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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生存而战 |
| 两次边境崩溃的时候，进入帝国的所有主要群体都有着相似的历
史。在最初（绝大部分不请自来[61]）对罗马领土的渗透之后，是一 段武装斗争的时期。这些蛮族群体要迫使帝国接受，它们不可战胜， 不会接受罗马通常强加给移民的那种征服加融合的政策。特温吉人和 格鲁森尼人最初的斗争持续了大约6年，直到与罗马达成382年10月3日 生效的和平协议。帝国愿意接受这样的协议完全是因为哥特人的军事 能力，特别是他们连续击败了两位罗马皇帝——最著名的当然是378年 8月9日在阿德里安堡击败了瓦伦斯，然后是380年夏天在马其顿击败了 狄奥多西一世。其他较小的移民群体——泰法尔人、萨尔马提亚人和 孤立的哥特人子群体——没能通过最初的军事考验，因而受到了严苛 的对待。他们失败后完全失去了群体身份，群体的成员都被分配给罗 马地主充当没有人身自由的劳动力。[62] 405—408年危机涉及的移民群体也有类似的历史。这些人同样不 请自来，也要为开辟新的家园而战斗。有些人失败了。我们看到，乌 尔丁和拉达盖苏斯的许多追随者遭遇了厄运，他们或是被杀，或是作 为没有人身自由的劳动力被分配出去，尽管每个群体中都有一些成员 设法与罗马当局达成了交易。至少在一开始的时候，汪达尔人、阿兰 人和苏维汇人要更幸运一些。在高卢制造了一系列极端暴力事件后， 409年或410年，他们强行越过比利牛斯山脉进入罗马的西班牙，在那 里寻找新的机遇。在最初越境6年后的412年，他们瓜分了行省的大片 土地。西林格汪达尔人占领了贝提卡（Baetica），阿斯丁格汪达尔人 占领了加利西亚（Gallaecia）大部，苏维汇人占领了加利西亚的西北 部，而阿兰人作为当时军队中最大的组成部分，拿下了卢西塔尼亚 （Lusitania）和卡塔根尼斯（Carthaginensis）这些更富裕的省份 （地图9）。没有证据表明这样的割据得到了罗马中央当局的批准，但 它似乎代表了一种比单纯的劫掠更有序的经济剥削方式。[63]无论是 376年还是406年，从入侵到最终定居下来之间的时间间隔都是完全可 以理解的。像这样带着武装、不请自来的大规模移民群体，是不可能 与迁入地的已有人口立刻达成妥协的。 然而需要解释的是，这两组移民分别在382年和412年定居下来 后，为什么隔了一段时间后再次上路。传统上认为，哥特人382年定居 巴尔干半岛，395年在阿拉里克的领导下公开叛乱，并在接下来两年中 的大部分时间带着他们的家人和庞大的车队在希腊漫游。他们向南到 达雅典，绕过伯罗奔尼撒半岛，然后又往北走，到了亚得里亚海边的 伊庇鲁斯（Epirus）。经过短暂的休整，他们在401—402年进入意大 利，而后又回到巴尔干半岛，直到408年再度启程向西，在意大利从 408年待到411年，最终到达高卢并定居下来。汪达尔人和阿兰人也差 不多：在西班牙持续到429年的停留不过是个插曲，之后他们乘船穿越 直布罗陀海峡并向东行进，分两个阶段向罗马北非最富裕的省份前 进。他们在437年通过条约在毛里塔尼亚和努米底亚（Numidia）暂时 获得了一些土地，然后在两年后攻陷迦太基及周围的一些行省，建立 了更永久的家园。 长期来看，这些逃离匈人的群体表现出走走停停的迁徙模式。在 过去，人们一直都认为第二次迁移的群体和最初越境迁移的是同一 个，叙事上的间隔并不算什么障碍。然而，近来有人提出，第二次迁 移的不是最初跨越边境时的那种混合人口群体，而更像是军队；这次 迁移的队伍本质上完全不同，是正在成形的战队，只从原来的移民中 吸收了少量的人力。最欢迎这种说法的，是那些坚信古代社会单元不 可能有很强的群体身份认同的人，他们认为像376年和405—408年的入 侵者这样的群体，是不可能经过长时间多次动荡后还团结在一起的。 [64] 那么，这次迁徙的是军队还是族群？移民研究能帮助我们理解汪 达尔人、哥特人和其他群体这种持续的流动性吗？ 在这样一个基本问题上居然有这么大的分歧，可见相关的资料并 不完备。不过，与公元382年后的哥特人有关的资料比较全面，至少某 些年份的资料比较多，因此哥特人的这段历史可以充当测试案例。就 哥特人而言，首先要问的是：那些在395年追随阿拉里克造反的人，是 否能代表根据382年条约定居下来的所有或大多数哥特人？过去从未有 人怀疑这点，但近来蛮族身份变动不居的新观点被许多人接受，因此 出现了这样的要求：证明382年与罗马议和的哥特人和追随阿拉里克叛 乱的哥特人是同一群。有办法证明吗？ 简单来说，答案是否定的。没有哪个罗马的评论家列出阿拉里克 在395年召集的究竟是哪些人，也没有人具体描写他如何调动支持他的 力量。当然，那是公元第一千年中期，资料不全并不奇怪，重要的 是，不要不切实际地追求确定性，然后再以无法确定为借口，拒绝实 际上很合理的一种可能性，即参加阿拉里克395年暴动的，就是382年 签了条约的哥特人。这并不是说所有按照条约定居下来的人必然参与 了暴动，而是说根据382年协议定居下来的哥特人与阿拉里克最早的一 批追随者之间有足够的重合度。 该论点首先得到了质量较高的原始资料的佐证。第一，对于此次 叛乱，同时代的两位年代早、问题少、彼此独立的罗马评论家——西 罗马的克劳狄安和君士坦丁堡的塞内西乌斯——都做了记载。他们明 确指出，追随阿拉里克反叛的人就是382年的那群哥特人。如果要否定 他们的记录，就得合理说明，为什么这两位分处东西罗马，受众和写 作目的都不同的评论家，要去曲解那次行动；但目前还没有找到这种 理由。[65]此外，这一本身就很可信的基本结论还有进一步的佐证。 近年来，有人根据希腊历史学家索西穆斯的一段记述来否定塞内西乌 斯和克劳狄安的记载。索西穆斯记载，阿拉里克最早在与欧根尼乌斯 作战时就发动过叛乱，因为狄奥多西一世只让他指挥一些蛮族辅助部 队，而没有把他当作真正的罗马指挥官。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他原本 的野心与382年那批哥特人无关，395年的叛乱也是如此。这种说法有 三个主要问题。 首先，6世纪的索西穆斯显然是搞错了与阿拉里克同时代的历史学 家欧纳皮乌斯（Eunapius）的记述。根据年代晚得多，问题也很多的 索西穆斯的三行文字（的确只有三行），去否定与阿拉里克同时代的 克劳狄安和塞内西乌斯，而且没有进一步论证他们为什么都以同样的 方式曲解了阿拉里克的行动，这种方法论怎么说都是站不住脚的。 [66]第二，将阿拉里克改写成只对罗马有野心的人，会遇到这样一个 问题：阿拉里克发动反叛后仅4年，出身蛮族的东罗马将军盖纳斯 （Gainas）抓住一些哥特辅助部队反叛的机会，自己获取了在君士坦 丁堡的权力。索西穆斯笔下的阿拉里克也是类似的人物（那些采取这 条论证路线的人也承认这一点），但是，那两位作者中的塞内西乌斯 并没有在准确描述盖纳斯的行为方面遇到什么障碍（克劳狄安则根本 没有提到盖纳斯）。[67]如果说，塞内西乌斯虽然对盖纳斯怀有敌 意，但还是照实记录了他的行动，那么塞内西乌斯和克劳狄安有什么 理由去曲解阿拉里克的行动呢？第三，我们可以肯定，追随阿拉里克 的从一开始就是一支庞大的军事力量，至少有1万名战士，因为在395 年的时候，他们就可以迎战一支完整的罗马野战部队了。我们如果不 接受克劳狄安和塞内西乌斯告诉我们的事情，也就是阿拉里克领导的 是那些缔约后反叛的哥特人，就得为这么庞大的军队另找来源。这不 容易做到，因为东西罗马的野战军现在都归西罗马将军斯提利科指 挥。[68] 第二个佐证简单说就是，可以合理地认为，在从382年到叛乱发生 的这段中间期里，382年的哥特人保持了稳定的政治认同，足以最终发 起叛乱。这个“中间期”只有13年。这段时间足够让一代人成熟起 来，但许多在382年活跃的成年人在395年仍然活跃。尽管我们对许多 细节一无所知，但382年条约的关键是允许相关的哥特人继续享有前所 未有的自治——当时的支持者和批评者都认可这一点。虽然这些哥特 人发起了叛乱，还造成一位皇帝死亡，但他们并没有被打散后分派到 帝国各地，这就是为什么泰米斯提乌斯（Themistius）这位狄奥多西 皇帝的发言人和宣传者，必须竭尽全力才能让君士坦丁堡的元老院接 受和平协议。我们完全可以合理地认为，仅仅13年后，这批哥特人再 次合作，采取了行动。[69] 原本的这份和约在哥特与罗马的关系中留下了两个没有解决的大 问题，两个问题因395年阿拉里克的叛乱而越发凸显。首先，在382年 的和约中，罗马人没有承认谁是全体哥特人的领袖。这符合罗马的一 贯政策，即限制可能构成威胁的群体的政治凝聚力——如我们所见， 这也是4世纪时对待阿勒曼尼上位王的标准政策。此外，特温吉和格鲁 森尼联盟内部的发展也限制了凝聚力。两个联盟进入罗马领土的决定 都伴随着高层的政治动荡，现有的领袖或是阵亡，或被推翻。[70]在 阿德里安堡之役前，弗里提根曾试图上位，我们还有充分的证据表明 382年之后斗争仍在继续，阿拉里克为获得对哥特人的整体领导权而不 得不战胜一个个对手。他的地位很可能在394年或395年得到了提升。 虽然更多地要归因于索西穆斯对欧纳皮乌斯作品的篡改，但阿拉里克 一开始确实可能更想在罗马谋求发展。但是，他最终选择在哥特人中 发展势力，而且有一个很好的（间接）证据，证明他这么做时至少挤 掉了一个竞争对手。阿拉里克后来的生涯，以及他的姻亲和继任者阿 陶尔夫（Athaulf）的生涯，受到了萨卢斯（Sarus）这位出身哥特的 罗马将军的干扰。萨卢斯发起了一场一个人的战争，为的是破坏阿拉 里克和阿陶尔夫与（萨卢斯所效力的）西罗马可能达成的任何和平协 议。值得注意的是，萨卢斯的兄弟塞尔吉里（Sergeric）后来发动了 一场政变，杀掉了阿陶尔夫及其直系亲属，自己成为阿拉里克的哥特 人的首领，但在位时间不长。可见，萨卢斯显然来自庞大的家族，有 实力竞争哥特人的总体领导权，而他无情的敌意则暗示，正是因为阿 拉里克崛起，他才会离开哥特人去为罗马效力。[71] 此外，阿拉里克在哥特人中能取得更大范围的政治成功，与他对 待382年条约的第二个未决问题的方式密切相关，也就是半自治的哥特 人对罗马帝国负有何种军事义务这个问题。如前文所述，在加给外来 者的和约中，罗马通常会规定外来群体需要为罗马军队提供壮丁。382 年的和约也可能有此规定，因此罗马正规军中才会有哥特人的辅助部 队。但和332年多瑙河以北的特温吉人的情况一样，条约还规定，针对 特定的军事行动，哥特人还应提供不定期的军事服务，派出规模更 大、自主领导的分遣队。来自特温吉的分遣队曾在332—360年间四度 出战，帮助罗马对抗波斯，东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一世在与哥特人签订 的条约中提出了类似的要求，要求他们派兵参加狄奥多西与西罗马篡 位者马克西穆斯和欧根尼乌斯的两次内战。[72] 有可信的证据表明哥特人对这样的军事义务很不满。在针对两名 篡位者的军事行动中，缔约哥特人的参与总有反叛相伴。狄奥多西第 二次向哥特人寻求援助时，哥特领导层就如何回复发生了激烈争论。 [73]哥特部队在第二次远征中的命运也说明了为什么会有问题。在 394年9月的冷河之役中，哥特人第一天就被派到了前线，而且伤亡惨 重。当时一位罗马历史学家评论说，这场战役见证了狄奥多西的两次 胜利：一次是战胜了篡位者欧根尼乌斯，另一次是战胜了哥特人。考 虑到罗马帝国容忍哥特人的半自治地位只是因为无法彻底打败他们， 这样的伤亡的确有可能改变罗马和哥特之间的权力平衡，让罗马人有 机会改写条款。因此，毫不奇怪，几乎是刚从冷河之役回到家乡—— 应该是在394—395年的冬天，缔约的哥特人就造了反，他们的领袖决 心改写382年的条款。[74] 条约里很多我们想了解的内容，以及它规定的哥特与罗马关系的 模式，都已无法还原了。但正如许多外交协议一样，它显然是一种妥 协方案，将一些更有争议的问题留待日后解决。但是，我们可以完全 合理地假设，阿拉里克在395年叛乱的本质与两位同时代评论家的描述 相符。阿拉里克率领382年缔约的大群哥特人造反，该条约让他们有足 够的自治权，能够通过集体行动改写他们的协议条款，而冷河之役的 伤亡给了他们非常现实的不满理由。这个过渡性结论引出了另一组问 题。为什么哥特人为获得更有利的条件而发动叛乱，会带来进一步的 人口迁徙？毕竟，不用拉家带口，也不用带着所有家当再次上路，他 们也完全可以造反啊。[75] 原因之一肯定在于他们已经建立的移民习惯。从历史上看，这一 人口群体总是通过搬到新地方来解决问题。这个群体曾在3世纪从波兰 迁往黑海，在4世纪初迁入瓦拉几亚，在4世纪30年代试图迁至喀尔巴 阡山脉以西，最终在376年渡过了多瑙河；他们对如何实现大规模、长 距离迁移了如指掌，也随时准备用这种方法来解决问题。而376年渡过 多瑙河的人中，肯定有一些在395年仍然健在。但即使是一直有迁移习 惯的群体，也不会在没有很好理由的情况下随便迁移，而阿拉里克率 领的哥特人在叛乱之后的迁移，则有助于实施改写382年和约中他们不 满意的条款的策略。 迁移的动机之一很简单，就是沿途劫掠罗马的社区。395年的时 候，阿拉里克是新上位的哥特领袖，需要巩固自己的权力基础，这可 以通过带领追随者走上充满财富的路途来实现；史料将哥特人缓慢向 南推进至希腊境内和周边的过程描述为一场大范围的劫掠，而我们也 没理由认为其中有欺骗的成分。[76]但劫掠只是他们的目的之一。阿 拉里克还需要迫使罗马接受有利于哥特人的条约修订。大多数史料不 涉及这些谈判的实质性内容，但通过记录得比较详细的资料（比如阿 拉里克408—410年第二次逗留意大利期间的资料），我们发现，关键 的问题是阿拉里克希望自己的领导地位获得完全的承认，这种承认可 能体现在授予阿拉里克某种罗马官职，罗马给予哥特人一定的经济支 持，帮哥特人找到一个适合定居的地方。这些诉求背后的重点是，哥 特人希望罗马无条件承认自己作为罗马领土上半自治群体的基本权 利。382年时，罗马当局显然也在暗自祈愿。帝国发言人泰米斯提乌斯 于383年1月在元老院面前为该条约辩护时，以如此陈词结束演讲：期 望有朝一日，所有独立的哥特身份终将消失。[77] 在达成长久的和平协议之前，哥特人提出种种条件，罗马帝国在 谈判时肯定极为不情愿，因为在几百年的时间里，罗马一直拥有足够 的军事霸权，不需要被迫在自己的土地上与某个蛮族力量长期共存。 因此，赢得罗马的让步绝不是容易的事，这也是有着更好记录的外交 事件文献一再表明的。408—410年间，有好几次，阿拉里克几乎达成 了协议，但都因帝国不妥协而失败。他表现出极大的耐心，众所周知 他将要求降到最低，而直到连这点要求都遭到拒绝后，他才允许自己 的部队洗劫罗马。这次人口迁移的目的，一是对帝国资产造成损害从 而迫使帝国达成协议，二是让哥特人搬到最有机会实现长期外交胜利 的地方。阿拉里克395—397年在希腊逗留，为的是迫使东罗马与其谈 判，最终他成功了。397年，以太监欧特罗庇厄斯为首的君士坦丁堡当 局和他达成了不错的协议。但是，帝国的一些精英圈子非常不喜欢这 样的让步，这也是导致欧特罗庇厄斯在399年倒台的问题之一。随后的 一系列政权一致决心不和阿拉里克谈判，所做出的让步也都被撤回。 [78]东罗马关上了大门，促使阿拉里克启动下一次迁徙：401—402 年，哥特人第一次入侵意大利。这是在通过进一步迁徙来迫使西罗马 达成协议。但是，斯提利科靠军事力量挡住了阿拉里克前进的脚步， 陷入困境的哥特人回到巴尔干半岛，而无论是西罗马还是东罗马都不 愿谈判。 只有外来因素才能改变这种情况。斯提利科的中欧边境岌岌可 危，这位西罗马大将军急需兵员。他已经在401—402的冬天领教了汪 达尔人对瑞提亚的威胁，知道多瑙河中游的局势一触即发，因为哥特 人、汪达尔人、阿兰人等群体为逃离匈人，都迁到了喀尔巴阡山脉以 西。因此，斯提利科开始考虑与阿拉里克的哥特人结盟。[79]斯提利 科最终在408年夏天被废时——主要是因为他没能处理好从405年开始 撕裂西罗马的入侵和篡位的复杂局面，阿拉里克已经与他达成谅解， 正将自己的追随者推回通往意大利的路上，显然是要去收回应得的东 西。更根本的是，与东罗马相比，西罗马目前的混乱局面让阿拉里克 更有可能在那里达成合适的交易。 哥特人在接下来的3年里留在意大利，有几次几乎和罗马达成了协 议。但帝国总是不愿妥协，他们最终失去了耐心。哥特人现在的领袖 是阿拉里克的姻亲和继承者阿陶尔夫。在他的率领下，哥特人前往高 卢，这次还是为了占据有利的位置，以迫使罗马与之达成长久的协 定。最后，在416年到418年之间，新协议浮出水面。哥特人在阿基坦 的加龙河（Garonne）河谷得到了一片富饶的土地，可以耕种和定居， 那里比巴尔干的任何地方都富裕得多，距离意大利北部的帝国权力中 心还更远，而且，他们的领袖得到了罗马的完全认可。但他们在罗马 国家的政治结构中既没有得到金钱，也没有获得任何高级职位，而这 些原本都在阿拉里克于408—410年间提出的最有野心的计划之中。在 地理和政治方面，他们被放逐到了罗马世界的边缘。哥特人同意像以 前一样偶尔为罗马帝国战斗，还受雇在西班牙抵抗莱茵河的入侵者。 [80] 虽说从现代的角度看，这种行为很奇怪，但395年之后阿拉里克的 追随者们断断续续迁移，有其自身的逻辑。无论是这一切，还是418年 的最终协议，都无法表明阿拉里克的核心支持者不是382年的那批哥特 人。他们一直试图迫使罗马帝国或至少帝国的一半与之达成长久的协 议，而他们不断迁移，则是为了进入有助于谈判达成合理协议的政治 和地理环境。事实上，我们看到的还是罗马国家结构对哥特移民过程 施加的无法逃脱的影响。在约20年的漫长迁移过程中，哥特人不断调 整，只为获得足够的影响力来迫使帝国改变数百年来的政策。最终， 是405—408年的危机，还有莱茵河入侵者在西班牙实施的吞并，才让 西罗马当局接受了哥特人的推进。 在该协议出现的过程中，一个新情况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在哥 特人那从巴尔干到阿基坦的漫长旅途中，有几段时间不短的相对稳定 期：397—401年和402—407年在巴尔干地区，408—411年在意大利， 412—415年在高卢南部。总共算来，从最初的叛乱到最后定居在加龙 河河谷，前后经历了20多年，但其中也许只有大约5年半的时间用于长 途迁徙。不管怎么说，这是极其严峻的考验，也是压力重重的时期。 而且，你一定想象得到，从起点到终点，阿拉里克的队伍肯定不会保 持原样。事后看来，我们知道这次长途跋涉得到了不错的结果。但是 面对旅途的艰难和粮食的短缺（特别是410—411年在意大利，414— 415年在高卢），以及罗马随时可能发动的反击（尤其是在395年、397 年，以及402年内两次与罗马野战军对抗），哥特人并不知道最终的结 果是否值得付出如此巨大的努力。 虽然较早的时候，人们想当然地认为阿拉里克的队伍从一开始就 是那样，但最近的说法正确地强调，阿拉里克队伍的成员在395年和 418年之间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认为阿拉里克比较可能成功的追随者 多，队伍规模就大；看好阿拉里克的人少，队伍规模就小。如今这已 是普遍看法了。实际上，体现成员数量稳步增长的证据远远优于体现 其数量下降的证据。仔细检索资料后，我们发现少数地位很高的人在 哥特群体中时常出现的政治权力斗争里落败后，会转而效忠罗马，可 能 还 带 着 自 己 的 军 事 随 从 。 前 面 提 过 的 萨 卢 斯 和 弗 拉 维 塔 斯 （ Fravittas ） 就 属 于 这 一 类 ， 可 能 还 要 算 上 一 个 叫 莫 达 雷 斯 （Modares）的人。不过这些人是非常特别的一类，不能说明群体中有 成员大量流失的情况。另外，我们知道的唯一一份提到阿拉里克失去 支持的资料出自一个罗马政治化妆师之手，他为斯提利科效力，由于 斯提利科没能在402年的战争中击败哥特人，此人需要竭力挽回他雇主 的声誉。他声称阿拉里克的追随者成群结队地抛弃了他，这种说法显 然是不可信的。[81] 虽然如此，但有无可争辩的证据表明，身份认同出现了变化。首 先，376年的移民来到多瑙河边时，分成了两个不同的群体：特温吉人 和格鲁森尼人。两个群体之间的区分，在我看来到395年时已经消失， 另一种看法认为是在408年前消失的。但区分消失的时间只是细节问 题。在多瑙河以北的时候，格鲁森尼和特温吉是两个完全独立的政治 实体。而渡过多瑙河后不到一代人的时间，两个群体间的区别就消失 了。[82]两个群体合为一个，随后规模有所扩大。在罗马之外，阿拉 里克于409年获得了两股增援力量。斯提利科被推翻后，意大利罗马军 队中一支重要的蛮族部队加入了阿拉里克的队伍，这支部队与斯提利 科有密切的联盟关系，士兵的家属留在意大利的各个城市，却在一场 大屠杀中被残酷杀害。非常有可能的是，这些人中有很多在仅仅4年前 追随拉达盖苏斯来到意大利，然后在那场导致他们前领袖倒台而死亡 的外交阴谋中投向了罗马。在罗马之外，很多奴隶加入了阿拉里克的 哥特人队伍。我怀疑很多奴隶源自同一批人，因为拉达盖苏斯那些比 较不幸的追随者在406年被当作奴隶出卖。但毫无疑问，还有各种不同 来源的人。[83]这已经远远不是第一章中谈到的那种传统台球模型能 够解释的了。 也就是说，在阿拉里克的生涯中，一个大得多的新政治单元在395 年之后的新一轮迁徙中被仓促建立了起来。在我看来，其中原因其实 很简单，哪怕我们没有记载这个过程背后谈判情况的资料。斯提利科 的前军事盟友加入阿拉里克的队伍，只是因为罗马的敌意。他们一度 认为当罗马的盟友很有前途，也是出于这种考虑而抛弃了拉达盖苏 斯。斯提利科向他们提出的条件很有吸引力，也许类似于欧特罗庇厄 斯在397年给阿拉里克的条件。但斯提利科倒台后，罗马人对“蛮族” 的固有敌意释放出来，蛮族士兵的家人遭到袭击，因此，这些人的想 法改变了。而特温吉人和格鲁森尼人联合起来的先决条件，也是在他 们从376年起对罗马帝国采取的联合行动中创造出来的。这个过程也不 顺利。两个群体在阿德里安堡共同获得胜利之后，于379—380的冬天 再次分裂，主要是因为联合部队的给养问题多多，但也可能是因为两 群人的领袖互不相让——任何联合都会遇到这种情况。[84]但显然， 这个新的、更大的军事政治实体主要是为抵挡罗马的势力而组建的， 如果没有帝国的压力，它肯定不会出现。罗马政治结构的裂缝引导了 哥特人在395年和418年之间做出的举动，来自罗马军事力量的压力也 促使一些原本彼此独立的移民群体为了生存而联合起来。从不少补充 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那些未能吸取教训的群体遭受了怎样的后果。 在阿德里安堡之战中，孤立的哥特袭击部队遭到摧毁，而脱离大部队 自己行动的小群体则被制服，不得不接受罗马通常给蛮族群体的那些 条件，定居下来。[85]蛮族群体想在罗马领土上兴旺，唯一的办法是 联合形成具有足够规模和足够政治凝聚力的实体，以防被罗马帝国各 个击破。 因此，阿拉里克的哥特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在 行动中会出现临时的群体身份。这支队伍的成员似乎大多数是哥特 人，但即使在4世纪确实存在共同的哥特文化认同（也许是有的），它 也不是获得群体身份的先决条件。我们知道，至少有一些匈人应该是 在新群体内获得了永久的成员身份，而在罗马之外加入阿拉里克的奴 隶源自何处根本就是个谜。[86]但即便是其中的哥特分遣队，在进入 罗马的土地前也没有在同一个政治单元中一起行动过。正因为有罗马 的军事压力，特温吉人和格鲁森尼人才会在阿德里安堡联合起来，拉 达盖苏斯那批比较幸运的追随者才会认为自己最初选择罗马是错误 的，换到阿拉里克麾下更符合他们的利益。在帝国边界的另一侧，罗 马人的攻击既不那么激烈也不持久，不至于促使这么大规模的群体形 成；但在罗马的土地上，所有这些哥特人必须联合起来，才能作为一 个独立的实体生存。事实上，这是一种经典模式。外部压力往往是活 跃群体身份认同的必要催化剂。 在统一之前，群体间如何谈判，我们不得而知。但考虑到之前各 自独立的政治经历，谈判肯定不会容易——被迫离开这个群体去为罗 马效力的高地位哥特人数量不少，也证实了这一点。但正因如此，外 部压力才成为群体形成的关键，而这并不意味着后来在战火中形成的 群体认同从本质上说是脆弱的。如果认同真的那么脆弱，罗马早就将 这个群体瓦解了（就像对付乌尔丁和拉达盖苏斯的部队一样）；而这 个群体尽管后来遭遇了外交挫折、饥荒，又失去了最初的领袖，却仍 然保持联合的状态。这一点是罗马最终愿意达成协议的第二个原因。5 世纪的第二个10年，聚集在高卢的哥特力量空前庞大，而且在与罗马 的持续冲突中，形成了从前哥特政治单元所无的空前凝聚力。[87]罗 马在418年时被迫承认有必要达成协议，主要是因为阿拉里克创建的力 量已经强大到无法摧毁。 因此，尽管证据存在种种问题，但我们最好将从阿拉里克起兵反 叛到418年于阿基坦达成解决方案之间的行动理解为，376年的移民再 次上路，寻求更美好的未来，途中，一些405—408年的移民加入了他 们的队伍。我们之前讨论这一时期的日耳曼社会时说过，军人和民众 并不是泾渭分明的。在经济和政治结构只能支持有限数量的职业战士 的社会里，凡是要动员大规模武装力量的事业，都难免需要自由民及 其家属的参与。为了有机会取得成功，阿拉里克不得不说服大量的哥 特人，让他们相信再次出发迁居他处有好处。但我们也看到，如果这 些移民要实现目标，就需要从范围更大的支持者中招募人手。由此产 生的新的政治认同，可能部分建立在各哥特群体文化相似性的基础之 上，但文化相似并不是关键。汪达尔-阿兰联盟表明，背景完全不同的 群体，也可以组成政治身份认同很强的实体。比文化相似性更重要 的，是罗马帝国这个敌对势力。 我认为，上述分析很好地解释了行动的种种奇怪之处，而其他论 点是做不到的。行动中体现的复杂的政治议程，以及特别是阿拉里克 要求有一个定居区域的做法，并不符合雇佣军团的模式。如果说参与 行动的只有雇佣兵和军团，就得回答阿拉里克能从哪里找到这么多职 业战士这个难题。 这里的很多要点也适用于另一批多次迁徙的人：406年的莱茵河入 侵者。可以放心，说到他们412年定居西班牙之后的历史，我们不会再 重复“军人还是民众”的讨论了。还讨论这个问题未免太浪费读者的 耐心，而且相关资料也不怎么有用。因此，你对阿拉里克的哥特人的 理解，往往会影响你对汪达尔人、阿兰人和苏维汇人的理解。这么说 吧，我们手上有一份基本与所记载事件同时代的详细资料，多少算是 权威，其中确实写到汪达尔人和阿兰人拉家带口地前往北非。[88]因 此，出于我们在讨论哥特人的例子时谈到的那些原因，我们没什么理 由去怀疑这种说法。 在其他更具体的方面，哥特人和莱茵河入侵者的移民过程更符合 比较移民研究的预期。物流问题在决定个人如何行动方面起了关键作 用。阿拉里克的哥特人带着庞大的车队上路，因此只能走陆路，使用 罗马的公路网，而这极大限制了可选路线的范围，特别是在巴尔干地 区，也迫使（比方说）哥特人在395—397年采取那样的往返路线。无 法确保海上运输也扼杀了阿拉里克在410年秋天洗劫罗马之后将部队运 往北非的计划，最终，罗马人将他的部队封锁在高卢南部并切断其粮 食供给。汪达尔人和阿兰人在陆地上也是带着车队迁徙的，但最终决 定渡海进入北非时比阿拉里克的哥特人做得更好，部分原因在于他们 有更多时间准备。阿拉里克考虑迁往北非，是在他围攻罗马却没能得 到想要的外交协议之后。但他在短短几个月后的410年夏末秋初就放弃 了计划。相比之下，汪达尔人和阿兰人在伊比利亚半岛各处活动了十 几年，然后才渡海前往北非。他们有足够的时间来组织必要的航运， 而且与410年的阿拉里克不同的是，429年时的汪达尔人和阿兰人不需 要面对帝国迫在眉睫的反击。这意味着他们可以分批渡过直布罗陀海 峡，也就不需要那么多船只，因为留下来的人在等待渡海时没有被袭 击的危险。 信息场域也发挥了作用。哥特人曾参与对抗两个西罗马篡位者， 这为他们后来入侵西罗马做了铺垫。在那之前，他们对欧洲地理的了 解微乎其微，也不了解北意大利那些相对富饶也易受攻击的土地离他 们的巴尔干领地有多近。410年洗劫罗马前后，他们在意大利待了3 年，这无疑也让他们有可能考虑前往高卢。对于汪达尔人和阿兰人来 说，情况更是如此。406年时，他们显然知道罗马的莱茵河边境在哪个 地方，但对西班牙在哪里只有最模糊的认识，也许完全不知道从西班 牙南端到摩洛哥只需一小段路程。他们在西班牙停留了很久，不仅有 充分的时间安排航运（这样的安排肯定借助了当地罗马商人的力 量），还可以收集基本信息（可能也是从罗马商人那里），这使向北 非迁移成为可能。事实上，为了准备那次决定命运的渡海，他们尝试 了几次海上冒险，特别值得一提的是425年对巴利阿里群岛（Balearic Islands）发动的海上袭击。[89] 从更宏观的层面看，汪达尔人和阿兰人多次迁徙的动机，在比较 研究的视角下也说得通。这个合并后的群体离开西班牙去往北非的许 多理由，与阿拉里克的哥特人离开巴尔干半岛进入西罗马的理由一 样。他们当然对该地区的财富感兴趣。罗马北非的中部行省——努米 底亚、拜萨西恩（Byzacena）、普罗康苏拉里斯（Proconsularis） ——是罗马城的粮仓，北非商人将商品带到地中海广大地区，特别是 卖到西班牙（如北非陶器的分布模式所示）。这肯定会激起汪达尔人 攫取北非的兴趣。此外，北非对他们而言可能是个更安全的地方。哥 特人通过不断迁徙来让罗马做出外交让步，而汪达尔人和阿兰人直到 离开西班牙，都没有与西罗马中央当局达成任何条约。这在409年时并 不重要，因为当时西罗马正忙着对付阿拉里克和一连串的篡位者。然 而到了5世纪第二个10年中期，西罗马已经重获稳定，篡位者被镇压， 哥特人则通过新条约加入。此时，莱茵河入侵者成为头号公敌，帝国 军队和哥特部队（罗马帝国想从哥特人那里得到的正是这样的军事援 助）联合起来，在西班牙发动了一系列针对他们的惩罚性军事行动。 416—418年，西林格汪达尔人和阿兰人遭受重大打击，被迫放弃他们 的独立行省，幸存者接受阿斯丁格汪达尔人的领导。5世纪20年代，西 罗马中央的政治稳定再次崩溃，压力再次缓和，但喘息之机只是暂时 的。 因此，除了财富之外，北非还为幸存下来的汪达尔人和阿兰人提 供了更大的安全保障。一旦在那里定居，帝国未来就只有可能从海上 对其发起攻击，而比起陆地行动，海上军事行动的难度呈指数级增 加，后续事件也表明确实如此。从5世纪40年代初到60年代末，帝国3 次向北非派出大规模远征军，但都以失败告终。[90]像哥特人一样， 莱茵河入侵者既有政治动机，又有经济动机，而且也和哥特人一样， 他们通过不断迁徙来在罗马帝国政治和军事结构的裂缝中寻求安全和 繁荣。多次大规模迁徙是罗马领土上蛮族群体持续存在的根本，认为 其无关紧要的说法完全不可信。 说到莱茵河入侵者，与阿拉里克的哥特人一样，他们群体身份的 发展从修正观点看经历了不少过程。439年占领迦太基的汪达尔人和阿 兰人不能简单等同于莱茵河边的那群人；在那之前，群体的成员们在 罗马土地上挣扎求生，各个群体的身份都经过了重新协商。就莱茵河 入侵者而言，重组的进程更为深入。阿拉里克的队伍——至少在精英 层面——似乎主要由哥特人组成，莱茵河入侵者的组成则非常不同。 两大汪达尔人群体——阿斯丁格人和西林格人——可能在文化上有些 相似的地方，但苏维汇人是来自不同地区的讲日耳曼语者；在406年的 队伍中占比最大的阿兰人是讲波斯语的游牧民族，他们的经济和社会 结构与如今是盟友的日耳曼农业群体完全不同。406年，这支队伍只是 非常松散的联盟，正如他们412年在西班牙的大割据表明的那样——这 些群体跟随各自的领袖，占领了不同的行省。 促成该群体更紧密联合的因素，与促成阿拉里克的哥特人统一的 因素相同。又一次，罗马帝国这一敌对势力向许多入侵者表明，共同 行动是他们最好的选择。他们意识到这一点，也是因为武力的威胁： 哥特-罗马联合行动无情地摧毁了西林格汪达尔人（他们的国王在失败 后被带到了拉韦纳），毁掉了阿兰人的独立（他们的国王阵亡后，剩 余的人只能投靠阿斯丁格人并接受其领导）。在没有罗马军事威胁的 时候，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将出现联合；而即使面对罗马的压力，也不 是所有的入侵者都加入了新联盟。阿斯丁格的君王后来试图用武力控 制苏维汇人，但后者抵挡住了。还有一些阿兰人倾向于留在原地接受 罗马统治，最终在高卢定居。[91] 就这样，面对罗马帝国的敌意，希望保持独立的人们开始就原先 的群体身份重新协商，以创建规模更大、更具凝聚力、更有可能在罗 马土地上生存下来的群体。因此，除了迁徙，群体身份的一种特殊演 化对外来蛮族的生存能力也至关重要。 重构他们376年和405—408年的迁徙故事需要进行很多工作。好在 这些移民的部分历史得到了相当好的记录，他们的迁徙过程是一个关 键的测试案例，我们也得出了一些基本结论，就不再赘述了。他们的 历史表明，进入罗马帝国的移民有可能（有时确实也会）有组织地大 批到来，其中不仅有军事人员，还有他们的家属。如果他们不甘于沦 为罗马的炮灰或农业劳动力，就必须以这种移民单元的形式进入罗 马。只有通过招募军事随从之外的人力，才有可能组织起足够大的队 伍，在远征时获得成功。同样重要的是，更好的证据表明，这些移民 有可能并且确实进行了多次迁徙。绝大多数群体在进入罗马领土之前 就有了迁移传统。他们不断迁移，也在罗马的压力下就群体身份不断 协商——群体总人数因而稳步增加。迁移和身份调整双管齐下，这是 在罗马土地上生存下来的长期战略。 但是，即便需要重新拾起被修正论者摒弃的观点，去主张有组织 的大规模迁徙不仅是376年之后30年的重大主题，而且与上一章中谈到 的动力不断增长的人口流动同为第一千年的重要移民现象，这种迁徙 的图景也不是传统上设想的那样。越境进入帝国的各个群体来自在政 治、经济和文化上已经很复杂的蛮族世界。它们不是“民族”，至少 不是那种文化上同质、彼此多少地位相当、离开后出发地就空无一人 的人口群体。尽管如此，从两种意义上说，这仍是大规模人口迁移。 这类移民群体哪怕只有一个精英，也会包含大量自由民战士和他们的 亲属，因而主要移民群体的总人数可达数万人。从移民研究的定性定 义上看，这样的迁徙也是大规模的，因为移民在出发地和迁入地（或 两者之一）造成了明显的政治冲击。摧毁罗马东欧和中欧边境的移民 很快积累起如下成就：在战场上杀死了一位皇帝，消灭了他的军队； 用武力逆转了帝国通常对移民的政策；攫取了一些关键省份，使其不 再受帝国的完全控制。他们留在身后的土地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我 们接下来要讨论的正是这个主题：罗马边境之外的大迁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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