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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千年？ |
| 从后民族主义的角度重新思考遥远的欧洲历史，考古学家在这方
面先行一步。欧洲考古学的传统方法是在特定区域内，对大致相同时 期的考古发现进行相似性和差异性的模式匹配，继而标记出不同的子 区域，也就是“文化”。最初，这种文化的定义往往基于陶器类型， 因为陶器碎片本身非常坚硬，也相对容易找到。但是，不管是哪些方 面的相似性，埋葬习俗也好，房屋类型也好，还是金属制品或别的什 么，原则上都可以拿来用，而且学者们也一直在用。随着考古学在19 世纪作为一门科学学科兴起，很快出现了这样的经验事实：在具有考 古相似性和差异性的区域之间有时可以划出边界。在那样的学术和政 治背景下（当时仍是欧洲民族主义的高峰期），将地图上标记出的文 化等同于古代“民族”，这样的诱惑很难抗拒，毕竟这些“民族”都 被认为应该拥有自己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如果你够走运、研究 的历史时期足够晚，你甚至可以根据历史文本（如塔西佗的《日耳曼 尼亚志》）的信息来命名你在地下发现的文化的承载者。 这种做法如今通常被称为“文化历史”，它的发展与活跃于19世 纪末到20世纪初的德国学者古斯塔夫·科辛纳（Gustav Kossinna）有 很大关系。他的方法比我们有时理解的要复杂一点。他并没有说所有 具有考古相似性的区域都等同于彼此独立的古代民族。他主张，只有 在不同的考古区域之间可以画出清晰的界线，而且界线内部区域的相 似性足够显著、足够独特时，上述等式才能成立。但是，“清晰” “显著”“独特”这样的术语总会引起争论，而且那个时代考古调查 的基本假设是：你通常会发现遗存整齐地依照不同的“文化”堆在一 起，而这些文化是“民族”的遗物。 对我们来说，关键在于科辛纳的“文化历史”支撑着宏大叙事的 大部分内容。把考古文化等同于“民族”的人，往往会去用人口迁移 来解释重大的考古变化。如果将每一组独特的物质遗存（考古学“文 化”）都等同于一个古代“民族”（“民族”被视为人类社会组织的 基本单位），那么当既有的遗存模式发生改变时，很自然就会想到这 是受了新的“民族”的影响。既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那 么如果突然在一种“文化”之上发现另一种新的“文化”，就难免认 为这必然意味着一个“民族”取代了另一个。因此，人口迁移，特别 是一个群体被另一个群体大规模替代的那种人口迁移，往往被用来解 释在考古遗存中观察到的变化。用现代的说法（相关术语当时还没创 造出来），欧洲的人口格局是在一次又一次的大规模种族清洗过程中 形成的；这样的设想被形象地称为“侵略假说”历史观。[14] 对群体身份的新认识深刻影响了旧的知识结构。一旦不再假设物 质遗存是古代“民族”打包留下的“文化”，物质遗存就越看越不像 “文化”了。随着所发现的材料越来越多，已有的发现受到更严格的 检视，人们注意到，许多所谓不同文化之间的界线其实并不清晰，而 在所谓同一文化内部，也发现了重要的局部差异，说明这种文化内部 并不同质。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的是，虽然有时相似性模式确实存在 （而且如果确实存在的话，通常意味着一些重要的事情），但有一点 很清楚：不存在普遍适用的简单规则（例如“文化”＝“民族”）。 任何一种相似和差异模式的具体意义，实际上取决于它在哪些地方相 似和不同。可观察到的考古“文化”既可能是某个社会经济互动区域 的物质遗存，也可能是有着共同宗教信仰（例如丧葬仪式相似）的区 域的物质遗存，甚至可能是某个政治联盟区域的物质遗存（可以说科 辛纳就这么认为）。在我看来，可以这样总结两种方法的差异：科辛 纳认为考古文化是实体（“民族”）的遗存，但现代考古学家认为它 们是互动体系的遗存，而且，具体是什么样的互动，在不同情况下也 不尽相同。[15] 如果以这种方式重新审视文化的本质，考古学家就有机会证明， 物质文化方面的哪怕是很重大的变化，也有可能是外部入侵之外的原 因造成的。既然可观察到的考古相似性模式可能由多种原因促成，包 括贸易、社会互动、共同的宗教信仰等等，那么所观察到的变化就有 可能是这些因素中的一个或多个出现变化造成的。出现变化，未必是 因为有新的社会群体到来，而可能是因为原有的系统有了重大变化。 实际上，由于侵略假说本身在学术上有局限性，此前又被当作单一的 变化模式应用于过多的地方，再加上对群体身份的新见解的影响，英 语世界中整整一代的考古学家在20世纪60年代摒弃了侵略假说的原 则，而其他地方的许多考古学家随后也这么做了。 因此，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考古学家有非常充分的理由抛开侵 略假说，去寻找其他类型的解释。新方法取得了丰硕成果，也削弱了 传统宏大叙事中的大部分内容。直到1960年前后，对欧洲史前史的描 绘还停留在这样一幅画面：一群接一群的人利用自己掌握的（农业或 冶金）新技能来控制土地，赶出在他们之前到来的那群人。而如今， 青铜器时代和罗马铁器时代（大约是公元前的最后两个千年）之间的 中西欧社会的大部分演变，都可以得到令人信服的解释，而无须借助 大规模人口迁移和种族清洗的模型。欧洲的历史图景不再是一批侵略 者取代另一批侵略者，而是人们学习新技能，渐渐发展出新的经济、 社会和政治结构。[16] 这场学术革命中，还有一个因素深刻影响了近来研究公元第一千 年欧洲历史的方法。在摆脱文化历史和侵略假说那一度未受质疑的暴 政的过程中，一些考古学家（特别是在英国和北美）几乎将人口迁移 排除在重大变革背后的推动力量之外。从科辛纳的概念紧身衣中挣脱 出来，大家都松了一口气，甚至有人决定再也不想和人口迁移有任何 关系。对这些考古学家来说，人口迁移论与先前本学科知识发展不那 么先进的一个时代相关，当时的学者认为考古学从属于历史。正如我 们所看到的，有一些史料支持人口迁移的台球模型。如果文化被认为 是“民族”，就有可能将史前考古学转变成准历史叙事：民族X取代了 民族Y，诸如此类。 因此，在一些考古学家心目中，关于过往的模型，只要是牵涉到 人口迁移的，就是头脑简单。正如近来一部介绍中世纪早期墓地的著 作所说，避免用人口迁移来解释考古变化“是抛弃了一个往往毫无根 据的简单化假设，以便用关于那个时期的更精细的解释来代替”。注 意这里的用词，特别是“简单化”和“毫无根据”（由人口迁移论主 导的世界）与“更精细”（任何其他类型的解释）之间的对比。它响 亮清晰地传递出了信息：任何研究考古学上可观察到的人造物类型或 习俗的地理变迁的人，如果想要对过去进行“精细”或“复杂”的描 述，就要不惜一切代价回避人口迁移这个因素。情形已经完全不同 了。人口迁移论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占据压倒性的统治地位，但现在 已成为考古学解释里的大恶魔。[17] 如此重大的认知转变势必对历史学家如何理解第一千年产生深远 的影响。第一千年的考古证据始终非常重要，而与此同时，历史学家 也一直在考虑身份大讨论的意义。历史思考方式转变的另一重要里程 碑，也是后来所有身份认同研究及第一千年人口迁移研究方法的起 点，是德国学者莱因哈德·文斯库斯（Reinhard Wenskus）于1961年 出 版 的 著 作 《 部 落 的 建 立 和 结 合 》 （ Stammesbildung und Verfassung）。该书表示，你只需读一读1世纪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的 著作，甚至都不需要读太多，就能知道有一些日耳曼群体被完全消 灭，一些新的群体得以创立。当你检视4—6世纪大迁徙的情况时，不 连续性的证据只会成倍增加。正如我们稍后将详细探讨的那样，处于 这一时代中罗马帝国继承国核心的所有日耳曼群体，包括哥特人、法 兰克人、汪达尔人等，都可以被证明为全新的政治单元。这些单元在 行进中创立，许多都在一路上吸纳背景多种多样的新成员，而新成员 中的一些甚至不讲日耳曼语。因此，日耳曼人在第一千年中形成的政 治单元不是具有连续历史的封闭群体，而是可以被创造和被摧毁的实 体，视乎历史情境，其规模会扩大也会缩小。自那之后，对群体身份 可能如何对第一千年的日耳曼人起作用、可能起到多大作用有了很多 讨论，我们将在适当的时候再讨论相关论点，但后来的所有讨论都接 受了文斯库斯的基本观察并以其为出发点。[18] 这些观察对理解日耳曼移民产生了深远的连锁影响。当你突然在 位置B而不是位置A遭遇了X群体时，根据群体身份封闭不变的旧观点， 最自然的结论就是整个群体发生了迁徙；而如果群体身份是可塑可变 的，那么原则上只需要少数甚至极少数群体X里的人迁徙就能实现上述 效果，这一小部分人将成为一个核心，一路上吸引不同背景的人群。 就这样，“台球论”逐渐被“雪球论”取代。很多人认为，情况不是 一个个由男人、女人、儿童组成的紧密大规模群体下定决心穿越欧洲 大陆，而是人口群体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一开始是小群体，可能主 要由战士组成，他们获得成功后，在一路上吸引了大量的新人。 这种关于第一千年蛮族欧洲历史证据的后民族主义解读，与同时 席卷了考古学的新见解有着相似但独立的根源。但考古学家的新观念 十分激进，推动人们着手改写根据史料构造出来的蛮族迁徙故事。如 今一些历史学家确信，过去绝不可能有大型混合移民单元，因此他们 认为，少数支持存在这种移民单元的史料，也就是侵略假说模型的来 源，一定是出了错。有人认为，古希腊罗马的史料被“迁徙”这个主 题（topos）感染了，这种文化反射使得地中海作家将迁徙中的所有野 蛮人都描述为“民族”，而无论该群体的真实性质如何。原先，欧洲 历史被认为由长距离、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推动，而现在人们开始认 为，推动历史的是小规模的群体，它们在迁移过程中获得了新成员。 人口迁移——虽然现在几乎不使用这个词——显然还是故事的一部 分，但人们开始认为参与迁徙的人群规模并没有从前设想的那么大， 因此关键的历史进程不再是迁徙本身，而是迁徙开始之后获得新成员 的过程。[19] 一个绝妙的对称出现了。传统的宏大叙事迫使考古学服从历史的 要求，考古学上的文化被理解为“民族”，而得自公元第一千年史料 的一种人口迁移模式，则将这些文化的发展塞进了一个不时发生大规 模人口迁移和种族清洗的历史叙事。而现在，同一批史料的可信度受 到质疑，则是因为考古学家激烈反对文化历史及相应的侵略假说，从 而引发了对传统人口迁移模式的抗拒。历史学曾引导考古学，如今考 古学则引领着历史学。在这个过程中，欧洲早期的历史不再被理解为 由外部移民驱动，而是被理解为一个主要涉及内部发展的故事：迁徙 的人很少，但很多人受这些少数人的刺激，适应了后者的生活方式。 这个模式就其本身而言很漂亮。我们现在已经走到了50年前处境的镜 像面。但是，这样一个很不错的对称和学术上的进步，是不是令人信 服的历史呢？在公元第一千年的蛮族欧洲史中，人口迁移真的只是一 个微不足道的龙套角色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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