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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人口迁移的大讨论 |
| 1945年以后,人口迁移驱动着欧洲历史的叙事不再被视为确凿无
误,许多关键要素受到了质疑。在欧洲的一些地方,这种叙事基本还 是主流;但特别是在讲英语的学术界,人口迁移已被降级为历史剧本 中的一个龙套角色,由内部驱动的转型才是剧本中的主角。这场思想 革命相当激烈,深刻影响了近来人们对第一千年人口迁移的看法,因 此,如果不了解其主要纲领,就难以理解本书之后的内容。一个关键 的起始点是,对于人类如何聚集在一起形成更大的社会单元这个问 题,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了全新的理解。 身份危机 对人口迁移问题的思考竟然以群体身份作为第一个要点,这似乎 有点奇怪。但关于欧洲历史的传统宏大叙事意味着人口迁移和身份密 不可分,至少在公元第一千年中如此。基本原因有两个。首先,为这 种叙事提供动力的人口迁移台球模型假定,人类总是结合成由男人、 女人和儿童构成的紧密群体,该群体基本对外人封闭,通过同族婚姻 (嫁娶的人都已经是该群体的成员)繁衍。其次,根据群体身份长期 都在起作用这个本质上相同的观点,第一千年的移民群体与现代欧洲 那些与之有相似名称的国家之间存在直接而切实的连续性。也就是 说,波兰人是斯拉夫波兰人(Slavic Polani)的直系后裔,英格兰人 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直系后裔,等等。民族身份是古老不变的“事 实”,而因为古老,民族身份具备了可以超越其他任何政治组织形式 的合法性。在不以民族作为政治组织主要模式的国家,必然有其他一 些通过非法使用武力建立起来的权力结构(例如中欧和东欧的古老多 民族帝国),而这些结构必须被推翻。事实证明,这两种假设都是有 缺陷的。 纳粹的暴行是促使历史学家重新思考固有观念的一大原因。民族 始终存在,是组织起大型人类共同体的最正确的方式,这种固有观念 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欧洲民族主义高峰期。在纳粹手中,这 些观念直接导致了对“生存空间”(Lebensraum)的主张——该主张 基于古代日耳曼人曾控制多少欧洲地区提出;在此基础上,纳粹又加 上了所谓日耳曼种族优越论,建立了恐怖的死亡集中营。历史学家可 能无论如何都会在某个时候得出这样的结论,但失控的民族主义的暴 行刺激他们尽快做出纠正性的反思。进一步的研究证明以下说法站不 住脚:说同族语言的古代人和现代人有着具延续性的共同政治身份。 19世纪欧洲出现的那种民族身份是在那个历史时期创造出来的,并不 是什么一度被淹没,后来重新浮出水面的东西。如果18—19世纪没有 出现大众传播手段,就完全不可能将数量庞大且地理位置分散的人口 结合成民族共同体。举例说,在没有运河、铁路和报纸,“country” 的含义还是“郡”而非“国家”的时代,绝大部分不列颠人根本无法 产生现代的那种群体认同。现代民族主义的创造也需要知识分子有意 识的参与,他们编纂了民族词典,确定了民族服装,收集了民族舞蹈 和民间故事——当时这些用来“衡量”种族(我总觉得这些人有点像 《丁丁历险记》中的那位卡尔库鲁斯教授)。然后,同一批人拟定教 育方案,巩固他们已经认定的民族文化元素,使之成为可以在学校传 授并自我复制的文化情结;在大众基础教育有史以来第一次在欧洲迅 速普及的时代,民族主义文化情结通过学校教育传播给了更多的人。 民族主义的出现本身就是很有意思的故事,也在上一两代学者中得到 了应有的关注。而我们的观点很简单:欧洲人口并没有从公元第一千 年开始,就分成了明确知道自己民族归属,并以此为基础生活和行事 的一个个群体。不能将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的民族强加到久远的过 去。[12] 在人们重新审视民族主义现象的同时,社会科学学者通过研究个 体如何产生群体认同,认同的程度有多深,得出了同样具有革命性的 结论。20世纪50年代,人类学家埃德蒙·利奇(Edmund Leach)在这 个领域做出了颠覆性研究。他调查了身份如何在缅甸北部山区发挥作 用。利奇证明,个人的群体身份并不必然随可衡量的文化特征的变化 而变化,无论这些文化特征是物质的(例如房屋或陶器类型)还是非 物质的(共有的社会价值观、信念体系等)。共有一套可衡量的文化 特征(包括语言这个民族主义时代群体认同的伟大象征)的人可以认 为自己属于不同的社会群体,而文化特征不同的人也可能自认为属于 同一个群体。因此,从根本上说,身份只是感知,关乎个人在脑海中 对自己身份的感知,以及别人对他或她身份的感知,而不是一张可衡 量特征构成的清单。文化特征可以表达身份,但并不能定义身份。苏 格兰人可能会穿短裙,但即使他不穿,也还是苏格兰人。 正如大量进一步工作所证实的那样,在研究构成人类群体身份的 纽带方面,这是一种与“二战”之前的主流观点截然不同的全新观 点。1945年以前,身份被视为一种不变的、给定的东西,是所有人生 活的决定性方面。但是,受到利奇工作启发而进行的研究表明,个人 的群体身份可以且确实会发生变化,而且一个人可以拥有多个群体身 份,甚至可以视情况选择对自己有好处的身份。我们生活在后民族主 义的世界中,因此并不像60多年前的人那样觉得上述说法惊世骇俗。 我的儿子将拥有美国和英国的护照,而在1991年以前,持英美两国护 照的人必须在18岁时选择其中一个国籍(那时,美国公民能拥有的另 一重国籍只能是以色列或爱尔兰国籍——这个组合真有趣);欧洲共 同体公民既有本国国籍身份,也有欧洲共同体身份。群体身份不再像 以往那样被视为生活选择中最重要的决定因素,有时会降级为比较次 要的角色。例如,挪威人类学家弗雷德里克·巴斯(Fredrik Barth) 于1969年发表的一系列论文在第一千年研究中特别有影响力。这些论 文展现的总体观点是,身份只不过是个人晋升的策略。不同情况下最 有利的群体身份是不同的,个人可以视情况改变自己所忠于的身份。 按照巴斯在这些论文的引言中做出的著名判断,群体身份必须被理解 为“转瞬即逝的情境建构(situational construct),而不是坚实持 久的事实”。[13] 这项工作之后,我们再也不能认为每个人都有一个一生不变的基 本身份了。曾经,那种观点在民族主义时代无法撼动,也是支撑第一 千年(事实上还要算上更远的过去)欧洲发展宏大叙事的人口迁移模 式背后的基本假设。人口迁移的台球模型做出绝对化的假设:移民以 完整的社会群体为单位迁移,移民群体对外人封闭并通过同族婚姻自 我繁衍,还拥有明显不同于迁移过程中遇到的其他群体的文化。我们 可以看到,这种观点部分基于某些历史文本,但大部分基于有关人类 群体组织方式的主流观念,因为历史文本确实很少,文本之间的年代 间隔也很远。民族主义关于群体身份的假设一旦站不住脚,以该假设 为基础的旧有宏大叙事就免不了要遭受批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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