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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 罗马帝国的陨落:一部新的历史 > 帝国与蛮族-彼得希瑟 > 人口迁移过程
人口迁移过程
从存留下来的年代比较接近的史料看,当时的迁徙过程比约达尼
斯在晚得多的时代描述的要复杂得多。首先,参与迁徙的是一系列日
耳曼群体,而不仅仅是哥特人。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与约达尼斯描绘
的有很大不同),不管是哥特人还是迁徙的其他参与者,都不像约达
尼斯所写的那样以一位国王加一个民族的模式,作为团结紧密的群体
一起迁徙。事实上,哥特人的迁移最能体现这一点,相关的同时代证
据也最完整。资料告诉我们,哥特群体以不同方式生活在广阔的地理
区域内:从多瑙河河口德西乌斯皇帝阵亡的地方,到克里米亚(之间
距离近1 000千米)及更远处的陆地和海洋。他们的行动高度分散,相
应地有一系列哥特领袖:刻尼瓦、阿盖斯、刚特里克、雷斯帕、维杜
克、特鲁拉和卡纳包得斯。有些群体彼此结成同盟,但可靠的同时代
资料中没有提到有谁是全部哥特人的国王,而且特别需要注意的是,
没有提到约达尼斯笔下的菲利默。[29]
3世纪这些群体的分头行动,最终产生的并不是一个4世纪的哥特
王国(如果是一次组织良好的土地掠夺行动,就自然会产生这样的结
果),而是好几个。受约达尼斯的影响,人们常常认为我们讨论的事
件 在 黑 海 以 北 产 生 了 两 个 主 要 的 哥 特 政 治 实 体 : 西 哥 特 人
(Visigoths)和东哥特人(Ostrogoths)。但约达尼斯是把6世纪的
哥特政治模式套用到4世纪了。西哥特人和东哥特人在5世纪建立了西
罗马的继承国,可以证明,这两个群体都是5世纪在罗马的眼皮底下和
罗马的土地上新形成的,我们之后会再讨论。当时并没有留下什么资
料,让我们可以看到4世纪哥特人统治之下本都以北的世界的全景——
总不能事事如意。但是,在公元375年之后的差不多50年里,当时的历
史资料中出现了至少6个独立行动的大型哥特人群体。每个群体都可能
源自一个政治独立的4世纪哥特单元;也就是说,那次迁徙产生了6个
甚至更多个哥特政治实体,而不是只有两个。3世纪的哥特人分头独立
行动,的确可能形成多个实体。在这一点上,和哥特人有关的记录最
多,但它也适用于其他群体。在268—269年的海上大突袭中,赫鲁利
人分成两个彼此独立的小组,一组在阿提卡与哥特人合作,另一组在
马其顿围攻塞萨洛尼基。3世纪的人口迁移根本不像约达尼斯“一位国
王、一个民族、一次移动”的公式那么简单。[30]
3世纪的模式在另一个层面上背离了侵略假说模型:从前不为人知
的日耳曼群体首次出现在史料中。赫鲁利人、格皮德人和泰法尔人都
是在3世纪甚至4世纪初的史料中首次亮相的。这些群体也有可能之前
就存在,只是被忽略了;但是,列出名称并不是什么难事,1世纪塔西
佗和2世纪托勒密的列表又似乎相当完整,因此有理由认为,史料中没
有提及那些群体,这一点值得关注。在种种动荡中,有新的日耳曼群
体被创造出来也不奇怪。正是在这个时期,阿勒曼尼和尤吞吉
(Iuthungi)这两个新的群体出现在西部,我们也知道,日耳曼群体
就是起起落落的。像所有人类组织一样,这些群体可以被创造,也可
以被摧毁。从我们拥有的资料看,罗马时期日耳曼的政治模式似乎非
常多变。例如,在1世纪,塔西佗描述了巴达威的建立。巴达威人最早
是卡狄人的一个分支,后来脱离大群体,有了自己的名称,走上了不
同的历史道路。塔西佗的作品还提到了其他三个群体在不同时期消亡
的过程:安普希瓦力、卡狄(这表明巴达威脱离卡狄有多么明智)和
卜茹克特累。因此,可以合理推断,格皮德、赫鲁利和泰法尔是3世纪
新出现的群体。[31]
事实上,就算是在约达尼斯的作品里,也能看到这一更为复杂现
实的痕迹。他对哥特移民的所有描述中,社会政治分裂这一主题都很
突出。菲利默迁徙时,一座桥倒塌了,将一些哥特人和大部队隔开。
他还提到过之前的一次哥特人迁徙,当时是从斯堪的纳维亚来了三艘
船。那次也有一艘船掉了队,而约达尼斯告诉我们,正是由于此次掉
队,才产生了格皮德人。尽管极端怀疑的观点在某些圈子中相当流
行,但实际上这两个故事很可能是与哥特口述历史相呼应的(哪怕隔
了一层)。这样说的话,那些历史虽然往往将人口迁徙描述为国王和
民族的迁徙,但也多少记录下了更深层的现实:人口迁移的核心特征
是政治上的不连续性,而不是整个已有的社会单元简单地从A点转移到
B点。[32]
在一个非常简单的层面上,考古证据也反映了这一基本事实。虽
然可以合理地认为,维尔巴克和切尔尼亚霍夫系统之间的广泛相似性
说明两者间有大量人口迁移,但维尔巴克系统本身并没有消失,而是
一直到5世纪都继续存在,基本还是在切尔尼亚霍夫领地西北的老地
方。考古学家也发现了一些过渡性的物质文化系统,地理位置介于两
者之间。人们仍在讨论,这些系统究竟是完全独立于维尔巴克和切尔
尼亚霍夫两大系统存在,还是其中一个系统的变体;我们还应注意,
不要马上将这些文化系统和3—4世纪资料中提到名字的群体联系在一
起。物质文化边界可能是政治边界的反映,但正如我们所见,不能认
为一定如此。无论如何解释——也有可能在经过仔细考察后,整个切
尔尼亚霍夫系统最终会被重新划分为相互关联的一系列区域群体,马
斯 旺 门 兹 ( Masłomecz , 形 成 于 约 180—220 年 ) 、 鲁 兹 坎 坎
(Ruzycankan)和沃里尼亚(形成于约220—260年)等群体都非常清
楚地表明,移民产生的与新的政治秩序相呼应的物质文化,很明显不
是单一的。并非所有参与南迁的维尔巴克群体结果都相同。有些群体
走上了参与创建切尔尼亚霍夫系统和其他新群体的道路,有些群体换
了环境,但多少保留了原来的生活方式,有些群体则选择不迁徙。
[33]
因此,3世纪人口迁移的主体不是整个人口群体,而是一系列子群
体,各个子群体在某种程度上独立运作,和许多现代移民的模式很像
(见第一章)。与马科曼尼人战争相关的一些迁移可能也类似。显
然,不是所有伦巴第人都参与了引发战争的对潘诺尼亚的攻击。大约
350年后,也就是公元500年前后,伦巴第人才大量移居到多瑙河中游
地区的这块地方;在那之前,大部分人可能一直居住在易北河北部地
区。3世纪西部的日耳曼移民基本上也是如此。相关的叙事证据更少,
但考古研究非常清楚地表明,阿格里-戴可美特并不是被一举占领的。
我们在上一章讨论过,4世纪阿勒曼尼的政治权力仍然处于分散状态,
这可能反映了群体分批进入新领地的移民早期阶段。在罗马人于公元
260年前后放弃这片土地后不久,似乎有群体迁了进去,但在其他地
方,迁入过程要慢得多。例如,在美因河中游地区,要到4世纪初,也
就是差不多两代人之后,易北河-日耳曼物品才取代了莱茵-威悉物
品。[34]因此,3世纪时,东部和西部迁徙的群体是分散、多样的,
并没有“整个”民族大规模占领土地的事发生。但是,我们究竟应该
如何描述那些参与迁徙的人口群体呢?
一些移民小群体是急于建功的战队:在一个特别著名的战士的领
导下,由几百名年轻人组成的较小的群体。建立小型的有组织武装团
体(比如因艾斯博尔沼泽遗址而为后人所知的那个小队)是罗马时期
日耳曼社会的一个特征。一些战队由国王领导,另一些战队的成员则
关系较为平等。因此,如果一些考古遗存暗示有此类战队参与了3世纪
的迁徙,我们不用感到奇怪。在喀尔巴阡山脉以东,出土了切尔尼亚
霍夫时代早期的一些墓地——科济亚-雅西(Cozia-Iasi)、托迪热尼
(Todireni)和布拉尼斯特(Braniste),这些墓地不同于切尔尼亚
霍夫和维尔巴克的墓地,死者有武器陪葬。从其他的陪葬品看,埋葬
在这些墓地里的人是从北方来的日耳曼入侵者。但墓葬中有武器随
葬,表明这些群体起源于维尔巴克系统之外,可能来自南边的普热沃
斯克地区。这些墓地都不大,与寻求财富的小型普热沃斯克武装团体
的形象吻合。[35]对于沿维斯瓦河上游和德涅斯特河延伸的维尔巴克
墓葬带,如果可以全面考察墓葬主人的年龄和性别,会非常有意思。
这样的研究应该能反映出,在这类小型的移民子群体中,都是某个年
龄段和某个性别的人较多,而不像常规群体那样各种年龄性别的人都
分布得比较平均。西方的迁徙情况应该基本类似,毕竟阿格里-戴可美
特也不是被一举占领的。
但不是所有3世纪的活动都可以通过几百个人组成的小群体来解
释。不管皇帝德西乌斯的统治范围多么有限,如果哥特领袖刻尼瓦只
拥有数百名而不是数千名武装随从,他都不可能击败德西乌斯。据说
哥特人和赫鲁利人被克劳狄二世在塞萨洛尼基击败时,损失了数千
人。你当然可以怀疑这些数字的真实性和确切性,但克劳狄二世显然
是打了一场很大的仗;至于268—269年的海上突袭(前述的遭遇战是
其中一部分),倘若攻击方没有那种损失数千人仍能打仗的兵力的
话,是不可能造成那么大的破坏的。[36]来自马科曼尼人战争的证据
是相似的。一些行动可以用战队来解释,但不是全部。例如,狄奥·
卡西乌斯写道,伦巴第人和乌比人第一次向潘诺尼亚发起进攻时,召
集了6 000名男子;而夸迪人为了摆脱奥勒留皇帝的惩罚性限制,一度
打算“整体迁移到塞姆诺奈人的土地”上,此地在易北河和奥得河的
更北面。[37]罗马人用自己的反制措施阻止了夸迪人的计划。我们不
能确定是不是群体中的所有人都打算出发前往北方,但证据明确表
明,数千人的日耳曼群体当时正考虑出发上路。
在迁徙的日耳曼人中,至少某些群体人数很多,这也可以从它们
迁入地发生的事上看出来。例如,哥特人和其他跋涉到黑海的人并不
是与世隔绝的。238年,哥特人攻击希斯特里亚以后,罗马人答应给这
些攻击者年度补贴,条件是他们退出城市并释放俘虏。这引起了当地
卡皮人的抗议,他们说自己比哥特人“更强大”。我们知道,卡皮这
个群体是一群所谓自由的达契亚人在喀尔巴阡山脉的摩尔达维亚腹地
建立起来的,属于半臣服的附属国,但从未受到帝国的正式统治。哥
特人和其他讲日耳曼语者扩张进入边境地区,与这些达契亚群体产生
了竞争。渐渐地,该地区哥特人的力量越来越大,卡皮人则日益衰
弱。最后,卡皮人完全落败。他们完全失去了政治独立性,很多人
——按照罗马的资料说有数十万人——在公元300年前后被重新安置在
帝国境内。[38]我们当然还是可以质疑数字的精确性,但总体情况是
毋庸置疑的。从4世纪初开始,卡皮不再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出
现,我们有明确的证据证明他们迁到了多瑙河以南。同样毫无疑问的
是,讲日耳曼语的哥特人取代了原来住在那里的说达契亚语者,成为
喀尔巴阡体系的主导力量。
我们知道,对于边境地区的竞争,帝国有个固定的应对方式,就
是将一些受到惊吓的移民纳入帝国。接纳纳累喜人就是马科曼尼人战
争解决方案的一部分。君士坦提乌斯二世359年时也打算这样对待一些
利米刚特人。我们也没有理由怀疑,公元300年前后将大量卡皮人从边
境地区撤出,是为了解决3世纪出现的新问题。卡皮人不是唯一的输
家。更往东,日耳曼移民征服了萨尔马提亚王国和本都的古老希腊城
市,他们到来的另一个影响是帝国撤离了特兰西瓦尼亚高地。[39]不
是所有的卡皮人都迁移到了多瑙河以南,特兰西瓦尼亚以及本都沿海
地区的大部分原住居民仍然留在原地。不管怎么说,大规模的重新安
置和对该地区战略局势的彻底重塑都表明,罗马现有的边境安全措施
已经被说日耳曼语的外来人口的大举入侵破坏了。总而言之,我们所
说的这些日耳曼群体,是可以随时将数千人投入战场的群体。只有几
百人的群体恐怕永远不可能取得如此大的成就。
西方的模式并不完全相同。没有如此大规模冲突的记录,而且由
于阿勒曼尼人在阿格里-戴可美特占有了被遗弃的领土,他们并没有那
种要逐出现有住民的动力。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行动的规模都非常
小。在阿格里-戴可美特之外,阿勒曼尼人给住在当地的其他日耳曼群
体施加了压力,其中就有最终在美因河中游输给阿勒曼尼人的莱茵-威
悉群体。这可能也需要更统一的群体行动。同样(我们稍后详细讨
论),前来的勃艮第人数量够多,可以保留自己独特的东日耳曼方
言。另外,勃艮第人和阿勒曼尼人在4世纪时常相互竞争,这样的竞争
可能在3世纪就已经开始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是促进阿勒曼尼人
采取更加协调一致的群体行动的另一个因素——这也完全符合我们掌
握的关于阿勒曼尼人群体动态的证据。
阿勒曼尼联盟是经过漫长的政治过程才形成的。例如,3世纪的资
料第一次提到阿勒曼尼联盟时,尤吞吉人还不在联盟之内。但到了4世
纪中期,他们就已进入联盟,控制着若干区域中的一个,而这些区域
之间往往有上位王和下位王的协议(第二章)。这个过程始于3世纪早
期。一度流行一种主张,就是第一份提到阿勒曼尼联盟的材料不会早
于3世纪90年代。若果真如此,那么自然应该认为,3世纪时对莱茵河
这个地区的袭击和土地掠夺是由独立的战队进行的,这些战队夺取阿
格里-戴可美特后才开始建立更大的团体结构。但是,这个年代定得太
晚了。早在213年,皇帝卡拉卡拉就在与阿勒曼尼人作战了。虽然此时
的阿勒曼尼联盟还没有接纳那些将在4世纪成为其一部分的子群体,但
这确实说明联盟在3世纪初已经开始了重大的政治重组;因此,即便是
这个时候的阿勒曼尼联盟,也不仅仅是一些战队的集合。[40]既然如
此,西方的情况可能与同时期喀尔巴阡东面的情况非常相似,参与行
动的有一些规模较大的群体,当然也包括战队。
实际上,这些武装扩张的模式大概可以用一个更普遍的逻辑来解
释,因为东方的证据在一些关键方面让人联想到9世纪斯堪的纳维亚人
向西欧的扩张,关于那次扩张的记录比较详细。一开始,斯堪的纳维
亚人的行动规模也很小。被记录下来的最早事件仅涉及3船斯堪的纳维
亚人,他们于790年左右在英格兰南部海岸造成了麻烦。小规模行动持
续了1.5代人的时间,但从9世纪30年代开始,随着较大的联盟战队开
始在西部水域活动,行动的规模变大了;有些联盟由“国王”或“伯
爵”(jarl)率领,他们在斯堪的纳维亚社会中本来就很有地位。结
盟的趋势在9世纪60年代的“大军时代”达到顶峰,当时几个较大的群
体开始以新的方式结合,以实现那些需要更强的兵力才能达到的目
的。就维京人而言,他们的目标是击败盎格鲁-撒克逊和法兰克王国的
军队。所有这些都让人想起3世纪日耳曼人的扩张模式。日耳曼群体的
扩张也很可能是从小规模袭击开始的,但洗劫罗马城市、击败罗马皇
帝、夺取既有边境附属国的资产都需要更强的兵力,因此像维京人的
情形一样,新的联盟在日耳曼移民中形成,以便为新的冒险提供相应
规模的力量。[41]
我们仍要详细研究的问题是,在扩张过程的不同阶段中,日耳曼
移民群体中妇女和儿童所占的比例有多大。维尔巴克系统对切尔尼亚
霍夫系统的一个显著影响正是在女性服装(至少是女性殡葬服装)方
面。如前所述,在这两个文化中,女性的衣服都用风格类似的两个扣
针扣起,每个肩膀上有一个,还有相同样式的项链和腰带。3世纪之
前,喀尔巴阡山脉的达契亚语群体中找不到这种着装方式。如果没有
大量女性(也因此包括儿童)走上南迁的道路,我们很难相信会发生
如此惊人的转变。这一点得到如下事实的证明:在3世纪中叶到4世纪
晚期的几代人的时间里,这些移民中至少哥特人还在继续说日耳曼
语。斯堪的纳维亚人在9世纪,以及特别是在10世纪对俄罗斯的入侵,
主要是通过小群小群的武装男性完成的,如果日耳曼群体迁徙的方式
也和他们一样,那么就像维京时期在罗斯发生的那样,移民会很快采
用迁入地原住人口的语言。但是,乌尔菲拉的哥特语《圣经》清楚表
明,3世纪的人口迁徙之后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4世纪中期,乌尔菲
拉在哥特特温吉人中工作,此时距他们出发向黑海迁徙已经有100年
了,移民使用的语言毫无疑问仍然是日耳曼语。[42]要是没有哥特母
亲将哥特语教给孩子,上述情况就不可能出现。
其他几次人口迁徙的证据更少。但即使在马科曼尼人战争时期,
有限的证据也表明一些移民群体中有妇女和儿童。幸运的是,这些证
据来自狄奥·卡西乌斯而不是《罗马君王传》,所以可信度比较高。
例如,马科曼尼人和夸迪人试图迁移到塞姆诺奈人的土地上未果,当
时是全部人口(希腊语pandemei)都打算迁徙。更明确的一个证据
是,阿斯丁格汪达尔人在试图夺取之前属于科斯特博赛这个自由达契
亚群体的土地时,曾经提出谈判,希望当地一位罗马指挥官能保护他
们中间的妇女和儿童。后一项证据更是让我们看到,马科曼尼人战争
不可能只涉及年轻男子。[43]
可惜,3世纪西方的相关历史证据非常含糊,以至于最近一位评论
家断言,类似行动都是由男性组成的小规模战队执行的,这应该是
“常识”。但在阿格里-戴可美特一些早期的女性和儿童墓室中,发现
了外来的易北河-日耳曼物件,因此出于谨慎,不该做上述断言。目前
尚不清楚“战队”的兵力是否够强,我们恐怕也不应该一看到“阿勒
曼尼”这个标签(哪怕是早期),就认为它指的是联盟性质的政治实
体。更正面的证据是,勃艮第人和哥特人都能在长时间内保留自己的
语言。有明确证据表明,勃艮第方言具有东日耳曼特性,但证据实际
上来自5世纪末,来自西罗马崩塌过程中在罗讷河(Rhône)河谷一带
兴起的独立勃艮第王国。也就是说,尽管在西方生活了200年,勃艮第
人仍设法保留了他们的独特方言。就像哥特特温吉人的语言模式一
样,如果没有至少一些包括妇女儿童的“完整”社会群体从奥得河东
部进入美因河流域,这是不可想象的。[44]关于3世纪西方人口迁徙
的描述很少,我们必须因此更加谨慎。将当时只有战队在行动的说法
当作“常识”,和用侵略假说解释一切没有太大区别,毕竟我们有来
自当时东方的明确证据,表明那里的人口迁移模式多种多样。来自汪
达尔人、勃艮第人和哥特人的证据各有不同,但都让我们有充分理由
相信2—3世纪的日耳曼移民群体中,有的是包括妇女和儿童的。因
此,如果要说阿勒曼尼移民中没有妇女儿童,我会非常犹豫。
至于总共有多少人参与了迁徙,我们无法估计。这方面的数据非
常少,最多只能用来猜测受马科曼尼人战争和3世纪日耳曼扩张影响的
原住居民的人口规模。但在面对这种证据僵局的时候,比较研究中使
用的对大规模迁徙的定性界定就派上用场了。历次人口迁徙对迁入地
“政治制度的冲击”非常明确。特别是在3世纪,罗马帝国放弃了特兰
西瓦尼亚的达契亚,许多卡皮人被逐出了长期居住的家园后进入帝
国。留下来的卡皮人,以及独立的萨尔马提亚诸王国和本都沿海北部
的希腊城市,最终都臣服于由迁入的讲日耳曼语者创建的新政治体
系。从约公元300年开始,日耳曼人对这个地区的统治就很明确了,他
们能建立统治,是数千人,甚至很可能上万人带着武器迁徙的结果。
根据如今移民研究中普遍采用的定性而非定量定义,这显然就是“大
规模”移民。当然,在西方也是如此。阿勒曼尼人和勃艮第人的到
来,阿格里-戴可美特的撤离,莱茵-威悉群体统治的推翻,甚至早期
的纳累喜移民,都必然是发生在受影响地区的重大事件。[45]
这些事件对移民自身也很重要。在人口迁徙的过程中,新的政治
结构形成,甚至还出现了一些全新的群体。罗马的资料自然关注蔓延
到罗马土地上的暴力事件,包括城市被劫掠、越过黑海的袭击,以及
卡皮等群体的流离失所。但是,原住群体被征服之后,另一个时有暴
力出现的过程展开了,因为各批移民需要在自己人当中确立新的政治
秩序。公元300年前后的罗马资料顺便提到了当时在达契亚定居的移民
群体间的竞争。[46]这个过程的结果之一可能就是特温吉联盟,如我
们在上一章中所看到的,联盟中一系列国王听命于执政的“士师”。
我猜测这些国王出自原本彼此独立的移民群体,通过某些手段,出于
某些原因,他们同意臣服于特温吉统治王朝。约达尼斯笔下那种整个
民族从波罗的海迁移到黑海的图景太过简单,忽视了各个层面的复杂
性。
当然,关于2世纪和3世纪的这些移民,有很多情况我们永远无法
得知。当时的情况肯定是人口分批次迁徙,而不是侵略假说模型设想
的那种一次性迁徙。某些行动,特别是早期阶段的行动,可能是由战
队执行的。但光靠战队的力量还不足以实现见于史料的那些更有雄心
的活动,例如永久吞并土地,以及与罗马帝国进行更大规模的战斗。
某些情况下,人口迁移带来了语言和物质文化模式的转移,这说明一
些大型移民群体里不仅有男性,还有妇女和儿童。有些情形确实让人
联想起传统的侵略假说,特别是讲日耳曼语者在黑海地区的扩张过
程。他们带着武器而来,最终造成大量原住居民外流。日耳曼人对黑
海地区的占领过程不像旧的侵略假说那么简单,也不像精英转移那样
清晰,而是介于两者之间。或许可以用经过修改的侵略假说模型来描
述:移民不是整批涌入,而是小批流入并渐渐发展出势力,大部分原
住居民仍留在原地,但人数众多的混合移民群体已经有力地宣告自己
成为此地政治上的新主人。
然而,这只是一个阶段性的结论。如果我们想真正了解当时的人
口迁徙,就需要进一步提出问题。为什么当时会出现这些移民流?为
什么移民都朝着罗马边界的方向行进?我们得到的结论,即参与迁徙
的有时是混合的人口群体,又带出了另外一个重要问题。在政治动机
占主导的时候,现代的确有大型混合群体移民的情况,但此类移民的
形式是无组织的难民潮,没有政治领袖,也没有政治方向。在接受大
型、混合,以及尤其是有组织的移民群体的证据之前,还有必要回应
基于“常识”的反对意见,即扩张活动通常只涉及完全由男人组成的
战队。对于为什么一些日耳曼移民群体在试图控制新土地的过程中既
派出了战士,也带上了妇女和儿童,有没有什么令人信服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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