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才能、学识和自信在线免费阅读

鄂尔泰等编纂的《清世宗实录》介绍书主：

天表奇伟，隆准颀身，双耳半垂，目光炯照，音吐洪亮，举止端凝。……幼耽书诗，博览弗倦，精究理学之原，旁彻性宗之旨。天章濬发，立就万言。书法遒雄，妙兼众体。每筹度事理，评骘人才，因端竟委，烛照如神。韬略机宜，皆所洞悉。

人臣论君主多有谀词，鄂尔泰等对他们的君主自也难于例外，不过所说他的才能倒基本上合于雍正的实况。他说话声音很高，有朝鲜文献可作佐证。《李朝实录》记载该国使臣李樴于雍正元年回国，向国王报告，亲见雍正“气象英发，语言洪亮”。“气象英发”的赞美之词，不应当是虚誉。

雍正自幼，受严格的教育，掌握了满文和汉文。他当皇子时闻长，尽有时间读书，他自己说：“幼承庭训，时习简编。”登极之后，为了“敷政宁人”，继续学习，举行经筵。他把儒家的“四书”、“五经”烂记于胸，并有自己的理解，不像章句腐儒，咬文嚼字，在儒家圣贤的字句里转悠，毫无发明创见。他对这种人也很看不起。如前述对会试“士人当有礼义廉耻”论题的试卷表示不满，说那些贡士们的见解都是老生常谈，“识量狭隘”。五年（1727年）八月初六日经筵，讲官邓德、蔡世远讲解“文行忠信”，雍正批评说，讲章内将文、行、忠、信分为四端，缺乏贯穿的解释，他认为：“仁义道德之理见于词章者为文，见于躬行者为行，实有诸己则为忠，诚孚于物则为信。分之固为四端，合之则此一理，圣人四教，即谓之一教亦可。”他把仁义道德的观念贯穿于文行忠信之中，即以仁义道德解释文行忠信，使它们凝为一体，就比那些章句经师讲解高明了。雍正又说，在书经讲义里，谓人君以天之心为心，臣下则以君主之心为心，他认为这同君臣一德一心观念不合，君臣都要以天心为心。臣下以君主的意愿为意愿，本来就是要忠君，现在以天心为心，要对天负责，对臣子的要求更高了。对于儒家讲的智、仁、勇，雍正也有他的理解，他说：

圣人统言智、仁、勇，乃一贯之义，如遇有益于民应行之善政，见得透彻，即毅然行之，则是勇以行其智，勇以全其仁，智仁勇未尝非一事，若将三字误会，恐涉于匹夫之勇，妇人之仁，奸徒之智，反将圣人之言误解矣。

他看清智、仁、勇三者的联系，以其之智，认识教和刑的相辅相成关系，所以他“治天下，不肯以妇人之仁弛三尺之法”。

雍正因熟于儒家典论，所以能熟练地应用它“敷政宁人”，教育臣下。如在豫抚石文焯二年（1724年）二月的一份奏折上批道：“谚云说得一丈，不如行得一尺，宣圣所以听言必观行也。积年老吏之习，不合封疆重任之体，总要规模弘阔，志虑精白，不屑于市恩避怨，方为无忝厥职”。用孔子的话教他改变积习，言行一致。一次石文焯奏报严查白莲教事，雍正批示：“涓涓不塞，流为江河。所以圣人谨于防微杜渐，若不除之于早，其害必致蔓延，此事慎毋泛泛视之，一者整齐风俗，洁清地方，二者抑邪扶正，消弥祸患于未形也”。山东巡抚岳濬折奏给予赴粤教种旱田的农人的旅费及家口安置情形，雍正要他从丰赡给，朱批说：“孟子云上农夫食九人，则是众口所赖者，惟此一夫，今离乡远出，所给银两办装可矣，养家之资或恐不敷耳”。七年（1729年）六月初四日，广西巡抚金鉷请安折得到的朱批是：“朕躬甚安，今岁愈觉健壮，此皆蒙我皇考圣灵佑庇之所致。诗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朕三复斯言，增感曷已”。

经学、史学是相联系的，雍正也很熟悉历史，在位期间，能吸取前代经验，改善和加强他的统治。清朝以前，对历代帝王的崇祀，只及开创之君21人，从祀的功臣也只有39人。雍正认为那些虽非创业的君臣，也有统治经验值得吸取，值得尊崇，他说：

三代以上，若夏启之能敬承，殷之太甲、太戊、武丁，周之成王、康王、宣王，颂美诗书，光耀史牒。三代以下，英君哲后，或继世而生，则德教累洽，或间世而出，则谟烈崇光，胥能致海宇之乂安，跻斯民于康阜，嘉言传于信史，善政式为良规。至凡蒙业守成之主，即或运会各殊，屯亨不一，苟无闻于失德，成帝命所宠绥。

至于历代名臣：

亦皆川岳钟灵，为时辅佐，功在社稷，德协股肱，比诸从龙之彦，何多让焉。

因此，增祀守成的帝王143人，功臣40人，并作《历代帝王庙碑文》，以记其事。魏征谏唐太宗，上“十思疏”，希望君上知足自戒，止兴作以安民，谦冲自牧，慎始敬终，虚心纳下，去谗邪，慎刑法。雍正认为魏征君臣论治，需要吸取，亲书“十思疏”，置于屏风，朝夕观览，又亲书多幅，颁赐给田文镜等宠臣，以便君臣共勉共励。他如评论历史人物、事件、制度，以之训诲臣下尚多。如赐户部“九式经邦”匾额，赐文以周制要求户部忠于职守：“《周礼》以九式之法均节国之财用，职綦重焉，尚其平准出纳，阜成兆民，毋旷乃守。”

雍正倡三教同源之说，学兼佛老。他能崇佛用佛，乃因通于佛学。

在自然科学方面，雍正说在皇子时代，奉其父之命，教习裕亲王福全之子保泰“经书算法”。那时保泰年轻，所学算法，不过是初等的，雍正本人对此所知有限。大体说来，雍正的自然科学知识远不及其父，也不及于其兄允祉、其弟允禄等人。他迷信天人感应说，不可能深入钻研和相信自然科学；相反，他用自然科学的知识为他的敬天愚民政策服务，说制作天文律历，“用以敬天授民，格神知人，行于邦国，而周于乡闾”。

雍正极其迷信神鬼命运。办事一定选择黄道吉日，如岳钟琪西路军大本营迁移，由雍正看历书选定，通知移营时日。有的地方官赴任雍正也给他择定出发日子。他事事讲求吉祥如意，大臣出行，赐予如意，每到过年，诸王大臣向他进呈如意，“取吉兆之意”，从他这儿开始，形成了习惯，流传后世。他笃信八字。他知道年羹尧的八字，有一次年要进京陛见，雍正不允许，向对方说明原因是，“有看八字人说年熙不宜你来”。又告诉年：“你的真八字不可使众知之，著实审密好。番僧中镇厌之事，实不能侵正人，虽属荒唐，然亦说不得全无，未免令人心彰些。”这是怕被人知道八字，遭仇家厌胜。对厌胜之类的事，他是半信半疑，不过同臣民一样，对此类事，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以免不设防而遭到暗害。他又要求年羹尧把岳钟琪八字告给他。他还要鄂尔泰报告八字，回奏人觉得这是受到极大关怀，他则告诉鄂尔泰：因你身体弱，故要你八字，看你的寿数，今知竟是“大寿八字，朕之心病已全愈矣”。因信八字，和算命的结了不解之缘。有个浙江人史瞎子，名声很大，所谓“言休咎奇中”，有人把他推荐给雍正，大约奏对时说了不中听的话，发遣到辽左为民。

雍正文思敏捷，于日理万机之中，亲自书写朱谕、朱批，少则数字、数十字，多则上千言，都是一挥而就。他的朱谕，从存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所见，书写都很整洁，文字流畅，间有口语，很少涂抹。朱批、朱谕不是为作文，也不是为发议论，是处理政事，于行文之中，说明他对某事处理意见，全系政事内容，更可见他的才思和从政能力相一致。朱批、朱谕是这两方面才能的结合。兹录两份原件完好、便于识认的给年羹尧的朱谕，以见一斑。一件：

使臣中佛保等回来所奏之折，抄来发于你看。未出尔之所略。但你临行之奏，待他来人少轻淡之论，朕少不然。朕意仍如前番相待，何也？今换人来矣，想策汪疑根敦，与事无益，二者朕总实在推心置腹，不因彼变迁而随之转移，总以无知小儿之辈待之，体理复彰，你意为何如？再其所请求之事，逐款当如何处，将你意见写来朕看。他如此待留罗卜藏丹津之意，你意为何如？他的人来，一路上仍加意令其丰足感激，可速谕一路应事官员知悉。再他又向藏之论，此信未必也。可速速详悉逐条写奏以闻。特谕。

从原件可知，这200余字中，只抹去“料”字，改为“略”字，再则加了“如”、“此”二字。另有一件，原文是：

都中一切蒙古王子、台吉和喇嘛闻郭隆逆僧一事，皆大有敢怒而不敢言之色，此种愚顽总不论是非情理，迷惑于此无理之道者，实不可解。并拉什、特古特等闻之，皆为之辨（变）色，虽口中挫挣云是，光景甚属可笑。因此，朕之佛法实超出于此辈庸僧，时将正经佛法开导他们众蒙古王子、台吉等好几次矣。然皆有貌感而心不然之景。虽然你知道了，北边一带蒙古之众心亦不可不照顾。朕借此机会亦欲言明正经佛法，严敕喇嘛护教，当端其本，敬僧必择其人，连京中一切庸俗番僧，皆严示一番。特令你知道留心，但再若如有如前当行处，亦不可因此姑容。善后之策，甚属紧要，不可因小而误大，图缓而略急。朕之闻见，全谕你来，你知道后只管相时度机而行，你的见识再不得错的，朕信得及。

全谕约三百言，只涂改一字，添增十余字，雍正一日书写很多，因系处理政事，一定很认真，一定要深思。但一天处理那么多事，写那么多朱批、朱谕，不可能在每一篇上用很多时间。所以还是他才能出众，思路清晰，援笔立就。

康熙的儿子们多擅长书法，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王士禛看到允祉的作品，赞叹“遒美妍妙”，又说“东宫暨诸皇子皆工书如此，盖唐宋明以来仅见之盛事也”。这就把雍正包括在内了。雍正元年八月，《景陵圣德神功碑》碑文撰成，雍正命善于书法的允祉、允祐和翰林院中书法精妙者书写。他说自己学过康熙的书法，得到其父的“嘉奖”，这时也书写一过，以便与诸臣比较选择，以供刻石。他说这不是“自耀己长”，不过是为表示对其父的恭敬。显然，他自认为有精于书法的特长。据记载，康熙欣赏他的书法，每年都令他书写赐予臣工的扇面，多达一百余幅。他留下的手迹很多，大多是小字行书，今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赐年羹尧宝石的朱谕、命宠信督抚推荐懂得医学的人的谕旨等原件，均可看出他运笔流畅、娴熟，结构严整，自成风格的书法功力。

说到雍正的政治才能，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比较了解下情，二是比较了解自己，三是建立在这种了解基础上改革政治的抱负。

雍正把他和康熙作了一个比较，说他事事不及其父，“惟有洞悉下情之处”，比其父高明。他认为康熙八岁即位，深居宫中，很难了解真实情况，因为“大小臣工方欲自行其私，又孰肯敷陈其弊；在朕居子臣之位，定省承欢，又有不便陈言之处。以朕为皇考之爱子尚不能言，则皇考果何从而知之乎？”而他自己则有藩邸四十余年的亲身阅历，了解官场和政治实施情况：“凡臣下之结党怀奸，夤缘请托，欺罔蒙蔽，阳奉阴违，假公济私，面从背非，种种恶劣之习，皆朕所深知灼见，可以屈指而数者。”他又因在藩邸时间长，阅历深，自认为“较之古来以藩王而入承大统，如汉文帝辈，朕之见闻，更远过之”。继位之后，他通过奏折制度，派遣侍卫和亲信私访，以及一般的官方公文等途径，了解吏治民情，比较多地把握真实情况。同时政事是他亲自处理的，事态的发展变化也就能在他的洞鉴之中。如程如丝贪婪案，为年羹尧所揭发，受蔡珽的阻挠，当年羹尧出事之时，雍正命石文焯往四川审理，石因过去同年有交往，这时更怕再审出实情，落个包庇年的罪名，就做出有利于程、蔡的报告。后来蔡案发生，要重审程案，雍正还打算派石文焯去，为了他能秉公审处，给他如下批示：

程如丝夔州惨伤私商一案，汝前番审鞠大有不协之处，今另行审查，或著汝赴川亦未可定。不必惊慌，朕谅汝彼时原有许多不得已处，虽然终受软懦依违之累，有失公正刚方之体，不合为蔡珽所欺，又欲避年羹尧向日之形迹，未免傅会其间，今恐逃坑复落堑矣。

虽然在这件事情中，雍正原有欲诛年而偏袒蔡、程之病，石迎合而为程开释，不能怪罪于石，但雍正了解石、年关系，洞察他的腑肺，分析他的思想入情入微，无不肯綮。雍正曾让署湖广总督福敏路过河南向田文镜转传谕旨，后发现有讹误，又命浙江观风整俗使王国栋路过开封时加以改正，田文镜为此折奏，说一般人只知“皇上操生杀予夺之大权而可畏，而不知皇上禀至圣至神之聪明而不可欺”。雍正实在了解下情，不易被臣下蔽锢。

雍正把他同其父作比较，也是对自身的了解，自云洞悉下情，是有自知之明的一个方面。他相信自己政治上成熟，意志坚定，一往直前实施既定的方针。五年（1727年），他说：

朕年已五十，于事务经练甚多，加以勤于政事，早夜孜孜，凡是非曲直尚有定见，不致为浮言所动。

他对自己的了解还表现在有较强的自信心上。他相信自己的能力，在直隶总督李绂的一份奏折的朱批中，极言自身的见识超过他的臣下。他颇有意思地写道：

尔自被擢用以来，识见实属平常，观人目力亦甚不及。朕但取尔秉彝之良，直率之性而已。凡聆朕一切训谕，如果倾心感服，将来智虑自当增长扩充。……尔诚不及朕远甚，何也？朕经历世故多年，所以动心忍性处实不寻常，若能精白自矢，勉竭同心合德之诚，朕再无不随事训诲玉成汝之理。倘以为能记诵数篇陈文，掇拾几句死册，而怀轻朕之心，恐将来噬脐不及。朕非大言不惭，肆志傲物，徒以威尊凌下之庸主，极当敬而慎之，五内感激，庶永远获益无穷，尔其钦承此谕毋忽。

要这有文名而又刚直的臣子服他，并非专恃帝王的权威，也非不知羞耻地大言不惭，他自信识见在被教导人之上，自信不是庸愚的人主，能够驾驭群臣。他认识自己的地位，懂得做皇帝的难处，他不止一次地讲“为君难”，如说：若对弊政不加改革，众人会说皇帝懈于政务，若竭力整顿，又会被人目为苛刻。对于言官的意见若不采纳，则是不能受谏，若以其言谬妄而加处分，则是堵塞言路，怎样做才好呢？他感到这是“为君之所以难也”。他因此铸造了“为君难”的玉玺。

这样认识自己的地位，有利于处理政事。他还知道在君主宝位上，要使自己政策正确，要真正吸取臣下意见，就要反对他们的揣摩迎合，为此屡发指示：“尔诸臣宜矢公矢慎，共襄盛治，嗣后务宜屏去私心，勿事机巧，凡事只求当理，即合朕意，逢迎之术，断不可用。朕在藩邸，洞悉诸弊，岂有向以为非，至今日而忽以为是耶！”

了解情况，认识自己，就可以制定比较切合实际的施政纲领、方针和政策，而且有能力有信心去实现。正因为他把握了康熙末、雍正初的政情、民情，懂得历史，具有“振数百年颓风”的抱负，才能够提出“雍正改元，政治一新”的奋斗目标，适时地要求臣下“将向来怠玩积习务须尽改”，从而进行了一番改革。

英国人濮兰德·白克好司讲到雍正的才智：“控御之才，文章之美，亦令人赞扬不值。而批臣下之折，尤有趣味，所降谕旨，洋洋数千言，倚笔立就，事理洞明，可谓非常之才矣”。杨珍认为雍正是一位善于观察与思考者。其思想的敏锐性以及思维广度与深度，都超过允禩、允禵等人。他们的中肯之言，可作为这一节的结束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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