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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耳曼移民先驱？ |
| 这一点很重要，它解释了为什么在2世纪后期和3世纪，虽然日耳
曼的人口流动主要出于自愿，受经济动机驱动，但有时大型移民单元 也会参与迁徙。这与现代世界中类似的自愿人口流动形成了鲜明对 比。现代社会的移民单元往往很小，只是一个人或者再加上几个同 伴。这看似矛盾，但可以用经济环境的根本差异来解释。现代移民流 动实际上是由摆在他们面前的那种经济机会——对个体工人的大量需 求——决定的。同样的原则适用于罗马帝国时期，但当时经济机会的 性质不同。在现代世界中，移民可以通过在工厂或服务行业工作来获 得经济发展产生的财富中的合理份额。但在2—3世纪，要想成功，就 得成为在罗马边境上占据有利可图角落的附属国的领袖或军事精英。 因此，即便是出于自愿并主要受经济动机驱动，当时的移民单元有时 也需要具备相当大的规模才能成功。从罗马最早向莱茵河与多瑙河进 军起，边境沿线所有具备吸引力的地方都已有人占据。如果你是一个 局外人，但想要加入这个有利可图的边境体系，唯一的办法就是用足 够的武力闯入，赶走现在的住户。来自边境地区以外的掠夺性活动一 开始可能只是小规模的袭击，比如1世纪对瓦尼乌斯发起的进攻（虽然 看起来也相当有规模）；但如果你想永久占领一个地区，就需要数千 人的兵力，而不是数百人。[55] 这可以解释那些古老移民群体中另一个看起来异常的现象（虽然 有点矛盾）：妇女和儿童有时与男性战士一起前往边境地带。为什么 会这样？这是因为军事力量需要达到一定的规模，才有可能接管边境 附近某个能创造收入的地方。如上一章所说，在罗马时代的日耳曼尼 亚，召集起几百人的战队很容易。但派几百人去袭击还行，却不可能 带来3世纪罗马欧洲边境沿线发生的那种结构性变化，即到处都有新的 移民附属国取代现有的王国。按照当时日耳曼尼亚主流的发展水平， 如果要实施更高级别的军事行动（比如征服行动），国王就不仅得说 服他们的随从，还得说服大量的武装自由民参加远征。我们知道，此 时的社会还没有完全被国王和他们的随从统治，只动员起随从是远远 不够的，如果克诺多马里斯在斯特拉斯堡只召集了阿勒曼尼的国王们 和他们的随从，他连一点赢面都不会有。 这是理解3世纪日耳曼移民表面上的特异之处的重点。可用剩余财 富的规模在结构上限制了随从的规模。因此如果想要成事，就需要招 募大量自由民，而历次远征中都至少有一些家庭参与的可能性也大为 增加。如果这些远征是那种去了就不会回来的长途跋涉（比如哥特人 和其他日耳曼人从波兰迁至黑海地区），就肯定会有家庭参与（就像 马科曼尼人战争中的汪达尔人一样）。[56]由于侵略假说在过去用得 实在太多太滥，现在有不少人，特别是考古学家，不愿意认为混合群 体有可能会以接管新领地为目的，大批出发。这些人认为，把过去的 任何一个事件描述成侵略假说的那种图景，都是站不住脚的，哪怕有 当时的和基本可靠的资料记录了这样的图景；这种负面反应根深蒂 固，我认为有必要指出，现代世界中是有类似的现象的。 1800年左右，有大约4万个布尔（Boer）移民家庭在好望角腹地定 居点的范围内耕种，这些定居点最初由荷兰人于1652年建立。这些家 庭之间大多有姻亲关系。但在19世纪初，英帝国主义的财政和文化压 力开始形成，布尔人开始寻找新的居住地。布尔的群体组织结构没有 达到政府的级别，但已经足以成立一个委员会（Commissie）并派出侦 察人员去核实邻近地区是否有农作的潜力了。一队人马去了如今的纳 米比亚，带回了令人失望的消息，但是另一队人马——由21名男子和1 名女子组成——沿着索特潘斯山（Soutpansberg）行进，发现北德兰 士瓦（Transvaal）和纳塔尔（Natal）颇有潜力。于是，各个群体聚 在一起，以每天10—15千米的速度向北前进。一开始是50到100个家庭 为一组，每个家庭都带着他们的牲畜，赶着装有各种日常用品的牛拉 大车。1836年2月，亨德里克·波特希特（Hendrik Potgieter）带着 200人和60辆大车出发，紧随其后的是规模差不多的其他群体：约翰内 斯·范伦斯堡（Johannes van Rensburg）及19个家庭，路易斯·特雷 加（Louis Tregardt）及7个家庭［其中包括87岁的丹尼尔·普费弗 （Daniel Pfeffe），他要负责队伍中34个孩子的教育］，安德里斯· 比勒陀利乌斯（Andries Pretorius）带了60辆运货车，赫特·马里兹 （Gert Maritz）和皮特·雷提夫（Piet Retief）各带100辆。所有这 些群体均是男女老幼都有的。 除了牧草质量之外，侦察人员还回报说有大片无主之地，这对布 尔人来说很有吸引力，但事实证明这是错误的判断。在他们的目标区 域有两个强大的军事王国——姆济利卡齐（Mzilikazi）的马塔贝勒 （Matabele）王国和丁冈（Dingane）的祖鲁（Zulu）国。他们可不打 算让布尔人予取予求。一开始，双方尝试谈判。某次谈判中要达成某 个所谓的土地赠予协议，却导致皮特·雷提夫死于丁冈之手，这一事 件很著名。第二晚，丁冈发起袭击，杀死了500名移民，其中包括56名 妇女和185名儿童。布尔领袖下定决心要粉碎这些国王的权力。于是他 们重新组织，建立更大的打击力量，无情地摧毁了敌人的势力。移民 拥有一项重大的技术优势：5英尺（1英尺≈0.3米）长的燧发枪。他们 可以骑在马上，在一分钟内射击好几次。所以，数量相对较少的布尔 部队就能造成严重损伤。即使在袭击姆济利卡齐的主要政治中心时， 也只要几百个布尔人就能杀死3 000名马塔贝勒人，并将国王的牛棚化 为灰烬，同时自己毫发无损。在火器面前，丁冈的祖鲁人也是毫无反 抗之力。这些军事上的成功鼓励更多的移民出走，离开英国人的统 治，最终有1.2万人离开了好望角。 除了技术优势（只要数量相对少的布尔人就可以打大仗）之外， 这里发生的事情与记录中表明的3世纪黑海以北发生的事情（实际上也 包括9世纪维京人在西部活动的情况）是一致的。获得资本财富，也就 是控制土地，需要克服巨大的政治阻碍。明确这一点后，寻求财富的 小群体入侵者将自己重组为更大的群体。最初移民的和平流动迅速转 变为刻意的武装掠夺，也很说明问题。现代智人（Homo sapiens sapiens）完全有能力组织成具有足够能力来攫取他人资产的武装团 体，并且确实有时把迁徙当作手段。同样重要的是，布尔移民单元的 活动明显有军事性质，但除了男子以外，总是包含妇女和儿童。3世纪 的材料表明至少有一些日耳曼群体的情况也是如此。这不仅表明武装 的混合群体理论上可能存在（有些人因为非常反感侵略假说而怀疑这 种可能性），而且还凸显了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如果一个意在掠夺 土地的集团的军事能力并不仅仅依赖于专业军人，还要依赖那些也参 加战斗的自耕农，那么所有加入迁徙潮的农民都会带着他们的家人。 布尔人从小就受骑马和射击的训练，妇女也是如此，即使男人不在也 完全可以打仗；正是靠着这样的军事能力，他们制服了马塔贝勒人和 祖鲁人。我们知道，2世纪和3世纪的日耳曼尼亚有一些军事随从，但 人数并不多，而日耳曼人在面对卡皮人和萨尔马提亚人时，并没有像 火器那样的巨大军事优势，因此，靠武力进入本都北部的日耳曼群体 的规模需要远远大于布尔突击队。因此，他们必须招募在日耳曼社会 中占比更大的自由民战士兼农民，这些人自然会带上他们的家人。 如果远征想要成功，领袖就得把招募的条件放得很宽，以吸引自 由民战士。那个古老时代的相关记录没有保存下来，但过程可能类似 于哥特领袖狄奥多里克在470年前后组织第一次重大军事远征的经过： 狄奥多里克已经成人，因为他已年满十八，告别了少年青 葱。于是他从父亲的旧部中召集了一些人，带上了自己的朋友。 他的追随者差不多有6 000名。[57] 这次远征不是一次单程旅行，所以没有理由带上家人；但它表 明，即使在5世纪，想动员一支有规模的力量，也需要在随从之外向更 广泛的日耳曼社会阶层招人。然而，要完整解释2—3世纪的现象，特 别是自由民和他们的妻子出于什么考量才会接受劝说，加入前往黑海 的武装远征，我们还需要考虑另一个因素——固有的流动性，这个因 素也在现代移民个案研究中得到了揭示。 普热沃斯克和维尔巴克地区的人口和当时的其他日耳曼尼亚居民 一样，实行混合农业。如塔西佗所说，也在对一些定居点的考古发掘 中得到证实的是，牛是衡量财富的重要标志，但谷物是主食，谷物生 产是经济活动的基石。日耳曼人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游牧民族，他们不 会像当时的草原游牧民那样，在夏季牧场和冬季牧场间来回放牧。但 在公元后的最初几个世纪中，许多日耳曼社会，当然也包括维尔巴克 地区的那些社会，缺乏必要的农业专业知识，耕地的土壤肥力只能维 持差不多一代人的时间。因此，从中长期看，他们是会改换定居点 的。人们离开土壤肥力枯竭的地区，在前行的路上建立新的定居点。 和这一点相吻合的是，在维尔巴克地区，墓地不仅是死者的安息所， 也为生者提供了比较稳定的聚集场地。墓地的使用年限要长得多—— 奥德里的墓地差不多用了200年，而在此期间，许多定居点建立起来， 又被废弃了；甚至，墓地也可能有社群生活中心的功能。例如，公元 200年以前的维尔巴克墓地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墓地里有一大圈石头， 石圈中没有墓葬，但有的地方会在中央竖起一根柱子。考古学家不无 道理地认为，这些石圈标出了举行会议的公共空间。即便如此，维尔 巴克人口显然是会定期迁居的。[58] 这跟我们讨论的问题很有关系，因为比较研究反复证明，已经具 有流动性的人口更容易采取移民这种生活策略。这甚至适用于跨代的 情形。从统计数据来看，移民的子女和孙子孙女比一般人更有可能迁 居。包括男人、女人和儿童在内的人群准备从维尔巴克和普热沃斯克 地区跋涉到黑海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们无法长期维持农业生产所需的 土壤肥力，因此早就有了通过迁居策略来让日子过得更好的习惯。从 某种意义上说，将迁居策略落实为跨越较长距离的有条理迁徙，并不 是太大的改变，改变程度和17世纪的英国农民从农村进入城镇再决定 乘船前往美洲差不多。当然从另一个意义上说，这也确实是重大的改 变。 在公元200年之前，也许是因为人口稍有增加——这是根据每一代 人用到的定居点数量判断出来的，维尔巴克群体采取稳定而不引人注 目的迁徙形式，向南进入原本属于普热沃斯克文化的地区。维尔巴克 扩张的这一阶段与“推进浪潮”模型吻合。人口缓慢增加，向南迁移 是个人自己的选择，而不是大规模定向迁移的结果。向北迁移受到波 罗的海的限制，而无论如何，离远古冰川留在南部海岸的沙质岩石沉 积物越远，土壤肥力就越高。随后跋涉到黑海则是完全不同的举动。 所涉及的距离要长得多，迁徙所用的时间则较短。2世纪的扩张用50— 75年的时间向东南方向移动了300千米左右。发生在3世纪的迁徙在相 同的时间内跨越了1 000多千米。因此，这第二次迁徙，或者说同一次 迁徙的第二阶段，显然更有方向性，也必须如此。 也许是人口稍有膨胀引起的定居点平稳迁移，现在成了为经济利 益而蓄意武装侵入其他政治环境的行动。这方面与布尔人的历史惊人 相似。从1652年建立第一个定居点到1800年，因为人口增长（例如， 路易斯·特雷加的4个妻子为他生了17个孩子），个别定居者家庭从好 望角向北迁移，一直到了800千米之外的奥兰治河（Orange River） ——最初的边界。这也符合“推进浪潮”模型。后来，面对英国人在 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负面刺激，布尔人越过奥兰治河继续迁移， 这次迁移建基于原本的迁移传统，但很快被引导并加速发展为一种完 全不同的现象。移民单元变得更大，人口流动在遭遇抵抗时迅速演变 为军事掠夺。3世纪的日耳曼人也类似，他们在本都北部变换目的地时 需要仔细计划。个别日耳曼家庭从北方迁移到黑海地区时，就算有吞 并土地的念头，肯定也会一无所获。在一个新的世界中建立军事霸权 需要仔细的规划和大量的人口，哪怕这些人口来自一系列彼此独立的 远征队伍，而不是传统侵略假说所设想的一个“民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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