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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民与发展 |
| 关于人口迁徙的比较研究有悠久的传统。像许多其他领域一样,
从原本简单的模型开始,已经发展出了更复杂、更有趣的模型,特别 是在上一代学者当中。一开始,学者的兴趣主要集中于经济动机,将 其视为解释人口流动的最重要因素。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非常 成功地证明进入美国的外来移民与其商业周期呈正相关。[26]第一千 年人口迁移的研究与这个快速发展的领域已经有了一些互动。例如, 在考虑因果关系时,“推力”和“拉力”的概念(“推力”是迁出地 的坏处,“拉力”是迁入地的好处)早就进入了学术词汇。同样进入 学术视野的还有,信息准确对人口的迁徙流动至关重要,大规模迁徙 开始前,有时会先让一小群人打头阵(“侦察员”),这些人的经验 能为后续行动增加动力。但这些观念只不过是移民比较研究的冰山一 角,而一般而言,研究第一千年人口迁移的学者很少利用比较研究的 文献。[27] 出现这样的遗漏很奇怪,因为比较文献提供了大量有据可查的案 例分析,可以用来与第一千年的证据比较,并显然有潜力跳出“推进 浪潮”和“精英转移”的限制,拓展迁移模型的范围。最近的历史为 我们提供了很多例子,包括经济因素驱动的人口流动,从每个人都自 己做决定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样的流动是无组织的。但随着时间推 移,特别是随着那些已经到达目的地的人群的人口增长,这样的流动 会将人口散布到整个区域,哪怕区域像美国一样大。从20世纪的历史 上,我们还能看到一个重要的移民理由:政治冲突。个人为逃离施加 迫害的政权而成为难民的情况非常普遍,但政治动乱可能催生更集中 的移民潮。近年来最可怕的例子是本章开头提到的卢旺达,但还有许 多其他的例子:前南斯拉夫发生过种族清洗,1973年沙特阿拉伯在3个 月内驱逐了8.8万名外国人,“二战”结束时中东欧有2 500万难民流 动,巴勒斯坦难民仍然流离失所。 除了拓展基本的学术参考框架,比较文献还表明,在第一千年的 研究中,还应该就人口迁移过程提出更加细致的问题。近代早期和现 代的个案研究都没有发现A地所有的人口集体迁移到B地的情况。迁徙 一直被认为是一种局限于某些子群体的活动,这能让我们问出一系列 能带来成果的问题。是什么让一些人留在家乡,让处境多少相似的另 外一些人决定迁移?为了解这一现象而进行的工作已经发现了一些值 得注意的模式。经济移民——至少就第一批移民而言——往往比较年 轻,通常是男性,而且在他们自己所处的社会中算是受过比较好的教 育。会进行迁徙的往往是本来就在流动的人群。进一步研究发现,来 到纽约的荷兰移民中有一半在之前就已经移民过一次——从欧洲其他 地区移民到荷兰。同样,早期参与建立北美殖民地的“爱尔兰人” 中,有很多出生在苏格兰家庭里,这些家庭的上一代才移居爱尔兰。 [28]因此,应该以内部人口变动的既有模式为背景,来理解较长距离 的迁徙。生活在人口变动区域的人,更有可能加入较长距离的迁徙。 而在这些多样化的参与模式中,迁徙的决定也不是仅靠所谓理性 经济计算做出的。其他因素会使个人的思维过程复杂化。有关预计目 的地和抵达路线的信息是一个关键变量。只有当路线以及可能成为新 家之处的优缺点被大众理解时,前往新目的地的大规模迁徙才能启 动。在那个阶段之前,“渠道化”(channelled)移民相应更常见。 在这种模式下,来自范围相对有限的迁出地区的人口群体到达迁入地 后,又聚在了一起。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似乎是可获得的信息有限, 也和移民迁出地的人口能提供的社会支持种类有关。毫不意外,交通 费用也会进入潜在移民的计算,心理成本也很重要。在新地方生活是 否有疏离感,连接个人与亲友的情感纽带是否遭到破坏,都会影响是 否迁徙,以及迁徙后是否留在当地的决定。因此,在有完善记录的人 口流动中,大量移民返乡是重要的特征。[29] 除了这些因素外,移民潮还可能受到出发地或目的地(或两地) 政治结构的干扰。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欧国家多多少少叫停了自 “二战”以来持续从第三世界特定地区流入的合法劳工移民。这一决 定是出于政治考虑而非经济考虑,因为工业界仍然希望移民提供相对 廉价的劳动力,但政府在意的是平息社会上已经出现的对移民社区的 敌意。事实上,移民还是会从原先的源头继续流入,但形式已经大为 不同,移民前来的理由是与家人团聚,而不是作为新的外来劳工。移 民的性别和年龄模式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新的移民不再是一批又一 批的年轻男子,而是妇女和长者——先前移民的妻子和需要他们赡养 的父母。这只是一般规则的一个例子,表明政治结构决定了潜在移民 做决定时的选项。[30] 针对人口迁移带来的影响,以及如何估量某次人口迁移的重要 性,移民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由于侵略假说的影响,对第一千年背 景下此类问题的讨论往往与移民数量的问题联系在一起。我们说的是 “大规模人口迁移”,还是更接近于精英转移的较小规模的现象?人 口迁移的重要性则会根据移民群体的规模大小而上调或下调。但第一 千年的史料里就算有数字,也不是无可置疑的数据,因此这类讨论难 免经常陷入僵局。比较移民研究文献普遍从相对意义而非统计学意义 上定义“大规模迁移”,这种定义的适用范围更广。到底什么才算是 “大规模”迁移?到来的移民群体占迁入地人口的10%能算吗?还是要 20%、40%,或者别的什么比例才算?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都需要从所 有参与者的角度考虑人口迁移的影响。理论上,参与某次人口迁移的 人可能只相当于其目的地人口的一小部分,但在出发地人口中占的比 例很大。因此,从迁入地原有人群的角度看是精英转移的人口迁移, 对移民自身来说可能是一个更为重大的人口现象。为了将这些情况考 虑在内并避免纠结于数字,移民研究将“大规模”移民定义为这样一 种人口流动(无论人数有多少),它改变了出发地和目的地之一或两 地的人口空间分布,或者给两地之一或两地“带来了政治或社会制度 的冲击”。[31] 但这并不是说,得自近现代的信息和见解就自动适用于第一千 年。移民研究通常探讨的是(基本属于同时代的)20世纪的例子,或 是欧洲人在美洲定居的例子,包括16—18世纪对北美洲和南美洲的第 一阶段殖民,以及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涌向北美的移民大潮。[32]这 些社会与第一千年的欧洲存在重大的结构差异。第一千年时,欧洲的 经济本质上是农业性的,农业产出水平只能勉强维持生计。当时没有 大规模生产,因此19世纪和20世纪的移民劳工模式——首先是工业化 欧洲吸收农业化欧洲的劳工移民,然后是从欧洲之外吸收劳工——根 本不适用。[33]第一千年的欧洲人口也比近现代欧洲少很多;迟至 1800年,欧洲国家的政府还倾向于控制对外移民,而不是限制对内移 民。第一千年的国家(我们姑且认为存在国家)的治理能力和官僚机 构也不那么发达,因此它们显然不像近现代的国家那样有制定和执行 移民政策的能力。 交通和可获得信息的情况也一样。第一千年有交通也有信息,但 与现代世界相比,交通成本高得多。古代世界最著名的经济统计数据 也许是皇帝戴克里先(Diocletian)《最高价格法》(Edict on Maximum Prices,自约公元300年开始)中的记录:每运载50罗马里, 一车小麦的成本就翻一番。只要交通仍然昂贵(直到19世纪后期依然 如此),对考虑移民的人来说就会是很大的问题,尽管有时可以通过 国家援助来消除这个问题。[34]在文字出现之前或无文字的世界中, 信息只能在很小的范围内传递(与有文字社会的情况大不相同),传 递的方式也完全不同于有着大众媒体的世界,因此,考虑移民的人很 难收集到有关可能目的地的信息。在中世纪盛期,通过指定的代理人 开展招募活动,有时能克服这样的局限;但在第一千年中,影响信息 流动的限制是显而易见的。[35]尽管如此,现代移民研究至少贡献了 一系列新的主题和更详细的问题,有助于推动第一千年人口迁徙研究 超越传统的侵略假说模型,甚至超越当前学界对该模型的回应。 而在什么带来了人口迁徙这个问题上,现代世界对我们这些与第 一千年纠缠的人最有启发。在个体移民的层面上,比较分析早已不限 于列出“推”和“拉”的因素了。移民按基本动机分有两种:比较自 愿的受经济因素驱动的移民,以及不那么自愿的政治移民。但经济移 民和政治移民之间往往不是泾渭分明的。一个看起来受经济因素驱动 的决定,其背后的理由可能是政治因素,因为政治歧视可能导致获取 资源和工作机会方面的不平等。反过来也一样,看上去出于政治动机 的迁徙决定可能与经济动机绑在一起,哪怕二者的关系没有几任英国 内政大臣认为的那么密切。不管怎么说,经济压力可以和政治压力一 样产生制约。看着你的家人因为得不到土地或工作而饿死,这是经济 问题还是政治问题?这些复杂性意味着,对于一个考虑移民的人的决 策过程,我们不光要从推力和拉力因素入手分析,还要建立一个坐标 系,一条轴上是“经济”和“政治”,另一条轴上是“自愿”和“非 自愿”,而个人的动机通常是这四个要素的复杂组合。[36]一般而 言,潜在的移民可以被理解为面临一种投资选择。移民的决定涉及各 种初始成本,包括交通、找工作期间的收入损失、离开亲人和熟人产 生的心理压力,这些必须与去往预计目的地可能获得的长期收益放在 一起权衡。根据各自的计算,个人可能选择离开或留下,或者离开一 段时间,以期获得足够的收益,使返乡后的生活更加舒适(这是移民 返乡的另一个主要原因)。 所有这些都具有启发性和挑战性,但在宏观层面,移民研究还有 更深刻的教益。尤其是因为政治无论如何都不容易与经济分离,经济 原因仍然是移民的基本触发因素之一。事实一次次表明,两个地区之 间经济发展水平或者自然资源可获得性的差异会促进移民流动,只要 迁入群体认为可以从迁入地获得的有价值资源更多。这是“世界体系 论”的基本结论,该理论研究经济上较发达的中心与欠发达的边缘之 间的关系,两者之间的人口迁移往往被证明是这种关系的主要组成部 分。[37] 这一关键的观察结果告诉我们两件事。第一,要想比较好地研究 任何时代的人口迁移,就需要结合一般性的分析(例如可能带来人口 迁移的基本经济背景)和对一系列具体问题的解答:到底有谁加入了 这次人口迁移,为什么加入,这个过程是如何开始和发展的?[38]第 二,也是更重要的是,人口迁移与经济发展模式之间存在着深刻的联 系。受侵略假说的影响,传统上研究第一千年时,会在社会转型的内 部动力(如经济和政治发展)和移民的外来影响之间划清界限。在解 释从出土的历史遗迹中观察到的变化时,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那一代 或几代考古学家认为,内部变革是与移民进行生存斗争的结果。考虑 到这样的学术背景,从移民研究中能得出的最基本的教训是,这种明 确划分的做法是错误的。决定移民模式的首先是当时发展模式的不平 等,移民模式也会随发展模式而变化;发展模式既是移民模式进一步 转变的原因,也是其结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移民和内部转型不是两 种互相冲突的解释方法,而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对第一千年的传统看法产生了这样一种宏大叙事:经过一千年的 入侵和种族清洗,一个多少可辨的欧洲从地中海主导的古代世界秩序 中产生了。新的信息,以及特别是对群体身份和人口迁移的新理解, 已经有效地摧毁了这一图景。现在是时候用新的图景取而代之了。本 书试图迎接的正是这一挑战。本书最主要的论点是,移民和发展不是相互冲突的两种解释,而是需要放在一起考虑。它们是相互联系的现 象,只有合在一起,才能令人满意地解释地中海对北方和东方蛮族的统治如何被打破,一个可辨的欧洲又如何从古代世界秩序的废墟中出 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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