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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 罗马帝国的陨落:一部新的历史 > 帝国与蛮族-彼得希瑟 > 扩张和发展
扩张和发展
但这只是故事的一部分。要维护在艾斯博尔沼泽被摧毁或克诺多
马里斯雇用的那种军事随从队伍,花费会非常高。职业军人自己不生
产食物,他们需要给养。我们知道种种与日耳曼战队有关联的证据,
必须承认,它们大多出自后来的英雄史诗,但阿米阿努斯的提示,以
及人类学家研究过的记录更完善的类似例子可以从侧面支持;这些证
据表明,这些军人需要的确实是英雄级别的供养:大量的烤肉和酒
类,就像好莱坞大片《贝奥武夫》(Beowulf)中展现的那样。军事装
备也不便宜。必须指出,在艾斯博尔沼泽没有发现护身铠甲,而这是
古代和中世纪最昂贵的个人军事装备。例如,阿米阿努斯评论说,克
诺多马里斯身披铠甲,很容易在战场上认出他来。这表明即使在4世
纪,一般日耳曼战士也穿不起铠甲。不过,艾斯博尔沼泽发现的那支
部队里,大约三分之一的人有剑,其余大部分战士的标志性装备也是
由技能熟练的工匠用昂贵的原材料制成的。[13]换句话说,随从使新
的军事国王成为4世纪日耳曼土地上的强势人物,但其出现有两个先决
条件:首先,经济需要发展到能够产生多余的食品和/或其他形式的可
流通财富的程度;其次,国王必须能够将这些盈余或其中很大一部分
转为自己所用。
这一简单的观察对我们理解历史是有意义的。直到公元元年,整
个日耳曼欧洲都没有足够的粮食盈余,也缺乏其他形式的可流通财
富。故事要从农业生产说起。日耳曼欧洲的经济以农业为主,实际上
第一千年罗马治下的欧洲和欧洲其他地区的经济都是如此。然而,不
同类型农业经济的生产力有高有低。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考古研
究表明,在罗马帝国是其西面及南面最近的邻居的400年间,日耳曼欧
洲经历了自己的农业革命。
这个时期开始的时候,莱茵河以东的农业实践基本是“粗放
的”,也就是说不属于“集约型”。粗放型农业产量很低,养活同样
数量的人口单元需要更大面积的土地。这种农业制度的典型特征是,
定居点往往规模较小,分散在各地,存续不会超过一两代人的时间。
基本上,日耳曼欧洲的人口没有或者说没有必要保持土壤肥力,使任
何一年中的作物产量都能达到最大,或者持续使用同一片土地而不是
短期或中期使用。一旦产出开始下降,降到他们认为可接受的水平以
下,他们就会转移到一个新的区域。支持这种解释的证据有很多种形
式。
在欧洲中北部的大部分地区,仍能看到从前广泛流行的“凯尔特
田地”(Celtic fiel)系统的边界——石墙。这些石墙是用耕种过程
中从田地里清除出来的碎石头建造的。这些田地非常大,反映出需要
大量土地才能维持一个家庭的运作。已知的定居模式证实了这一点。
在1945年之前,被认定为1—2世纪的日耳曼定居点的地方不多;研究
早期日耳曼人,主要是从考古学角度研究他们的墓地。现在,情况已
经大不相同,定居点与墓地的比例为7比1,而且还在增加;但早期出
现失衡的原因也比较清楚了。我们现在知道的那些早期定居点都很
小,存续时间很短。因为知道定居点用不了多久,所以居民们不会投
入太多时间精力建设定居点。因此,定居点的总数很大,但也很难在
一开始就被发现。关于当时通用的农业技术,只有侥幸留存下来的一
点直接证据,但这些证据证明了上述观点。例如,在现代捷克的奥德
里(Odry),日耳曼时期的墓地得到了精心挖掘,它就建在一块古老
的“凯尔特田地”之上。在其中一个出土的坟墓中,人们发现了当时
使用的犁地和施肥手段的证据。它们都很原始。犁地的方法是交叉浅
耕。这意味着土壤不会被翻起来,杂草和作物残茬也就不会在土壤中
腐烂并为土壤提供重要的养分(尤其是氮)。证据体现的唯一额外施
肥方式是加了一些灰。仅仅采用这些技术,土壤肥力不可能长久维
持。[14]
20世纪50年代以来,从荷兰和德国沿海的沼泽地区开始,人们发
现了日耳曼农业实践在罗马时期发生了巨大变化的确凿证据。当时,
因为对艾斯博尔沼泽的挖掘取得了很好的成果,考古学家的兴趣普遍
转向了定居点,考古技术也发展到了可以获得真正有用的结果的程
度。对早期日耳曼人定居点的第一次重大发掘,集中于这些沿海地区
特有的人造土丘——在荷兰语中称为terpen,德语中称为Wierde。这
样的土丘是连续多年在同一块本来很低洼的土地上定居形成的。经过
许多年,腐烂的垃圾、建房屋的木材和其他废弃物品使定居区的地平
面上升了。这些遗址于是成为考古发掘的自然目标,不过当地农民早
就意识到这些土丘是由肥沃的表土堆起来的,因此在考古学家到来之
前,许多土丘已经被全部或部分刨走了。
在一个考古界内赫赫有名但外界知之甚少的地方——费德森丘
(Feddersen Wierde),考古学家做了十分细致的工作。在近10年的
时间里(1955年到1963年),人们进行了认真的分层挖掘,确定了该
定居点的完整演变过程。该定居点落成于1世纪中叶,有5个家庭在此
定居。他们最多可能有50人,从事混合农业,还在养牛上下了不少功
夫。从第一阶段建造的畜栏数量来看,这最初的5个家庭拥有大约100
头奶牛。但这只是开始。这个定居点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继续发
展,在3世纪晚期达到最大规模,那时,它有多达300名居民,而这些
居民拥有超过450头奶牛。学者详细研究了此地日常生活的众多方面,
但就我们的目的而言,关键在于定居点的规模和延续时间,这些能间
接反映出农业实践的变革。如果还是实行早期日耳曼世界那种古老而
粗放的农业制度,那实在难以想象这么多人能在几百年的时间中如此
近距离地生活在一起。如果还采用古老的制度,生产就不可能那么集
约,土壤肥力也不会保持。费德森丘之所以能如此发展,是因为那里
的居民采用了集约型的农业制度,因此可以更好地增加田地土壤的肥
力,并让密度高得多的人群生存好几代。我们无法重构这一农业革命
的全部细节,但它肯定涉及更有效地利用所有牲畜的粪便来维持耕地
的肥力。[15]
不应该轻率地认为这个例子代表了普遍的情况,同样,没有理由
认为费德森丘——其基础是整合程度较高的畜牧业和种植业——是日
耳曼农业集约化的唯一模式。而对大量其他罗马时期定居点的发掘表
明,费德森丘绝不是农村发展的孤例。和费德森丘差不多一样知名的
是威斯特(Wijster),它也在日耳曼尼亚西北部。在威斯特,最初有
一个家庭在公元前1世纪中叶开始耕种。现代农民刨走了不少土,威斯
特的大部分被破坏得太严重,无法很好地进行考古挖掘;但我们知道
的是,到了4世纪,这个原本只有一个家庭的地方已经发展为一个大面
积的定居点,为至少五六十个家庭提供栖息地。他们忙于开发附近德
伦特河(River Drenthe)河口之上的那些易于耕作的沙质土壤。在莱
茵 河 边 境 以 外 地 区 出 土 的 其 他 罗 马 时 期 大 型 定 居 点 包 括 霍 德
(Hodde)、佛巴斯(Vorbasse)、金德卢普(Ginderup)、玛丽斯敏
得(Mariesminde)和诺里弗杨德(Norre Fjand)。
我们对其他地方情况的了解并不是那么全面,也不很清楚农业集
约化的确切模式,但已知的信息足以证明,日耳曼农村的发展是罗马
时期的普遍现象。至于现在德国的中部地区,以及喀尔巴阡山脉之外
的古代日耳曼尼亚东部和东南部地区,其定居模式发展的细节我们了
解得比较少;当然,没有理由认为各处的农业实践同时发生了改变。
尽管如此,在所有这些地区都发现了足够大的定居点:例如,位于柏
林以西50千米处的巴霍斯特(Barhorst)曾有30个家庭定居,在更遥
远的东南方,发现了4世纪的许多大型定居点,采用的是哥特人主导的
切尔尼亚霍夫(Cernjachov)系统。这表明在罗马帝国时代,日耳曼
人主导的欧洲发展出了集约化程度更高的农业制度。一些独立发现的
农业器具说明了同样的情况,铁犁头和犁刀的出土表明,4世纪的人可
以更有效地翻土。定居点的规模更大,延续时间更长,也有证据表明
当时的人使用了更有效的耕作器具,这些都说明,公元后的最初的几
个世纪中,日耳曼欧洲的农业实践发生了重大变革,尽管其技术相对
于边境另一侧的罗马而言,专业化程度还差得很远。[16]
由此可以得出两点观察。首先,这场农业生产革命必然带来粮食
生产的大幅增加,这有助于解释新兴的军事国王如何供养随从。在农
业革命发生之前,很难想象落后的日耳曼农业经济能产出足够的剩余
粮食来支撑4世纪那种规模的固定职业战士群体。其次,从更宏观的层
面上说,粮食产量大幅增加,意味着日耳曼欧洲的人口在同一时期呈
指数增长。我们没法对人口增量给出一个数字,但正如人口统计学家
告诉我们的,食物供应永远是限制人口规模的关键因素之一。日耳曼
农业革命使得粮食供应量大幅增加,人口必然相应增长。人口膨胀也
体现在其他证据中。对整个罗马帝国时期都存在的日耳曼人的墓地,
考古学家在充分注意到地层的前提下进行了挖掘,他们发现在这些区
域中,3世纪和4世纪埋葬的人口数量高于之前的200年。花粉研究从另
一个角度体现了这一发展。在公元后最初的4个世纪中,谷类作物产生
的花粉比例增加,而草和树木的花粉比例降低,这是农业集约化的又
一证据。[17]
农业产出的大幅增长不仅是随从们给养的来源,也必定是这一时
期日耳曼社会新财富的一个基本来源——最能体现新财富的,是随从
们昂贵的军事装备。多出来的食物可以换成其他想要的物品。不过,
虽然农业可能非常重要,但它并不是新财富的唯一来源。近年来出现
的证据表明,在公元后最初的4个世纪中,日耳曼欧洲的整体经济财富
之所以大幅增加,是因为生产明显走向多样化,食品之外一系列其他
商品的交换也有所增加。
金属生产及其后续加工的证据充分揭示了这一经济领域有着类似
的扩张模式。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位于现代波兰境内的两个主要生产
中 心 —— 圣 十 字 山 ( Świętokrzyskie Mountain ) 和 马 佐 夫 舍
(Mazovia)南部——据估计在罗马帝国时期生产了超过800万千克的
生铁,开采量在后来的几个世纪里也大大增加。金属加工的证据比较
零碎,但同样说明问题。出自艾斯博尔沼泽的60把剑第一次出土时,
人们认为这是到当时为止在一个空间里发现的最了不起的一批罗马
剑。更详细的分析表明,尽管这些剑有着罗马样式,但它们实际上是
在日耳曼欧洲制造的复制品。可见,到公元300年左右,已经至少有一
个中心能够以相当大的规模生产标准化的军事装备,而已知的更早时
代的日耳曼剑都是个别人的作品。[18]
贵金属加工的证据同样引人注目。19世纪后期,在罗马尼亚的彼
得罗阿萨(Pietroasa)发现了一批精美的金银器皿。大部分物品的制
作时间可以追溯到5世纪,但至少有一件银餐盘制于4世纪,而且是在
罗马帝国以外的日耳曼欧洲制作的。在4世纪的日耳曼遗址中已经发现
了制作这类物品的模具,罗马帝国时期,由贵金属制成的个人饰品的
总体水平也有了提升。到了4世纪,复杂的银质扣针(fibula)——一
种安全别针,日耳曼人习惯用它来固定衣物——已经相当普遍,至少
在阿勒曼尼一个王国的所在地发现了生产它们的作坊的遗址。而在1—
2世纪,扣针通常由青铜或铁制成。3世纪中叶,日耳曼陶器的生产方
式开始改变。3—4世纪,日耳曼陶匠开始使用转轮制作陶器(但未必
是所有地方的陶匠在同一时间开始使用轮子)。这一发展与大大改进
的烧窑技术相结合,使陶罐能在高得多的温度下烧制,日耳曼欧洲因
而可以广泛使用质量显著提高的陶器。改用转轮制作陶器不仅有助于
生产出质量更高的产品,还带来了更大规模、更商业化的生产。在某
些地区,转型是彻底的。在4世纪黑海以北由哥特人主导的切尔尼亚霍
夫世界,用转轮制作餐具已经成为常规(不过锅仍然是手工制作
的),而且与罗马帝国行省制作的餐具几乎无法区分。相比之下,同
时期的阿勒曼尼人在一些地方尝试用转轮制作用具,但尝试的时间不
长,范围也不广。这或许是因为与哥特同行相比,阿勒曼尼陶匠要面
临来自罗马的更严酷也更直接的竞争。但在罗马时代晚期之前,在日
耳曼人居住地发现的高质量转轮制品无一例外都是从罗马输入的,所
以即使是这种程度的经济发展,也代表着重大的转变。[19]
金属加工和陶器生产显然是非农业经济的主要领域,人们既生产
昂贵的物品,也生产更便宜、使用范围更广的物品。在后期日耳曼经
济的其他领域,也可以看到越来越专业的生产方法,其中一些也是全
新的。最引人注目的是玻璃生产。4世纪之前,在非罗马欧洲发现的所
有玻璃都产自罗马,是从边境那一边输入的。但是在公元300年之后的
某个时候,位于喀尔巴阡山脉腹地的科马罗夫(Komarov)建起了一个
玻璃生产中心,其产品在中欧和东欧得到了广泛使用(地图3)。从发
现玻璃的各种环境看,玻璃是精英用品,往往是地位的象征。玻璃生
产业虽然规模不是很大,但玻璃制品肯定是当地经济的极有价值的补
充。在4世纪由哥特人统治的土地上,考古挖掘发现了一个村庄,那里
有一个完全不同,但同样有意思的例子。在如今罗马尼亚的巴拉德
——瓦莱亚塞亚卡(Barlad-Valea Seaca),调查人员发现了至少16
个小屋,都用于生产当时墓葬中的一个常见物品——鹿角制成的梳
子。一些日耳曼群体使用发型来表示政治归属并展示地位。最著名的
例子是塔西佗描述的所谓苏维汇(Suebic)结,一个早期日耳曼人的
头骨上就有一个保存完好的苏维汇结。在这样的背景下,梳子自然是
一种重要的个人财产。在小屋内,发现了各个生产阶段的梳子部件,
为我们揭示了整个制作过程。在本例中,似乎整个定居点都在专门从
事同一样重要物品的制作。[20]
也就是说,到了罗马帝国末期,日耳曼欧洲经济中不光是农业生
产,其他领域也都开始繁荣——当然是相对而言。在整个地区,公元
后的头几个世纪见证了爆炸式的发展和财富的创造。同当今的全球化
一样,和新财富至少一样重要的,是个不那么让人愉快的历史现象
——财富的分配非常不平等。日耳曼世界的发展产生了明显的赢家和
明显的输家。正是在这个时候,军事国王及其随从和经济发展的联系
越发紧密。不仅仅是食物,生产出来的许多物品都被新兴的军事国王
和他们的武装随从消费了。显然,铁是铁制武器所必需的,而至少有
一些玻璃、贵金属物品和更高质量的陶器是为他们制作的。所有这些
物品都出现在墓葬中,通过仔细分析可以证明,这些物品属于罗马时
代晚期的日耳曼社会精英。[21]正在发生的社会和政治变革的规模究
竟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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