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论殖民地在线免费阅读_国富论亚当·斯密著欧美经典

第一节

论建立新殖民地的动机

最初引发欧洲人在美洲和西印度建立殖民地的利益动机，并不像引发古希腊和古罗马建立殖民地的利益动机那样简单清楚。

古希腊的各个城邦都只拥有很小的领土，一旦某一邦的人口增长至其领土不易维持的程度，一部分人就被送往外面遥远的世界寻找新的居住地，周围好战的邻邦使其难于在国内扩张领土。多利安人的殖民地主要在意大利和西西里，在罗马帝国建立以前，这两地的居民还是野蛮人和未开化的民族；爱奥尼亚人和伊奥利亚人——古希腊的另外两大部族——的殖民地主要在小亚细亚和爱琴海各岛，当时这两地的居民状况与意大利和西西里大体相同。虽然母城把殖民地看做孩子，总是给予巨大的恩惠和帮助，并受到孩子的感激和尊敬，但却是把它视为独立的孩子，并不要求直接的管辖权。殖民地自决政体，自定法律，自选官员，以独立国的身份与邻国和谈或宣战，不必等待母城的批准或同意。建立这种殖民地的利益最是简单清楚。

古罗马，像大部分其他古代共和国一样，最初建立于一种土地法之上，这种土地法将公共领地按照一定比例分配给组成国家的不同公民。但结婚、继承、转让等人世变迁，必然打乱原有的分配，使原本划分给许多家庭以维持他们生活的土地常常归于一人所有。为了补救这种失衡（当时认为这是一种失衡），他们制定法律限制公民占有土地的数量，最多不得超过500朱格拉，约合350英亩。但是，虽然据我们所知这项法律执行过一两次，可大多数时候人们都忽视或回避这项法律，财富不均的现象仍然继续滋长。大部分公民没有土地，而按照当时的制度和习惯，没有土地的自由人很难保持独立。在今天，贫民即使没有自己的土地，但如果他有少量资金，他也可以租耕别人的土地，或经营某些小零售业；即使他毫无资金，也可以做农村劳力或技工。但在古罗马，富人的土地全部由奴隶耕种，他们在监工的监督下干活，监工自身也是奴隶。因此，贫穷的自由人几乎没有机会被雇为农民或农村劳力。所有的商业、制造业，甚至是零售业，也都由富人的奴隶为着主人的利益而经营，富人的财富、权威和保障使贫穷的自由人很难与其竞争。所以，没有土地的公民，除了每年选举时能得到候选人的馈赠外，几乎另无生计。当护民官试图鼓动人民反抗富豪时，就用古代的土地分配方式提醒人民，并声明那种限制私有财产的法律是共和国的基本法律。人民为了得到土地而闹起来的时候，我们可以相信，富豪们也铁了心不会把任何自己的土地让给他们。为了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人民的要求，富豪们因此往往提议开发新殖民地。但是，已经征服了许多地方的罗马帝国没有必要将自己的公民送到他们一无所知的广阔世界去寻找出路，即使在上面这样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它一般是将这些公民发派到意大利被征服的各个省，那里处于帝国的统治之下，他们绝不会再建一个独立的国家，最多形成某种自治体；这个自治体虽然拥有制定地方法律的权力，但隶属于罗马帝国的行政和立法机关，罗马帝国有权修订这些法律。建立这样的殖民地不仅满足了人民的需要，而且还在一个新近才被征服、统治还不稳固的地方建立了驻军。因此，罗马的殖民地，无论是从建制本身的性质还是从建立的动机来看，都与希腊殖民地完全不同。他们的原初语言中用来表示这种不同建制的词语也具有极不相同的含义。拉丁语“colonia”仅仅表示“大规模耕地”；相反，希腊语“απουχυα”则表示“离家、离乡或出门”。不过，虽然罗马殖民地在许多方面与希腊殖民地不同，建立殖民地的利益却同样是简单清楚的。这两种殖民建制都起源于不可抗拒的必要性和显而易见的好处。

欧洲人在美洲和西印度建立殖民地并非出于必要，虽然他们从殖民地得到巨大的好处，但这些好处也不是那么清晰明确的。在殖民地建立之初人们并不明白这种好处，建立和发现殖民地的动机也不是为了这些好处，即使是现在，这种好处的性质、范围和局限也不大为人所理解。

在14世纪和15世纪，威尼斯人从事一种非常有利的商业活动，就是将香料和其他东印度货物销往欧洲各国。他们进货地主要是埃及。当时，埃及处于马穆鲁克军人统治之下，马穆鲁克是土耳其人的敌人，而土耳其人又是威尼斯人的敌人。这种利害关系的同盟，再加上威尼斯的金钱，就形成了一种联合，使得威尼斯人几乎享有对这一贸易的垄断。

威尼斯人的巨额利润诱发了葡萄牙人的贪欲。在15世纪一个世纪之中，葡萄牙人一直在努力寻找一条海路，以通往摩尔人穿越沙漠带来象牙和金沙的国家。他们发现了马德拉群岛、卡内里群岛、亚速尔群岛、佛得角群岛、几内亚海岸，以及卢安果、刚果、安哥拉和本格拉各海岸，最后，发现了好望角。他们一直期望着从威尼斯人利润丰厚的贸易中分一杯羹，最后的这次发现使他们看到了这一可能的前景。1497年，瓦斯科·达·伽马指挥由四艘船组成的船队，从里斯本港出发，经过11个月的航行，到达了印度斯坦海岸，从而完成了以极大的坚定持续进行了近一个世纪的探索历程。

在此若干年前，当欧洲对葡萄牙人的计划是否成功还心存疑虑的时候，一位热那亚舵手提出了一个更大胆的计划：向西航行到达东印度。当时的欧洲对东印度的情况所知甚少。少数几个曾去过那里的欧洲旅行家夸大了到那里的距离，可能是由于纯朴和无知，一段确实漫长的距离对于那些无力测量的人来说就显得遥不可及；也可能，他们只是想夸大自己冒险游历遥远异地的非凡成就。哥伦布正确地推断：向东的路程越远，向西的路程就越近。于是他提出向西航行，理由是这条路最近而且最稳妥，并且幸运地让卡斯蒂尔王国的伊莎贝拉相信了自己的计划。他于1492年8月，比达·伽马从葡萄牙出发的时间早大约5年，从帕罗斯港出发，经过两个多月的航程，先是发现了小巴哈马群岛（即卢拉扬群岛中的一些小岛），随后又发现了圣多明各这个大岛。

但哥伦布在这次以及后来数次航海中所发现的国家与他计划要寻找的国家并无相似之处。他发现的不是富裕、文明和人口稠密的中国和印度；在圣多明各和他所到过的新世界的所有其他地方，他发现的只是森林茂密、没有开垦的土地，唯有赤身露体、可怜兮兮的部族居住在那里。但他不太愿意相信，自己发现的地方并不是马可·波罗——第一个访问中国或东印度的欧洲人，至少是第一个留下对这两个地方的描述的欧洲人——所描绘的国家；只要有一点点相似之处，比如圣多明各的一座山的名字“西巴奥”（Cibao）与马可·波罗提到的“西潘各”（Cipango）有些相像，就使得哥伦布以为这是他心中想去的地方，尽管有明显的证据证明并非如此。在他致费迪南和伊莎贝拉的信中，他把自己发现的地方叫做印度。他坚信那就是马可·波罗所描绘之地的一端，已接近恒河或亚历山大所征服的地方。甚至在后来明白那是两个不同的地方后，他仍自我安慰地认为那些富庶的国家离此不远，因此，在后面一次航行中，他沿着火地岛海岸向达里安地峡继续寻找那些国家。

由于哥伦布的这一错误，那些可怜的国家从那时起一直被叫做印度；直到最后人们发现新印度与老印度完全不同时，才将前者称作西印度，后者称作东印度，以示区分。

对于哥伦布来说重要的是，不管发现的是什么地方，都必须在向西班牙宫廷的陈述中把它们说成重大发现。在各国，构成真实财富的都是土地上生产的动植物，然而当时那些地方的动植物产品实在没什么能够证实他的陈述的。

科里（Cori），介于鼠和兔之间的某种东西（布封先生认为它就是巴西的野豚鼠），是当时圣多明各最大的胎生四足动物。这种动物好像从来就不多，据说它们和其他一些更小的野味一样，老早就被西班牙人的狗和猫吃得差不多了。然而这些东西，以及一种叫做“爬得快”的漂亮的大蜥蜴，就是当地所能提供的最主要的动物性食物。当地居民的植物性食物，虽然由于农业不发达也不太充裕，但不像动物性食物那样匮乏。这些植物性食物主要有玉米、芋头、土豆、香蕉等。这些食物当时都是欧洲所不知道的，此后也不被欧洲人所重视，他们并不认为这些东西与自己那块宝地里世代种植的谷类和豆类有同等的营养。

当然，棉花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制造业原料，当时对欧洲人来说，这无疑就是那些岛上最有价值的植物性产物了。但是尽管在15世纪末欧洲各地都非常重视东印度产的软棉布和其他棉织品，欧洲自己却没有培养出任何棉花产业。所以，即使是这种产物，在欧洲人眼里也算不上重大发现。

在新发现的地方找到的动植物都不能证明这些地方的重要性，哥伦布将视线转移到这些地方的矿产上。在这第三种宝贝的丰富程度上，他自欺欺人地认为他的发现足以弥补另两种宝贝（动物和植物）的微薄。看到当地居民用小金片装饰衣服，并听他们说经常能在山上流下来的溪水或湍流中找到金片，这足以使他相信，那些山峦中藏有最富饶的金矿。就这样，圣多明各被描述成盛产黄金的国家，并因此（不仅根据现在的偏见，而且根据当时的偏见）被描述成西班牙国王及其国家的真实财富的无穷无尽的源泉。当哥伦布第一次航海回来、在凯旋仪式上被引见给卡斯蒂尔和阿拉贡的国王时，他所发现的国家的主要产物都由隆重的仪仗队抬着走在他前面。其中有价值的东西只有细金发带、金手镯和其他金饰品，以及几捆棉花。其余的则仅是猎奇之物，如几根特大的芦苇，几只羽毛炫目的鸟，还有几只大鳄鱼和海牛的标本。在所有这些物品之前，是六七个颜色和相貌怪异的土著，使得这次展示更为新奇。

由于哥伦布的陈述，卡斯蒂尔的议会决定占领这些明显没有防卫能力的国家。使当地居民皈依基督教的虔诚目的，为这一非正义计划披上了神圣的外衣。但实施这一计划的唯一动机就是希望找到那里的黄金宝藏，并且为了使这一动机更受重视，哥伦布提议，在那里发现的金银一半归国王所有。议会同意了他的提议。

最初的冒险家输入欧洲的黄金，只要其中的全部或大部分是以极容易的方式，即掠夺无抵抗能力的土著所取得的，那么即使缴纳这么重的税（一半要交给国王）可能也不太困难。但是一旦土著所拥有的黄金完全被掠夺干净——在圣多明各和哥伦布发现的其他所有地方，6～8年之中就已彻底如此——如果要发现更多黄金，必须从矿藏中采掘，再缴纳这么重的税就不再可能了。严格征收这种税，首先使得圣多明各的金矿完全停产，从那之后就没恢复过。因此不久金税就减少到金矿总产量的1／3，再减少到1／5，再减少到1／10，最后减少到1／20。银税在很长时期内都是总产量的1／5，直到本世纪才减少到1／10。但是最初的冒险家们对白银的兴趣似乎不大，不如黄金贵重的物品似乎都不值得他们去注意。

在哥伦布之后探索新世界的其他所有西班牙冒险家，似乎都是为同一动机所驱动。正是对黄金的狂热渴望，将奥伊达、尼克萨、瓦斯科·努涅斯·德·巴尔沃亚带到了达里安地峡；将科特兹带到了墨西哥；将阿尔马格罗和皮萨罗带到了智利和秘鲁。当这些冒险家到达每一处不知名的海岸时，首先要了解的就是那里是否可以找到黄金，他们根据调查结果决定他们的去留。

在所有费用高昂、风险莫测并使大部分参与者破产的事业中，或许寻找新的金银矿的事业最容易使人丧尽家财。这或许是世界上最差的彩票了，也就是说中奖者的所得与失意者的损失相比比例最小；虽然中奖者很少，失意者居多，但一张彩票的价格通常却是一位非常富有的人的全部财产。采矿计划不会收回采矿资本并提供资本的正常利润，而常常会吞噬掉资本和可能的利润。所以，希望增加本国资产的谨慎的立法者最不愿意给予这种计划以特别鼓励，或使更多资本违反自然规律流入其中。事实上，这是人们对自身的幸运所怀有的荒谬的信念，他们认为即使成功的可能性非常非常小，也很有可能眷顾自己。

但是，尽管根据清醒的理性和经验对这些计划做出的判断是它们极不划算，出于人类贪婪所做出的判断却与此相反。很多人荒唐地以为存在点石成金这回事，同样的感情用事，另一些人荒唐地以为存在无限丰富的金矿银矿。他们未曾考虑到，在所有时代和国家，这些金属的价值主要是来自其稀罕性，而这种稀罕性是由于其自然储量极少，并且包裹在坚硬和难处理的物质之中，因此提取和得到这些金属所必需耗费的劳动和费用很大。他们自以为，金银矿脉在许多地方就像常常发现的铅、铜、锡、铁的矿脉那样巨大而丰富。沃尔特·雷利爵士关于黄金国的梦想告诉我们，即使是智者有时候也难免产生这种奇异的错觉。这位伟人去世100多年后，耶稣会士古米拉还相信这个奇妙国度的存在，并且极其热忱地（我敢说，还是极其诚挚地）表示，他非常乐意为向辛勤的传道士指出黄金国所在之处的人带去福音。

在西班牙人最初发现的那些国家里，没有一座现在看来值得开采的金银矿山。传说中最初那批冒险家所发现的金银数量，以及第一次发现后立即被开采的矿山的富饶程度，可能被过分夸大了。然而，关于冒险家们的发现物的传言，足以引起他们同胞的贪欲。每一个航行到美洲的西班牙人都期望发现一个黄金国。而最终，幸运女神也罕见地降临了。她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她的信徒们的奢望，在他们发现和征服墨西哥与秘鲁时（前者发生在哥伦布首次远征后大约30年，后者发生在那之后大约40年），她呈现给他们的贵金属的丰饶程度与他们所寻求的相差无几。

因此，与东印度通商的计划，让人们第一次发现了西印度。一项征服计划，使西班牙人在新发现的地方建立了他们的殖民地。实行这个征服计划的动机是一项寻找金银矿山的计划。而由于一系列人类智慧所预料不到的意外，这个计划比参与者有理由期望的要成功得多。

欧洲其他各国最初那批试图去美洲殖民的冒险家，也是受同样的幻想所鼓舞，不过他们可没这么成功。在巴西建立殖民地100多年后，葡萄牙人才发现金矿、银矿和钻石矿。在英国、法国、荷兰和丹麦的殖民地，迄今还未发现有这些矿山，至少没发现目前认为有开采价值的。英国在北美的第一批殖民者为了让国王发给他们特许状，曾答应把所发现金银的1／5上缴国王。在发给沃尔特·雷利爵士、伦敦和普利茅斯的公司以及普利茅斯的议会等的特许状中，都规定了这上缴的1／5。为了发现金银矿，这批殖民者也去寻找通往东印度的西北通道，但他们迄今为止对这两项任务都很失望。

第二节

论新殖民地繁荣的原因

文明国家的殖民地中，那些土地荒芜或居民稀少、原住民容易对新来的殖民者退让的殖民地，比其他任何人类社会都富强得快。

殖民者带来的农业知识及其他有用的技术知识，比当地未开化的人数百年间自发形成的知识更优越。殖民者还带来了等级习惯，以及关于自己国家中的常规政府、维持政府的法律体系和常规的司法行政的观念；他们自然要在新殖民地也建立这一套。但在未开化的野蛮民族中，当保护殖民者自身的法律和政府建立起来后，法律和政府的自然进步要比技术的自然进步慢。每一个殖民者得到的土地都比他所能耕种的要多。他无需付地租，也几乎不纳税。没有地主来分享他的劳动果实，上缴国王的一份通常是微不足道的。不管从哪方面说，他都愿意尽可能地提高产量，因为这些产品几乎都属于他自己。但是他拥有的土地通常非常广阔，即使他和他所雇佣的人全力劳动，也很少能使土地的产量达到潜力产量的1／10。因此，他急于从各处寻找劳动力，并支付给他们最优厚的工资。但这些优厚的工资，加上大量廉价的土地，很快就使这些劳动力离开他，自己去做地主，并以同样优厚的工资支付给其他劳动力。出于同样的原因，这些其他劳动力也很快会离开他们的雇主。对劳动的优厚报酬鼓励了结婚。孩子们在幼小时营养充足，得到精心的照料，长大后他们劳动的价值远远超过其抚养费用。劳动的高价和土地的低价使得他们在成年后能像父辈那样自立生活。

在其他国家，地主的地租和经营者的利润吞噬了劳动者的工资，两个上层阶层压迫着下层阶层。但在新殖民地，两个上层阶层出于自身利益不得不更慷慨、更人道地对待下层阶层；至少，在那里下层阶层不是处于奴隶的地位。有着巨大的自然生产力的荒地，只需付出极少就可得到。通常身兼经营者的地主期望通过改良耕作来增加收入，这部分增加的收入构成了他的利润，而在这种环境下利润一般极为丰厚。但是如果不雇佣其他劳动力来开垦和耕作土地，就得不到这种丰厚的利润；而新殖民地普遍的情形是，土地的广阔和人口的稀少不成比例，使地主难于得到劳动力。因此，他不计较工资的高低，而愿意以任何价格雇佣劳动力。劳动力的高工资鼓励着人口的增长。良田的廉价与丰足鼓励了耕作的改良，使地主有能力支付高工资。这些工资差不多就是土地的全部价格；这价格作为劳动力的工资虽然很高，但作为价值如此巨大的土地的价格，又是相当之低。促进人口增长和耕作改良的，也促进国家财富的增加和国家的强大。

也是由于这种原因，许多古希腊殖民地增加财富和国力的进程似乎非常迅速。在一两个世纪的时间里，一些殖民地就能与母城不相上下，甚至超过母城。西西里的塞拉库西和阿格里琴托，意大利的塔伦图和洛克里，小亚细亚的埃弗塞斯和米利图斯，无论就哪一方面来说，至少都可与古希腊的任一城邦相媲美。尽管这些地方建立较晚，但艺术、哲学、诗歌和修辞学似乎与宗主国的任何地方开发得一样早，发展水平一样高。值得一提的是，最古老的两个希腊哲学学派，泰勒斯学派和毕达哥拉斯学派，并不是形成于古希腊，而是一个形成于意大利殖民地，另一个形成于亚细亚殖民地。所有这些殖民地都是建立在容易对新来的殖民者退让的当地人和未开化民族所居住的地方。那里有大量的良田，而由于完全独立于母邦，人们能以他们认为最符合自己利益的方式，自由处理自己的事物。

罗马殖民地的历史就没有这么辉煌。当然，其中一些殖民地，如佛罗伦萨，经过许多代人的努力，在母邦衰落后，成长为了强国。但是似乎没有一个罗马殖民地能迅速发展。它们全都是建立在原先的人口已经十分稠密的被征服省份，很少有大块土地分给这些殖民者，并且由于殖民地并不独立，他们不能以他们认为最符合自己利益的方式，自由处理自己的事物。

在良田的丰富性方面，欧洲人在美洲和西印度建立的殖民地类似于、甚至大大超过于古希腊的殖民地。在对宗主国的依附性方面，欧洲人在美洲建立的殖民地与古罗马的殖民地类似，但它们同欧洲的遥远距离，或多或少地减轻了这种依附的影响。它们的地理位置使其较少受到宗主国的监视和控制。在它们以自己的方式追求自己的利益时，其行为在许多场合都没有受到注意，欧洲要么对其不知道，要么对其不理解；有时欧洲即使知道也只能容忍和默许，因为相距太远，难以管束。即使是西班牙那样强横专制的政府，由于担心全面反抗，也常常不得不将已经下发给殖民地政府的命令收回或修改。所以，所有欧洲殖民地，在财富、人口和改良方面的进步都非常大。

从开始设立殖民地的那时候起，西班牙国王就由于可以得到金银分成而从殖民地获得了一些收入。这种收入也激起了人性的贪婪，他们总是期望得到更多。因此，当欧洲其他国家的殖民地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很大程度上受到宗主国的忽视的时候，西班牙的殖民地从开始设立的时候起，就得到了宗主国的极大关注。前者并未因受到忽视就发展得慢，后者或许也并未因受到关注就发展得快。从与国土面积的比例来看，西班牙殖民地的人口和繁荣程度，都不如欧洲其他国家的殖民地。然而，即使是西班牙的殖民地，在人口和土地改良方面的发展也是很快很大的。按乌罗阿所描绘的，在被征服后才建立的利马市

除了西班牙人建立的殖民地，欧洲国家在美洲最早的殖民地就是葡萄牙人在巴西建立的殖民地。但由于巴西在被发现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没发现金矿或银矿，对国王的收入贡献极少甚至干脆没有，所以它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遭到了忽视；而正是在受到忽视的情况下，巴西成长为强大的殖民地。当葡萄牙臣服于西班牙时，荷兰进攻巴西，占领了巴西14个省中的7个省。荷兰本打算接着征服其他7个省，这时葡萄牙恢复了独立，布拉甘查王朝执政。于是作为西班牙人的敌人的荷兰人变成了葡萄牙人的朋友，因为西班牙人也是葡萄牙人的敌人。因此，荷兰同意把巴西尚未被他们征服的部分留给葡萄牙，葡萄牙也同意把巴西已被荷兰征服的部分留给荷兰。两国都认为不值得为这件事与盟国发生争执，但是荷兰政府不久就开始压迫当地的葡萄牙移民。葡萄牙移民不满足于发牢骚度日，而是拿起武器来反抗新主人，在母国的默许之下（诚然，但却没有得到母国任何公开的帮助），通过他们自己勇敢而坚决的斗争，将荷兰人赶出了巴西。当看到自己不可能再在巴西立足，荷兰人于是同意，巴西所有的部分都应该归还给葡萄牙国王。这个殖民地的葡萄牙人、葡萄牙人的后裔、克里奥尔人、黑人与白人的混血儿以及葡萄牙人与巴西人的混血儿加起来据说有60多万。没有任何一个美洲殖民地有这样多的欧洲血统的居民。

15世纪末以及16世纪大部分时间内，西班牙和葡萄牙是大西洋上的两大海军强国；威尼斯的贸易尽管遍及欧洲各地，但其舰队却很少驶出地中海。西班牙人由于自己最先发现了美洲，便宣称整个美洲都归他们所有；虽然他们不能阻止葡萄牙这样的海军强国在巴西殖民，但那时他们的威名使大部分其他欧洲国家不敢占领这个新大陆的任何领域。试图在佛罗里达殖民的法国人就全部被西班牙人灭掉了。但自从他们的“无敌舰队”在16世纪末被击败后，西班牙的海军力量衰落了，再也无力阻止其他欧洲国家的殖民者。于是在17世纪，英国人、法国人、荷兰人、丹麦人、瑞典人，所有在大西洋上有港口的大国，都试图到新大陆去建立殖民地了。

瑞典人在新泽西建立了殖民地；那里现在仍能发现许多瑞典家庭，其数量之多足以证明，如果这个殖民地受到宗主国的保护，本来是非常可能繁荣起来的。但由于瑞典人忽视了这个殖民地，它不久就被荷兰人的纽约殖民地（1674年

圣托马斯和圣克鲁兹这两个小岛是丹麦人曾在新世界占领的唯一两片领土。这两个小殖民地由一家专营公司统治。只有这家公司有权购买岛上殖民者的剩余产品，也只有它有权向他们供应所需的外国货物，因此，在买卖关系中，这家公司不仅有权压迫他们，而且想不压迫他们都难。无论在什么国家，专营的商业公司的统治可能都是最坏的统治。不过，这也只能延缓，而不能完全阻止这些殖民地的发展。丹麦前国王解散了这家公司，从此这两个殖民地就非常繁荣。

荷兰在西印度的殖民地与他们在东印度的殖民地一样，最初都是由一家专营公司统治。因此，其中某些殖民地的发展，与那些已经殖民很久的旧殖民地相比固然算不错，但与大部分其他新殖民地相比还是显得缓慢。苏里南殖民地尽管已经很不错，但仍不如其他欧洲国家的大部分蔗糖殖民地。现在已经分为纽约和新泽西两个省的诺瓦·博尔基殖民地（已属英国），即使一直受荷兰统治，当时说不定也会很快变得繁荣。良田的丰足和廉价是产生繁荣的强有力的原因，即使最坏的统治也难以限制其全部效应。与宗主国的遥远距离，也使得殖民者可以通过走私，或多或少地逃避这家公司享有的对他们不利的垄断。现在，这家公司允许所有荷兰船只在按照货物价值的2.5％纳税并取得许可证后与苏里南通商，它自己只保留了从非洲到美洲的直接贸易（几乎全部是奴隶贸易）的独家经营权。这家公司专营特权的减少，大概是苏里南殖民地的繁荣能到现在这一步的主要原因。库拉索亚和尤斯特沙，荷属的两个主要岛屿，都是对所有国家的船只开放的自由港；在那些只对一个国家开放港口的、条件更好的殖民地的包围下，这两个贫瘠的岛屿却因为这种自由而得到了繁荣。

在上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和本世纪的部分时间里，法国在加拿大的殖民地也由一家专营公司统治。在如此不利的管理之下，该殖民地的发展必然比其他新殖民地缓慢得多，但在所谓的“密西西比计划”失败之后，专营公司被解散了，它的发展就非常快。当英国人占据这个国家时，他们发现当地居民已经比20多年前查理瓦神父所记述的增加了近一倍。这位耶稣会士曾遍游加拿大全境，他统计的人数不会比实际数目少多少。

法国在圣多明各的殖民地是由海盗建立的，他们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既不要求法国的保护，也不承认法国政府；即使当他们后来接受招安承认了法国政府，他们仍在很长一段时间受着宽大的待遇。这个时期该殖民地的人口增长和技术进步都非常迅速。虽然有一段时间它和其他法国殖民地一样受到一家专营公司的压迫，但其发展也仅受到些阻滞，并未停止。这种压迫刚被解除，这个殖民地立即就像从前一样繁荣了。那里现在是西印度最重要的蔗糖殖民地，其产量据说比英国所有的蔗糖殖民地的总产量还要大。法国其他蔗糖殖民地也都普遍很繁荣。

但是，没有任何殖民地比英国在北美的殖民地发展得更快。

良田的丰足，以及以自己的方式处理自己事务的自由，似乎是所有新殖民地繁荣的两个主要原因。在良田的丰足方面，英国在北美的殖民地无疑有很多良田，但这些土地比不上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地，也并不比上次战争前法国的某些殖民地强。然而英国殖民地的政治制度，比其他三国任何殖民地的政治制度都更有利于土地的改良和耕作。

首先，对未开垦土地的垄断，在英国殖民地虽未被完全防止，却比在任何其他殖民地都受到更多的限制。殖民地法律规定，每一个土地所有者都有义务在一定时限内改良和耕种其土地的一定部分，如若不然，这些被忽视的土地将可授予其他任何人。虽然这种法律可能并未严格执行，但还是产生了一些效果。

其次，在宾夕法尼亚，没有长子继承权，土地像动产一样，在家中所有子女之间平分。在新英格兰的三个省，长子顶多得到双份，像摩西律规定的那样。所以在这些省虽然有时候个别人能独占大片土地，但经过一两代后，这些土地可能就被分得很细了。诚然，在其他的英国殖民地，像英格兰一样存在长子继承制。但是，在所有的英国殖民地，土地租赁都是实行农役租佃制

再次，英国殖民者的劳动不仅能够提供更多、更有价值的生产物，而且，由于他们缴纳的赋税比较适中，生产物的大部分都归他们自己所有，他们可以将其储存起来用以开展和支持更多的劳动。英格兰殖民者还从来没有对母国的国防或行政费用做出过什么贡献，相反，迄今为止他们自己的防卫几乎全靠母国花钱。而海陆军的费用比必要的行政费用要大许多倍。他们的行政开支一直非常适中，通常只包括总督、法官和一些警卫官员的适当薪金，以及某些最有用的公共设施的维持费用。在这次骚乱开始之前，马萨诸塞湾的行政费用每年约为1.8万镑，新汉普郡和罗得岛各为3500镑，康涅狄格4000镑，纽约和宾夕法尼亚各4500镑，新泽西1200镑，弗吉尼亚和南卡罗来纳各8000镑。新斯科舍和佐治亚的行政费用每年有一部分由英国议会拨款，除此之外，新斯科舍每年还有7000镑花在行政开支上，佐治亚是2500镑。简而言之，在这次骚乱开始之前，北美殖民地所有行政费用，除了没有准确记录可查的马里兰和北卡莱罗纳之外，当地居民仅每年承担6.47万镑。如此少的费用就能治理300万人，而且治理得很好，确实是值得铭记的范例。当然，政府开支中最重要的部分，即国防费用，他们始终由母国负担。但他们自己也确实节俭。在欢迎新任总督或者新一届议会召开等场合，殖民地政府的仪式虽然隆重，但并不讲排场。他们的教会也同样节俭：没有什一税；牧师很少，仅靠普通水平的薪金或居民的捐助维持生活。相反，西班牙和葡萄牙本国的政权开支，部分地要依靠他们的殖民地税收。法国诚然没有从殖民地捞取太多收入，他们向殖民地课征的税收也大都用于殖民地。但这三个国家的殖民地政府在公文仪式上的开销都比英国殖民地大得多。例如，欢迎秘鲁新总督上任时常常花钱无数。这种仪式不仅使当地富有的殖民者要为此缴纳一种真正的赋税，而且还会在他们中间造成一种平时也虚荣奢侈的习惯。这就不是暂时的苛税这么简单，而是会形成永久的负担，因为奢侈和浪费会给家庭带来破灭。在这三国的殖民地，教会的压迫也极为严重。这些地方都征收什一税，在西班牙和葡萄牙两国的殖民地尤其苛严。而且，这些地方都受到人数众多的乞讨修士的拖累，这些修士的乞讨不仅受政府许可，还被宗教神圣化。贫民被精心灌输，布施修士是他们的责任，拒绝布施是极大的罪过，而这不啻于是他们要交的最苦的税。不仅如此，在所有这些地方，神职人员还是最大的土地垄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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