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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的变化 |
| 阿米阿努斯的历史著作相当详细地介绍了354—378年的情况，在
存留下来的书卷里，他并没有分析阿勒曼尼人的政治如何运作，也没 有分析维护统治者权力的体制结构。他多少算是连贯地记述了四分之 一个世纪里阿勒曼尼联盟（这个称呼比较好）的运作情况。我们从中 可以清楚地看出，自塔西佗时代以来，莱茵河边境地区这一部分的日 耳曼政治出现了两个根本转变。首先，也是毫无争议的一点是，组成 阿勒曼尼联盟的各个群体，也就是在国王和王公的率领下出现在斯特 拉斯堡，阿米阿努斯在其他地方也多有论述的群体，其结构比1世纪时 更为稳固。塔西佗的作品，不仅仅是《日耳曼尼亚志》，还要算上 《编年史》（Annals）和《历史》（Histories）中的叙述，为我们提 供了1世纪时差不多同一片日耳曼尼亚地区的大量信息。那时，一些日 耳曼群体，例如乌昔鄙夷人（Usipii）和邓克特累人（Tenchteri）， 没有国王也能过得很好：在必要时，由领头人（拉丁文为principes） 组成的寡头集团开会讨论事项，形成集体政策。即使有人在某个群体 中获得了国王的权力，他的权威也会遭遇反抗，而且往往不能长久， 他无法将权力传递给指定的儿子或继承人。1世纪的第二个10年，日耳 曼政治中两位占统治地位的君王是克鲁西人（Cherusci）中的阿米尼 乌斯（Arminius）和马科曼尼人中的马罗博杜斯（Maroboduus）。阿 米尼乌斯的统治时间非常短。他之所以能获得统治地位，是因为他领 导了那场著名的反抗，在公元9年的条顿堡森林之战中击溃了瓦卢斯的 3个军团，但他只是克鲁西人几个领袖中的一个。胜利让他在一小段时 间 里 拥 有 了 优 势 ， 但 别 人 的 反 对 一 直 存 在 ， 尤 其 是 赛 吉 斯 特 （Segestes），他也是克鲁西人的领袖，还协助了罗马人。事实上， 阿米尼乌斯在于公元19年因一部分族人加害而去世之前就已失去了权 力。马罗博杜斯的统治根基比较深，但最终被罗马和内部竞争对手破 坏，因此在塔西佗的时代，也就是1世纪和2世纪之交，马科曼尼人不 再由马罗博杜斯的后人统治。[2] 相比之下，4世纪阿勒曼尼人的政治生活是围绕国王（reges）和 王公展开的。我们手头的证据表明，阿米阿努斯称为阿勒曼尼亚 （Alamannia）的地区被划分为一系列的子区域（在日耳曼语中可能已 经被称为“gau”），其中每一个（或我们所知道的每一个）区域都由 国王（rex）或者王公（regalis）统治。这种王权似乎至少一部分可 以继承，不一定是从父亲到儿子这么简单的模式，也有可能是在王族 成员中继承。在斯特拉斯堡时的主要领袖克诺多马里斯和塞拉皮奥是 叔侄关系，而塞拉皮奥的父亲梅德里克斯地位重要，很长时间里都在 罗马充当人质。在罗马期间，梅德里克斯开始崇拜埃及神塞拉皮斯 （Serapis），并因此给儿子取了一个明显非日耳曼的名字。在阿米阿 努 斯 的 描 述 中 ， 我 们 还 见 到 了 一 对 父 子 ： 瓦 多 马 里 乌 斯 （Vadomarius）和威蒂卡比乌斯（Vithicabius），他们相继当上国 王。要注意，不能一概而论，阿勒曼尼的国王是有可能被推翻的。一 位叫冈德马杜斯（Gundomadus）的国王被自己的追随者杀死，只因为 他不愿加入前往斯特拉斯堡战斗的军队。国王之外的一些人在阿勒曼 尼社会中也很重要。阿米阿努斯也提到了参加战斗的贵族。不管怎么 说，比起罗马帝国早期，4世纪时，阿勒曼尼人的国王势力更大，地位 也更稳固。[3] 其次，和1世纪时相比，4世纪的阿勒曼尼联盟更像是一个坚实的 政治实体。这个观点的争议要大一些，因为我们看到，阿勒曼尼并不 是那种只有一个不受挑战的统治者的中心化实体。整个4世纪，阿勒曼 尼亚都没有过只有一个国王的情况。而1世纪的日耳曼尼亚本身完全有 能力建起更大的联盟，并将一些较小的主要政治单元纳入其中。因 此，一些学者而认为，证据不足以支持发生了实质性变化的观点。但 是，1世纪的超部落联盟要么是主要行使宗教职能的长久（但并非不变 的）联盟，要么是持续时间非常短的政治性联盟。塔西佗提到了3个 “宗教联盟”（除了各自的宗教信仰之外，还有一个共同的宗教信仰 的部落结成的群体）：离海最近的印盖窝内斯（Ingvaeones）、内陆 的 厄 尔 密 诺 内 斯 （ Herminones ） 和 西 边 的 伊 斯 泰 窝 内 斯 （Istvaeones）。我们对它们知之甚少，但我不想低估它们对早期日 耳曼世界的重要性，因为托勒密也知道它们，这意味着这些联盟从1世 纪存续到了2世纪。但关于罗马对该地区试图进行的和实际进行的征服 的叙述表明，宗教联盟从未成为应对外部入侵的政治或军事基础。无 论其地位如何，哪怕它在别的领域很重要，宗教联盟都不是重要的政 治组织。当以政治联盟的形式抵抗罗马或（在稍早时期）试图进入凯 尔特人之地扩张日耳曼人的地盘时，联盟是围绕处于支配地位的个人 组织起来的：恺撒时期的阿里奥威斯特斯（Ariovistus），罗马计划 征服莱茵河和易北河之间地区时的阿米尼乌斯和马罗博杜斯，或者是 后来组织大型起义的巴达威人（Batavian）领袖尤里乌斯·西威利斯 （Julius Civilis）。这些领袖都通过个人魅力、劝说和恐吓组织起 了大型联盟，以广大的日耳曼世界为兵员基础，也就是从塔西佗和后 来的托勒密列出的许多小政治单元中招募战士。然而，这些联盟无一 例外，都在领袖失败后崩溃了，而且之后再也没有人说起过。马罗博 杜斯联盟的持续时间比其他的长，但即使如此，在他死后联盟也很快 解体了。[4] 在联盟整体的稳定性这个层面上，1世纪和4世纪的比较很说明问 题。斯特拉斯堡战役的结果是阿勒曼尼人惨败： 经此一役，罗马方面有243名士兵和43名高级军官阵亡……但 在阿勒曼尼人这边，有6 000具尸体躺在阵地上，还有大量无法估 计人数的死者被河水（莱茵河）卷走了。 在他试图逃回河对岸时，克诺多马里斯被俘。尤利安（Julian， 又 称 背 教 者 尤 利 安 ） 以 他 堂 兄 奥 古 斯 都 · 君 士 坦 提 乌 斯 二 世 （Augustus Constantius Ⅱ）的名义在西方统治，然后利用胜利将他 自己定的条件强加给幸存下来的那些阿勒曼尼人的国王。事实上，克 诺多马里斯之所以能如此自由地组织起他的部队，是因为罗马内战先 造成了莱茵河边境地区的权力真空。尽管如此——这是4世纪与1世纪 完全不同的地方，克诺多马里斯的失败并不意味着以他为首的联盟被 彻底破坏，而1世纪阿米尼乌斯和马罗博杜斯失败后，以他们为首的联 盟就崩溃了。不仅是参与战斗的许多较小的阿勒曼尼国王在尤利安的 外交手腕下保住了王位，而且在战斗结束后不到10年，就出现了瓦多 马里乌斯这个让罗马人头疼的新领袖。这个威胁通过暗杀瓦多马里乌 斯解除了，但随后又出现了第三位：马克里阿努斯（Macrianus）。在 阿米阿努斯笔下，尤利安之后的皇帝瓦伦提尼安一世（Valentinian Ⅰ）三次试图抓捕、暗杀马克里阿努斯，但最终由于更东边事件的压 力，皇帝让步了。罗马人和阿勒曼尼人在莱茵河中碰面，举行水上峰 会，皇帝承认了马克里阿努斯在阿勒曼尼人中的卓越地位。[5]即便 是重大军事失败，也不足以摧毁更大的阿勒曼尼联盟，这和1世纪的情 况不同。 可见，和1世纪的联盟相比，4世纪的联盟能带来更稳固的政治身 份，因为联盟不会随着某个人职业生涯的起伏而起落。随着情况的变 化，一个区域内会有这个或那个国王崛起，但不管个人的政治生涯如 何变化，联盟整体几乎不受影响。阿米阿努斯留下的一些信息也表明 了这些纽带的力量，尤其说明问题的是，国王冈德马杜斯因为没有和 大部队一起去斯特拉斯堡而被他自己的一部分追随者推翻了。至少对 这些人来说，有的时候，群体身份比自己对国王的忠诚更能决定该采 取什么样的政治行为。阿米阿努斯没有告诉我们群体身份是如何起作 用的。但他确实提到，阿勒曼尼国王彼此设宴款待，这种相互支持的 关系至少让一些国王联合在一起参加了斯特拉斯堡战役。如果能知道 协议和王室宴请的细节，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4世纪的阿勒曼尼人，但 很可惜，阿米阿努斯没有提供我们想要的信息。 像许多古代晚期和中世纪早期的联盟一样，阿勒曼尼可能有一套 既定的政治和外交惯例，它定义各个国王是上位王还是下位王，将他 们联系在一起。下位王对上位王效忠并承担一些义务，同时对自己的 领地保有直接的日常控制权。在这些系统中，政治连续性不可能是绝 对的。没有哪个上位王可以完全复制或直接继承前任的权力模式；但 只要确立了新的等级，不同地位的国王之间就会形成一种众人都接受 的关系，可以用来协调和界定（高等级的和低等级的）双方在新协议 中的权利。在我看来，4世纪的阿勒曼尼人中，显然有这样一个系统在 运作，其总体重要性的一个可见标记是罗马外交政策在边境这一部分 的“形态”。每当罗马人的注意力被分散——通常是因为阿米阿努斯 时代罗马帝国的波斯前线上发生了事件，就会适时出现一位阿勒曼尼 人的上位王；而罗马对莱茵河区域政策的主要方向，就成了消灭在这 个上位王统治时期出现的继承人。[6] 可惜，关于是否有类似的系统在莱茵河边境的其他大型实体—— 法兰克人、萨克森人和勃艮第人——中运作，阿米阿努斯没有给我们 任何提示。和他们的阿勒曼尼邻居一样，4世纪的法兰克人肯定有众多 的国王，但我们对他们如何行动了解得不够多，无从得知法兰克政治 身份是否可以在重大失败后继续充当集体行动的基础。我们没有理由 认为所有4世纪的日耳曼群体都以完全相同的方式运作；300年前的日 耳曼群体也是一样，根据塔西佗的记录，一些群体有国王，一些则没 有。特温吉（Tervingi）是一个哥特人主导的联盟，在罗马欧洲边境 喀尔巴阡山脉的另一端，也就是极东端活动；这个联盟可以证明，更 广泛和政治上更稳固的群体身份并不只在4世纪的阿勒曼尼人中有。特 温吉人是罗马的日耳曼邻居里，另一个和阿勒曼尼人一样有大量相关 信息存世的群体。 在政治运作和持久性方面，特温吉联盟显示出3个与阿勒曼尼联盟 非常相似，但与所有1世纪联盟都差别很大的特征。首先，从约330年 到约370年，特温吉的中央控制权似乎在同一个王朝中至少传承了3 代，国王的正式头衔是“士师”（judge）。可见，与阿勒曼尼各区中 国王的情况相比，特温吉所在的东日耳曼世界中，权力世袭程度更 高。其次，和阿勒曼尼人的情况一样，特温吉士师们统治着一个联 盟，其中有不少国王和王公。第三，特温吉联盟被足够强大的纽带联 系在一起，哪怕经历重大失败也能保留下来。据我们所知，特温吉联 盟最早登台是在4世纪30年代早期，当时的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一世对其 造成了重大打击。而不仅特温吉联盟没有解散，当时主导联盟的王朝 还保住了权力，并在一代人之后策划推翻君士坦丁强加的条款中最不 合理的那些方面。[7]需要强调的是，在4世纪的日耳曼实体中，我们 只对阿勒曼尼和特温吉这两个有所了解，我们不能断定这个时期的每 个大型日耳曼群体都以同样的方式运作。然而，这两个案例提供了极 好的证据，证明和300年前同一个地区相比，4世纪的日耳曼尼亚出现 了范围更大、更有凝聚力的群体身份认同。 这是如何产生的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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