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篇论君主或国家的收入、第一章论君主或国家的开支在线免费阅读

第一节、论国防开支

君主的第一项职责，即保护本国社会的安全、使之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侵犯的职责，只有凭借军队才能完成。但在和平时期备战和在战争中动用军队的开支，在不同的社会状态下和不同的进步时期是非常不同的。

在狩猎民族（最低级、最原始的社会状态，如北美洲的土著部落）之中，每个人作为猎手的同时也都是战士。当他为保卫他的社会或为报复其他社会而参加战争时，他通过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就像平时在家里那样。他的社会，在这种状态下自然不会有君主或国家，因此也无须为他战争前的准备或战争中的生活负担任何开支。

在游牧民族（更高级的社会状态，如鞑靼人和阿拉伯人）之中，情况也一样，每个人既是游牧者又是战士。他们通常住在帐篷中或便于移动的有篷马车中，没有固定居所。整个部落或族群根据每年的不同季节或突发事件而迁移。当他们的畜群吃完一个地方的牧草后，他们就迁往另一个地方，然后再从那里迁往第三个地方。他们在干旱季节下到河岸，在潮湿季节又回到高地。当他们奔赴战场时，并不把牲畜交给老人、妇女和孩子看护，也不把老人、妇女和孩子抛在后面不予保护和供养。此外，整个民族在平时已习惯了流浪生活，在战时也能很快进入战争状态。不管是作为一支军队行进，还是作为一个游牧群体迁移，他们的生活方式几乎相同，虽然目的大为不同。所以说，他们全民皆兵，每个人都全身心投入到战争中。在鞑靼人中，甚至妇女也常常以参加战斗著称。如果他们得胜了，敌方部落的所有东西都是胜利的报酬。但如果他们战败了，那就将失去一切，不仅是他们的牲畜，甚至他们的妇女和儿童，都将成为胜利者的战利品。大部分幸存下来的人为当前生活所迫，不得不向胜利者屈服。其余的人则通常受到驱逐而逃亡。

鞑靼人或阿拉伯人在日常生活中的锻炼，使其为参加战争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他们普通的户外消遣，如跑步、摔跤、耍棍、投枪、拉弓等等，俨然是在做战斗演习。而他们在实际作战时，也像平时一样自带牲畜维持生活。这些种族是有酋长或君主的，但酋长或君主并不为训练他们作战而负担任何费用；在作战时，掠夺的机会是他们期望或要求的唯一报酬。

狩猎者的队伍很少超过两三百人。狩猎所提供的生活资料很不稳定，很难在长时间内维持更多的人。与之相反，一支游牧民的队伍有时候能达到二三十万人。只要他们的行进不受阻碍，只要他们能从牧草吃完了的地方前往牧草仍很丰盛的地方，他们共同前进的人数似乎就没有限制。狩猎民族对邻近的文明民族来说并不可怕，而游牧民族则可能是大威胁。正如北美洲的印第安人战争无伤痛痒，鞑靼人在亚洲的屡次入侵最是可怕。修昔底德的判断——欧洲和亚洲都无法抵抗联合起来的塞西亚人——已被各个时代的经验所证实。在塞西亚或鞑靼的广袤而无屏障的平原上，居民们常常在一个征服者部族的酋长的统治下联合起来，而亚洲的浩劫就是他们统一的象征。另一支大的游牧民族，阿拉伯荒凉沙漠里的居民，联合过一次，这次联合虽是宗教热情的结果而不是征服的结果，但其统一同样标志着亚洲的浩劫。如果美洲的狩猎民族都成了游牧民族，他们对于邻近的欧洲各殖民地要比现在危险得多。

在更进步一点的农业社会里，即在没有对外贸易，除了各家为自用而制造的粗糙的日用品外没有其他制造业的农业社会里，每个人也都是战士，或很容易就能成为战士。以务农为生的人一般都是整日露天工作，受尽日晒雨淋。这种艰苦的日常生活正可锻炼他们，使他们能适应战争的艰辛。农业上部分日常基本工作就与战争时部分辛苦的任务非常类似。比如说，农民在田地里要挖沟掘渠，这使他能在战场上从容地挖掘战壕，围建营地。农民的日常消遣，也像游牧民那样，像是在作战。不过农民的闲暇时间比游牧民少，不能像游牧民那样经常进行这类消遣。他们虽也是士兵，但对士兵的技能不是很熟练。但尽管如此，训练他们作战也很少需要其君主或国家来承担费用。

农业，即使是在最原始、最初级的状态下，也有固定的场地和居所，这居所如果放弃就会蒙受很大的损失。所以农耕民族的作战，不可能全体出动。至少，老人和妇孺要留在后方，照看住所。而其他所有符合兵役年龄的男子都应当上战场，小民族往往都是如此。在一个国家中，符合兵役年龄的男子据估算约占总人口的1／4或1／5。如果战争在播种期后开始，在收获期前结束，那么，即使农夫和主要劳动者离开农田，也不会遭受很大的损失。他们相信，老人和妇孺能很好地完成在此期间所必须完成的工作。所以，如果短期参战，他们可以无偿地服兵役，就像在平素的训练中那样，常常不需要其君主或国家承担多少费用。第二次波斯战争结束前，古希腊各城邦的市民似乎就是以这种方式服兵役的；伯罗奔尼撒人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之前也是如此。修昔底德曾注意到，伯罗奔尼撒人一般在夏季离开战场，回家收获庄稼。罗马人在各国王统治下乃至共和国初期，也是如此服兵役的。直到围困维伊之战，留在家里的罗马人才开始承担参战人员的费用。在罗马帝国的废墟上建立的欧洲各王国，在可适当地称为“封建法”的法律制定之前及之后的一段时间，各大领主及其直接属民往往是以自己的费用服侍国王。在战场上，他们也像在家里一样，以自己的收入来养活自己，并不因为参战而从国王那里得到任何薪金或报酬。

但在更高级的社会状态下，有两个原因使得作战人员自费养活自己成为完全不可能的事。这两个原因是：制造业的进步和战争方式的改变。

就农民参战来说，只要战争是在播种期后开始，在收获期前结束，他的农务的中断就不会对他的收成有太大影响。因为，即使他们不劳动，大自然也能完成剩余的大部分工作。但是，如果工匠（比如铁匠、木匠、纺织工人）离开作坊去参战，其收入的唯一来源就断了。他的工作全靠自己，大自然帮不上什么忙。所以，如果他们为保卫国家而参战，由于没有收入来维持自己，就必须由国家来维持。而如果一国大部分居民是工匠或制造业工人，那么，大部分参战者必然来自这个阶层，军队作战期间就必然由国家来供养。

再者，战争技术也逐渐发展为十分错综复杂的科学，战争行为不再是社会初级阶段那种零星的小冲突或小战斗，而是要进行多次战役，每次战役说不定持续大半年。此时，参战人员就需要由国家来维持，至少在战争期间是如此。否则，不论参战人员平时从事何种职业，自费参战对于他来说都是过重的负担。由此之故，在第二次波斯战争后，雅典的军队似乎一般都是由雇佣军组成，诚然有一部分是本国公民，但也有一部分是外国人，而且都是由国家支付佣金。罗马军队自从围困维依之战以来，在作战期间也得到了报酬。在各封建政府统治下的某一时期之后，各大领主及其直接属民的军事服役，以支付货币的形式代替，他们所交纳的货币就用来维持那些代替他们服役的人。

在文明社会里，服兵役人数与人口总数的比例，必然要比初级社会小得多。文明社会维持士兵的费用，都由那些不参战的劳动者负担。由于这些劳动者还得根据各自的情况维持自己以及他们的行政司法官吏，因此，士兵的数目就不能超过他们维持了这二者之后所能维持的限度。在古希腊小农业国中，全体人民中有1／4或1／5具有士兵的身份，并不时走上战场。而在近代欧洲的各文明国家，按一般估算，士兵的人数不能超过人口总数的1％，否则将会由于要支付过多的佣金而危及国家经济。

为作战而练兵的费用，直到战场上的军队由君主或国家供养很久之后，才成为国家的一项大的开支。在古希腊各共和国，军事训练是国家对自由市民施加教育的必要部分。每个城市都有一个公共场地，青年人在地方官员的主持下由不同的教师带领进行不同的训练。这种简单的公共机构的开支似乎就是古希腊各共和国用于训练战士的全部开支。古罗马在其竞技场中进行的训练与古希腊在其运动场中进行的训练具有同样的目的。随后的各封建政府也颁布法令规定，各区市民必须演练箭术并接受其他军事训练，也是为了同一目的，但似乎效果不是很好。由于受托执行这种法令的官员缺乏兴趣或是由于某些其他的原因，这种法令普遍受到了忽视；随着那些政府的更替，军事训练似乎在群众中间逐渐废止了。

在古希腊、古罗马各共和国存在的整个时期，以及在各封建政府建立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当兵或从军并不是一种作为某一市民阶层唯一或主要的工作的独立职业。每一个国家公民不论平时以何种职业为生，都认为自己同样能当一个士兵，在非常时期他更觉得自己有这个义务。

然而，战争技术作为所有技术中最高端的技术，随着社会的进步，必然成为最复杂的技术。战争技术的完善程度虽然由机械技术及其他相关技术决定，但是，要实现技术完善的可能性还得有赖于一个把战争作为唯一或主要职业的特定市民阶层，和其他技术一样，此种技术的发展也有赖于劳动分工。其他技术领域的劳动分工是个人慎重考虑的结果——他发现，专门做某项特定工作比做许多种不同工作对自己更有利。但要使得当兵成为一种独立、明确的特殊职业，只能靠国家的行为。在和平时期，一个市民如果在没有国家任何奖励的情况下把大部分时间用在军事训练上，他无疑会在军事方面大有提高，或许还能从中得到大乐趣，但肯定不会增加他自身的利益。只有国家的行为，才能使他为了自己的利益，在大部分时间里从事这种特殊的职业，但很多国家甚至在国家存亡要求有这种举措的时候也不知变通。

游牧民有大量闲暇时间；在初级阶段的农业社会，农夫也有一些闲暇；而工匠和制造业工人则完全没有闲暇时间。第一种人可以将大量时间用于军事训练，没有任何损失；第二种人可以将一部分时间用于这方面，也无损失；但第三种人哪怕在这上面耗上一个钟头也会有损失，他对自身利益的关注自然会使他完全忽视军事训练。技术和制造业的进步也必然会引起农业上的各种改良，使得农夫和工匠一样，几乎没有闲暇时间。农民也会变得像城市居民那样完全忽视军事训练，这样，人民大众就逐渐不再好战。然而在另一方面，由农业和制造业的改良所带来的财富，也就是说，因这些改良所积蓄下来的财富，却又会招致邻国的入侵。事实上，因勤勉而致富的国家，往往最容易招致别国的攻击。所以，在人民的自然习性根本不能保卫自己的情况下，国家在国防上必须采取新的措施。

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家似乎只能采取两种方法提供基本的国防力量。

第一，不管公民的利益、资质和爱好如何，通过强制手段强迫他们进行军事训练，命令所有符合兵役年龄的市民（或某一特定数额的市民），不论其从事哪种职业，都必须在某种程度上与士兵的职业相结合。

或者，第二，通过维持和雇佣一部分公民进行专门的军事训练，使士兵这种职业成为一种区别于其他所有职业的特殊职业。

如果国家采取第一种方法，其军事力量就是所谓的民兵；如果采取第二种方法，其军事力量就是所谓的常备军。进行军事训练是常备军唯一的或主要的职业，国家给予他们的薪水或饷金就是他们主要的和通常的生活费来源。而对于民兵来说，军事训练只是他们偶尔的职业，他们主要的和通常的生活费来自其他职业。对于民兵来说，他们的劳动者身份、工匠或商人的身份是主要的，士兵的身份是次要的；对于常备军来说，士兵的身份则是主要的。这种区别似乎就是这两种军事力量的基本区别。

民兵也有若干不同的种类。有些国家只是对要参与国防的公民进行军事训练，并无编制，也就是说，不分成独立的队伍，不在正式的和固定的官员指挥下进行操练。在古希腊和古罗马各共和国，每位公民只要在家，都是独自一人训练或和关系最好的同伴一起训练，直到实际应征参战时才编入某一特定队伍。而在其他国家，民兵不仅进行军事训练，而且还有编制。在英国、瑞士乃至近代欧洲所有设立这种不完备的军队的国家，每个民兵即使在和平时期也都编入某一特定队伍，在各自正式和固定的官员指挥下进行军事训练。

在枪炮发明以前，一支军队是否占优势，取决于其单个士兵使用武器的技术和灵巧程度。身体的力量和敏捷具有最高的重要性，常常能决定战斗的态势。但是这种使用武器的技术和灵巧程度，也像现在的剑术一样，不能通过集体的学习获得，只能在特定的学校中、在特定的老师的指导下，独自学习或与水平相当的伙伴一起学习。自从枪炮发明以来，身体的力量和敏捷，甚至使用武器的特殊技术和灵巧程度，虽不是毫不重要，但重要性小多了。对于笨拙者和灵巧者来说，使用枪炮虽不会使他们的水平相同，却能使他们的水平比从前更为接近。人们认为，使用枪炮的技术和灵巧性，完全可以通过集体操练来习得。

在现代军队，与士兵使用武器的技术和灵巧程度相比，纪律、秩序和迅速服从命令这些特性更能决定战斗的命运。但是，枪炮的轰响和硝烟，进入大炮射程之内就无时无刻不要面对的无形的死神，必然使得纪律、秩序和对命令的服从很难保持一定水平，甚至在战斗刚开始就会是这样。在古代的战斗中，没有枪炮的轰响，只有人发出的喊叫，没有硝烟，没有无形中就使人负伤或死亡的东西，每一个人都看得清他身边的致命武器。在这种情况下，对自己使用武器的技术和灵巧程度有一定信心的军队，必然比在使用枪炮的情况下更容易保持纪律和秩序，不仅在战斗的开始时是如此，而且在战斗的整个过程中、直到两军决出胜负为止都是如此。不过，纪律、秩序和对命令的迅速服从，只有集体一起训练的军队才能形成。

可是，民兵无论以什么方式进行训练，都必然远不如纪律严明、训练有素的常备军。

一个星期或一个月才训练一次的士兵，使用武器绝不如每日或隔日训练一次的士兵来得熟练。军队熟练使用武器在当代虽远不如古代那样重要，不过大家公认普鲁士军队的强大，据说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他们使用武器更训练有素。这说明，即使在现在，熟练使用武器也非常重要。

一个星期或一个月才接受一次长官指挥的士兵，在所有其他时候都有自由按自己的方式处理自己的事务，在任何方面都不必对长官负责，因此，绝不会像全部生活和行动都由长官指挥，甚至每天的作息（至少是回营房休息）都遵照长官命令的士兵那样敬畏长官和迅速服从他的命令。民兵在纪律（或者说迅速服从的习惯）方面比在武器使用方面更不如常备军。然而在现代战争中，迅速服从命令的习惯比熟练使用武器重要得多。

像鞑靼和阿拉伯的民兵那样，作战时由平时一贯拥有权威的酋长所带领的民兵，是最好的民兵。在尊敬长官和迅速服从命令方面，这种民兵最接近于常备军。苏格兰高地的民兵在其首领的指挥下，也具有类似的优点。不过，由于他们不是四处漂泊的牧民，而是有固定住所的牧民，在平时不习惯于跟随其首领从一地转移到另一地，所以在战时也不大愿意跟随他远征或长期作战。他们得到战利品就急于回家，首领的权威很少能挽留他们。在服从命令方面，他们远不如记载中的鞑靼人和阿拉伯人。而且，这些高地居民由于住所固定，在户外时间较少，也不像鞑靼人和阿拉伯人那样习惯于军事训练，不像他们那样能熟练使用武器。

但是，必须指出的是，不论哪种民兵，如果连续几次参战，就从任何方面来说都成为常备军了。他们每天都练习使用武器，并且经常接受其长官的指挥，从而像常备军那样习惯于迅速服从命令。至于他们在参战之前的身份，那并不重要。只要经历过几次战斗，他们定会在任何方面都成为常备军。如果美洲的战争能再延长一段时间，美洲的民兵将在任何方面都与上次战争中英勇程度至少不逊于法国和西班牙当年最顽强的老兵的那支常备军旗鼓相当。

充分了解这种区别之后，就可以发现，一切时代的历史都证明了，一支训练有素的常备军与民兵比起来，具有无可置疑的优越性。

在权威史料中有明确记载的最早的常备军之一，是马其顿国王菲力浦的军队。他经常与色雷斯人、伊利亚人、色萨利亚人以及某些与马其顿相邻的希腊城邦作战，逐渐使本来是民兵的军队养成了常备军的严明军纪。在和平时期——这种时候很罕见而且时间不长——他小心地不解散军队。经过长期激烈的战争，他先是击败并征服了古希腊各主要共和国英勇而训练良好的民兵，此后，又轻易地击败了波斯帝国羸弱而缺乏训练的民兵。希腊各共和国和波斯帝国的没落，就是常备军与民兵相比占据绝对优势的结果。这是历史有明确的或详尽的记载的第一次人类军事大革命。

迦太基的没落以及取而代之的罗马的兴起，是第二次大革命。这两个著名共和国的命运变迁均可由同样的原因而得到说明。

从第一次迦太基战争结束到第二次迦太基战争开始的这段时间内，迦太基军队一直在征战，相继由三位伟大的将军指挥，分别是哈米尔卡尔，他的女婿哈斯德拉巴，以及他的儿子哈尼拔。他们先是惩戒了内部叛乱的奴隶，然后镇压了非洲部族的叛乱，最后征服了西班牙王国。由哈尼拔率领的从西班牙进入意大利的军队，历经这些战争，必然逐渐养成了常备军的严明军纪。而罗马人在同一时期虽然不是完全处于和平状态，但却没有经历任何重大战争，一般认为，其军纪是相当松散的。所以，罗马军队与哈尼拔的军队在特雷比亚、斯雷米阿和肯尼进行会战，那相当于以民兵对阵常备军。这一条件，也许比其他任何条件都更有力地决定了这几次战役的命运。

哈尼拔留在西班牙的常备军，与罗马派去作战的民兵相比，也具有相同的优势。所以这支常备军在哈尼拔年轻的妹夫哈斯德拉巴的指挥下，几年之内就把罗马的民兵几乎完全赶出了西班牙。

但哈尼拔没有从国内得到良好的供给。而罗马的民兵在久经战阵之后，逐渐成为了纪律严明、训练有素的常备军。哈尼拔的优势日渐消失。哈斯德拉巴认为有必要率领自己在西班牙的全部或几乎全部的常备军去意大利增援他的小舅子。然而，在行军中，向导指错了路；在这片陌生的国土上，他猝不及防地受到另一支同样强大或更强大的常备军的突袭，结果全军覆没。

当哈斯德拉巴离开了西班牙，罗马大将西皮阿所面对的就只是不如自己军队的民兵了。他击败并征服了这些民兵，而在战争的进程中，他自己的民兵也变成了纪律严明、训练有素的常备军。这支常备军后来被派往非洲，在那里，也只有民兵与他们对抗。当为了保护迦太基、需要召回哈尼拔的常备军的时候，这些垂头丧气、屡战屡败的非洲民兵加入了哈尼拔的军队，在查马会战中，哈尼拔的军队大部分由这些民兵构成。而这两个敌对的共和国的命运，就由那天的战斗决定了。

从第二次迦太基战争结束到罗马共和国灭亡，罗马的军队完全是常备军。抵抗他们的常备军只有马其顿的军队。在军威达到顶峰时，罗马军队也是经过两次大战争和三场大战役才征服这个小国，要不是由于马其顿最后一位国王太懦弱，这次征服或许会更加困难。上古时代所有的文明国家，如希腊、叙利亚和埃及，他们的民兵对罗马的常备军都只有微弱的抵抗，而一些国家的民兵的抵抗要激烈很多。米斯里德斯从黑海和里海以北调来的塞西亚或鞑靼民兵，是罗马人在第二次迦太基战争之后遇到的最可怕的敌人。帕提亚和日耳曼的民兵也始终令人尊敬，他们曾好几次在罗马军队面前大占优势。不过，总的来说，罗马军队如果指挥得当，这般民兵终究不是它的敌手；罗马人没有去彻底征服帕提亚和日耳曼，或许是因为他们认为帝国已经太大了，不值得再添上两个国家。古代帕提亚人似乎是塞西亚或鞑靼人的系属，他们始终保持着许多祖先的行为方式。而古代日耳曼人也像塞西亚或鞑靼人一样是游牧民族，在战争中接受平时所跟随的酋长的指挥。他们的民兵与塞西亚或鞑靼的民兵完全属于同一类型，或许，他们也是塞西亚或鞑靼人的后裔。

许多不同原因导致了罗马军纪的松散，军纪过严可能是原因之一。当他们在鼎盛时期所向无敌时，沉重的盔甲被当做不必要的负担搁置一旁，艰苦的训练被当做不必要的劳累而受到了忽略。此外，罗马各皇帝治下的常备军，尤其是防卫日耳曼边境和班诺尼边境的常备军，经常自立将军来对抗皇帝，对皇帝构成了威胁。为了削弱他们的力量，德奥克里希恩大帝（另外一些学者说是康斯坦丁大帝）把驻扎在边境的由两三个军团组成的大部队撤了回来，把他们分成小部队派往各省城镇驻扎，除非必须抵抗入侵的敌人，否则不得移动。这些小部队的士兵长期呆在商业和制造业城市，自己也逐渐变成了商人、工匠和制造业者。他们的市民身份压过了军人的身份，罗马的常备军也逐渐退化为腐败、玩忽职守、纪律涣散的民兵，没能力抵抗后来日耳曼和塞西亚民兵对西罗马帝国的入侵。罗马各皇帝只能靠雇佣这些民族中某些民族的民兵来对抗他们中另外一些民族的民兵，才继续维持了一段时间。西罗马帝国的灭亡，是古代历史有明确的和详尽的记载的第三次人类军事大革命。野蛮国家的民兵相对文明国家的民兵无可置疑的优越性，游牧民国家的民兵相对农夫、工匠和制造业者的国家的民兵无可置疑的优越性，促成了这次革命。民兵所取得的不是对常备军的胜利，而是对在训练和纪律方面都不如自己的民兵的胜利。希腊民兵战胜波斯帝国民兵，以及后来瑞士民兵战胜奥地利和勃艮第民兵，均属于这种情况。

西罗马帝国灭亡了，在它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是日耳曼民族和塞西亚民族的国家。这些民族迁入新领地后，他们的军事力量依然在一定时期内保持着原来的性质，即依然是由牧人和农夫组成的民兵，在战时由他们平时习惯服从的首领带往战场参战。因此，他们的训练和纪律还是不错的。不过，随着技术和产业的进步，首领的权威逐渐衰微了，大多数人民能用于军事训练的闲暇时间也越来越少。所以，封建民兵的纪律和训练江河日下，只好逐渐建立常备军来代替民兵。此外，一旦某文明国家建立了常备军，其他邻国也必然会效仿。因为邻国会发现，自身安全有赖于建立一支这样的常备军，其民兵根本无法抵挡常备军的攻击。

常备军的士兵即使从未在战场上与敌人交过手，也常常显示出老兵般的勇气，并且一上战场就能和最顽强、最老练的老兵进行较量。1756年，俄国军队进军波兰，俄国士兵的勇气不逊于当时在欧洲最顽强、最老练的普鲁士士兵。而俄罗斯帝国在此前将近20年的时间里都是和平时期，当时很少有见过阵仗的士兵。1739年西班牙战争爆发时，英国也刚经历了28年的和平，但英国士兵的勇气并未因长期和平而退化，这在攻打喀塔基纳——那次不幸的战争中第一次不幸的冒险——时表现得最为突出。长期生活在和平中，将军们也许会忘记其技能，但管理得法的常备军士兵似乎决不会忘记他们的勇武。

如果一个文明国家的国防依赖于民兵，它将随时有被邻近野蛮国家征服的危险。亚洲各文明国家往往被鞑靼人征服的事实，充分证明了野蛮国家民兵对于文明国家民兵的自然优越性。而正规的常备军在任何民兵面前都具有优势。只有富裕文明的国家才能更好地维持常备军，也只有这种军队才能保卫这种国家抵御贫穷野蛮的邻国的侵犯。所以，只有通过建立常备军，一国才能永续文明，或者长时期保存其文明。

正如一个文明国家只有依靠常备军才能得到护卫，一个野蛮国家也只有通过建立常备军才能迅速得到基本的文明化。常备军凭借其不可抗拒的力量，将君主的法令推行到帝国最偏远的地方，在没有常备军存在就不认可帝国政府的国家维持相当程度的正规统治。无论谁留心考察俄国彼得大帝变法所取得的成就，都会发现几乎这一切都源于正规常备军的建立。这支常备军是彼得大帝执行和维护所有其他政策的工具。俄国此后所享有的秩序及国内和平，完全要归功于这种常备军的影响力。

共和主义者一直担心常备军会危及自由。如果将军和重要官员的利益不是必然地与对国家宪法的维护联系在一起，这种危险确实存在。恺撒的常备军毁了罗马共和国。克伦威尔的常备军解散了长期议会。但如果君主自己就是统帅，社会显贵是军队的主要将领，如果军事力量是由那些拥有最多的行政权力从而自身最大利益在于维护行政权力的人指挥，常备军决不会危及自由。相反，某些情况下它还可能有利于自由。有了常备军，君主就安全了，不必像在某些现代共和国那样去猜忌市民，去监视市民一言一行，时刻打算打扰市民的安宁。如果一国行政官员尽管得到国内大多数人民的支持，但人民的每次不满都威胁其安全，如果一次小骚乱在几小时内就能引起一场大革命，政府必然会运用全部权力来镇压和惩罚一切不利于自己的流言和不满。相反，如果君主感到，支持自己的不仅有贵族，而且还有一支正规常备军，那么，即使最无礼、最无稽、最放肆的抗议也不会引起他的不安。他可以宽恕或无视这种抗议，这在他意识到自己的优势地位之后是很自然的事情。那种接近于放肆的自由，只有在君主得到了正规常备军的保护的国家才能被容忍。也只有在这种国家，才无须为了公共安全而授予君主任意行事的权力去压迫即使是放肆的自由所带来的鲁莽举动。

因此，君主的第一个职责，即保卫社会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侵略与欺辱的职责，当社会文明不断进步时，就逐渐需要越来越多的费用。社会中的军事力量，最初不论在平时还是在战时都是不必由君主来开支的，但随着社会的进步，先是在战时得由君主予以维持，随后在平时也要由他来维持了。

火药武器的发明为战争技术带来的巨大的变化，进一步增进了平时训练以及战时使用一定数量士兵的开支。武器和弹药都比以前昂贵。步枪是比长矛或弓箭更费钱的武器，大炮或迫击炮是比弩炮或石炮更费钱的武器。在当代，阅兵或演习所消耗的火药是收不回来的，它造成的开支相当可观。而在古代，阅兵或演习所掷出的投枪或放出的弓箭很容易捡回来，而且它们本身价值就不大。与弩炮或石炮相比，大炮或迫击炮不仅贵得多，而且重得多，因而不仅制造费用更大，而且运往战场的费用也更大。由于现代的大炮与古代相比要厉害得多，所以，要为城市设防来抵御这种大炮的攻击，困难也大得多，因而开支也大得多，哪怕只抵御几个星期。在现时代，有很多不同的原因导致国防开支增加。在这方面，事物自然进化发展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又被战争技术上的大革命促进不少，而引起这个大革命的，似乎不过是一个偶然事件，即火药的发明。

在当代战争中火药武器的巨大开支明显有利于那些更能负担这种开支的国家，因此使富裕和文明的国家与贫穷野蛮的国家相比明显处于有利的地位。在古代，富裕和文明的国家很难抵御贫穷野蛮的国家的入侵；在当代，贫穷野蛮的国家则很难抵御富裕和文明的国家。火药武器的发明，初看起来似乎有害，实际上却有利于文明的延续和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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