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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边缘区和远边缘区 |
| 移民大致朝罗马边境的方向流动,以移民接管的土地计,东方的
移民取得了更引人注目的成果。至于移民流动的方向,可以通过在现 代移民中起重要作用的两大因素来理解: “信息场域”(fields of information),以及由政治结构创造的整体环境。信息场域在西方起 到的作用不需多说,因为阿勒曼尼人不用迁徙太远的距离就能进入阿 格里-戴可美特。可以想见,他们此前就已了解或很快就了解了这个迁 入地。但是东日耳曼人长途跋涉需要更多的解释。他们对本都以北到 底有多少了解? 从波兰中部和北部的维尔巴克和普热沃斯克地区到黑海有一条最 直接的路线,那就是经喀尔巴阡山脉的外沿,穿过维斯瓦河上游和德 涅斯特河河谷。前文提过,一条经过定年的维尔巴克墓葬带证明这是 移民走过的路线。这是中东欧的一条天然通道,而且在公元元年前后 的几百年里,交通一直非常繁忙。当时,它是连接地中海世界和波罗 的海沿岸琥珀出产地的两大枢纽之一。我们之前说过,地中海世界的 珠宝业很看重这种浸没于水中的硬化树脂,它也是日耳曼尼亚的主要 出口物之一。因此在这个时代,大量商人沿着这条哥特人迁移的主要 路线来来往往,一些维尔巴克人实际上参与了贸易,建造和维护了一 系列靠近波罗的海的木桥和堤道。[47]因此,2世纪末和3世纪来自中 北欧的日耳曼移民可以利用有关喀尔巴阡山脉南部和东部土地的巨大 信息库,并得知有什么可能的路线通往那里。因为有琥珀贸易,他们 对这条路线非常熟悉,对路线另一端的社会和环境也有所了解。不过 我认为,进一步分析考古证据后,很可能会发现这些东部日耳曼人一 开始的迁移是渠道化的,在全面了解该地区的情况之前,他们都聚集 在本都北部有限的几个迁入地。 一进入黑海地区,更多的信息场域就开始发挥作用。移民们很快 了解到,袭击经济更发达的罗马帝国有可能带来丰厚的收益,他们也 知道几条可以发动此类袭击的路线。其中一些路线他们可能已经走 过,因为早在他们于238年攻击希斯特里亚之前,就有哥特人在罗马军 队中服役并抗击波斯人了。希斯特里亚袭击发生前30年的一段铭文说 明,驻防阿拉伯半岛的罗马军队中就可能有哥特士兵。但是在他们到 达之前,移民不可能了解地中海东部及其腹地的地理信息,也不知道 黑海对面就是小亚细亚北部那富饶的沿海地区。这些信息很快为移民 所知。从3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他们渡过黑海发动海上袭击。他们所 需的情报来自哪里毫无疑问。历史资料明确指出,黑海北岸希腊城市 的许多居民是航海专家,他们为这些远征提供了船只和水手。不难想 象,他们也从那些居民口中得知,谁能穿过这200多千米、将本都南岸 和北岸隔开的开放海域,谁就有可能靠袭击获得丰厚的利润。[48] 3世纪移民的选择既受到与琥珀贸易路线有关的信息的影响,也受 到周围世界政治结构的影响,后者的影响可能更大。在现代世界中, 移民受国家干预;国家通过护照、边境管制和移民政策来引导、鼓励 或限制移民流动。古代国家的结构没那么复杂,但罗马帝国在接纳移 民群体时确实应用了移民政策,显然很大程度上影响了3世纪日耳曼移 民的流动。 2世纪中叶开始从日耳曼中北欧向外扩张的,不是只有维尔巴克群 体。从更西边的易北河河口出发的伦巴第人和乌比人敲响了标志着马 科曼尼人战争开始的钟声。我们知道,维尔巴克系统之外的日耳曼尼 亚在3世纪仍然活跃。来自易北河三角洲的阿勒曼尼人和来自更东边的 勃艮第人,他们的迁徙在重塑莱茵河边境地区的地缘政治方面发挥了 重要作用,而此时其他日耳曼群体正在喀尔巴阡山脉以东扩张。在3世 纪的发展过程中,所有由日耳曼人统治的罗马欧洲边境地区,其战略 形势都以大致相似的方式得到了重构。罗马的战略地位在东方和西方 都越来越糟。不管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移民因素都与更广泛的政治 变革一同起作用。在西部,政治重组占主导地位,也最显眼,重组的 结果是出现了新的法兰克和阿勒曼尼联盟。而在东部,移民因素占主 导地位,因为日耳曼人扩张占据了广袤的土地,带来了重大的文化变 迁。在他们位于黑海北部的新世界中,移民创造了比欧洲中北部有过 的政治结构都更大、更复杂的政治结构。 因素虽然大体相似,但给东西方带来的影响完全不同。在喀尔巴 阡山脉以东,大片土地落入讲日耳曼语者的控制或霸权之下,产生了 大量新的政治单元。在西方,日耳曼人领土的地理扩张仅限于阿格里戴可美特,政治转型径直向联盟的方向推进,而不像黑海以北的政治 进程那么多样化。之所以有这样完全不同的结果,是因为日耳曼人在 西方的扩张与罗马帝国的军事和政治结构发生了直接碰撞。3世纪,罗 马帝国的军事和政治结构不时陷入混乱,这主要是因为波斯萨珊王朝 崛起,罗马不得不耗费大量资源,在东部重新部署。这让时时想着扩 张的日耳曼群体在3世纪中期看到了大量短期获利的机会,但从长远来 看,罗马帝国的结构是持久的。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调整(大幅增加 税收是重要的一步),罗马找到了足够的资源来遏制波斯的威胁,日 耳曼人也因此难以大举西扩。简而言之,由于罗马军队及其防御工事 的力量,日耳曼人在西方的扩张只获得了少量新领土,大部分精力则 用于内部政治重组和短期的越境攻击。黑海以北发生的事不能在西方 重现;黑海以北各罗马附属国的权力结构更为分散,日耳曼移民得以 在广大地区创造新的霸权。罗马帝国可能没有可以颁发护照的官僚机 构,但其边境结构起了很大作用,东欧和西欧虽然都面对爆炸性的移 民和政治重组,却因此获得了截然不同的结果。[49] 从现代移民研究的角度审视,这些迁移路线和迁移产生的不同结 果是完全说得通的。但仍存在两大问题。是什么让这么多欧洲日耳曼 人在此时走上了迁徙的道路?我们如何解释移民群体中看似反常的特 征,也就是如证据表明的,有一些大型的混合社会群体参与了迁徙? 缺少第一手资料是我们理解移民动机的最大阻碍。我们不能像近 年来的移民研究那样以个案研究为基础讨论,因为没有这样的个案。 但正如前文提到的,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坐标系来理解移民的动机,一 条轴上是“经济”和“政治”,另一条轴上是“自愿”和“非自 愿”。四个参数组合起来,或许能够概括绝大部分情况。也就是说, 一些人移民主要是出于自愿的经济方面的动机,而对另一些移民来 说,非自愿的政治方面的动机占主导地位。即使我们做不到我们想要 的那种细致程度,采用这种方法仍然是一种高效的前进方式。 全面来看,有充分的证据表明,至少有一部分移民非自愿地受了 政治因素的驱动。我们所说的当然不是像20世纪90年代初卢旺达难民 那种规模的政治难民。但正如我们在上一章所看到的,2世纪末和3世 纪日耳曼尼亚的一大特征是暴力政治竞争加剧,丹麦和其他沼泽地区 出土的相对集中的武器堆积点可以证明。我们没有理由认为3世纪的原 始丹麦人特别好斗;更有可能的是,和其他地方相比,那些沼泽地更 好、更多地保存了暴力增多的证据。至少,如果暴力程度没有升级, 很难想象那些更看重领袖军事能力的新的政治联盟会在那个时候出 现。而考虑到这样的背景,面对旧日耳曼地区越来越危险的生活环 境,没人想到要迁移到新地方才奇怪。资源就那么多,竞争却越来越 激烈,这始终是迁移的一个主要原因。[50]但是,如果政治竞争升级 能部分解释为什么这么多日耳曼人走上了迁徙之路,那么更为积极的 经济动机则有助于解释迁徙的主要地理方向。 我们在第一章中提过,考古研究发现,除了少数从地中海地区输 入的物品外,罗马时代初期的日耳曼世界只有一种简单的物质文化: 陶器用手工制作,很少有贵金属,以物质形式来彰显身份地位的方法 比较有限。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随着日耳曼世界开始接触地中海区域 较发达的经济体,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边境产生了许多新的财 富流动,这些财富来自新的贸易联系、外交补贴和越境袭击带来的回 报。然而,关键是,这些新财富的收益并不是在社会上平均分配的: 某些阶层获得了高得不成比例的收益。收益在地理上的分配也不平 均。紧邻罗马帝国边界线居住的日耳曼群体,有多得多的机会与罗马 帝国接触并获得财富。 外交补贴只付给靠近边境定居的群体。例如,我们在上一章看到 君士坦提乌斯对边境政策做出了调整,他调整涉及的范围最远到什么 地方?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当然,最远处离边境肯定不止几千米,但 应该不会超过他的军团两到三天的行军路程,所以可能会有100千米。 虽然不是只有边境上的人才会发起越境袭击,但显然他们这么做更容 易。农产品和其他原材料贸易也是如此。从运输物流的角度看,边境 地区的人向罗马士兵(需求的基本来源)提供产品要容易得多。但不 应夸大边境的作用。像费德森丘这样水运便捷的村庄也可以从罗马的 需求中获益,而且,一些高价值的交易网络(如奴隶或琥珀交易网 络)也深入了日耳曼尼亚内陆。比如,一般认为是那些掠夺成性的内 陆日耳曼人为获得奴隶而发起了最初的袭击,而维尔巴克堤道表明, 波兰北部有些人因琥珀路线而获利颇丰。尽管如此,财富流动产生的 利润大部分或全部流入了边境地区;即使长途贸易也必须最终借助边 境上的中间人——至少,国王们会在边界处收取过路费。马科曼尼的 国王瓦尼乌斯让日耳曼商人带着要卖给罗马商人的货物进入他的国 土,然后收取过路费,这么好的发财机会不可能只有他一个人看得 到。靠垄断赚钱真是太美妙了,大概正因如此,罗马帝国与附属国之 间的外交协议才会格外强调贸易安排。 近来对边境特别是罗马边境的研究强调指出,有必要是将哈德良 长城(Hadrian’s Wall)这样的设施当作在边境两侧延伸了一段距离 的文化和经济接触区的中心,而不是排他性的防线。这么做的一个结 果是,最近的分析倾向于低估边境沿线和越境发生的暴力和冲突。这 种分析自然说出了很重要的真相,但不是关于边境局势的全部真相。 虽然边境两边的人口彼此间有种种接触,但他们不会只是待在自己小 小的边境舒适区里轻松自在,而不受更广阔世界的影响。 边境一侧的因素可能破坏边境和睦共存的节律,比如罗马皇帝对 声望的需要。4世纪60年代后期,瓦伦提尼安一世想向他那些拥有土地 的纳税人表明他对蛮族很强硬。于是,他减少了对阿勒曼尼国王的年 度赠予,结果是灾难性的。这些国王会将获得的赠予转送给追随者, 以维持自己的声望,因此瓦伦提尼安一世的节约措施威胁到了他们的 权威。结果,一股暴力浪潮破坏了莱茵河边境的阿勒曼尼地区的稳 定。[51]但在我看来,更根本的原因是,不在罗马这一侧的边境地带 原本就有不稳定的趋势。不稳定的原因和我们刚才所说的情况直接相 关。这些边境地区与更发达的罗马世界有着密切联系,有机会获得一 系列新的财富。于是,日耳曼尼亚出现了双速发展的情况:越靠近罗 马边境的地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水平越高、速度越快;越远离罗马 边境的地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水平越低、速度越慢。结果就是边境 地区和日耳曼内陆之间的财富差距迅速拉开。在我看来,这种不平等 是2—3世纪移民潮的另一个关键动机。发展不平等的现象带来人口迁 移,这是完全合乎逻辑的。来自远边缘区的武装团体伺机而动,也想 获得莱茵河和多瑙河附近那些能带来利润的机会。 这种趋势早在1世纪就出现了。前面提过1世纪的附属国国王瓦尼 乌斯,他在1世纪上半叶享受罗马的补贴,从住在他王国里的罗马商人 身上获取财富,日子一直过得很舒适。但这种幸福的状况最终在公元 50年时被打破了,他的财富遭到来自边境地区之外的一群日耳曼人的 洗劫,他们组建了一支有足够力量的远征队,夺取了他的资产。[52] 在3世纪的所有事件中,都可以看到或推测出同样的基本动机——夺取 边境地区的财富。例如,黑海地区到处是看得见又搬得走的战利品。 奢华的个人墓葬里满是贵金属,这是公元后最初几个世纪本都北部萨 尔马提亚王国的考古特征。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如此多的财富就像 是一块磁铁,吸引着哥特人和其他人,他们通过琥珀路线上人员和信 息的定期流通得知了这种情况。日耳曼移民一来,就用种种方法来最 大限度地攫取这些财富。[53] 出现在黑海地区的第一批武装哥特人不仅在238年劫掠了其中一个 城市希斯特里亚,还承诺如果他们获得罗马的年度补贴,就会维持和 平。[54]这个群体显然清楚与罗马帝国建立更密切的关系会带来怎样 的常规收入。袭击也是如此:无论是袭击巴尔干半岛还是跨过黑海袭 击,其动机都是获得能带得走的财富,包括人力和财物。这体现在那 里新建立的日耳曼人统治的王国的遗存中,这些遗存见于切尔尼亚霍 夫文化系统,和维尔巴克系统的遗存相比,贵金属要多得多。银扣针 在3世纪末和4世纪的切尔尼亚霍夫遗存中相当普遍,但很少在1世纪和 2世纪的维尔巴克墓葬中发现。切尔尼亚霍夫的定居点和墓葬遗存中, 罗马陶器也特别常见,包括精致的餐具,以及本来装有葡萄酒或橄榄 油的双耳瓶的残片。因此,尽管我们没有从哥特人内部或者个人角度 来陈述移民动机的材料,但我确信他们组织成武装团体,正是为了获 得边境地区的财富。边境地区与罗马世界的种种接触,不仅使它比日 耳曼内陆更加富裕,也使边境地区成为其他内陆群体的自然目标,后 者组织起来,为的是分一杯羹。 因此,我们所讨论的3世纪移民既有基本出于自愿的经济动机,也 深受政治因素驱动。这里说的政治动机,不是现代难民的那种负面政 治动机,而是一种更“积极”的掠夺性动机(用“积极”是因为找不 到更好的词)。想染指罗马世界边缘日耳曼人主导的社会中积累起来 的财富,光靠某些人站出来要求分到一份,好像移民劳工去现代经济 体的工业或服务业找工作一样,是行不通的。日耳曼世界的新财富不 是在需要大量劳动力的工厂中产生的,而是产生于附属国国王的宫 廷,这些国王通过与罗马打交道获得收益,然后将其重新分配给自己 的关键支持者。这些国王在一开始就获得了补贴、过路费、军事服务 的报酬,(非常有可能)还瓜分了越境袭击的收获。一些移民可能设 法成了国王的随从,但这并不代表对移民劳工有大量需求。随从不会 太多,而且不管怎么说都只需要军事专家。对于较大的移民群体来 说,想让新财富的主人把它们交出来,唯一的方法是武装起足够的 人,去推翻某个附属国的国王,然后控制他的收入。3世纪,许多移民 抓住了东西方出现的机会,许多附属国的国王都被推翻,罗马欧洲边 界沿线的政治地理迥异于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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