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家庭生活在线免费阅读

一、圆明园中的生活和嗜好
康熙爱好出行，南巡、木兰秋狝、东巡、西巡不绝，有时隆冬之际犹出塞打猎。

雍正即位，下诏罢鹰犬之贡，宫中所畜养的珍禽异兽全令放出，一个不留。表示他不事游猎，不但东、南、西的巡幸不搞，连康熙每年举行的北狩也不进行。

雍正极少离开京城。他于元年先后送康熙和仁寿皇太后灵柩去遵化东陵，以后也还去过东陵祭祀。除了这个地方哪儿也没有去。他固守京城，开始是为提防允禩集团，怕离开了发生意外。允禩、允禟死后，他表示“将天下政事经理区画悉皆得宜”时，举行秋狝之礼。但是他始终没有实行，这说明他除了防范允禩集团，还在于政事繁忙，无暇出行。

谅阴期间，雍正居于大内养心殿，这里离乾清门较近，便于召见朝臣，处理政事。

三年（1725年）春天，谅阴期满，开始去圆明园居住和处理朝政。八年下谕百官知晓，他在圆明园和在宫中一样，凡一切应办之事都照常办理，大家不要以为在园中就可以迟误。他还规定春末到秋初、秋末至春初两个时令官员到园办公的时间。表明他在园中起居理事已开始制度化。

雍正说他谅阴治事时，“虽炎景郁蒸，不为避暑纳凉之计”，待到三年期满，众臣以为“百务俱举，宁神受福，少屏烦喧，而风土清佳，惟园居为胜”，于是才住园中。他想说明住圆明园的原因，一是嫌大内嘈杂喧嚣，不合办公需要安静环境的要求；二是园中水土好，风景宜人，便于享受；三是消释大内夏季炎热，便于纳凉。清朝皇室来自凉爽的东北，不耐酷暑，而且形成传统的心理因素，雍正因中过暑，更怕热，尤需园居。清朝皇室注意武功，开展巡幸游猎活动，习惯于离开大内过园居生活，摄政王多尔衮谋于塞外建离宫，康熙不仅经营了热河避暑山庄，在京城又常居于畅春园。雍正的园居，倒也符合他的父祖的传统习惯。

圆明园在京城西北郊，畅春园紧北，原为明代一座私人花园，清朝成为官园。雍正在康熙三十七年被封为贝勒，四十八年受封为雍亲王，不知这两次的册封中哪一次受赐圆明园。康熙册封皇子集中在三十七年和四十八年两批进行，三十七年时，他在畅春固定居也还不到十年，他的大儿子们也都成年不久，估计这时在畅春园附近给他们赐第的可能性不大，雍正的获园在受封雍亲王（之时）〔前后的可能性较大〕。

作为藩邸赐园，雍正在皇子时已对圆明园作了一些兴建。六十一年（1722年）三月康熙幸园，在牡丹台会见雍正和乾隆，祖孙三个皇帝聚于一堂，亦为趣事。牡丹台，后名镂月开云，为圆明园全盛时四十景之一，可见当时修的已很像样子了。雍正三年（1725年），开始大修，雍正年间完成28处重要建筑群组的兴建。这些建筑，与宫中一样，分为外朝与内朝两大部分。外朝在圆明园南部，正中为“正大光明殿”，是雍正坐朝的地方。其东侧是“勤政亲贤殿”，为雍正接见臣僚，披阅奏章，处理日常政务的地方。殿的后楹悬有雍正亲书的“为君难”匾。“正大光明殿”之南为军机处值房，再南为内阁、六部值房。雍正又赐给亲重大臣在圆明园附近的宅第，以便利他们到园内办公。所以他说“建设轩墀，分列朝署，俾侍直诸臣有视事之所，构殿于园之南，御以听政。晨曦初丽，夏晷方长，召对咨询，频移昼漏，与诸臣接见之时为多”。圆明园建设了皇帝和中央政府的办公处，成了施政之所，雍正主要不是在此逸居游乐。

园中的另一部分建设，则是为了雍正及其家属的生活享受的需要。“正大光明殿”之北，前湖后湖之间，是“九洲清晏”一大组建筑群。乾隆为之歌咏：“昔我皇考，宅是广居，旰食宵衣，左图右书，园林游观，以适几余”。这是雍正寝息之所，观其名称，寓意四海升平，国泰民安，雍正真是于动静食息之间，也考虑巩固清朝的统治。它的后湖对岸的“慈云普护”，是一所观音庙。雍正有时睡不着，赋诗云其寝息环境：“……夜静梵音来水面，月明渔唱到窗边。虚堂虑息难成寐，冰簟心清即人禅”。听着从后湖水面上传来的慈云普护的钟声，心情可以宁静下来入睡了。圆明园西边有西山，雍正从九洲清晏望去，尤其是在雨后，湖光山色，令人心旷神怡，故他有《雨后九洲清晏望西山》诗，抒发感怀：“蒹葭叶上雨声过，乍觉新凉飒飒多。山色崔嵬千叠翠，湖光潋滟万重波。游鱼避钓依寒藻，翔鸟惊弦就碧萝。莫讶金风催改序，秋晖偏好快晴和”。“四宜书屋”建筑群，“春宜花，夏宜风，秋宜月，冬宜雪”，四季适于居住，雍正常休憩于此，因用它为御极后诗集的书名——《四宜堂集》。“万方安和”一群建筑组呈卍字形，设在水中，冬燠夏爽，四季咸宜，所以雍正喜于居此。今故宫博物院收藏的雍正画像，有观花图一帧，绘雍正于百花盛开之时，临溪观赏各种野花，想是园中生活的写真。

园的名字叫“圆明”，是康熙所赐，雍正说这个赐名大有深意，他认为“圆而入神，君子之时中；明而普照，达人之睿智也”。以此从政，就是要符合时宜，既不宽纵废弛，也不严刻病民。他好像居住在这里就要实行“时中”的政策。有研究者认为，“圆”是与《易经》中的“圆而神”的意思相同，即是指长治久安，运转无穷；“明”则取永沐明之光，光明普照之意。康熙取“圆明”之意在于希望清朝在日月光芒普照之下，国泰民安，永世长传。可备一种理解，故介绍于此。

为了警卫圆明园离宫，雍正建立圆明园八旗，内务府三旗护军营。

自三年（1725年）起，雍正来往于皇宫与圆明园，使之两处都成为清朝统治的心脏。

雍正大肆兴建圆明园，到乾隆时再为扩建，使它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华丽的宫苑。雍正在位期间不巡幸，不狩猎，建设圆明园和名山宝刹是他两项最大的挥霍。大内、三海和景山，足供皇家生活、体憩、游览之用，雍正别筑圆明园，充分表现他在享乐上的追求。为此就不惜民脂民膏了。

据一些资料反映，雍正在某些生活用品方面不是太讲究。曹頫一次进贡几件文具和生活用品，雍正只对湖笔一项表示欣赏，批语说“笔用得好”，对匾、对单条字绫，批云：“用不着的东西，再不必进。”对笺纸四百张，亦批说：“也用[不]了如许之多，再少进些。”又就锦扇一百把说：“此种徒费事，朕甚嫌，倒是墨色曹扇朕喜用，此种扇再不必进”。他讲求实用，而不一定注意物品是否名贵。他经常教导臣民商人节俭，那些公开的上谕有例行公事之嫌且不说它，他在一些臣子的奏折上特别批示，应是真心话了。闽抚黄国材三年六月初三日奏折的朱批：“请安折用绫绢为面，表汝等郑重之意犹可。至奏事折面概用绫绢，物力维艰，殊为可惜，以后改用素纸可也。此事亦传知[闽浙总督觉罗]满保遵奉”。折子面用的绫绢很有限，他从爱惜物力上讲，也注意节约。他自己也这样做，看他遗留下的朱谕，所用纸张大多是裁成的小条，有时书写不换纸条，将所述内容密密地写在一张纸上。

曾静数说雍正十大罪状，其一为酗酒。社会上传说他日日饮酒，频频地与隆科多饮至深夜，把隆灌得烂醉，令人抬出。又传说四年（1726年）端午节这一天，雍正与诸王大臣登上数十条龙舟，饮蒲酒。雍正喝酒，《花下偶成》一诗云：“对酒吟诗花劝饮，花前得句自推敲。九重三殿谁为友，皓月清风作契交。”当皇帝，哪有像平民间存在的推心置腹的密友，他有孤寂之感，就把清风明月鲜花美酒当作知心朋友，聊以消遣。他喜欢喝宁夏羊羔酒，在年羹尧雍正元年八月十三日的奏折上朱批，说二十多年前得过这种酒，后来得不到了，而“朕甚爱饮他，寻些运京”。他喝酒不烂，因为他勤政，不允许他整日在醉乡之中。

不过，作为最高统治者的雍正，追逐享乐是他的本性，也是他的本领。对于中国上层社会传统的玩艺，如香袋、盆景，他表现了浓厚的兴趣。犬马之爱他亦有之，如屡次指示制作狗衣、狗笼、狗窝、套头。对于西洋的器物、玩意，能接受得很快，如喜爱温度计、望远镜，并令内府仿制。西洋玻璃眼镜，寝宫、乘舆随处备有。他的这些喜好，有的纯属浪费财力、物力，满足犬马声色的贪欲；有的是生理需要，如用西洋眼镜是因老花眼的关系，同时他还指示给泼灰处的工匠发眼镜，作为劳动保护用具。从他对西洋物品的追求中，可见中国历代统治者首先乐于接受奢侈品的通病。雍正之勤于政务和某些方面的节俭，在学术界似乎成为定论，本书作者亦是如此，虽然也知道他在某些方面的奢侈，不过没有改变他的这种形象，2000年杨启樵公布他的《揭开雍正皇帝隐秘的面纱》，首先集中地利用第一历史档案馆库藏的《内务府造办处各作成活计清档》的资料，揭露了雍正奢华生活追求的另一面人生。所谓揭开隐秘的面纱，就是不为人所知的一面，那就是雍正爱用象牙器具；喜好搜集望远镜、鼻烟壶、钟表、琴等洋货；爱用奢华的起居用具，如服饰、衣架、床褥、风扇；玩赏盆景、珍宝、玩具；铸造棋子、骨牌；铸造神庙金像，其精工到吹毛求疵的程度。杨启樵因而指出：“雍正不但不节俭，私生活的奢靡，已达到顶峰”。就雍正伪装的面貌而言，杨氏确实暴露了雍正隐秘的那一面。另一位使用造办处档案的研究者林姝撰文《从造办处档案看雍正帝的审美情趣》，论述雍正对木器、陶瓷的制作与把玩，认为雍正以“文雅”、“精细”为审美标准，并用以指导制造器物，要求“文雅”、“精细”、“素静文雅”、“秀气”，强调大气，即宫廷之气象，反对民间的“俗气”。雍正对工艺的严格要求，反映他办事认真，有板有眼，一丝不苟，如塑造关公像，前后下达六次指令，四次提出修改处所。雍正的倾心于器物制作，是一种休闲手段和方式，是自娱自乐。他懂生活、爱生活，有高雅的一面。杨氏、林氏使用同样的材料，叙述同样的事情，前者意在揭露雍正奢华的一面，后者是赞扬他的懂得生活，有高雅的一面。这两个方面若能结合起来分析就达到完美境界了，即全面地认识雍正其人。不过，就雍正被掩盖的那一面来讲，揭开其隐秘的面纱是实有必要的，而从生活情趣来看雍正，也是不可缺少的。

这里要交代一下雍正龙潜时的雍邸。三年（1725年），升之为行宫，名雍和宫，交允祥经管，民间不知道，以为它改名“昌运”，赐给允祥了。待到允祥死，遗言薄葬，雍正说若动用国库、内府的银子给他安葬，不合他的遗愿，而雍邸尚有剩银，因用之为造园寝。雍正在国库内府之外，还保留雍邸藩库，作为私房钱，也是个守财奴。雍正死后，乾隆于九年（1744年）把雍和宫改建为喇嘛庙，使它成为著名的梵宫。

二、妻和子
雍正在藩邸时，嫡妻那拉氏，原任步军统领费扬古之女，被康熙册封为雍亲王妃。雍正即位，立为皇后，九年（1731年）九月病死，雍正因久病初愈，没有亲临含殓，谥为孝敬皇后。她于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三月生子弘晖，是雍正的长子，但八岁上死去。由雍正未能力疾亲临孝敬含殓之事可知这对夫妻关系平常。

李氏，在雍邸时为侧福晋，雍正中被封为齐妃，是雍正后妃中生子女最多的人，也是在诸妾中侍奉雍正最早的人。她比那拉氏晚三个月生雍正第二子弘昐，这个孩子未满两周岁即殇逝，故而没有排入行次。三年后李氏生弘昀，被排行为二，活到十一岁上死去。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李氏又生弘时，是为第三子，他健康地成长了。李氏生一女，为和硕怀恪公主。

钮祜禄氏，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生，十三岁入雍正贝勒府，为格格，五十一年（1711年）八月生弘历，按雍正之子次序应为第五子，因弘昐未叙齿，所以他排行为第四，雍正中所称的皇四子，就是他。关于弘历的生母与出生地点，是两件事，但又是紧密关联的，后世有很多不同的说法，至今仍在争论中。弘历的生母，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雍正二年《宗室玉牒》记载，是钮祜禄氏。钮祜禄氏之父凌柱系四品典仪，镶黄旗满洲，弘历继位后封凌柱一等公。官书如此记叙，可是民间传言以及学者的研究，与官书大相径庭，更何况官方的文字也互相抵牾。雍正朝存留的档案资料，谓元年二月十四上谕：“格格钱氏封为熹妃”。而《清世宗实录》卷四元年二月甲子日条记作：“格格钮祜禄氏封为熹妃”，同日封的熹妃，应为一个女人，而两个文献中一处作钱氏，一处另作钮祜禄氏，这是把钱氏改称钮祜禄氏了，还是有钱氏和钮祜禄氏两个人，即弘历本来是应为汉人的钱氏所生，后来改作为满人的钮祜禄氏所生？弘历出生地，据《清高宗实录》著录是“雍和宫邸”，即雍亲王府。早在乾隆后期，就有人说他是出生在雍亲王的热河狮子园中。如军机章京管世铭的《扈跸秋狝纪事二十四首》之四云：“庆善祥开华渚虹，降生犹忆旧时宫。年年讳日行香去，狮子园边感圣衷。”自注：“狮子园为皇上降生之地，常于宪庙忌辰驻临”。弘历在位期间不止一次地说他生于雍和宫，其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正月七日作《人日雍和宫瞻礼》诗，自注云：“余实康熙辛卯生于是宫也”。这里用“实”字，是弘历强调他生于雍和宫，应是针对他生在热河的外间传说而言的。然而他的儿子颙琰于嘉庆二年（1797年）在避暑山庄为给乃父做寿，献诗《万万寿节率王公大臣等行庆贺礼恭记》，诗句有自注：“敬惟皇父以辛卯岁诞生于山庄都福之庭”。说其父弘历生在热河狮子园。后来颙琰修《清高宗实录》，臣下发觉世间关于乾隆出生地的矛盾说法，于是君臣统一口径，说成是雍和宫出生的。这生地与生母的异说，学者多所疑难，详为考证。郭成康撰文《乾隆皇帝诞生地考——以最近公布的一则清宫档案说起》可称代表作，该文初步认为弘历“生母由‘钱氏’被硬改为‘钮祜禄氏’”，并作出下述的假设：“汉族人钱氏与满族人钮祜禄氏干脆为毫不相干的两个女人，钱氏曾与雍亲王胤禛在避暑山庄有过一段露水姻缘，转过年来的八月十三日在狮子园生下弘历，她随后以格格身份进入雍邸，雍正元年二月十四日被册封为熹妃。这以后雍正出于种种考虑，决定以另一位王府格格满族人钮祜禄氏取代钱氏为弘历生母”。对于弘历生母、生地的异说，人们至今仍有许多弄不清楚的地方，不得不存疑，或勉强采取一种说法。如李国荣讲到弘历出生地：“尽管从乾隆朝就有不同说法，尽管乾隆的儿孙们也曾一度闹不清，但清宫档案的落脚点是：乾隆生在雍和宫”；至于弘历的生母，李国荣依据《玉牒》记载，认为就是熹妃钮祜禄氏。在这类讨论之后，庄吉发仍然认为弘历生母是钮祜禄氏，在《雍正事典》写道：“钮祜禄氏在雍亲王府邸为胤禛生了第四个儿子弘历，后来弘历继位时为钮祜禄氏的后半生带来了无比的尊荣富贵”。本书作者面对这些异说的资料觉得有很多不可解的地方，如颙琰为弘历的庆寿诗，弘历必定会过目，为什么在他自己一再强调出生在雍和宫之后，他儿子同他唱反调，他却不指出来？况且作为儿子，竟然不知老子宣布的出生地，居然乱说！管世铭知道不知道弘历自己说的出生地，这是皇帝的私事，特别是与皇帝宣称的不同，怎么敢随便记载？弘历若为汉人所生，其家族不能没有相应的待遇，不可能不表示出来，可是至今尚无发现！因为这些不解，在无法弄清之前，只好采取官书记录，认为雍亲王格格钮祜禄氏于雍亲王府诞育弘历。上面仅就钱氏、钮祜禄氏述说弘历生母，此外传说还多，有所谓热河汉人李佳氏说，有李金桂说，有随家人到热河营生的南方人傻大姐说，对此阎崇年在《正说清朝十二帝》中有所介绍，不再述及。唯胤禛偷换海宁大学士陈氏之子的传言稍作交代。这是说弘历系浙江海宁陈阁老之子，时因雍亲王没有子嗣，王府生了女孩，偷偷与陈家换了个男孩。这是没有根据的无稽之谈。第一，雍正这时虽死去三个儿子，但弘时已经八岁，他有子嗣，无须偷要人家的。第二，这时雍正三十四岁，前已生子，后来的事实证明他还有生育能力，有何必要在壮年时偷要别人的儿子。第三，那时妾耿氏已怀孕5个月，虽不知是男是女，然亦不是不可等待急于抱子的。第四，进行这种说法的燕北老人，在他的书中又写道：“世宗肃俭勤学，靡有声色侍御之好，福晋别居，进见有时，会夏被时疾，御者多不乐往，孝圣奉妃命，旦夕服事唯谨，连五六旬，疾不愈，遂得留侍，生高宗焉。”在这里他又说弘历是孝圣所亲生，而不是陈家换来的了。这是写到后头忘了前头。第五，乾隆出生在康熙第一次废黜允礽而又复立之后，其时诸皇子互相争竞，也互相监视，如果雍亲王敢于偷换他人之子，以乱皇家血脉，若被仇家告发，那就不是一般的罪责，不但雍亲王爵位不保，其他一切也就无从谈起了，他哪里会敢冒险去干不必要的傻事——换人之子。这种自相矛盾，表明了这个说法不足为信。业师郑天挺先生指出：高宗生时，世宗方居潜邸，春秋鼎盛，且尚有子，“又何必急急于夺人之子以为己子耶！”实可破乾隆为汉人之子的传说。钮祜禄氏雍正中被封为熹贵妃，地位出齐妃李氏之上，是因弘历被康熙、雍正父子所重，她乃得母以子贵。乾隆继位后，她为皇太后40余年。

耿氏，生弘昼，只比弘历晚三个月，是为皇五子。其时她亦为格格，雍正中晋为裕妃。

年氏，巡抚年遐龄女，或云为遐龄养女。雍邸时受封为侧妃。她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五月生雍正的第七个儿子福宜，未满周岁死去。六十年十月生第八个儿子福惠。雍正元年受封为贵妃，地位仅次于孝敬皇后，同年五月生第九子福沛，当即死云。年氏还生有一女，为雍正第四女，亦殇。年氏死于三年（1725年）十一月，病危之时，雍正加封她为皇贵妃，表彰她“秉性柔嘉，持躬淑慎，朕在藩邸时事朕克尽敬慎，在皇后前小心恭谨，……朕即位后，贵妃于皇考、皇妣大事悉皆尽心力疾尽礼，实能赞襄内政”。年氏进雍邸，从生子在康熙末年和雍正初年情况看，一定比较晚，且连生三子，说明她得到雍正的喜爱，有专房之宠。她的这种地位，与她哥哥年羹尧有一定关系，但主要是她自己获得的。雍正于二年冬已决定整治年羹尧，三年三月公开罪责他，可是到十一月雍正还那样关怀年妃，显然不是她哥哥往日有功的因素在起作用。而她死去的下个月，年羹尧就被赐死，或许年妃倒多少起到一点保护她娘家的作用，当然这不会很大。

刘氏，雍邸的贵人，雍正中封为谦嫔，于十一年（1733年）六月生雍正的第十个儿子弘曕，因生长在圆明园，被称为圆明园阿哥。

宁氏，雍邸的格格，为雍正生了长女和三女，都没有长大，她只被封为懋嫔。

武氏，宁嫔，没有生育过。

雍正共有八个后妃，一夫多妻。但如果像曾静那样把淫色定为他的一大罪状，则似又够不上。他的后妃，比起其祖、其父、其子乾隆都少得多。顺治只活了二十四岁，有后妃十八人，康熙则更多。在康熙诸皇子中，据四十五年“玉牒”所载，其时大阿哥允禔、皇太子允礽各有妻妾六人，三阿哥允祉五人，五阿哥允祺、七阿哥允祐、九阿哥允禟均为四人，十阿哥允䄉、十二阿哥允祹、十四阿哥允禵各三人，八阿哥允禩、十三阿哥允祥都是二人，雍正那时只有那拉氏和李氏一妻一妾。十四阿哥在这群人中年龄最小，才十九岁，雍正时已二十九岁，在年长的兄弟中妻妾最少。

雍正共有十个儿子，长到成年的是弘时、弘历、弘昼、弘曕四人。弘时在成年的儿子中是最大的，但他为人放纵不谨，不为乃祖康熙所喜。五十九年（1720年），封允祉子弘晟、允祺子弘昇为世子。这时弘时已十七岁了，也到了可以受封之年，但却没有得到。弘晟、弘时、弘昇的父亲都是亲王，雍正地位绝不在允祺之下，弘时的没有受封，只能是他本人的行为不配得的缘故。五年（1727年），雍正以他“性情放纵，行事不谨”，严行惩治，削除宗籍，随即死亡。康熙朝储位斗争那样激烈，康熙也只采取囚禁办法处分允禔、允礽，雍正竟如此对待弘时，一方面可以想见弘时罪情严重，一方面也表明雍正对违背他意志的人绝不宽容，哪怕是他的儿子，表现了他的残酷性格。有论者认为弘时是被雍正处死的，经杨珍研究，弘时不是被害的，而是遭到严厉惩治后病死的。雍正别出心裁，竟然处罚弘时为政敌允禩之子，表示父子情绝，及至允禩被削除宗籍，雍正于四年二月十八日下令，也将弘时撤去黄带，交履亲王约束赡养，次年生病故世。

弘历早为雍正秘密立为储君，十一年（1733年）受封为宝亲王，参与一些政务。

雍正对弘昼比较喜爱，派他办一些政事，八年（1730年）去曲阜参加阙里文庙典礼，十一年被封为和亲王，大约是要他与弘历和衷共济，将来辅佐其兄，而不要出现老一辈的兄弟争位事件。十三年设立办理苗疆事务处，令弘昼和弘历、诸大臣负责这一事务。弘昼在雍正死后，参与朝政，极其骄横，因为小隙，在庙堂之上殴打顾命大臣讷亲。这种性情，必是雍正养成的。想雍正生子虽多，得以成长的仅四人，而其生前，弘曕尚在襁褓之中，所以眼见者三人，弘时罪戾见斥，弘历预为储君，剩下只有弘昼，为了使弘历为君时不致孤立，保证他的子孙的天下，必然有意识地培养和溺爱于弘昼，使他养成贵胄所易有的骄横通病。

弘昼以后的弟兄，除弘曕外均夭折，就再没有排行次，年贵妃生的第八子福惠亦被称为八阿哥，自幼得到其父钟爱。雍正在给年羹尧的朱谕中讲家常：“贵妃甚好，福慧上好，特谕尔喜。”八阿哥的名字，雍正二年“玉牒”所载为福惠，上述朱谕又书作福慧，惠、慧音同而字不同。四年（1726年）十一月初七日，雍正说“八阿哥弘晟之名着改为富慧”。允祉世子弘晟曾于康熙末年随同雍正去盛京谒陵，雍正当然知道他的名字，不知出于什么考虑，夺人之名为自己第八子之名，这时又觉得不好，放弃了。福慧、福惠不会是八阿哥的大名，因康熙孙子们的名字上一字为“弘”字，下一字从“日”字，八阿哥的名字与此不合。雍正在命名问题上反复作文章，反映了对这个孩子的器重。五年（1727年），革退诚亲王府长史那尔太，雍正意将他一家和由他兄弟担任佐领的那个佐领都给八阿哥。这时福惠才七岁，雍正就忙着给他分配属下人了。但他还来不及享受，就在八岁时死去。他的死一定给雍正带来很大痛苦。

雍正有四个女儿，三个夭亡，二女儿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下嫁星德，受封为郡主。她也享年不永，康熙间故去，雍正继位后追封她为和硕怀恪公主。雍正做皇帝时没有女儿，就把允礽第六女、允祥第四女、允禄第一女养于宫中，后来封她们为和硕公主。

雍正对子女的教育很重视，皇子们六岁以上，就到尚书房读书。雍正在藩邸，请福敏辅导弘历读书。福敏于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中进士，选庶吉士，散馆后，就雍邸之请。雍正即位，命朱轼、徐元梦、张廷玉、嵇曾筠和蔡世远等教育皇子读书，设堂懋勤殿，行拜师礼。在这几人中，朱轼、蔡世远经常到尚书房上课。朱轼是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进士，推崇宋学。他教皇子，用乾隆的话说是“汉则称贾、董，宋惟宗五子”。他要求皇子把儒家理论运用于实践：“恒云不在言，惟在行而已”。蔡世远参加编撰《性理精义》，遵奉理学，以编修、礼部侍郎侍雍正子读书十年。他“凡进讲四书五经及宗五子之书，必近而引之身心发言处事所宜设诚而致行者；观诸史及历代文士所述作，则于兴亡治乱君子小人消长心迹异同，反复陈列，三致意焉。有记载云蔡世远系年羹尧所推荐，而其人不知，独立不阿，雍正用之不疑。他们向皇子传授了儒家特别是理学家的思想。后来乾隆作《怀旧诗》，说他从朱轼那里“得学之体”，蔡世远“得学之用”，福敏“得学之基”。又在追赠福敏为太师的谕中说：“回忆冲龄就傅时，久侍讲帏，敷陈启沃，福敏、蔡世远两师傅之力为多”。

大内而外，雍正还在圆明园指定“洞天深处”为皇子读书的地方，乾隆咏“洞天深处”诗云：“对此少淹留，安知岁月流。愿为君子儒，不作逍遥游”。记录了他们兄弟读书的实情和愿望。

雍正用具有理学思想的儒臣训练儿子们，使他们与士子一样受儒家教育，具备较高的文化水平。

三、制驭太监
雍正以对外臣的那样严格精神，对待身边的服役太监。按照忠诚与不预外事的两条原则要求和制驭他们。只有忠敬才能不干预朝廷，归根到底是忠勤服役的一个要求。

元年（1723年）六月，雍正说有的太监不懂规矩，打扫之时，拿着笤帚，从宝座前昂头走过，没有表现出敬畏的意思，因此要求，凡有御座的地方，太监要以恭敬之心，急走过去。八月十三日，又申明太监接待朝臣的礼节：诸王大臣官员进入大内，坐着的太监必须起身站立，正在行走的则要让路，不许光头脱帽，也不许斜倚踞坐。

雍正严禁太监干预外廷事务。康熙时总管太监魏珠与允禟结交，泄露禁中秘密。雍正即位，就把他罚往景陵守陵。籍没资产，又以结交朝臣将太监梁九功拘系景山，致使其自杀，而发帑银治丧。雍正的这类行为，或谓系篡位，怕知情的太监揭露他。本书第一章已说明允禟与魏珠交好，以便获知康熙立储动向。另据吴秀良研究，允禩于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恢复年俸，系得魏珠之助力，故向他行跪拜礼致谢。看来雍正惩处前朝大太监，与嗣位有关，是打击反对派，倒不一定必须是篡位才有此举。雍正屡发谕旨，告诫外臣不得钻营太监，内外臣工无得欺蔽。三年（1725年），扫院太监傅国相向奏事太监刘裕打听，有一废官，欲求复职，不知是否保奏的事情。这是违法的，刘裕应当上奏，但他没有这样做，只是告诉总管太监，总管太监也没有奏闻，雍正获知此事，责令总管太监和刘裕说明原委，其他关涉这件事的人都锁拿问罪。严肃对待这一并不太严重的事情，以防微杜渐。太监多系直隶人，他们的亲友往往仗势作恶，地方官若惩治，就逃亡京城。雍正有鉴于此，于四年（1726年）八月谕总管太监，凡有太监亲属被地方官查拿的，行文到内务府，即按例发落，不必奏闻，表示不保护使役太监，一定按国法办事，令太监畏法，不敢生事。

雍正尽管严明，然而一人难管天下之事。洞察入微，也难于万方俱到。到他后期，太监亦有骄恣的趋势。总管太监苏培盛敢于同管理内务府事的庄亲王允禄“并坐接谈”，在其他王大臣面前的倨傲之状，可以想见了。有一次苏培盛吃饭，见弘历、弘昼等皇子到来，竟敢邀请他们与之“并坐而食”，弘历觉得他不懂上下之分，又因其为雍正所亲信，只得敷衍他。及至雍正死，弘历就指责他“狂枉骄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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