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著述在线免费阅读_雍正前传人物传记

雍正思维敏捷，下笔成文，自撰和编辑书籍较多。当然这些书籍的问世，有赖于臣僚的帮助。不过这些图籍记录和反映了他的思想、性格、才能和作风，记录和反映了他的时代的面貌。本节把它们的写作、剞劂、内容作一简单介绍，以便更好地了解雍正。

一、《上谕内阁》
这是把雍正的谕旨辑录而成的著作。

这里说的上谕有两种，一是内阁成员和翰林院文学侍从之臣遵其旨意而撰写的上谕，另一是转传雍正口谕而形成的。雍正的口谕，有由御前大臣、侍卫、奏事官、奏事太监转传的，他要求他们传达准确。为了便于查考、核对，他于二年（1724年）七月决定，凡转传谕旨的人，都要作记录，立为档案，奏事处每月汇总奏呈。这就使他的上谕比较完整地保存下来。他习惯于多讲话，上谕比较详细。他认为朋党斗争激烈，他对朋党的打击，如果不详细说清，人们不明原委，会对他的行为不理解。既然详细说了，在形成文字的时候，就要求臣下记录得完整，公布以后，怕外间传播有误，就加以刊刻颁布。三年（1725年）四月，他说：“朕每下谕旨，必令票签全写，或有遗漏，即令添补。朕侍圣祖数十年，每见票签简要，岂不欲效法成式，盖以时势不同，非委曲详尽，恐人不能喻朕之志，则小人乘隙议朕之非也。朕所下谕旨，一字一句皆有关系，恐后世有朋比余党，欲蔽惑朕之子孙者，忽将紧要字句私行删节，甚关朕用人行政之声名，则朕抱不白于千古矣。故多刊刻颁布者，有深意也”。他用心良苦，然而却使他的上谕详明，而且随颁布随刊刻，得以广为流传。五年（1727年），他下令各省督抚，将所奉谕旨全部缮写成册，一一详载，不仅自己每日观览，还要传给后任，以便继续遵循御旨办理。这是把对各省发的专门谕旨加以汇集。七年（1729年），侍读学士康五瑞提出汇编上谕刊刻颁发的请求，他说“皇上训谕数百万言，精微广大，无不备举，实于二典三谟媲美先后”，若加汇辑刊发，可使内外臣民知晓遵守。允祥、马尔赛等予以转奏。八月，雍正考虑到所发谕旨，有的是为一个地区作出的，有的是因某一事件发出的，只有有关人员了解，众人不能知晓；他还考虑到，谕旨加以传写，字句之间，可能会有错误，也需加以纠正，遂允许诸大臣的请求，命庄亲王允禄负责编辑刊布，以便所有臣民获知圣训，“遵道遵路，易俗移风”。

允禄主持编选的上谕，所收谕旨，自雍正继位开始，即自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所发谕旨起，至雍正七年止。九年（1731年）书成，颁发全国。乾隆继位以后，认为应当把其父的上谕编完，命和亲王弘昼主持编务，将雍正八年至十三年八月的上谕加以厘定，到乾隆六年（1741年）告成。使雍正一朝的上谕成一汇集。这些上谕，大部分由内阁宣示的，所以取名《上谕内阁》。它汇集了雍正公开宣布的大部分谕旨。

允禄等辑《上谕内阁》，采取编年体方式，按时间排定，每月一编。原来不分卷，亦有作159卷的，因雍正在位159个月，这样就是每月1卷，所以分不分卷没有任何不同。

雍正在世完成的部分，所收上谕较多，统观全书，前七年的分量占全书的四分之三，换句话说，乾隆时收辑的较少，这一方面是因七年以前的上谕多，后来较少，再一方面则是乾隆不如其父对这件事那样认真，也就不能多收了。

《上谕内阁》所收谕旨，是否保持了雍正实发上谕的原貌呢？这是可以用《雍正朝起居注》、《清世宗实录》的有关部分对照出来的。“起居注”的书写，一月一清，第二年年初要把头一年的缮清定稿，因此，雍正九年完成的《上谕内阁》部分，都出于前七年的“起居注”之后。《清世宗实录》作成于乾隆六年，与《上谕内阁》中雍正八年以后部分完成的时间恰相一致。将这三部分加以对照，发现《上谕内阁》与“实录”两见的文字，从八年起，几乎完全相同，这本是乾隆间同时编辑的，也是互抄的，相同就是很自然的了。但是《上谕内阁》前七年部分与“起居注”两见的文字则有一些不同。如元年四月二十日向大学士九卿谕朋党之弊，“起居注”云：

……一结朋党，两党必致一伤。皇考执中宥物，各与保全，不曾戮及一人。尔诸臣内不无立党营私者，即宗室中亦或有之，尔等若以蒙皇考宽大，幸免罪愆，仍蹈前辙，诱惑朕之无知弟侄，不改恶习，徒致杀身灭族，有何益处，昏昧极矣。

《上谕内阁》则作：

……两相结党，必致一伤。唯我皇考允厥执中，至仁至宥，各与保全，不曾戮及一人。尔诸大臣内不无立党营私者，即宗室中亦或有之，尔等若以向蒙皇考宽大，幸免罪愆，仍蹈前辙，诱惑朕之无知弟侄，必致杀身覆族。昏昧极矣。

应该说“起居注”记载最接近雍正原话，《上谕内阁》与它的不同处，是在文字上作了一些更动，以便文气流畅，而在意思上没有变化。还有一些改动就不同于此了，如“起居注”二年五月二十七日记雍正指斥允禩朋党，原文是：

廉亲王至今与朕结怨，特为此[指朋党]耳。廉亲王之意，不过欲触朕之怒，必至杀人，杀戮显著，则众心离失，伊便可以希图侥幸成事，虽然伊不过作此妄想耳。……即今党羽之人尚犹未息，譬如抄没石文桂家产时，大学士马齐不知从何得信，于先一日晚间通知将各样物件俱皆藏匿。

《上谕内阁》则记为：

廉亲王至今与朕结怨，亦即此故。今廉亲王之意，不过欲触朕之怒，多行杀戮，使众心离散，希图挠乱国家耳。

《上谕内阁》只说允禩等结党“希图扰乱国家”的罪责，比《起居注》说的“希图侥幸成事”轻得多。同时把对马齐的那段指责删掉了。为了疏通文字而发生的改变，没有多大关系，变更意思的改动是说明认识上发生了变化，又要维护皇帝的威信，而作出的骗人之举。总观改动情况，文字上居多，在涉及某些人物和事件评价时，有的作了变动，但并非变异原貌，而是局部的变化。《上谕内阁》前七年部分与“实录”两见的文字，后者又对前者作了一些变异，其情形大体上与《上谕内阁》对“起居注”的改变相同。所以从史料价值上看，“起居注”最高，《上谕内阁》其次，而“实录”最差。

雍正在汇编《上谕内阁》时，命允禄编辑关于八旗事务的谕旨，允禄也于九年（1731年）完成，命名为《上谕八旗》。

二、《朱批谕旨》
有人说《上谕内阁》“名为臣工所缮录，实与御札手敕无以异”。但是与雍正手书的《朱批谕旨》究竟有所不同。雍正勤政，每日批览奏折，恒用朱笔作批语，或行间写，或折尾写。因为这些奏折都是直达御前的，只给皇帝看的，批语完全出自雍正一人，诚如他所说：“此等奏折皆本人封达朕前，朕亲自览阅，亲笔批发，一字一句，皆出朕之心思，无一件假手于人，亦无一人赞襄于侧，非如外廷宣布之谕旨，尚有阁臣等之撰拟也”。

雍正在敕令整理《上谕内阁》的同时，编辑《朱批谕旨》，十年（1732年）书成，刊刻成功，颁发给臣僚。乾隆三年（1738年）又出了新的刊本。

据雍正在十年（1732年）讲，朱批奏折不下万余件，《朱批谕旨》所收不过是它的十分之二三。其撰折人都是外任文武官员，内官临时差遣在外者间亦有之。今传乾隆本，具折人223人，大约收有7000件朱批奏折。

朱批奏折的件数，远远超出雍正估计的万余件，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有23000多件，具折人约1000名。雍正时把这些奏折分为三类，一是“已录”的，即刊载于《朱批谕旨》上的；一是“不录奏折”，1930年故宫博物院出有《雍正朱批谕旨不录奏折总目》，反映了这类奏折的一部分情况；再一种是“未录奏折”，即准备公开而没有公布的。

纪昀把雍正的勤于阅读奏折和写朱批，与历代帝王作了比较：秦汉以后，皇帝对于奏章，有看有不看的，即使御目了，批上一个字，名曰“凤尾诺”，没有连篇累牍，一一对奏疏作手敕的；唐宋以后，皇帝的文章多是臣下代草，偶尔写几个字的就传为美谈，哪里有雍正那样“句栉字比，标注甲乙，无几微不到者”，真是“书契以来所未尝闻见者”。雍正写了那么多的朱批谕旨，确实是前无古人，以皇帝的当政者而论也是无来者。

书名《朱批谕旨》，内容包含臣工的奏折和雍正的朱批，实系奏折和朱批的合璧，名为《朱批谕旨》，而不标出“奏折”内涵，是突出皇帝的朱批，附上臣下的奏折，才能使读者明了朱批谕旨的针对性，以便理解谕旨。

《朱批谕旨》所公布的文献，与原来的奏折及朱批，亦不尽相同，原因是雍正和编辑者对它作了文字加工，或者说是某种篡改。仅举一例：《朱批谕旨》所收广东巡抚傅泰的八年（1730年）十月十九日折，与《清代文字狱档》所公布的同一折子的档案有数处不同：（甲）档案详细，如傅泰报告宣讲《大义觉迷录》情况，《朱批谕旨》中不载；档案中有傅泰报告发现屈翁山文字悖谬的一段议论，有叙及屈翁山子屈明洪投监后的一番议论，《朱批谕旨》中皆无。（乙）档案中“及臣近敬看《大义觉迷录》内”一句，《朱批谕旨》作：“及臣近日敬看颁到《大义觉迷录》内”。（丙）档案记屈明洪供，对其父文集“曾察阅”，《朱批谕旨》改作“未曾察阅”。（丁）档案中朱批原文是“糊涂烦渎，不明人事之至”。《朱批谕旨》则为“殊属糊涂烦渎，不明事体之至”。这些改动，有的无伤于原意，有的则大有出入。和《上谕内阁》一样，雍正不尊重历史，爱改史料，实是一个大毛病。雍正在文献上作手脚，是对历史的戏弄，更令后世研究者大伤脑筋，为他的事聚讼不已。

雍正讲到编辑《朱批谕旨》的原因，说了两条，一是“可为人心风俗之一助”，因为奏折是秘密的，朱批也不为人所知，将它公布出来，好让人明了他的政事。事实上他是将《朱批谕旨》视作施政的经典文献，是教育臣民的教材，让臣下准确理解他的行政，自觉地持续地执行他的方针政策。朱批奏折是一种施政工具，将它所形成的文件汇编在一起，让它继续发挥工具的作用。另一个原因是，使臣下“咸知朕图治之念，诲人之诚，庶几将此不敢暇逸之心，仰报我皇考于万一耳”这是讲他勤于写朱批，是勤政的表现，上以报答康熙的传位之恩，下以抚育万民。在这里，不难看出雍正帝有自我表现、自我表彰的意思。

制作《朱批谕旨》的主观意图可以不论了，倒是它留下一部高质量的历史文献遗产，为今日的学术界所宝贵。它留给研究者一幅雍正时代社会全貌的图画，举凡政治、经济、文化、民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的素材，几乎无所不包；尤其可贵的，它的资料是那样的具体、细致、生动，由于记录的是君臣讨论政事，所以提供的还是动态的史料；那些材料不仅反映事物的表象，更可以见事情的主人翁（皇帝、臣工乃至部分绅衿、平民）的观念及心态变化，容易令人进行多维观察，立体地认识雍正朝社会历史。正因为具有如此丰富的史料宝藏，所以它成为雍正史研究不可缺少的参考典籍，也是清史、中国政治史研究的重要参考文献。如果没有那么丰富的内涵，日本学术团体怎么能够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进行长达19年之久的专门研究！怎能出版许多研究专著！

汇入雍正亲自选辑的《朱批谕旨》一书之外，其他未录、不录的朱批谕旨与奏折，由于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为学术界和档案界所宝贵，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辑成《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收文三万五千件，套色影印，比较完整地反映文献原貌，由江苏古籍出版社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际刊刻问世。朱批奏折不仅有汉文书写的，还有满文书写的，它的史料价值同汉文本一样为学者看重，并利用于康熙、雍正史研究，只是多数学者限于满文阅读能力而无法使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遂致力于将它翻译成汉文，并汇辑成《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于1996年印行。这“汉文汇编”和“满文全译”的面世，令人们看到雍正朱批谕旨的全貌，并能全面地、更好地加以利用，观察和说明雍正及其时代的历史。

三、《世宗宪皇帝御制文集》和《世宗宪皇帝圣训》
雍正能作各种体裁的文字，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他的朱谕，其中有他草写的对子和未完成的诗词，如“天清地宁四序成，恩覃九有仰文明”，“一廷和气庆丰盈，愿抒愚悃体维城”，“仰成仁考四方宁，九秋嘉节公清明。普天率土安丰盈”。可见他是亲自为文的。他的诗文，乾隆时给编成集子，名《世宗宪皇帝御制文集》，共30卷，其中文20卷，诗10卷，文分十三种体裁，有敕谕，诏，册文，论，记，序，杂著，题辞，赞，题跋，碑文，祭文，诔。这类作品，大多见于《上谕内阁》、《清世宗实录》等书，但它将重要谕旨集中了，便于人们寻找利用。诗分《雍邸集》（7卷）和《四宜堂集》（3卷）。雍邸诗是在皇子时所作，于雍正四年作序刊刻。他皇子时代的传记资料不多，该集辑录他随从康熙巡幸之诗歌，可借作历史资料看待。“四宜堂”是圆明园的一个处所，该诗集作于帝王之时，除给大臣的赐诗反映朝政外，就是他宫廷生活的记录，也有史料价值。

乾隆时在修纂《清世宗实录》和续编《上谕内阁》中，又编辑成《世宗宪皇帝圣训》，由乾隆于五年（1740年）作成序言，剞劂问世。《上谕内阁》是编年体的，“圣训”则把上谕按类编排，全书36卷，分30类，为圣德，圣孝，圣学，圣治，敬天，法祖，文教，武功，敦睦，用人，恤臣，爱民，恤民，察吏，训臣工，奖将士，广言路，理财，慎刑，重农桑，厚风俗，治河，捐赈，积贮，谨制度，崇祀典，笃勋旧，褒忠节，绥藩服，弭盗。由于它是按问题分类，便于读者查找他的有关言论，而其内容，远不及《上谕内阁》丰富。这种“圣训”之作，不独雍正有，清朝历代皇帝皆有，这已成为清朝皇帝的家法，故后世汇集成《十朝圣训》。

四、《圣谕广训》和《大义觉迷录》
康熙作“圣谕十六条”，作为教化民人的规范，雍正继位后对它加以说明，于二年（1724年）刊刻颁发，命名《圣谕广训》，于各地宣传。他作序言，说明颁发缘由。一为继承康熙遗志：“朕缵承大统，临御兆人，以圣祖之心为心，以圣祖之政为政，夙夜黾勉，率由旧章，惟恐小民遵信奉行，久而或怠，用申告诫，以示提撕”。二为小民“共勉为谨身节用之庶人，尽除夫浮薄嚣凌之陋习，则风俗醇厚，室家和平”。这本书是雍正用较通俗的语言，向臣民，尤其是乡曲小民灌输三纲五常伦理，约束臣民的行为。

《大义觉迷录》从内容上讲，与《圣谕广训》并不相同，但在宣传上则是一致的，都要做到家喻户晓。《大义觉迷录》一（节）〔书〕，在第七章已有交代，是关于曾静投书案和吕留良文字狱的历史记录，它汇集了雍正关于这两个案子的主要上谕，说明了审案过程及结案的处理意见。全书分四卷，还包括《奉旨讯问曾静口供》，其中有问有答，问话是承审官员转述雍正提出的问题，雍正就此阐明他的一些看法。这本书还附录了曾静的《归仁录》。该书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所谓雍正篡改康熙遗诏，改“十”字为“于”字，所谓仁寿皇太后为允禵遭囚而自戕，均只见于此，而为其他史籍所无。雍正公布这本书，是为说明他继承的合法，乾隆认为这个问题不宣于公开讲，就把这本书列为禁书，于是更抬高了它的价值。

五、《执中成宪》、《悦心集》和《庭训格言》
六年（1728年）二月，雍正命儒臣采录经史子集所载古代帝王的功德谟训、名臣章奏和儒家圣贤的语类。诸臣边辑录边进呈，雍正亲加删定，至十三年（1735年）五月书成，名《执中成宪》，共分8卷。该书先录前人言行，雍正为之作论——“御制论”。如就“商王太甲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作论：“天以仁爱为心，必无作孽于人之理，此皆由人之自取也。其云天作孽者，乃人有过失，天降灾异以示儆，而人能恐惧修省，自可潜为转移，故曰犹可违也。若有过愆，而上天垂训，仍无忌惮，不知畏惧，故曰自作孽也，其能逭乎。”发挥了他的天人感应论见解。他用这本书阐发他的儒家的政治观点，因此乾隆读了该书，知其父的“圣心圣学实于尧舜孔子同揆，而汲汲于是编，则专以启迪我后人，示之标准也”。这本书在雍正生前没有印刷，乾隆元年（1736年）才得以问世。“执两用中”，是政治思想，也是哲学思想，基本上是宣讲中庸之道的。

四年（1726年），雍正把他在藩邸时编辑的《悦心集》刊刻出版。该书共四卷，收录历代政治家、思想家、僧道及一般文士的著述，或一文，或语录，或一诗一词，录后有雍正对作者的介绍，别无评论，选编者的意思完全从选文中表现出来。卷一收有陶潜的《归去来辞》、《桃花源记》及刘禹锡《陋室铭》、黄洽《五不欺》、林逋《省心录》、邵雍《为善吟》、释令遵《法语》，卷二选有欧阳修《归田录》、朱熹《敬恕斋铭》，卷三辑入唐寅《一世歌》、《花下酌酒歌》及陈继儒《警世通言》，卷四录有赵灿英《安命歌》、冯其源《题布袋和尚》及无名氏《醒世歌》、《知足歌》，等等。这些东西，无非是劝人乐天知命，清心寡欲，与世无争，自得其乐，充满释老的观念。雍正以编辑这样的闲书，说明他皇子时追求清净无为，醉心做一闲人，掩盖他参与争夺储位的事实。这也是他在雍正四年把它出版的原因之一。十二年（1734年），赐给直隶总督李卫一部，并告他：“公务余暇，时一展对，颇可悦目清心。朕及卿辈翻阅此书，大似山僧野客观览朝报而谈时政，殊为越分妄想，每一思之不禁失笑”。李卫阅后，奏言由此知“皇上龙潜藩邸，随境而安，澹泊宁静”。雍正的宣传目的可谓达到了。李卫又说：“伏读集中，如黄洽之矢不欺，林逋之戒沽名，邵雍之勉为善，司马光之劝知足，皆古来名臣大儒以忠君爱国之心，抒乐天知命之致。其他单词片语，无非去妄止贪。不同晋人清谈，惟夸旷怀逸志，实为觉世名言，修身至宝。皇上以之涵养圣心，即以之教训臣下，使气质化于和平，性情归于恬淡”。这就是说这本书还有着教人陶情怡性，恬淡为人，从人间纷繁的势利中解脱的内涵，当然也起着告诫臣下安分守己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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