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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士、国王和经济 |
| 19世纪的人对早期日耳曼社会的看法带有浪漫主义色彩。彼时,
民 族 主 义 热 情 高 涨 , 有 人 以 此 为 框 架 , 提 出 了 早 期 日 耳 曼 Freiheit(自由)的概念:公元前的日耳曼尼亚是自由平等的高贵野 蛮人构成的世界,没有中间的贵族,国王直接对自由民组成的大会负 责。这种观念是错的。即使在塔西佗的时代,日耳曼社会也有奴隶, 不过这些奴隶经营自己的农场并交出部分农产品,而不是作为他人地 产上失去自由的劳动力而受到更严密的统治。尽管公元前的最后几个 世纪中,日耳曼世界的物质遗存并没有展示出明显的地位差异,但这 并不意味着没有差异。即使在一个物质简单的文化中(公元前3世纪, 有社会地位的中北欧日耳曼人的最重要标记是,穿衣服时加上一个稍 微华丽一些的扣针),地位的差异也会带来生活质量的巨大差异。哪 怕不能通过拥有华丽物品来体现,只要更高的地位意味着能获得更多 的食物,不需太多从事艰苦的体力劳动,有更大的可能性把基因传递 下去,社会地位的差距就是非常真实的。事实上,我认为塔西佗作品 中体现的地位差异对1世纪的日耳曼世界来说恐怕不是全新的,即使这 样的地位差异很难通过那之前几百年里留下了考古痕迹的物品来得到 判定。[22] 话虽如此,有强有力的证据表明,原本就有的不平等,其程度在 罗马帝国时期越来越深了。我们已经见到了其中一些证据。从新财富 中得利的包括新兴的军事国王和他们的随从(至少是发了财的那些随 从)。从考古学来看,他们的兴起反映在丧葬实践和定居点遗址这两 个方面。陪葬品的奢华程度与社会地位之间的关系并不简单。一般说 来,真正豪华的坟墓(在德语文献中称为Fürstengräber,“王公墓 葬”)会形成墓葬群,按时间先后是1世纪末的吕布索(Lübsow)墓葬 群,以及3世纪末的洛伊纳——哈斯莱本(Leuna Hassleben)墓葬 群。显然,说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精英只存在于这些时段里是不可信 的。有人认为,豪华墓葬的出现可能标志着社会压力加剧的时期,当 时有一批新的人对较高的社会地位提出了主张——当然,提出主张的 是操办葬礼的人,而不是死者自己。尽管如此,从长远来看,丧葬实 践的改变肯定反映了新财富的影响。在公元前的最后几个世纪之前, 日耳曼人的丧葬仪式似乎都差不多,在当时的火葬墓地中发现的典型 物件,也就是一件手工制作的小陶器,偶尔加上一些个人物品。相比 之下,在罗马时期,不仅有极其豪华的王公墓葬群,而且数量不算少 的其他墓葬中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随葬品,男性的墓葬中通常包括武 器,而女性的墓葬中通常包含珠宝。在日耳曼欧洲的部分地区,特别 是在波兰,在坟墓旁立碑是表明地位的另一策略;墓葬群周围会垒起 石头形成坟冈,单个的墓葬则通过立起石碑(stelae)来展现特殊地 位。例如,在位于奥德里的维尔巴克(Wielbark)墓地中找到了500座 平坦的墓葬和29座坟冈。[23] 关于定居点的考古发现通常也能反映当时发生的种种变化。阿勒 曼尼国王和王公处于社会顶端,考古学家对他们的居所已经进行了广 泛 的 考 察 。 其 中 最 著 名 的 是 乌 拉 赫 ( Urach ) 的 圆 山 ( Runder Berg),那里曾是阿勒曼尼人的地盘。3世纪末或4世纪初,这个山顶 区域长不超过70米,宽不超过50米,周围是用结实木料筑成的壁垒。 区域内有许多木结构建筑,其中一个看起来像是大宴会厅,可能用于 宴请随从和其他国王。较低的斜坡上是其他建筑物,包括工匠作坊和 可能是其他仆人住宅的建筑。比起一般的农村,这个地方的外来罗马 陶器和其他精美产品的集中程度要高一些。日耳曼尼亚境内还没有发 现过罗马时期之前的大型住所,而在公元后的最初几个世纪里,大型 住所变得相当普遍。还是在费德森丘,2世纪村庄里的一栋房子虽然没 有那么宏伟,但与其他房子相比显得特别突出。它比其他房子大得 多,周围是木栅栏。挖掘者认为这是当地头人的住所。在其他许多地 方也发现了特别大的房屋,例如位于柏林东南30千米处,靠近威塞尔 (Wesel)和卡布洛(Kablow)的哈尔登(Haldern);所有这些房屋 都建于罗马时期。阿勒曼尼人的领地被考察得很透彻,在那里已经找 到不下62座不同类型的精英住宅,它们都建于4世纪和5世纪,其中有 10座经过了挖掘;在日耳曼欧洲各地,甚至东至黑海以北由哥特人统 治的地区,都发现了类似的居住区,只是还未进行深入研究。[24] 总体情况已经够清楚了。定居点和随葬品说明社会不平等越发严 重,而且不需要太多思考就能看出,拥有军事力量可以让国王乃至他 们的随从获得特权,从新财富中分得比其他人更多的一份。直接的结 果是,到了4世纪,日耳曼世界的社会分层比1世纪时更加明确,至少 在某些地方,政治组织的结构也更加稳定。事实上,这两种现象同时 出现是非常自然的。对人类社会组织演变模式的比较研究早已证明, 阶级界定和国家形成是不可分割的。但在4世纪,这种不平等带来的影 响有多深远?我们又该如何理解主导了这个地区的新政治实体?它们 可以算作某种意义上的“国家”吗? 给人类社会及其政治制度分类有着悠久复杂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亚里士多德和他之前的人。在现代,它从马克思、恩格斯赋予国家及 其演变的意义中得到了全新的动力。在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 家是社会、政治和法律结构的总和及保障,任何时期的统治阶级都会 通过国家来控制当时生产财富的主要手段——古代世界中的土地,近 现代的重工业,当今的计算机软件和硬件。严酷的现实总是隐藏在某 种意识形态的外衣下。社会精英告诉其他人,国家为了他们所有人的 利益而存在;但如果你看得够透彻,就会发现国家是在维持特权阶层 的权力。最近的研究远远超出了这种马克思主义框架,一批复杂的文 献专门分析早期的国家形式,用诸如“部落”、“简单的酋长国”、 “复杂的酋长国”和“早期国家”等术语来标记其大小和复杂程度。 但是我们不用太在意如何在这个范围内定位4世纪时的阿勒曼尼和哥特 联盟;我们可以更好地综合利用这些文献,找出四个关键的考察点, 来帮助理解政治系统的运作方式。[25] 第一个考察点很明显:规模。在我们讨论的这个政治系统中,人 口在什么数量级?第二,它采用什么样的政府系统?是否有官僚或政 府官员,他们使用什么技术实施了什么样的权力?第三个考察点是总 体经济发展水平和相关的社会分层。无论你是否接受马克思主义对为 何如此做出的判断,特定类型的政治制度就是往往与特定类型的经济 组织联系在一起。如果经济不能生产出足够的盈余以供养不事农业生 产的官员,就无法支撑起一个大型、中央化的政府系统。[26]至于第 四也是最后一个考察点,我们必须认真研究一个社会的政治关系。统 治者如何选出,如何获得合法性,通过什么机制创造和维持权威?具 体说,这个考察点关注的是武力和同意之间的平衡,以及统治者需要 在多大程度上回报他们的子民(不管给的是什么),并为自己得到经 济等方面的支持找到理由。[27] 鉴于现有证据的性质,从这4个考察点中的哪一个入手研究4世纪 的日耳曼尼亚都不容易。证据通常很少,即便有的话也主要是与阿勒 曼尼联盟和哥特特温吉联盟有关的证据,而能不能通过对这两个实体 的研究来形成一般化的结论也是个问题。但至少这两个实例代表了4世 纪日耳曼人可能做到的事情的限度,并且两者之间(以及与更广泛的 证据间)有足够的联系点,表明根据这两个联盟的能力和运作模式得 出更一般化的结论,是合理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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