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雍正之死在线免费阅读

一、健康状况
皇子时的雍正，身体一定很好，否则也不可能在储位的角逐中取胜。他在位的头六年，对自己的健康情况，多次表示满意。他在鄂尔泰五年（1727年）正月二十五日请安折上朱批告诉这位宠臣：“朕躬甚好，自去冬以来，外缘顺序，身体更觉好。”在高其倬同年二月初十日请安折上作了大体相同的批语：“朕躬甚安，自入春以来，颇觉诸凡顺适，总皆仰赖上苍、圣祖之佑庇耳。”到七年（1729年）四月十五日的请安折至京，雍正又批示：“朕躬甚安好，今岁饮食肌肉更觉增长健旺”。现有资料表明，在七年夏天以前，雍正的身体机能正常，也才支持了他从事日理万机的政务活动。

七年（1729年）冬天起，雍正经历了一场大病，几乎去见阎罗。他对这次生病在八年五月作过一个说明：“朕自去年冬即稍觉违和，疏忽未曾调治，自今年二月以来，间日时发寒热，往来饮食，不似平时，夜间不能熟寝，始此者两月有余矣。及五月初四日怡亲王事出，朕亲临其丧，发抒哀痛之情，次日留心试察，觉体中从前不适之状，一一解退，今日渐次如常矣。”说他的痊愈是哀痛造成的，悲痛只能使病人添病，怎么倒好了呢？显然不合事实。果然，一年后孝敬皇后死，他因不能亲视入殓，于是说了他一年多来的病情：“自上年以来，朕躬违和，调理经年，近始痊愈，医家皆言尚宜静摄，不可过劳，因思怡贤亲王仙逝之后，朕悲情难遏，曾亲奠数次，颇觉精力勉强”。他这一次病的时间很长，从七年冬天到九年夏天或秋天，他的病情是寒热不定，饮食失常，睡眠不安，究系何病，说不清楚。八年正月二十四日工部尚书李永升到杭州对李卫说：“皇上下颏偶有些微疙瘩”，已经好了。龙体欠安，臣下是不敢传说的，显然这是在一定范围宣布过的。下颏起疙瘩，严重了，才会对臣下承认。这次病在八年夏秋最重，这时他向田文镜、李卫、鄂尔泰等心腹督抚秘密发出谕旨，要求向他推荐好医生：

可留心访问，有内外科好医生与深达修养性命之人，或道士，或讲道之儒士俗家。倘遇缘访得时，必委曲开导，令其乐从方好，不可迫之以势，厚赠以安其家，一面奏闻，一面着人优待送至京城，朕有用处。竭力代朕访求之，不必预存疑难之怀，便荐送非人，朕亦不怪也；朕自有试用之道。如有闻他省之人，可速将姓名来历密奏以闻，朕再传谕该督抚访查。不可视为具文从事，可留神博间广访，以副朕意。慎密为之。

他忙于访求医家，说是为允祥治病，其实是为得了重病的他自己。果然有应命者，八年（1730年），李卫访得河南省道士贾士芳，密加推荐，雍正遂命田文镜把他送至京城。此人原是京中白云观道士，允祥曾于七年（1729年）推荐，召见过他，雍正认为他无用而遣出。他必是有一定名声，李卫才得以闻名而举荐。这次召其治病，他“口诵经咒，并用以手按摩之术”。开始很见效果，雍正高兴地将“朕躬违和，适得异人贾士芳调治有效”之情批谕鄂尔泰。贾道士由被驱逐的妄人，一变为受宠信的异人，身价陡增百倍。那知九月间雍正突然将他下狱议罪，十月即行处斩，连家属也遭到惩罚。原来有一天，贾道士给雍正治病，一面用手按摩，一面口诵经咒，只听念道：“天地听我主持，神鬼听我驱使。”雍正听到这里，勃然大怒，大约是想：我这个至尊的皇帝，不过是老天的骄子，还听命于天地神祇，你一个外方的道士，居然要大地神鬼听你摆布，这不是亵渎神明吗？你不就是大逆不忠的反贼吗？当然要捉拿问斩了。其实雍正的恼怒，更在于认为贾士芳的治病，目的在操纵皇帝的健康：“其调治朕躬也，安与不安，伊竟欲手操其柄，若不能出其范围者。”贾士芳吃了豹子胆也不敢开这种控制皇帝龙体健康的玩笑，他给雍正治病，当然要竭尽全力将皇帝龙体治愈，可是雍正帝的感觉也不是发神经得来的。事情可能是贾士芳综合使用催眠术、按摩术和气功给雍正帝治疗，而自身功力不济，令雍正时而有疗效感又时而失望，因此认为其欲操纵龙体康宁。贾士芳行“以手按摩之术”，无疑施行按摩术，同时“口诵经咒”，装神弄鬼，以“驱神”为皇帝疗疾，而他本人也可能会点气功术，在向皇帝发功。按摩术、念经咒，诱导皇帝进入睡眠状态，以便得到休息。按摩术、催眠术、气功施行疗效如何，要视施术人的功力来定，还要被施术者的配合，因为受施术者的心理、情绪和精神状态同样影响治疗效果。看来，贾士芳多少有点功力而又有限，他从河南初进宫时，雍正对他期望甚高，与他配合得好，因而有些疗效，待后功力不济，以装神弄鬼欺骗皇帝，为雍正识破，要了他的性命。雍正大耍君威，喜怒无常，也绝非厚道之君。贾道士的遭遇，倒是正合“伴君如伴虎”的俗谚。不过话说回来，雍正究竟是什么病，这里也没有透露。不过这次病得严重，还表现在他对后事的安排。八年六月，“因圣躬违和”，召见允禄、允礼、弘历、弘昼，大学士、内大臣数人，“面谕遗诏大意”。九月，他将亲自写好的朱笔传位密诏一事告知大学士张廷玉。如果不是死神在守着他，他不可能在五十三岁时那样料理后事。这次病是怎样治好的，不得而知，但总让他闯过来了。

这次生病对他的从政有一定影响，自云作了几个月的“静养调摄”，其间，“精神不能贯注”于政务。但是他还是坚持了理事。李卫获知皇帝有病后，奏请他“万机之余，稍为静养片刻。”雍正回答说：“养身之道，不关动静，能养则动未有损，不能养则静亦无益，故曰养身莫如养心，而养心之要，惟贵适理”。表示完全静养做不到，也不一定有益。福建总督刘世明也奏请雍正“静摄圣躬”，以俯慰臣民的愿望。雍正不但不听，反而责备他：“朕之调养精神，必待外省臣工规谏而后省悟，宁有是理？”他好逞强，只要有可能，都勉力办事。八年（1730年）和九年（1731年）的二月，他还照常举行耕耤礼，亲耕耤田，行四推礼，只是精力不足，把筵宴取消了。

九年秋天以后，雍正身体康复了，此后虽有小病，如十年正月患感冒，随即治愈，这一年，他在田文镜奏折上多次朱批讲其身体状况。正月二十八日折朱批：“朕躬今已全愈矣”。二月二十五日折批语：“朕躬甚安，夙疾尽除矣。较之去冬更觉调畅顺适，特谕卿知，自应倍喜矣”，三月十五日折批谕：“朕躬安适如常”，十月初十日折批云：“朕躬甚安。今岁以来，觉健爽倍常，此皆荷蒙上天、圣祖眷佑所致，实为过望”。“实为过望”，是他的心里话，也确实是身体好了。次年六月添了儿子弘曕，他自元年生福沛，至此相隔十年得子，说明他的身体比较好。十一年（1733年）正月，雍正往遵化谒陵，前后六天。十三年（1735年）二月又谒东陵，表明他身体无恙。

二、辞世及死因
据《清世宗实录》记载，十三年八月二十一日（1735年10月6日）雍正在圆明园生病，然在此以前他照常办公，如十八日，与办理苗疆事务王大臣议事，命哈元生、张照一定清除苗患，否则唯他们是问。二十日，谕军机大臣关于北路军营驼马事务，引见宁古塔将军杜赉，咨送补授协领、佐领人员。设若这时身体已经不好，不会接见这一类不重要的官员。这时健康状况不会太恶劣。及至二十一日也未休息，照常办事，二十二日白天仍与张廷玉议事，晚间病剧，召见宝亲王弘历，和亲王弘昼，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领侍卫内大臣、公丰盛额，纳亲，内大臣、户部侍郎海望，宣布传位弘历，二十三日故世。这个对中国历史施予了一定影响、有着传奇性经历的皇帝就这样急骤地撇弃了金銮宝座和热切留恋的人世。

雍正之死，“实录”只反映辞世的迅速，而为他送终的张廷玉则有感情地提供了一点新情况。张廷玉在自撰年谱中写道：

八月二十日，圣躬偶而违和，犹听政如常，廷玉每日进见，未尝有闻。二十二日漏将二鼓，方就寝，忽闻宣诏甚急，疾起整衣，趋至圆明园，内侍三四辈待于园之西南门，引至寝宫，始知上疾大渐，惊骇欲绝，庄亲王、果亲王、大学士鄂尔泰、公丰盛额、纳亲、内大臣海望先后至，同至御榻前请安，出，候于阶下。太医进药罔效，至二十三日子时，龙驭上宾矣。

他是说雍正二十日就有病了，然很平常，二十二日白天还见了皇帝，夜间再奉诏入见，就“惊骇欲绝”了。除了惊讶病情急速变化之外，是否还有难言之隐？这是不能排除的。

雍正暴卒，官书不载原因，自易引起人的疑窦，再加上关于他为人的传说和评论，更易引人猜测，于是不得好死的种种说法便产生了。其中，被吕四娘刺杀的说法较为风行。传说吕四娘是吕留良的女儿，或说是吕留良之子进士吕葆中的女儿，在吕留良案中，她携母及一仆逃出，为替父祖报仇，习武，入宫杀掉了雍正。或云她的师父是一僧人，原为雍正剑客，后不乐为其所用，离去，培养了这位女徒。据有人讲，这种说法，“都是实录”。这个传说直到今日仍有市场，一九八一年河北省有关部门曾发掘雍正地宫，未打开即作罢。可是社会上传说棺材已经打开，雍正有尸身而无头，似以考古发掘证实雍正被吕四娘所刺。其实，这个说法并没有道理。雍正处置吕家，戮尸、斩首之外，吕留良孙辈发戍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乾隆时，吕氏遗胤有开面铺、药铺的，有行医的，还有人成为捐纳监生，被清政府发觉，改发配黑龙江给披甲人为奴。后住齐齐哈尔，隶水师营。吕氏后裔俱在，不过遭到严格管制，不能自由活动，当然不能替祖上报仇。至于吕四娘主仆三人的逃出是不可能的，当时办理此事的浙江总督李卫以擅长缉捕盗贼而著称，所以奉命兼管江苏盗案，若吕留良后人果有逸出，他自有能力搜捕到案。再说他曾为吕家题过匾，吕案发生后雍正没有责备他，他必心怀畏惧地下死劲处理有关人员，怎肯容主犯子孙兔脱！

这种传说，亦有它的渊源。另有一种传说，谓雍正九年（1731年），宫女与太监吴守义、霍成伺雍正睡熟，以绳缢之，气将绝，用太医张某之药而愈。这是子虚乌有的事。在明朝倒发生过类似的事。明世宗在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被宫婢杨金英等缢而未死，用太医许绅之药而康复。雍正和嘉靖都庙号“世宗”，民间传说，把明世宗事安到清世宗身上，也是难免的。雍正被吕四娘之刺说，可能由此衍化而来。再说他的孙子嘉庆倒真被人谋刺过。嘉庆八年（1803年）闰二月二十日，嘉庆从圆明园返回大内，进神武门，至顺贞门，突有旗人陈德向他行刺，未及近前，已被拿获。这个发生在宫禁的行刺案件，也可能成为后人附会刺客杀害雍正的张本。

还有雍正遇刺于湖南卢氏妇人的说法。谓卢某谋逆被处死，其妇工剑术，为夫报仇，进入畅春园，刺杀雍正，然后自刎。这是小说家言。说湘人被害，大约是出过曾静案的缘故。把圆明园误为畅春园，可见传闻的不确实了。

另有雍正死于丹药中毒的猜测，它得到金梁的重视：“惟世宗之崩，相传修炼饵丹所致，或出有因”。近年杨启樵致力于此项研究，在《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揭开雍正皇帝隐秘的面纱》和《明清皇室与方术》三部著作中均有专文探讨。明确提出雍正是“服饵丹毒中毒而亡的”的观点。他考察到康熙用方士炼丹，但不贸然尝试，而雍正不同，服内丹之药，又用丹砂、铅、汞等矿物炼外丹；雍正特别崇信宋代道士紫阳真人，又召道士娄近垣主持斋醮；雍正早在雍亲王时就炼丹，继位八年后在圆明园大规模炼丹，由大量使用矿砂、黑铅、硫磺和煤炭、柴薪可知，据此，以及雍正晚年健康状态，“说烧炼的就是丹药，似乎不算武断”。联系雍正热丧期间，新君乾隆急忙发遣宫中道士张太虚等人，可知雍正死于丹药中毒。杨启樵的论点为研究者所接受，如杨乃济《雍正帝死于丹药中毒旁证》文，又如2005年播出的历史系列《清宫秘档》，就持雍正丹药中毒说，与杨启樵一样引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活计档”（各作成活计清档）资料，说明在八年十一月至十三年，雍正指令用白炭、黑炭、银、铜、铅在圆明园炼丹，由内务府总管海望、内侍李进忠、太医院使刘正芳负责。如此，丹药中毒，太可能了，但这还是分析的意见，只有打开雍正的泰陵地宫，化验其遗骸，才能定谳。本书作者亦认为杨启樵此说有理，对雍正的服食丹药作如下分析。

雍正早就对道家的药石感到兴趣，雍邸时作《烧丹》诗：“铅砂和药物，松柏绕云坛。炉运阴阳火，功兼内外丹。光芒冲斗耀，灵异卫龙蟠，自觉仙胎熟，天符降紫鸾”。他推崇紫阳真人，为之重建道院，特别赞赏的是真人“发明金丹之要”。表明他对道家丹药的强烈兴趣。他平时爱吃丹药既济丹，四年（1726年），赐鄂尔泰服食，受赐者服用一个月后奏报“大有功效”，并云“旧服药方，有记录雍正炼丹的内务府《活计档》人参鹿茸，无金鱼鳔，今仍以参汤送之，亦与方药无碍”。雍正告诉他：“此方实佳，若于此药相对，朕又添一重宽念矣。仍于秋石兼用作引，不尤当乎？”要他将儒医与道医之药并用不悖。雍正还把既济丹赐给田文镜，说自己正在服用它，没有间断。又说这种药“性不涉寒热温凉，征其效亦不在攻击疾病，惟补益元气，是乃专功”。原来他常服它，并非治疗某种疾病，专用作弥补元气。人们服丹药，总有所顾忌，怕与身体不投，所以雍正要田文镜放心：“此丹修合精工，奏效殊异，放胆服之，莫稍怀疑，乃有益无损良药也。朕知之最确”。表明他研究过丹药的药性。

雍正在宫中养着道士，原是为着治病，有的是用药石，有的用其他手段，如贾士芳则是念咒，行按摩术。娄近垣，为雍正设醮祷祈除祟，此人“颇不喜言炼气修真之法”，不是炼药石的。他很得雍正的青睐，封为妙应真人。雍正密令督抚推荐懂医药的道家，就是要“修炼养生之人”。为雍正炼丹的是道士张太虚、王定乾等人，他们“为炼火之说”，在圆明园内修炼。雍正和道士接近，极其希望道士给他治病、健身，对道家的丹药持欣赏态度，这些情况说明他有可能食丹药中毒而死。

雍正死的第三天，新君乾隆下令驱逐道士张太虚，这是与雍正之死是否有关的耐人寻味的事情。乾隆上谕：

皇考万机余暇，闻外间炉火修炼之说，圣心深知其非，聊欲试观其术，以为游戏消闲之具，因将张太虚、王定乾等数人置于西苑空闲之地，圣心视之与俳优人等耳，未曾听其一言，未曾用其一药。且深知其为市井无赖之徒，最好造言生事，皇考向朕与和亲王面谕者屡矣。今朕将伊等驱出，各回本籍。……伊等平时不安本分，狂妄乖张，惑世欺民，有干法纪，久为皇考之所洞鉴，兹从宽驱逐，乃再造之恩，若伊等因内廷行走数年，捏称在大行皇帝御前一言一字，以及在外招摇煽惑，断无不败露之理，一经访闻，定严行拿究，立即正法，决不宽贷。

雍正事出仓皇，乾隆继位，百务待理，竟把驱逐道士当作要务，实令人费解。如果纯粹出于厌恶道士，本可从容解退，如若仅此之由，必令臣下认为他即位首先挑剔其父的毛病，这对其统治不利，他不会这么干。然则或有大故，有可能是其父食道士丹药致死，给雍正造成不得善终的恶名，因恨而逐之。此种大恨本可致王定乾等于死命，但若热丧期间杀人，倒使事态滋大，引人议论，反为不美，故逐出而严加管束。李国荣找出唐高宗处理胡人事例，理解乾隆的行为。据《旧唐书·郝处俊传》记载，唐太宗系“服胡僧长生药”暴亡，唐高宗为不使家丑外扬，为人取笑，遂将胡僧打发走了事，李国荣以此忖度乾隆，是否也是处于这种心理而驱逐张太虚等人。

要想把这个问题的研究引向深入，需要弄清道家的长生不老术在历史上的变化，何以到明清时期还有人相信？这时道家药石有何特点？雍正服食丹药的可能性？这些问题笔者尚无专门研究，这里只是把问题提出来。

总之关于雍正的死因，有三种可能，一如官书所载，因病而亡，但它对暴死的异状未作解释，令人疑窦丛生。郑天挺师认为雍正“是中风死去的”，可惜没有说明，但是值得重视的说法。二为剑客所刺，此无稽之谈，经不起辩驳。三是死于丹药中毒，此说颇有合于情理处，然而究属推论，未可成为定谳。

雍正的死因，本书作者以为这样理解可能中肯一些：丹药中毒造成骤然死亡；用丹药，在于补身、养生，并非为长生不老，此系劳累过度之需要。所以完整地说：积劳成疾是死亡的基本原因，丹药中毒猝死，药死与累死并行不悖，仅述一方面，可能不全面。庄吉发虽持寿终正寝说，但仍强调有病才服药：（史家）“先后提出了‘中风说’、‘丹药中毒说’，虽然有待商榷，但是也说明了雍正皇帝的驾崩，和他的疾病有关，因病去世寿终正寝的说法是较符合历史事实的”。

三、安葬泰陵
雍正子夜死，乾隆、允礼、鄂尔泰、张廷玉连夜将他的遗体送回大内，安放于乾清宫，上午八九点时入殓。因死得急骤，缺乏料理后事的准备，当遗体送回大内时，侍从诸大臣，如张廷玉、鄂尔泰只能乘官厩中劣马，或云驮煤的骡子，又要赶路，张廷玉几乎从马上跌下来，鄂尔泰弄得肛门开裂，鲜血直流。到大内后，张廷玉一昼夜水都未喝一口，当夜只睡了一个时辰，鄂尔泰在禁中忙了七昼夜，始行回家。经过诸人的竭力安排，雍正丧事一切如礼进行。二十七日发表遗诏，九月十一日梓宫安放雍和宫，十一月十二日，乾隆为其父上谥号，曰：“敬天昌运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宽仁信毅睿圣大孝至诚宪皇帝”，庙号“世宗”。乾隆元年（1736年）二月定雍正山陵名“泰陵”，二年三月初二日安葬雍正于易州泰陵地宫，初五日以其神主升祔太庙。

雍正和其他帝王一样，继位不久就张罗异日的陵寝。四年（1726年），命允祥、张廷玉和工部、内务府官员办理山陵事务。因为顺治、康熙陵都在遵化，选择陵址，很自然地就在遵化进行。五年（1727年）闰三月，雍正命总兵官李楠、钦天监监正明圆带领堪舆人员到遵化勘探地形。四月，允祥等看中了九凤朝阳的山地，雍正也同意在这里建陵。但一施工，发现土质不好，雍正说这个地方，“规模虽大，而形局未全，穴中之土又带砂石，实不可用”。于是弃而不用，别寻他处，遵化地方没有中意的，转向北京西南方向寻觅，开始在房山县踏勘，也因“地内皆砂”，不乐采用。后命福建总督高其倬与允祥勘察，高其倬以通晓天文地理著称，撰有《堪舆家言》（四卷），曾去盛京考察过努尔哈赤的福陵。他与允祥相中了易县泰宁山太平峪地方，奏称该地“实乾坤聚秀之区，为阴阳和会之所，龙穴砂水，无美不收，形势理气，诸吉咸备”。雍正对这里很满意，认为“山脉水法，条理分明，洵为上吉之址”。但这里远离父祖陵寝，与建陵一地之理不合。不过雍正主意打定，七年（1729年）十二月，就让臣下给他找合理的根据。果然，大学士等奏称，汉唐诸陵虽都建于陕西，但汉高帝、文帝、景帝、武帝之陵分别在咸阳、长安、高陵、兴平等县，唐高祖、太宗、高宗、玄宗诸陵分散在三原、醴泉、乾县、蒲城等地，据此，在易州设陵，与古礼不为不合，且遵化与易州都是畿辅之地，离京城不远，完全可以建陵。这样，雍正算是通过了舆论，决定在易州建造陵寝。

雍正迁陵易州，像他的许多行事一样不好解。自他以后，其子孙之陵按辈次分设于遵化和易州，在易州的，自然以泰陵为中心，他陵分列左右。因此有人说雍正是自大狂，一切以我为中心，为避免在遵化的偏僻地位和建立自己的中心，改筑陵园于易州。这是想当然的猜测。究其原因，可能是在他迷信风水上。他说别处选的陵址不好，是“形局未全，穴中之土又带砂土”，即既不利他的安身，也不利他的子孙的兴旺。后来道光的陵应设在遵化，业已建成，嘉奖了与事人员，不久穴内出水，道光就改在易州另建。这一事实有助于理解雍正舍遵化而取易州的原因。

在选址的时候，雍正就积极准备工程用料。四年（1726年）九月，命把采办陵工所需楠木的事交给有关督抚，动用正项钱粮采买。此种材木主要由广东、福建、四川等省供应，六年（1728年）三月，两广总督孔毓珣折奏采办情况，雍正告诉他：“一切动用钱粮，宁费毋省”。他为自己的陵墓，只要办好，花钱在所不计。陵工所用金砖，由江苏承造，五年（1727年）十月，巡抚陈时夏奏报一定认真造办。陵工所用石料，由房山县采办。

八年（1730年）开始建陵工程，至乾隆二年（1737年）竣工，泰陵包括一组建筑，有矗立“圣德神功碑”的大碑亭，享堂，隆恩殿，方城，明楼和地宫，此外还有一群石像生。泰陵雄伟壮丽，是我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昔日之森严禁区，今日为游览胜地，这自然违背了雍正的意愿，但却使更多的人知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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