这一点，比如更多 的哥特人（不是376年时的特温吉人和格鲁森尼人）和其他非匈人在罗 马帝国多瑙河下游边境是抵抗帝国的主要力量，这一情形一直持续到 386年，也就是最初那批哥特人迁徙10年之后，甚至更晚。[15]虽然 匈人确实在黑海北部引起了革命——哥特人于376年来到多瑙河边正是 这一革命的体现，但那时并没有大批匈人向西走得那么远。换句话 说，与通常想象的不同，特温吉人并不会马上面对匈人的如潮箭矢， 而且确实有机会对他们周围发生的混乱做出更加谨慎的反应。[16] 但如果特温吉人有时间组织阿米阿努斯描述的那种有序疏散，那 么是否可以合理推断他们这样做了？能组织有序疏散，意味着他们有 一个力量足够也连贯一致的决策机构来制订和推行计划，这就带出了 关于政治能力和群体认同强度的问题。其他证据表明，特温吉的领导 层有能力做出“重大”决策。如我们在第二章中看到的，联盟成功地 维持了对罗马的一贯政策，特别是他们作为附属国可以容忍的臣服程 度。这甚至延展为一个野心勃勃的政策，要组织起对哥特基督徒的迫 害，因为这个新来的宗教与帝国的文化统治有关。由此看来，特温吉 人的认同强度足以让他们作为一个群体去应对匈人构成的新威胁，这 种设想本身而言没什么不合理的。 这些决定究竟如何做出，又由谁做出，取决于当时哥特社会中社 会权力的分布情况。具体地说，社会分层的程度和阶层之间“差距” 的程度将决定决策过程会涉及谁、以何种方式涉及。在社会阶层的顶 端，阿塔纳里克、阿拉维乌斯和弗里提根等领导者——在我们的文本 中被称为“士师”或“国王”——会积极倡导特定的政策；但如第二 章所述，一个人数更多的（自由民？）群体对上级提出的建议享有某 种集体否决权，因此可能在决策过程中至少扮演了被动的角色。阿米 阿努斯叙事中的一些内容表明事实确实如此。他们花了不少时间讨论 要不要进入罗马帝国。阿米阿努斯写的是diuque deliberans：他们 “考虑了很长时间”。我认为辩论可能也很激烈。他们来到多瑙河以 南后，特温吉的新领导层一再“敦促”和“说服”民众接受特定的政 策路线，而不是简单地发布命令。[17] 当然，这不是说特温吉人统治地区中的所有人口都参与了决策。 考古遗存和历史资料都告诉我们，这是一个有着复杂文化的世界。日 耳曼移民的军事力量创造了它，也仍然是这个世界的主导。但是，尽 管公元300年左右卡皮人逃到了罗马的土地上，但大部分原来住在那里 的群体——达契亚人、萨尔马提亚人等等——仍留在原处，受哥特人 统治。事实上，最难回答的问题是，3世纪人口迁移带来的日耳曼精英 和残留的原住群体之间是什么关系？很大程度上因为我们难以在考古 证据中将两者区分开来，所以目前的假设似乎是这两个群体在社会政 治和地理方面都迅速融合在一起了。但如此假设既非必要，也不太可 能成立。认同从根本上说是主观的，内在于个人的自我意识和彼此的 关系中，物质文化的相似性与此并不相干。物质文化可能反映群体认 同的观点得到了一些比较研究的支持，但研究的所有例子都只涉及一 两个被赋予了象征意义的特定物品，而不是广泛的、地区性的人工制 品集聚。而要确定哪些物品是重要的，则需要精确的民族志信息。 [18]切尔尼亚霍夫系统的遗存普遍相似，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中没有独 立各异的群体身份。 此外，特别重要的是不要忘了整体的历史背景。哥特人和其他在3 世纪进入黑海地区的日耳曼移民通过征服赢得了地位，开始享受边境 地区的财富。鉴于这种背景，他们与被征服者之间在身份认同上的差 异应该不会那么快消除，哪怕两者之间没有样貌特征上的差异——大 迁徙之后，布尔人和他们的新邻人之间正是因为样貌特征不同而产生 了隔离。因为日耳曼人是征服者，所以日耳曼身份意味着更高的地 位，如果允许原先住在那里的群体跨过这样的地位界限，就有可能威 胁到移民的特权地位。简而言之，那是一种类似殖民地的环境，闯入 的精英们有现实理由来保护他们的特权，以防其受到原住群体的侵 蚀。从对3世纪罗马俘虏的处置方式上可以看出，4世纪的哥特世界确 实以这种方式运作。乌尔菲拉是罗马俘虏的后代，俘虏们显然获准建 立了一个基督教会，教会在俘虏和俘虏的后代中持续运作了好几代人 的时间。另外，乌尔菲拉在347年或348年被逐出哥特领土时，俘虏后 代中的许多人与他同行，可见，他们很有可能在哥特人的领地内形成 了一个独特的，想来也是低一等的社群（否则他们就不会离开了）。 [19]我们在下一章中会看到，在这个时代其他复合的蛮族国家形态 中，都可以发现这种被征服者的自治。 这并不是说，在原先住在那里的群体中，就没有一个人或一批人 能跨过障碍，融入来到此地的哥特人的社会，获得较高的地位。军队 的兵员需求很可能会促成一些比较平等的联盟，比如377年罗马土地上 哥特人与一些匈人和阿兰人之间的联盟。一些原住群体也可能有机会 获得低等级战士（被释奴？）这样的过渡地位。这些人可以参战，地 位比奴隶高得多，但其人身仍然依附于某些自由民。但总的来说，由 于身份认同和地位是联系在一起的，整合绝不可能自动发生。 从这个角度来思考376年的事件，就会看到特温吉人做出决策时肯 定会涉及自由民阶级，因为提出政策的人需要赢得支持。参加疏散行 动的应该包括自由民和被释奴，因为正是这两个阶层为群体提供了军 事能力，其他迁徙的哥特群体中则有一些低等级的战士。[20]即便如 此，我怀疑许多原住群体可能没有参加迁徙，文献和考古证据似乎也 如此暗示。一份历史资料提到376年后多瑙河北部的“卡皮-达契亚 人”（Carpo-Dacians），而当时统治喀尔巴阡山脉地区的特温吉人已 经离开，切尔尼亚霍夫的定居点和墓地并没有在当时突然停止使用的 迹象。[21]我自己能做的最好猜测是，特温吉复合的社会政治世界中 有一群说日耳曼语的哥特精英，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3世纪移民的后 代，各种来源的被释奴与奴隶紧紧依附于他们。与这个“哥特人的世 界”并存的，还有不少早先住在该地区的群体传承下来的社群。他们 肯定已经臣服于哥特人，应该也会给哥特人纳贡，但可能基本保持日 常自治，不太可能参与376年的撤离。 简而言之，我们对特温吉联盟形象的重构，特别是它有能力在强 势的罗马面前维护自身的军事、政治、文化的形象，基本上符合如下 观点：担起领导职责的政治团体——需要获得武装自由民，也许还有 被释奴的支持的“国王”们——是有可能参与阿米阿努斯笔下的那种 决策过程的。阿米阿努斯的记载细节丰富，他所描述的行动并没有什 么不可能实现的成分，因此，我们应该大致接受他的说法。而先假设 日耳曼世界中的群体认同有局限性，再据此驳斥阿米阿努斯的叙述， 这不太站得住脚。此类质疑往往基于对近来群体认同辩论的片面解 读，而更广泛的证据则表明特温吉的高层至少有强烈的政治认同感， 足以实现阿米阿努斯所描述的那种决策过程。 但即使只是简单浏览移民研究这个学科的成果，我们也能意识 到，如果想真正理解这一行动，就需要提出一系列更具体的问题。为 什么面对匈人引发的危机，376年的特温吉人和格鲁森尼人会做出迁移 的决定？他们又为什么会决定越过罗马边境？阿米阿努斯没有给出进 一步的细节，因此我们不能指望重构多瑙河以北那次剑拔弩张的会议 上讨论的一切。但是，移民研究揭示了影响移民决策的各种因素，我 们可以从中得出一些重要的观察结果。 特温吉人用迁移来应对危机，这其实没有什么特别。我们知道， 特温吉人中占统治地位的政治阶层主要是讲日耳曼语的移民的后代， 那些移民于3世纪在黑海地区奠定了自己的地位。比较移民研究一再证 明，移民习惯往往会在人口群体中得到加强。前文提过，自己有过迁 徙经历的老一代人会向他们的后代传递这样的期许：如果有必要的 话，你可以离开这里去寻找条件更好的地方。从罗马的角度看，主要 与3世纪相关的喧嚣一直持续到4世纪，影响着边境之外的土地。公元 300年以后，特温吉人才完全控制了喀尔巴阡山脉和多瑙河之间的地 区，而该地区之前是卡皮人的领地。约290—310年，罗马运送了若干 个这样的群体到多瑙河南岸，特温吉人正是因此得以进入上述地区。 但即使到了4世纪30年代，特温吉人还在继续迁移。332年，他们开始 在喀尔巴阡山脉以西活动，进入了一些邻近的萨尔马提亚人的领土， 但罗马的军事行动迫使他们返回多瑙河下游地区。参与4世纪30年代早 期事件的一些人在376年的时候应该还活着，因此靠迁徙来解决重大问 题的想法，无疑是存在于特温吉精英的心中的。[22] 移民研究中另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是信息场域，活跃的信息场域 显然起了重要作用，让特温吉人决定去帝国之内而不是其他地方寻找 新的领地。显然，特温吉人对他们强大的邻居非常了解；从4世纪20年 代开始，特温吉就是半臣服于罗马的附属国。这必然影响了他们对目 的地的选择。[23]不过，对于他们眼中选择罗马的好处，有必要做一 些思考。在罗马帝国面前，哥特人表现出难民的姿态，表示愿意为罗 马提供军事服务以换取庇护。但是，特温吉人深知，帝国对如何安置 移民早有政策。他们知道公元300年左右卡皮人是如何得到重新安置 的，也见过4世纪30年代对萨尔马提亚人的进一步重新安置。重新安置 的条款可能很苛刻，也可能很慷慨，未必都是惩罚性的，但所有的重 新安置都是在罗马军事统治的明确背景下进行的。但是，这个先决条 件并不适用于376年。特温吉人寻求庇护时，瓦伦斯皇帝正陷在和波斯 的长期复杂争端里——这个争端还是皇帝自己挑起来的。他所有的进 攻部队都在东部疲于奔命。 因此，罗马人和哥特人的动机都很不简单。几分不同的资料一致 表示，瓦伦斯见到前来多瑙河的哥特人非常高兴，认为他们是新兵的 现成来源。但在罗马帝国的宣传中很重要的一点是，皇帝制定政策时 绝不可能听命于蛮族；因此，资料记载的这种喜悦必然只是宣传。两 个主要边境，一个陷入敌对，另一个失去政治稳定，只有笨蛋在此情 此景下才会高兴。而瓦伦斯虽说不怎么样，但还不至于笨到这个程 度。[24]事实上，他制定了审慎的政策，可见并没有大喜过望这样的 事。他并没有让所有请求庇护但未曾臣服的哥特人进入，而是只接纳 了阿拉维乌斯和弗里提根率领下的特温吉人。瓦伦斯还在巴尔干地区 部署了所有可用的部队，以阻挡阿拉特乌斯（Alatheus）和萨弗拉克 斯（Saphrax）率领下的格鲁森尼人。他没有足够的军队去阻挡所有哥 特人，只能尽量减少损失。[25] 至于特温吉人，可以合理地假定他们很清楚瓦伦斯的情况。边境 附属国很擅长解读罗马部队重新部署意味着什么——例如，军队从多 瑙河调到幼发拉底河，就是在准备对波斯采取敌对行动。边境接触区 的消息总是很灵通。阿米阿努斯讲过一个关于阿勒曼尼人的故事，很 有名。376年，阿勒曼尼人怀疑多瑙河更东边的地方出现了麻烦，因为 罗马军队不断被调离他们的前线，然后一位有着阿勒曼尼血统的罗马 卫兵退役回家，证实了他们的猜测。[26]就算特温吉人不太可能一开 始就揣测到瓦伦斯的想法，但有两个迹象表示，他们想要的很可能远 不只是帝国通常会给移民的臣属地位。据阿米阿努斯记载，首先，他 们要求得到“色雷斯的一部分”，不光是为了逃离匈人，也因为那里 土地肥沃。我们知道，进入罗马的移民通常会被打散成小型的团体， 去往罗马指派的地方。但特温吉人有更主动的想法。 想理解这一点，就需要考虑罗马及其周围的经济发展模式。哥特 人和3世纪的其他日耳曼移民之所以迁入黑海地区，是因为那里属于罗 马帝国的近边缘区，经济上的吸引力更大。这些移民在那里获得了更 多的财富，但罗马帝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更高，经济剩余更多。一来到 帝国边境地区，就可以感受到这些财富：城镇、防御工事、军队，甚 至别墅。而我们之前看到，所有这些往往会吸引越境的袭击者。因 此，阿米阿努斯说罗马的财富是哥特人的动机之一，是完全合理的。 这也让人想起现代的个案研究。现代移民很少有不考虑经济因素的， 即便他们移民主要是出于非自愿的政治动机。当然，这也意味着376年 的哥特人不只是难民——因为他们有分享罗马财富的野心，所以长期 来看必然会与罗马国家发生冲突，尽管瓦伦斯当时实在无法从波斯抽 身，去和特温吉人计较。 表明特温吉领袖有更大的野心，也很清楚可能的后果的第二个迹 象，是他们得知瓦伦斯最终决定接纳他们，但不接纳格鲁森尼人后的 反应。阿米阿努斯告诉我们，他们不仅为自己的好运而欢欣鼓舞，还 继续与格鲁森尼人保持联系，以期采取联合行动。[27]可见，特温吉 领袖极可能有一个需要两个群体协调行动才能实现的雄心勃勃的计 划。至于他们具体有哪些野心，我们只能猜测。但特温吉的精英是3世 纪移民的后代，那些移民曾目睹罗马出于压力而撤离旧行省特兰西瓦 尼亚的达契亚。他们通过长期信息场域而获得了更深层次的看法，自 己对罗马附属国的情况则有直接的体验，也许正是这些让他们在376年 夏天将目光投向了罗马帝国。他们表现出难民的样子，但可能早已暗 暗期待帝国有一天会从色雷斯撤出，这样他们就能获得一块丰饶的土 地——而且，此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比帝国的近边缘区还要高。 难怪讨论花了很长时间：迁到罗马的领土上，同时不甘于臣服， 这样的举动简直危险重重。瓦伦斯的军队也许在376年夏天忙得顾不上 他们，但不会一直如此，而且，特温吉人是见识过罗马军队的力量 的：4世纪30年代，罗马军队迫使他们离开属于他们邻居萨尔马提亚人 的土地，罗马还不时调用特温吉人组成罗马辅助部队；从4世纪60年代 开始，特温吉人只能靠逃跑来避免被罗马人彻底击败。当然，所有这 一切强调的是，尽管有明显的经济吸引力，但在帝国内寻求庇护的这 种策略，只有在移民有能力组建相当规模的军事力量的情况下才能奏 效。没有军事力量做后盾，他们就不可能抵挡罗马或早或迟必然发起 的军事反击。因此，由于罗马国家拥有强大的力量，移民单元必然需 要采取那样的形式，这也完全符合比较移民研究揭示的另一个关键 点。 既有的政治结构始终是决定移民活动性质的关键因素。由于经济 发展水平相对较低，4世纪的日耳曼国王只养得起数百人的专业军队。 如此规模的部队在罗马皇帝面前不会有任何胜算，因为罗马皇帝拥有 一支旨在恢复“正常”移民模式的野战部队。小型移民部队最好的出 路是受雇于罗马军队，加入待遇还不错的辅助单元，在其他时候进入 帝国的一些哥特群体似乎就走上了这条路。[28]但是，要想实现哥特 人在376年的野心，特温吉的领袖就需要哥特社会中更多军事力量的帮 助，也就是自由民和依附于自由民的被释奴——如果我对这两个战士 阶层的定位正确的话。不过，具体用什么名称无关紧要。关键是，他 们需要大量的战士，而且就像3世纪时一样，需要到专业军事随从之外 去招募士兵。 结果就和3世纪时一样，移民单元除了战士，还包括了妇女和儿 童。376年的哥特人就像从波兰到黑海的3世纪移民一样，开始了单程 旅行。如果把家人留在身后会怎样？不存在这种选项。把家属留在家 乡，等于把他们暴露在被匈人掠夺的危险中。而且正如之前提到的， 女性和男性一样早就习惯了迁移，他们都记得自己的先人当年做出的 生活选择。在日常生活层面上，日耳曼经济的发展程度不足以养活足 够数量没有经济负担的职业军人，让他们单凭自己的力量与罗马较 量。 因此，细看之下，376年特温吉人的迁移就不那么像传统的侵略假 说构想的图景了。迁移的决定导致联盟分裂，而且，从3世纪他们在黑 海地区这一角确立的统治模式看，讲日耳曼语的精英决定迁徙，并不 会导致此地空无一人。我们看到，这是一个社会分层到了相当程度的 社会，可以区分出四种不同的社会层次：自由民，被释奴，融入“哥 特”家庭的奴隶，也许还要加上基本自治的纳贡者。国王和更广泛的 （自由民？）精英是这个文化复合体中的统治群体，总人口中有很多 成员未必与前者的社会政治结构有紧密联系，也就不会加入这一移民 浪潮。[29]但说来说去，没有理由怀疑阿米阿努斯的根本前提，即这 个特温吉精英群体有多达数万人。这一记载不仅本身前后一致，得到 了其他资料的证实，而且用可观察到的人类移民模式的基本原则来解 释也说得通。 这个结论本身很重要，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鉴于阿米阿努斯· 马尔切利努斯的文本质量较高，376年的事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测试案 例，说明了罗马帝国晚期牵涉到日耳曼群体但记录不那么完整的事件 中，还可能存在怎样的情况。我们不能简单地假设这一时期所有的迁 徙形式都相同，有些显然不同。但是，如果我们认为376年是传统的 “大迁徙”的第一回合，那么就有理由认为它见证了一场大规模的迁 徙，一场不是由一个“民族”，而是由一大批凝聚力很强的人进行的 迁徙。为我们描绘这幅画卷的是当时一位很有见识的人，他显然不受 有关蛮族迁徙的意识形态盲区的影响。鉴于哥特世界的历史本身就产 生于向黑海地区的迁移，考虑到政治权力和军事能力在当时日耳曼社 会中的分布情况，以上说法是很有道理的。除了3世纪常见的从小规模 活动开始逐渐壮大的掠夺性移民，我们还可以加上另一种形式的掠夺 性移民（对哥特人来说是部分掠夺性移民）：大规模混合群体。在考 虑罗马边境崩溃的第二阶段时，这是一个重要的中间结论，需要牢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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