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宠臣允祥、鄂尔泰、张廷玉、田文镜和李卫在线免费阅读

雍正宠信过的王公大臣，有允祥、允禄、允礼、福彭、马尔赛、隆科多、张廷玉、朱轼、蒋廷锡、沈近思、年羹尧、鄂尔泰、岳钟琪、田文镜、李卫、高其倬、杨文乾、蔡珽、李绂等人，眷宠隆而且久的，则是本节标题所示的允祥等五人。雍正同他们的关系，反映了他的为人、用人和政治。所以需要用一些篇幅说明他的宠臣及他们间的关系。朱轼、沈近思类近诤臣，宠遇不衰，而非肱股，对蒋廷锡依重有加，然其早亡，故于此三人不作特写。

一、“忠敬诚直勤慎廉明”的怡亲王允祥
雍正和允祥，在康熙时是一对难兄难弟，雍正朝则成了密迩无间的君臣。

雍正继位，命允祥总理事务，封怡亲王。元年设立会考府，命允祥主其事。允祥同时奉命管理户部三库、户部事务。雍正谅闇期间，四个总理事务王大臣中，主事的就是允祥和隆科多。后来雍正回忆这段历史，说“辅政之初，阿其那包藏祸心，扰乱国是，隆科多作威作福，揽势招权，实赖[怡亲]王一人挺然独立于其中，镇静刚方之气，俾奸宄不得肆其志”。是的，允祥与皇帝关系最密切，其他王大臣不能不注意他的态度。就此，史官在允祥传记中说：“当是时，阿其那包藏祸心，隆科多威福自恣，怀挟奸私，图乱国是。王屹然镇静其间，不动声色，而佥邪顾畏慑服，已隐然有社稷功矣”。在雍正谅阴期间，四个王大臣，真正一心为皇帝的仅有允祥一人，他与雍正一起镇慑他人，所以谓为社稷之功。三年（1725年）冬，允祥主持新开展的直隶营田事务。雍正前期，允祥以相当多的精力从事整顿财政、发展生产的事情，雍正赠他的诗中说：“经理度支需赞画，畴咨水土奏丰穰”。确是记实的。六年（1728年）五月，雍正讲到云南布政使李卫的铜政业务时说：“怡亲王之在户部，诺岷之在山西，李卫之在滇省，实系公忠体国，涤弊清源，劳绩茂著”。充分肯定了允祥理财的作用。七年（1729年），军机处成立，雍正命允祥为军机大臣，办理西北两路用兵的事情，前已叙过，开始筹商这件大事时，只有允祥、张廷玉几个人预谋，由此可见允祥是雍正朝政治舞台上的重要角色。

允祥只在任总理事务王时官位最崇，后虽为议政大臣、军机大臣，但后一官职在军机处制度草创之时，远不像后来之尊贵。后人为允祥作传的非常少。除《八旗通志初集》、《清史稿》外，又见彭绍升的《和硕怡贤亲王》和张廷玉的《澄怀园文存》中的传，内容又极其简略。这就使得人们不易了解他在朝政中真正的地位和作用。其实，允祥在没有正式名义的情况下，在雍正指导下处理了繁杂的事务。

雍正发号施令，有时亲自进行，发布口谕，或朱谕、朱批，有时用大学士传旨，有时用亲重大臣，如二年（1724年）初冬，年羹尧陛见期间，用他传旨。允祥是被经常用作传旨的亲王，在朱批奏折中，就有疆吏对怡亲王传旨事务处理的报告，即是他此类活动的证明。传旨，代皇帝发令，“口含天宪”，自极重要，而允祥等的传旨，又与汉、唐、明的宦官专擅不同，他是以亲王之尊，奉皇帝之旨出纳王命，是参与处理最高级政务的表现。

雍正不许官僚结党，为惩治政敌所必需，但官僚为保持自己的地位和升迁，总想在权臣中找个靠山。雍正知道这种情况与结党乱政不同，虽然也不允许，但不绝对禁止，特别是为了牢固控制疆吏以及中级地方官，一人难于做到，需要有个中间人，这就使用了允祥。要他转递一些官员的奏折，还令一些大员私下和允祥接触。如在河道总督齐苏勒的二年十二月十三日的奏折朱批中说：知道你同怡亲王没有往来，今令你同他接交，因这是朕的主意，不用害怕，“保于尔有益无损也”。又为使齐苏勒进一步安心，告诉他对允祥的评价：“王公廉忠诚，为当代诸王大臣中第一人，尔其知之”。有这个谕旨，齐苏勒自然要向允祥靠拢了。为了摊丁入粮的实行，允祥奉命主动支持创议人李维钧，雍正亦指示李有事可同允祥密商，迨后为拆散李与年羹尧的关系，再次命他同允祥联系：“诸王大臣中秉公为国家爱惜人才者，惟怡亲王一人，卿倘有不便达朕琐屑之隐情，怡亲王尽能照拂，并可为卿周全，卿何不乐为此不担干系之坦途耶！”通过允祥联络的官员，有封疆大吏，有小臣，还有皇帝家奴曹頫，胡凤翚等人，覆盖面广。与别人联络，有结党之嫌，惟与允祥交往不用作此担心，这是雍正特许的。在这类联系中，允祥作为皇帝代表，与那些人商洽政事，乃至他们的私事，疏通臣下与皇帝的感情，这也是使疆吏绝对忠于皇帝的一个方法，是皇帝无精力做的或不便做的，允祥替雍正操办了。

雍正说允祥“为国荐贤之处甚多”。允祥向雍正推荐允礼是件大事。康熙第十七子允礼被雍正认为参加了允禩党，康熙死，雍正罚他往守陵寝。这时允祥奏称允礼“居心端方，乃忠君亲上深明大义之人”，极力保举。雍正采纳他的意见，元年（1723年）即封允礼为果郡王，命管理藩院事，三年（1725年）以他实心为国，操守清廉，给亲王俸，并按亲王给予侍卫。六年（1728年）晋封他为果亲王。以后雍正又用他管工部、户部三库、户部事务，任宗人府宗令，办理苗疆事务。使允礼成为雍正朝赫赫有名的凛不可犯的贵族。他所以能得到这个地位，雍正之所以能得此宠臣，用雍正的话说是“朕之任用果亲王者，实赖[怡亲]王之陈奏也”。允祥还以推荐李卫而被雍正感念在怀，据雍正说，李卫在户部任郎中时，还不知道他，是允祥“在朕前极力保荐，谓其才品俱优，可当大任”。所以才屡加擢用，使之位至总督。其他经允祥保举的人尚多，如刘世明用至福建总督。岳钟琪遭到朝臣的暗算，赖有允祥的居间保奏，才得以保全。

允祥还能向雍正进谏。雍正用年羹尧主持青海军事，隆科多阻挠他成功，允祥针锋相对，向雍正说：“军旅之事，既已委任年羹尧，应听其得尽专阃之道，方能迅奏肤功。”雍正听了他的话，不从中掣肘，于是青海迅速成功。雍正要惩治一些官僚，允祥也屡加谏阻，追赔户部积欠，经允祥多次奏请，雍正作了减免。

此外，允祥做的事还很多，管理汉侍卫，督领圆明园八旗守卫禁兵，负责雍正办公处养心殿的用物制造，雍正的藩邸旧务，诸皇子的事务，雍正的陵寝，均由允祥经管。雍正曾说他办过的事情：“总理事务，王夙夜匪懈。……至于军务机宜，度支出纳，兴修水利，督领禁军，凡宫中府中，事无巨细，皆王一人经画料理。”而且“无不精详妥协，符合朕心”。允祥既是参与帷幄的重臣，又是雍正的大管家和侍卫长。

允祥如此事君，雍正待他也不同寻常。元年（1723年）封王后，雍正要按自己被封时得银23万两的例子赐给，但允祥谦谢不要，最后接受了13万两。雍正又要照例支给他6年官物，允祥固辞不受，雍正就另行加恩，将他兼管佐领改为其属下，另多赏给侍卫和亲军。三年服满，以总理事务功劳，加封允祥一个郡王，任从他于诸子中指封，允祥坚决不受，就给他增加俸银一万两。四年（1726年）七月，雍正亲书“忠敬诚直勤慎廉明”八字匾额赐允祥。他解释说，允祥的忠，是“公而忘私，视国事如家事，处处妥帖，能代朕劳，不烦朕心”。敬是“小心兢业，无纤毫怠忽”。诚是“精白一心，无欺无伪”。直是“直言无隐，表里如一”。勤为“黾勉奉公，夙夜匪懈”。慎乃“一举未尝放逸，一语未尝宣漏”。廉是“清洁之操，一尘不染”。明为“见理透切，莅事精详，利弊周知，贤愚立辨”。他又说在廷臣之中，做到“忠勤慎明”的不乏其人，而具备“敬诫直廉”的则很少，要众人效法他。同年，直隶总督李绂因允祥在畿辅搞营田，而直隶无档案，具折请示可否立档。雍正批示说：“怡亲王所办之事，何用尔衙门备卷！尔等大臣为朕任用，虽百千聚集一处，朕依赖未必如王一人也。勉之。必效法王之摒尽私心，纯然忠爱，以受朕如是见信，庶不负为人臣一生之名节也。”十月初一是允祥生日，某年生日前，雍正指令词臣代他拟诗作寿，诗要表达允祥“赤心为国，至诚待朕，明敏通达，廉洁正直，上苍自然垂佑锡福寿，君臣兄弟永永吉祥等意”。八年（1730年）五月，允祥生病，雍正出钱为他斋醮祈祷，并令廷臣设醮。迨允祥病危，雍正亲往探视，及至，允祥已死，次日亲临奠祭，赞他是“自古以来，无此公忠体国之贤王”。命配享太庙，准许他名字上一字用“胤”字，赐谥曰“贤”，并破例将往日所书“忠敬诚直勤慎廉明”八字置于谥号之上。又在京西白家疃、直隶天津、江苏扬州、浙江杭州为立祠祀。十年（1732年），安葬允祥，雍正亲往奠送。允祥死，子弘晓袭爵，原来不接受的另一郡王爵，雍正封其第四子弘晈为宁郡王。允祥子弘暾早死未受封，其聘妻富蔡氏入府守寡，雍正因命将弘暾视贝勒例殡葬。雍正对允祥及其家属的宠眷，是很少见的。不过君主制时代，是一朝天子一朝臣，雍正死后，乾隆对允祥的崇祀就不那么看重了，十六年（1751年）南巡至扬州就将怡贤王祠改为关帝祠，而以允祥祠作副祠。

总之，允祥克尽臣弟之道，忠心不贰地为雍正既当大臣又当仆人，在雍正朝的政治生活中起了重要作用，为雍正的全力从政提供了较多方便。他更有一个特点是不居功，极其谦抑。这一点，当然为极端强调君权的雍正所喜。他保持宠眷不衰，这是一个重要原因。所以彭绍升指出允祥“每承恩礼，益加谦畏，故上眷遇日笃”。这里附带说一下允祥的武艺和文采，这是对允祥史感兴趣者所关心的。在此仅录《八旗通志初集·允祥传》有关文字：“王精于骑射，发必命中，驰骤如飞。当从猎，猛虎突出林间，王神色不动，手利刃刺之，见者服其神勇。诗文翰墨，皆工敏清新。而自以未能度越古人，不欲以此自见，亦不自料仅以止中寿，遗稿遂至散失。间有吟咏，曾经御览者，吉光片羽，特珍爱存录，藏之宫中”。

作为雍正兄弟受到宠爱的，还有允礼、允禄等人。允祥死后，允礼曾有顶替他的味道。李卫到果亲王府请安，允礼对他赏赐甚多，事后，李卫报告这件事，雍正说：“王之优待断非出于笼络之术，卿之晋谒亦非怀有趋奉之心，朕皆深信而无疑者。人臣于义固无私交，若同心体国，互相敬爱，则又惟恐其不然也”。雍正在李卫另一奏折上又批道：允礼“居心虚公，非若辈大臣所能企及”。把允礼看得很重。雍正元年，庄亲王博尔铎死，无子，雍正命十六弟允禄承袭，当时舆论认为雍正垂爱允禄，才让他去袭爵袭产。雍正还让他管理内务府事务，同时加强对他的教导。在赐诗中说：“尽洗膏粱习，须教学业醇。股肱兼耳目，属望更谆谆。”要求他克服贵胄的纨绔习气，做胜任的亲信重臣。

雍正对那些小兄弟也赐予爵禄。四年（1726年），封十五弟允禑为贝勒，八年（1730年）晋封为愉郡王。四年封二十弟允祎为贝子，八年改封贝勒。二十一弟允禧得到允祥的好感，褒他“立志向上”，雍正于八年封他为贝子，继而认为他“感恩向上之念果诚，将来可望成立”，晋封贝勒。雍正也封二十二弟允祜为贝勒，二十三弟允祁为镇国公，认为二十四弟允祕“秉心忠厚，赋性和平”，在宫中读书，学识已经增长，封为诚亲王。这些事实表明，雍正除打击争位的政敌允禩等人，团结了允祥、允禄、允礼一班弟兄，他在家中并不孤立，没有必要，也没有全部打击亲兄弟。雍正对其在位期间亡故的五弟允祺、七弟允祐、十五弟允禑，分别赐予碑文，其谓允祺“秉性和平，茂著含章之望；持躬谦谨，勉期乐善之身”。说允祐“和平秉性，谦谨持身。邸第恬居，守安贞之素履。”赞允禑“赋性得其和平，素履遵于坦易”。嘉许他们谦谨和平，表达友善之意。这三个人都不参与储位之争，雍正自然不会对他们怀有敌意，而是按礼行事。

二、政治家鄂尔泰
鄂尔泰，字毅庵，姓西林觉罗，满洲镶蓝旗人，康熙十九年（1680年）生，三十八年（1699年）中举，官场蹭顿，五十五年（1716年）始为内务府员外郎，终康熙之世居于此职，故心常怏怏，康熙六十年（1721年）元旦，时届四十二岁，作诗自叹：“揽镜人将老，开门草未生。”又在《咏怀》诗中写道：“看来四十犹如此，便到百年已可知。”想不到后来知遇雍正，出将入相，为一代名臣。

还在康熙间，作为雍亲王的雍正要鄂尔泰为其办事，鄂尔泰以“皇子宜毓德春华，不可交结外臣”，拒不承应。雍正认为他刚正不阿，是忠臣的资质，即位后召见他，赞赏地说：“汝以郎官之微，而敢上拒皇子，其守法甚坚，今命汝为大臣，必不受他人之请托也”。元年正月命为云南乡试副主考，五月即超擢为江苏布政使。雍正不计前嫌，以才德用人，有豁达大度之气魄。三年（1725年）九月升鄂尔泰为广西巡抚，旋觉之仍可大用，在其赴任途中，命调为云南巡抚管理云贵总督事，而原总督杨名时只管理云南巡抚事。二人名实颠倒，为的是人尽其才。四年十月，实授鄂尔泰云贵总督，加兵部尚书衔。六年十二月，雍正命鄂尔泰兼管广西，封为云贵广西总督。十年（1732年）正月，鄂尔泰内召至京，受封为保和殿大学士，居首辅地位，兼经筵讲官，国史、实录、明史三馆总裁，二月封一等伯。七月，因西北两路用兵不利，雍正命鄂尔泰督巡陕甘，经略军务，后又巡视北路军营。十三年（1735年），贵州台拱地区新设州县的土民叛乱，雍正为显示赏罚分明，以鄂尔泰经理未善，削其伯爵，留男爵，休沐，仍食大学士俸，并命为办理苗疆事务大臣，眷注实未变化。

鄂尔泰受知于雍正，以及他的业绩，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在西南推行改土归流政策。这方面已作过专题叙述，毋庸赘述，仅将鄂尔泰的作用略一勾勒：他正确地提出改土归流的目标、方针、措施，获得雍正的批准；认真实行，调兵遣将，任用能吏，剿抚兼施，基本完成改流事业，就中他不辞辛劳，深入各地山寨，就近指挥，成功较为迅速；他负责的云贵广西的改土归流，推动了邻省两湖、四川的改流事业。

二是用人有道。鄂尔泰与雍正论用人，讲才职相当，讲设官为办事而非养闲人，讲珍惜与教育人才，是用人学上不可废弃的精当至论。鄂尔泰有识人之明，拔哈元生于末弁之中，识张广泗于众属吏之间，但对他们的评价亦较客观。他在八年（1730年）五月说哈元生，“虽勇敢，少近残刻，止可备调遣，不足以资统帅”。后来哈元生的经历证明他的看法是准确的。他论张广泗，胸襟颇开阔，立志颇坚定，“但明敏强干，犹属见事办事，若夫先筹全局，次扼要领，不遗琐细，而一视繁难，张广泗心能知及，而尚未能了了”。雍正对鄂尔泰说：“卿之识人，实越常人”。又讲：“卿之识人感人，朕实信及”。君臣际合，本身就是他们君臣知人用人理论的体现。

三是搞祥瑞。在报祥瑞的大臣中，鄂尔泰当首届一指，他以此遭讥，在所不惜。他亦知祯祥之妄诞，故大理令刘某奚落他，不但不记仇，反而嘉其公直，向雍正推荐他。他的报祥瑞，是在政治斗争中支持雍正的一种手段，当然其倡导迷信是愚蠢的行动。

不难看出，鄂尔泰是一个政治家，他适时地提出并实行改土归流，有政治目光。他身为云贵两省总督，但考虑到完成这一不限于两省的事情，建议统一事权，为此雍正调整了几省边境行政区划，鄂尔泰又协调了当时在他功绩之上的川陕总督岳钟琪的关系，没有大局量不可能进行改流事业。这是他作为政治家的主要内容和标志。用人的理论和知人善任，也是政治家的品格，鄂尔泰都具备了。鄂尔泰曾说：“大事不可糊涂，小事不可不糊涂，若小事不糊涂，则大事必至糊涂矣。”这就是要明辨大是大非，为政抓纲领，重大局。他的同僚张廷玉虽与之不协，亦服其见识，说他的这个名言“最有味，宜静思之”。他的云贵总督后任尹继善也服膺鄂尔泰“大局好，宜学处多”。清人钟琦评他为“识量宏渊，规划久远”。均为定评。清朝前期，国事有多方面的发展，但由于皇权加强，臣下难于发挥到具有政治家那样高的作用，所以极少产生政治家，因此鄂尔泰的出现非常难得。他本人有功于清代历史的发展，雍正治下能有这样人物的出现，表明雍正用人有道，在君主绝对独裁之中，尚能容纳建立不世之功的人物，并非专一屠戮功臣。

鄂尔泰受知于雍正，始于康熙中表现出的“公忠”，以后他益发以此自励。五年（1727年）十月，他对新任云南巡抚朱纲说：皇上用人行政，“无甚神奇，只是一个至诚，事事从天上体贴下来，以一贯万，一切刑赏予夺皆听人自取，而了无成心。如果无欺，虽大过必恕；设或弄巧，虽小事必惩。我辈身任封疆，只须实心实力为地方兵民计，即所以酬恩，即所以自为，一切观望揣度念头皆无所用，一并不能用。”他把皇帝事天归为至诚，臣下亦应以此道对皇帝，只要诚心，事情没有办不好的，没有不得到皇帝赏识的，即使办事不甚妥协，也会得到谅解。他为讲这番道理，敢于说雍正的用人行政没有什么神奇的，而雍正体察他的真诚之心，在朱批中说：“朕实含泪观之。卿实可为朕之知己，卿若见不透，信不及，亦不能如此行，亦不敢如此行也。朕实嘉悦而庆幸焉”。鄂尔泰的忠诚把这对君臣联结在一起了。雍正将他作为“模范督抚”向群臣推荐，就夸赞他“居官奉职，悉秉忠诚，此专心为国，而不知其他者”。

雍正还欣赏鄂尔泰的才识，说他每事必“筹及远大”。是把他的忠和才结合起来看待和信用的。

皇帝与臣下无所谓私交，但在雍正和鄂尔泰之间，有着私交成分。三年（1725年）冬，鄂尔泰陛辞往云南赴任，正值身体不适，雍正命他乘御舆前往，鄂尔泰于途中折奏行程和已恢复健康，雍正获悉后说：“朕与卿一种君臣相得之情，实不比泛泛，乃无量劫善缘之所致”。四年（1726年），雍正作主，将鄂尔泰的哥哥鄂临泰的女儿配给允祥之子弘晈，当鄂尔泰折奏谢恩时，雍正说他最信任的就是允祥和鄂尔泰，今既奉旨联姻，正可互相交往，“彼此规谏，以报朕知遇之恩”。对鄂尔泰的家事，雍正也表示关切，在五年（1727年）五月初十日鄂尔泰的奏折上批说，他“默祝上苍厚土、圣祖神明，令我鄂尔泰多福多寿多男子，平安如意”。八月初十日鄂尔泰奏称，到云南后，连得二子，已有五个儿子了，感谢皇上的祝愿和赐福。雍正说他的祝愿出于至诚，“今多子之愿既应，其他上苍必赐如意也”。九月十六日，鄂尔泰在奏折中写道：“（皇上）爱臣谆笃，臣之慈父；勉臣深切，臣之严师”。读之令人肉麻。雍正却说是“字字出于至诚”，又在朱批中告诉他，在庆贺五旬圣诞的宴会上，因没有他出席，特将亲自尝过的食物寄往云南，就如同君臣对席了。当鄂尔泰经略陕甘期间，雍正命内大臣海望为之建设官邸，赐给用物，治成，雍正亲为检查，嫌不精好，责令海望重办，迨鄂尔泰回京，进入新宅，雍正又亲书“公忠弼亮”匾额赐之。雍正如此酬忠，鄂尔泰愈发感恩图报，肝脑涂地，在所不惜。

三、“第一宣力”的汉大臣张廷玉
张廷玉，安徽桐城人，康熙十一年（1672年）生，大学士张英子，三十九年（1700年）中进士。为人谨慎，廉洁奉公。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为会试考官，有人找他打关节，他作诗示之，诗云：“帘前月色明如昼，莫作人间暮夜看”，即不会收受贿赂而卖考，其人惭愧而退，而张氏之为人遂在士人中传诵开来。康熙末年任吏部侍郎兼翰林学士，雍正继位，就命他协办翰林院掌院学士事，晋为礼部尚书，次年转户部尚书，仍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国史馆总裁，太子太保，三年（1725年）署大学士事，四年（1726年）晋文渊阁大学士，仍兼户部尚书，康熙实录总裁官，六年（1728年）转保和殿大学士，兼管吏部尚书，七年（1729年）任军机大臣，加少保，八年（1730年）赐轻车都尉。张廷玉身为大学士，军机大臣，兼管吏部、户部、翰林院，十几个修书馆的总裁官，职务繁多，公务忙碌。他自己说，雍正宣召不时，一日晋谒三次，习以为常。西北用兵以后，“遵奉密谕，筹画经理，羽书四出，刻不容缓。”及出内廷，至朝房及公署理事时，属吏请求指示和批阅文件的常达百数十人。坐在轿中批览文书，入紫禁城骑马，吏人随行汇报，处决事务。傍晚回至府中，“燃双烛以完本日未竟之事，并办次日应办之事，盛暑之夜亦必至二鼓始就寝，或从枕上思及某事某稿未妥，即披衣起，亲自改正，于黎明时付书记缮录以进”。雍正也说他和鄂尔泰二人“办理事务甚多，自朝至夕，无片刻之暇”。张廷玉把他的全部精力投入雍正所交给的各项事务。

然而他有何政绩呢？遍检关于雍正朝的史书，他的传记，他的著作《澄怀园文存》、《澄怀园语》、《澄怀园主人自订年谱》，只发现他干了两三件事情，一是处理棚民问题，再一是关于旌表寡妇守节，过去民间妇女在三十岁以前守节，至五十岁以后，就可以请求旌表，张廷玉考虑到，若该妇享年不永，未足五十而亡，就令她的苦节泯没不闻，深堪可怜，因此请求把旌表条件的五十岁改四十岁，获得雍正的允准。

张廷玉的事功不在于处理某件政事，而是他的文字工作和设立军机处制度。雍正面谕廷臣，多有记不准确，以之发布，不能宣达御意。雍正召见地方官员，往往命其回任给同省或路过地方官员转述旨意，这些人聆听时，或未听清，或有遗忘，传达得不合原意。此等事又不便责怪朝臣和疆吏，雍正恒思加以解决。就中也有例外，就是张廷玉所草之上谕，全合雍正本意，是以屡获表扬。军机处规章，由张廷玉制定，军机处成为枢垣，影响清代历史，这是张廷玉的大事业。但是在雍正的眼里，张廷玉的作用是“纂修《圣祖仁皇帝实录》宣力独多，每年遵旨缮写上谕，悉能详达朕意，训示臣民，其功甚巨”。承认他的功劳在于文字。这文书工作，由身为大学士、军机大臣的宰执来做，不过是个书记长，这地位，自然不能独树一帜，建立创新的大功业。因此，要评价张廷玉及雍正对他的重加酬劳，就必须注意到皇权高度集中下的大臣作用，就是由参与机务和书写文字方面体现的。雍正重视张廷玉，后者接受主子的奖赏，都是按照对这个职务的使命的理解及执行的好坏来决定的。张廷玉是很好地完成了他的职责的官僚。

雍正给张廷玉优厚的酬劳，爵禄而外，于五年（1727年）赐典铺一所，价值35000两。这年，张廷玉曾患小病，雍正对近侍说：连日来朕臂痛，你们知道吗？近侍们吃惊地问缘故，雍正说：“大学士张廷玉患病，非朕臂病而何？”真把他视作股肱大臣。八年（1730年）赏银二万两，张辞谢，雍正讲“汝非大臣中第一宣力者乎！领赐勿谦”。

当雍正身体不适时，凡有密旨，悉交张廷玉承领，事后雍正说，“彼时在朝臣中只此一人”。确实，允祥死后，鄂尔泰入阁以前，张廷玉在满汉朝臣中实处于第一个被信任者的地位。十一年（1733年），命张廷玉回籍祭祖，行前一日赐玉如意，特谕“愿尔往来事事如意”，同时赐物品及内府书籍五十二种，《古今图书集成》只印六十四部，独赐张廷玉两部。雍正还赐张廷玉春联一副，词曰：“天恩春灏荡，文治日光华”。倒是这对君臣关系的写实。张家领此皇恩，岁岁用其词作门联，后来官民袭用，表达颂圣和希冀获恩的愿望。

张廷玉对宋人黄庭坚说的“万言万当，不如一默”，极其倾倒，表示“终身诵之”。缄默，这是他立身的主导思想，也是他的做官之道。他以人主之意为意，默默去做，不事张扬，事成归功于人主，事败亦关己事。与缄默相联系，主张恕道，他说：“待人好为责备之论，由于身在局外也。恕之一字，圣贤从天性中来”。与缄默相联系，他相信和宣扬命运。他说自身任宰辅，管吏部，常见皇帝想用的人，或遭到奏劾，或得病，或死亡，结果没有见用；而皇帝不想用的人，或因有人推荐，或一时没有适当的人才，竟然获用了，所以人生荣辱进退，不在君主，更不在他人，而是“有一定之数”，因此他要人“以义命自安”，不要去追求。缄默做官，就是老老实实当奴才，并且不管地位如何变化，总是一个样子。大约是由于这个缘故，雍正赞扬他“器量纯全，抒诚供职”。乾隆称许他“在皇考时勤慎赞襄，小心书谕”。昭梿说由于他及其门下士汪由敦、于敏中，造成“缄默成风”的政治风气。

在此可以将雍正后期的两个辅佐张廷玉、鄂尔泰作一比较。鄂尔泰在康熙中有怀才不遇之感，雍正见用后，在尽忠皇帝的前提下，敢作敢为，以济世为己任，作诗云：“问心都是酬恩客，屈指谁为济世才？”又云：“炊烟卓食散经丝，十万人家饭熟时。问讯何来招济火？斜阳满树武乡祠。”以诸葛亮自命，欲大展宏图。此二人，一恭谦默做，一进取不辍，雍正对这两种人都能很好地驾驭，使之各自发挥所长，也是不拘一格用人。有人说张廷玉的见宠，是因他纂修康熙实录，掩盖雍正篡逆事实的缘故。如果这就能得到如此荣宠，雍正没有这么多职位来作酬谢吧！其不合事实，除对篡位一说信之太深外，也是不了解雍正用人特点和当时政局之所系。

雍正尽管宠待张廷玉，不顾成宪，以之在同职的满官之上，但鄂尔泰入阁，即居首辅，致久历机枢的张廷玉于下方，张廷玉虽然主缄默，也不甘心，以至到乾隆时形成鄂、张两党。此实雍正朝开端之事。雍正极力反对朋党，到了晚年，在自己眼皮下，由于自己的用人，出现新的朋党的萌芽，这也是历史对他的嘲弄。

四、“模范督抚”田文镜
田文镜，康熙元年（1662年）生，监生出身，二十二年（1683年）出任县丞，久淹州县官，五十六年（1717年）始为内阁侍读学士。雍正元年署山西布政使，二年出任河南藩司，同年升本省巡抚，五年七月晋河南总督，加兵部尚书衔，六年十月为河南山东总督，七年加太子太保，八年兼北河总督。十年（1732年）十一月，以久病请解任，十五日批准，时为阳历一七三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二十一日（1733年1月6日）命予田文镜祭葬，谥端肃。他可能死在1733年元月的头两三天。有记载说田文镜是雍正藩邸旧人，或云为雍邸庄头。雍正在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受封为贝勒，始得有庄田，其时田文镜早已出仕，不可能为雍邸庄头，后来也不可能成为雍邸旧人。雍正于二年（1724年）年底将陕西延安知府沈廷正调任河南开归道，在田文镜奏折中告诉他，沈“原系藩邸旧人”，又说：“闻伊未到豫省，即先蓄成见，欲与汝作梗。试思朕岂有命一属员前来钤束上司，使掣肘于汝之理！伊若露有不肯尽心协助，实力承办，反倚势借端，妄作威福，卖汝以取媚他人情景，严加参劾，候朕重惩，决不姑宽之也。汝接到此谕旨时，可与伊共观之。”此恰证明田文镜不是雍邸旧人。沈廷正欲倚之势，即藩邸旧人之势，正欺田文镜不是老伙伴。雍正如此宽解于田文镜，也因其不是旧人，要他不必因此在藩邸人面前自惭废政。

雍正之宠待田文镜，自有缘由。田文镜死，雍正给他盖棺论定：“老成历练，才守兼优，自简任督抚以来，府库不亏，仓储充足，察吏安民，惩贪除弊，殚竭心志，不辞劳苦，不避嫌怨，庶务俱举，四境肃然”。这就是欣赏田文镜的所在，具体地说：

第一，一心为国，毫不瞻顾，不避嫌怨。元年（1723年）春天，田文镜奉命去华山告祭，路过山西，正值该省灾荒，雍正已有所闻，但晋抚德音谎称无灾，及田文镜回京，雍正问之，田如实奏报。官员们一般采取瞒上不瞒下的办法，互相包庇，田文镜破此旧俗，忠君不欺，立即得到雍正欢心，命他去山西办理赈务，并罢德音之职。田文镜到河南不久，就遇上封丘罢考，他主张严厉镇压，以维护雍正的新政。河南学政张廷璐是张廷玉之弟，纵容生监罢考，田文镜不顾乃兄权势，如实奏报他的情况，使雍正处分了他，为此事，张廷玉、朱轼等人很不高兴田文镜。田文镜为犁剔山东粮驿道衙门的陋规，直言不讳地奏报户部等中央衙门接受规礼。他不依附于年羹尧、隆科多，钦差到豫，也不送礼，使钦差认为小看他们而到雍正面前说他的坏话。田文镜处于孤立无援之中，这却是雍正欣赏之处。

第二，厉行雍正新政。清查积欠，实行耗羡提解，打击贪官污吏，保证府库充盈；惩治不法绅衿，平均赋役，调节了绅衿与国家、与平民关系，缓解社会矛盾；推行保甲法，加强对民间的控制，强化了治安。

田文镜在河南，屡遭攻击和议论，不满意于他的人有中央的、邻省的及辖区的官民，为数不少，究其内容，则谓其刻薄，虐待科目人和绅衿。田文镜也深知其处境，自称在河南行政，使“贪墨官吏、玩法士民不遂其私，多称未便，谤腾毁积，物议风生”。在就任河南山东总督之际，自己预料，照河南那样行政，山东也会“怨声蜂起”，但他表示不恤人言，坚决把在河南的政策移到山东，以不辜负皇帝的宠眷。雍正支持他，不是孤立把他看作一个人，看作田文镜个人，而是视之为“巡抚中之第一人”，“若各省督抚皆能如田文镜、鄂尔泰，则天下允称大治矣”。雍正把他树为“模范疆吏”，希望各省督抚向他效法。肯定的是他的行政体现了雍正振刷数百年颓风的革新精神和政策，肯定的是他雷厉风行、施行严政的手段。雍正深知，田文镜与他休戚相关，对田文镜的评价，关系到对他的用人和行政的看法。他在田文镜奏折上写道：“卿之是即朕之是，卿之非即朕之非，其间有何区别？”他曾自惭用人不当，说：“假如诸臣之中，不得田文镜、鄂尔泰，则朕之罪将何以谢天下也！”他们真是君臣一体，鱼水难分。雍正褒奖田文镜，既是支持这个宠臣，也是坚持自己的政治，为自己的政治辩护。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田文镜以揭发晋抚德音匿灾起家，而自身在晚年也以匿灾闹得朝野窃议，雍正却保全了他。田文镜常报祥瑞、人瑞、丰登，报喜报成了习惯，就不能报忧了。八年（1730年），河南水灾，田文镜不报灾赈济，还说“民间家给人足”，严催钱粮。灾民被迫逃亡邻省，湖广总督迈柱将河南的流民资送回籍，并报告雍正，田文镜却行强辩，说直隶、山东、江南的饥民逃到河南，河南的富人遂囤积居奇，以致粮价上涨。又说和湖北接壤的地方收成好，粮价低，人民不会逃亡。谎言总掩盖不了事实，到次年春天，大量的饥民离开家乡，四处乞讨，有的向山陕商人出卖男女，田文镜不行救济，不帮助穷人赎回人口，惟以惩办中保媒人了事。饥民无法生存，群起勒令富人借贷。事情很快就被雍正知道了，还有人密参田文镜“匿荒不报，忽视民艰”。当此之际，雍正极力为田撑腰，说他是“实心任事之大臣，必无漠视民艰之理。大约因伊近来年老多病，精神不及，为属员之所欺瞒耳”。把他的责任推到其下属身上。又把攻诘他的人说成是“摇唇鼓舌”，不准议论。雍正为解决实际问题，派刑部侍郎王国栋赴豫办理赈务，“兼理稽查匪类，缉捕盗贼之事”。既搞赈济，又以暴力维持社会秩序。田文镜匿灾，有其客观原因。他总报祯祥、大有，以歌颂雍正之治，“天心协应，叠见嘉祥”。按照雍正、田文镜一贯宣扬的，祥瑞是政治好的表现，灾异是败政的反映，田文镜怎么好承认有灾情呢？所以田的匿灾，正是雍正君臣大搞祯瑞的必然恶果，雍正有鉴于此，自然对田曲加保护。

田文镜原隶汉军正蓝旗籍，正蓝旗在下五旗，他不乐于此地位，向下僚河南布政使、汉军正白旗人杨文乾透露过这种心情。五年（1727年）春，时为粤抚的杨文乾陛见，言及田文镜的心思。那时正值李绂、谢济世参劾田文镜案尚未了结，雍正为支持田，将他拨入上三旗，“以示朕厚待贤良大臣之至意。”又命问田愿入哪一个旗哪一个佐领，结果入了正黄旗。事后，雍正在田的奏折上作朱批责问他为什么不把这个心思告诉君上：“君臣之际，恩义兼崇，一切衷曲，皆当剖析直诉。朕甚嗔汝，为何不以实告？……嗣后更有为难不得已处，慎毋如是含而不吐”。嗔归嗔，森严的等级制度，君臣之间，怎能无话不谈呢？臣子怎敢放肆？田文镜究属老吏，经验丰富，雍正如此待他，又有允祥保护，他也不冒昧向皇帝提出要求，也不越分，谨守臣子之道，更能得到君主的赏识。君主制度决定，君臣之间不存形迹是不可能的。不过像雍正这样对待田文镜也是少有的，难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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