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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误解的身份？ |
| 第一个问题的根源是，研究公元第一千年的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
热切接受人类不总是组织成内部繁衍、对外封闭的群体的观点（而且 我认为，他们也决心永远摆脱纳粹时代的可憎观念），因此，对于当 代探讨身份问题的社会科学文献，他们往往只关注其中的一半。在利 奇、巴斯等人关注群体行为，观察到个人会根据眼下利益改变效忠对 象的同时，另一组学者将注意力转向对个体行为的密切观察。这些人 有时被称为“原生论者”（primordialists），因为他们认为群体隶 属关系始终是人类行为的基本要素。其中一些研究得出了似乎与利奇 和巴斯不同的结论：在某些情况下，继承下来的群体认同感显然不能 被随意操纵，而是会将个体限制在与其眼下利益相悖的行为模式中。 外表、言语（无论是语言还是方言）、社会实践、道德价值观和对过 去的理解，这些方面的差异一旦形成，就会成为强大的障碍，阻止个 人出于自身利益考虑而改变群体归属。[22] 这两种研究方法有时被认为是相互矛盾的，但在我看来，它们不 是。它们实际上是一系列可能性中的两个极端。根据具体情况，尤其 是在历史上，继承而来的群体身份对个人施加的约束力可能强也可能 弱，号召力也相应较大或较小。这与能观察到的现实也是一致的。就 现在更大的群体身份而言，当代关于欧盟的讨论中，涉及“不列颠 性”（Britishness）的言论能在英国激起强烈的共鸣，相比之下， “卢森堡性”（Luxembourgeoisness）这样的言论在其本国（卢森堡 位于德国、法国和比利时之间）激起的共鸣就小得多。在个人层面也 是如此：不管是哪个较大群体，其成员在忠诚度方面都是有个体差异 的。我要强调的是，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群体身份是人们生活中有 时更强大、有时更软弱的力量，并不会与巴斯所说的产生真正的矛盾 （尽管他可能认为会产生矛盾）。巴斯的名言是身份必须被理解为 “情境建构”。这说得很公道，但关键在于不是所有的情境都一样。 部分因为受到传统马克思主义观点——任何不以阶级为基础的身份 （群体身份肯定不是，除非每个成员的地位都一样）必然是“虚假意 识”（false consciousness）——的影响，部分因为他的主要目的是 反对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主导的局面，巴斯强调且最感兴趣的是那些形 成弱群体归属的情形。但即便从他自己措辞的逻辑上看，其他能产生 更强的群体归属的情况也是有的，而所谓的原生论者已经探索了其中 的一些情况。 两种完全不同的约束都可能成为障碍。一方面，存在非正式的约 束，这牵涉到什么样的食物、服装乃至道德价值是“正常的”。研究 表明，个体在幼年时就被烙上了许多这类由群体定义的特征，这当然 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它们有时会产生深远的影响，使个体若不处于自己 社会的规范之中，就会感到很不舒服，以至于无法在其他社会中自在 生活。另一方面，改变身份也会遭遇很多正式的障碍，这些障碍有时 会与前面说的那种不舒服的感觉一同发挥作用。作为个人，理论上你 可以宣称拥有任何一种身份，但它未必会获得承认。在现代社会，群 体成员身份通常意味着有一本合适的护照，而在那之前得满足获得该 护照的条件。当然了，过去没有护照，但一些古代社会是会认真监管 成员身份的。例如，获得罗马公民身份的权利受到严格保护，还建立 了一整套官僚机构来监管个人的权利要求。希腊城邦此前采用过类似 的策略。这种通过官僚机构来管理的方法有赖于识文断字的能力，但 并无理由认为没有文字的古代社会在某些条件下就不能严格地控制成 员资格。群体成员的身份也可以有不同的级别。在现代社会，美国和 德国会通过官方或非官方渠道接受大批外国劳工，但不一定赋予他们 完全的公民权利。在我看来，这才是全面理解身份问题的关键。如果 完整的群体成员身份能带来某种法律或物质利益（换句话说，一系列 有价值的权利），那么可想而知，它会受到严格的控制。[23] 因此，从身份辩论中得出的基本结论比我们有时意识到的还要复 杂。对出生在根本谈不上简单的背景之中的人来说，群体身份是分层 的。一个人可以有家庭、家族、城镇、郡县、国家，以及如今的国际 组织归属（如欧盟公民身份），也有自己的生活选择，比如完全搬到 其他地方生活，声称自己是某个群体的成员。但是，他或她提出的任 何主张都必须得到承认，而根据具体情况，这些可能的归属关系会对 这个人施加或强或弱的限制。从本质上讲，巴斯的名言做出了一种虚 假的对照。所有群体身份都是“情境建构”，它们被创造出来，发生 变化，也可以完全消失，只是有些建构更“转瞬即逝”。 我们由此可以看到当今第一千年人口迁移研究方法的第一个潜在 问题。这些方法所依赖的假设是，大群体的身份认同总是比较弱，但 这只是对身份辩论的片面理解。如果在身份认同问题上先入为主地采 取某种立场或，是认为身份认同的力量很强（民族主义时代），或是 认为它很弱（目前正形成的共识），我们就会忽视或找理由无视与我 们立场相反的证据。在我看来，重要的是愿意在重新审视第一千年的 人口迁移证据时，不去预设所讨论的人口群体必然如当今某些片面理 解群体身份问题的学者所认为的那样，只有很弱的约束力。 英语国家的一些考古学家强烈反对将人口迁移当作历史变化的可 能动因，并因此拒绝接受可能反映人口迁移作用的考古发现，这造成 了第二个问题。现代世界中，一个社会群体整体迁移的情况并不常 见，而正如我们将在后面章节中看到的那样，我们所研究的时期也是 如此。事实上，很少或根本没有第一千年存在种族清洗的证据。因此 就第一千年的人口迁移而言，几乎总是部分人口从A点迁移到B点，而 原本在B点居住的人会有至少一部分留下来。唯一的例外是冰岛，斯堪 的纳维亚人在9世纪到达那里时，冰岛还无人居住。既然如此，就不应 该期望发现整个物质文化的完整转移。旧的物质文化中只有某些元素 有可能被带到B点，就是那些对实际参与迁徙的移民子群体来说也许具 有特别意义的元素。而B点的一些或大部分原有的物质文化可能会继续 存在，迁入群体和原住群体的交往则可能产生一些全新的物品或实 践。换句话说，可能反映第一千年众多迁移过程的考古发现往往是模 棱两可的，仅凭考古发现，无法百分之百地确定当时发生了人口迁 移。[24] 到目前为止一切顺利：如果说明可能存在人口迁移的考古证据是 模棱两可的而不是确定的，那就这样吧，总比用一系列实际上不存在 的入侵故事来填补欧洲历史好一些。但如果认为谈到存在人口迁移就 是“简单化”和“毫无根据”，就会造成问题了。如果你用这种思维 框架来看待这个问题，就无法不带偏见地处理证据的模糊性问题。如 果你正在研究的考古变化与人口迁移过程可能相关也可能不相关，那 么重要的是照实表达，既不夸大也不贬抑。但由于考古学家刚刚经历 了与人口迁移论的这场闹剧式离婚，一些人非常倾向于将人口迁移完 全排除出关于过去的叙述（至少在英国和北美如此）。[25]在一些小 圈子里，光是提出某个可以观察到的变化可能是在没有人口迁移的情 况下产生的，这种变化无须移民就能发生的说法就会被当成经过确证 的事实。许多人口迁移过程在考古发现上的体现只能是模棱两可的， 因此只要够巧妙，就总有办法不通过人口迁移来解释考古学上发现的 几乎所有变化，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应该如此解释。应该做的，不是 因为有模糊的地方就认定不存在人口迁移，而是接受存在模糊之处这 个事实，然后看看有没有什么别的东西，特别是有没有恰当的历史证 据，能帮助解决这个问题。 因此，不管是以群体身份认同总是很弱为前提，来估计第一千年 人口迁移的规模，还是因为只有模棱两可的考古证据就认为人口迁移 不存在或不重要，都不是保险的做法。我们看到的这两个问题又产生 了第三个问题。有时，人们会用“迁徙主题”的概念（地中海作者在 文化反射的引导下，会将任何迁徙中的蛮族视为“民族”）来证明， 一些关于大型、紧密、混合移民群体的历史证据并不可靠。然而，到 目前为止，说“迁徙主题”普遍存在只是一种断言，并没有任何经过 恰当论证的证据。人们先入为主地认为这个概念颇有道理，是因为他 们接受了群体认同的强度不足以产生史料中体现的那种大规模人口迁 移的观念，也因为如前所述，可能反映人口迁移的考古发现往往模棱 两可。但是，如果考古发现的模糊性必然存在，如果所有第一千年群 体的认同都必然很弱的这种想法并不保险，那么这两点为所谓迁徙主 题存在提供的支持就不太站得住脚了。因此，有必要在下文中逐一审 视有关大型群体迁移的历史记录，以判断轻易否定相关记录是否合 理。 即使只有这三个问题，也足以促使我们重新审视第一千年的人口 迁移问题了。但是，当前研究该主题的方法需要全面更新，还有第四 个理由，这个理由涉及的范围更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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