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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事王权的兴起 |
| 这是一个没法直接讲述的故事。1世纪到4世纪这段时间里没留下
任何重要的相关叙事资料，也就无从对这一关键中间期里罗马人与日 耳曼人的关系做详细描述。即使是2世纪马科曼尼人战争这么大的动 乱，也只能靠零碎的证据来重构。不管怎么说，恐怕没有哪个罗马历 史学家，包括作品已散佚的，能写出时间跨度那么大的作品，体现出 以阿勒曼尼联盟和同时代的特温吉联盟为完成标志的长期转变。1世纪 的资料记载了部落之间的大量权力斗争，甚至有整个部落被创建、被 摧毁的事。例如，巴达威人最初是卡狄人（Chatti）的一个分支，而 罗马的观察者目睹了卜茹克特累（Bructeri）的毁灭，塔西佗记载了 卡狄人和厄门杜里人（Hermenduri）之间的殊死斗争，以及被流放而 不幸失去土地的安普希瓦力人（Ampsivarii）的最终消亡。[8]部落 内部的权力斗争时有发生但频率不高，很有名的一次是阿米尼乌斯和 赛吉斯特为控制克鲁西而进行的斗争。但从这些零散信息中，你看不 出日耳曼的政治结构正朝规模更大、凝聚力更强的方向发展。关于促 使那类政治结构出现的种种过程，最具戏剧性的线索来自一个最不可 能想到的地方。 1955年，一群丹麦工人在日德兰半岛（Jutland）南部石勒苏益格 （Schleswig）地区的哈泽斯莱乌（Haderslev）挖排水沟。但他们不 久就停下了手里的工作，因为他们在所挖的一小段排水沟里发现了一 堆金属物品，有600件之多，很多可以追溯到罗马时代。他们挖沟的低 洼草地在古代是一个湖泊，不过算不上特别深。在接下来的9年中，人 们对1 700平方米的草地进行了精心挖掘，出土了一系列惊人发现，竟 然还有一艘船的残骸。所有这些物品都在罗马时期的不同阶段被倾倒 在湖中。物品聚在一起的情况表明，有些物品是从袋子或篮子中成堆 倒出来的。这绝不是第一个出土的日耳曼倾倒场。19世纪后期，北 欧，特别是丹麦的一系列沼泽地中出土了类似的物品。但艾斯博尔沼 泽（Ejsbøl Mose）——前述哈泽斯莱乌遗址的名称——是这些地点中 第一个使用现代考古方法挖掘的。这让我们有可能回答早期挖掘中没 能解决的重大问题：这些倾倒场中堆积的物品，是连续多次，每次倾 倒少量物品的结果，还是次数较少，但每次都倾倒大量物品的行为的 产物？ 通过对地层细节的仔细观察，我们得到了清晰明确的答案。在艾 斯博尔沼泽找到的物品是在不同时间分多次倾倒进来的，但偶尔会有 一次性倒入大量物品的情况。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挖掘者发现，有一 堆物品是同批倾倒进来的，那是一支约200人的小型军队的所有军事装 备，它们在公元300年左右的某个时候被一次性沉入水中。这些装备包 括数百件物品，被证明属于一支团结一致、组织良好且有明确领导层 级的军队。军队里有近200名长矛兵，每人都持有带倒钩的投掷标枪和 用于刺杀的长矛；挖掘者发现了193个带倒钩的矛头和另外187个无倒 钩的矛头。约三分之一的军人还有随身武器。挖掘者发现了63个腰带 扣，以及原本佩在腰带上的60把剑和62把小刀。军队由10位或更多骑 马的指挥官领导。出土物品还包括10根缰绳和7套马刺。 值得注意的是，所有这些装备在沉入湖中之前都已被仪式性地摧 毁。剑全被折弯，许多木头碎片来自被砸碎的长矛。这一过程中明显 存在暴力，看到这些残骸，我们不禁联想起史料中偶有记载的种种仪 式行为，比如将敌人的武器作为贡品献给神灵。[9]一两名骑马者可 能徒步逃脱，少了的马刺或许只是丢了。但可以说，挖掘者发现的是4 世 纪 初 一 场 久 被 遗 忘 、 完 全 没 有 记 录 的 歼 灭 之 战 （Vernichtungsschlacht）中被消灭的军队的最后遗留物。 作为考古现场，艾斯博尔沼泽太棒了，但这些发现还有更广泛的 意义。从中得出的清晰景象——一支专业、组织良好、有完整从属结 构的军队——与大量文献证据吻合，也就是说到了4世纪，日耳曼的王 室领袖（国王）已经建立起了自己的固定军事组织，而且可以达到这 样的规模。斯特拉斯堡战役后，罗马人最终将克诺多马里斯逼入窘 境，当时他的随从们和领袖一样投降了。巧的是，他们也是200人。这 些随从显然有军事职能，但一些难得的证据证实了我们原本只能假设 的东西，也就是他们也被当作社会权力的工具。4世纪70年代早期，特 温吉人的领袖决定试着统一他们臣民的信仰，于是随从们被派往各个 哥特村庄去要求那里的人服从。这里的关键是，根据塔西佗的记载，1 世纪时不存在这种机构；当时有随从和战队，但不是固定的，重要领 袖只是偶尔收到自愿捐赠的食物，提供给为其服务的人。考古发现的1 世纪物品中，也没有艾斯博尔沼泽出土的那种专业、多样化的武器。 在1世纪和4世纪之间的两个世纪，日耳曼国王逐渐获得了全新的固定 军事力量。[10]当然，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与塔西佗时代的国王相 比，4世纪资料中提到的这些国王在日耳曼社会结构中占据了更稳固、 更重要的地位。 明确表明这一发展的重要性的进一步证据，出现在一个完全不同 的领域。在人文领域中，比较语言学更具异国情调，要求也比较高。 它研究的是词语和语义的语言学起源，以及它们在不同语族间的演 变。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所有日耳曼语言中表示“国王”或“领 袖”的词都派生自三个词根：thiudans（人民的统治者）、truthin和 kuning。其中，thiudans肯定是最古老的，只有它在其他印欧语系语 言中有对应词；然而，它在日耳曼语族不同分支中的分布模式说明， 到了罗马时代晚期，这个词用得越来越少，甚至已经没有人用了，取 而代之的是truthin。kuning这个词是后来才流行开来的。值得注意的 是，truthin最初的意思是“战队的领袖”，但到了罗马时代晚期，该 词已经成为日耳曼世界各处指代“国王”或“领袖”的主要用词。这 不仅仅是改了个名字那么简单。thiudans意为“人民的统治者”，所 谓军事职能只是其工作的一部分，甚至都不算太重要的部分。塔西佗 描述1世纪日耳曼社会的名言“他们的国王是按照出身推举的，而选拔 将军则以勇力为标准”，说的似乎就是这样的情况。到了4世纪，指代 领袖的新术语表明这种区别已经消失，军事指挥成为当时日耳曼领袖 的主要职能。用语的变化再好不过地表明，新类型领袖在罗马时代晚 期出现这一现象非常重要；这样的领袖身居高位、权柄煊赫，只因有 一支固定的战士部队听命于他。[11]考古学、文献资料和语言学加在 一起，为我们揭示了4世纪那种更为坚实的王权形式的根源。 在1世纪和4世纪之间发生的事情大体上是这样的：一类军事领袖 发展出一种新型的军事力量，利用它拉开了自己与其他人在社会权力 方面的距离。不用多想就能知道，这不可能是个你好我好的过程，毕 竟有一小群精英正忙于宣称自己拥有凌驾于其他所有人之上的地位。 当然，这可能是以艾斯博尔沼泽武器倾倒事件为顶峰的一系列事件的 背景。考古学家发现的是一整队军事随从的武器。而武器被摧毁得如 此彻底，曾挥舞这些武器的人的命运肯定也好不到哪里去。在建立社 会统治地位时，新的军事国王下了很大的赌注，而艾斯博尔沼泽提醒 人们，每一个成功的群体背后，都有一个或几个失败的群体。对这样 的失败本身，马上可以想象到两个可能的场景。因艾斯博尔沼泽而无 意中在后世留名的战士群体败于一个敌对的战队之手，也可能是被一 群不那么军事化的日耳曼平民击溃的（因为这些人根本不欣赏战士领 袖想要的那种统治）。用好莱坞电影来打比方，一种情景是《教父》 （Godfather）——一个占统治地位的国王用这片古老的湖泊向所有对 手发出消息，警告“你们也有可能最终与鱼儿同眠”（在此情形下， 水里的是淡水鱼）；另一种情景是《七侠荡寇志》（The Magnificent Seve）——一群农民具备了足够的战斗力，足以消灭至少一支掠夺成 性的战队。虽然难以确证，但从被毁物品体现的愤怒上看，当时的情 景可能更接近尤·伯连纳（Yul Brynner）演的《七侠荡寇志》，而不 是阿尔·帕西诺（Al Pacino）演的《教父》，因为我们从后来的一些 事件中知道，获胜的战队领袖倾向于吸收被打败对手的军队以增强自 己的实力。[12]不过这只是细节。最根本的一点是，在军事国王崛起 的漫长过程中，暴力必然时有发生；不同战队的领袖间会发生冲突， 这类领袖和他们想要控制的人之间也会爆发冲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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