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论才技而不限成例的方针在线免费阅读

雍正对于官吏的任用非常重视，前述在鄂尔泰的奏折上批写“治天下惟以用人为本，其余皆支叶事耳”即为一例。四年（1726年），对诸王大臣等说：“从古帝王之治天下，皆言理财、用人，朕思用人之关系，更在理财之上，果任用得人，又何患财之不理，事之不办乎？”六年（1728年），在署理江苏巡抚尹继善的春天折上批写：“朕之责任，不过擢用汝等数员督抚而已”。把用人看作行政的第一件大事，根本重事。因此，对用人的原则、方法备加考究，也形成他的风格和特点。

雍正的任用官僚，不像其父，康熙对人比较宽厚，官僚队伍相对稳定，任职较为长久，雍正时人事变动频繁，一些官员来去匆匆，有的微员骤升大僚，而一些大吏被逐出政治舞台，看似混乱，其实亦有章法。三年（1725年），他说用人变化迅速的原因：“事无一定，又不可拘执，有时似若好翻前案，不知其中实有苦心，总欲归于至是，是故或一缺而屡易其人，或一人而忽用忽舍，前后顿异，盖朕随时转移，以求其当者，亦出乎不得已”。“总欲归于至是”，想把事情办好，因而在用人上颠过来倒过去，以求人和职结合得当。这还是一般地讲用人原则。五年（1727年），他说得就更清楚了：

朕现今用人之法，亦止堪暂行一时，将来自仍归于圣祖畴昔铨衡之成宪。朕缘目击官常懈弛，吏治因循，专以积累为劳，坐废濯磨之志，不得不大示鼓舞，以振作群工委靡之气。俟成知奋勉，治行改观时，自另有裁处之道。

雍正要清扫康熙末季积弊，使雍正改元出现新气象，与这个政治方针相适应，确定用人的原则：造成一个振作有为的官吏队伍，去革新政治，因此破坏常规的任用官员办法，反对因循腐败的吏治。在这个总原则下，有一整套用人的具体办法。

雍正和鄂尔泰通过奏折和朱批讨论识人和用人，表明他们对官员的要求。鄂尔泰在四年八月初六日奏折中说：

政有缓急难易，人有强柔短长，用违其才，虽能者亦难以自效，虽贤者亦或致误公；用当其可，即中人亦可以有为，即小人亦每能济事，因材、因地、因事、因时，必官无弃人，斯政无废事。

他强调用人一定要得当，要因事择人，不能因人派差事。雍正异常赞赏他的观点，转告他批谕田文镜的关于用人的两句话：

可信者非人何求，不可信者非人而何。

又说：

不明此理不可以言用人也，朕实以此法用人，卿等当法之，则永不被人愚矣。

这两句话，提出如何对待可信任的人与他的能力之间的关系问题，即对那些可信任而又不能胜任官职的人，就不能抱有什么指望，对不可信又不能胜任的人就不必给他职责了。他不仅看重官员的可信程度，更重要的是把它同他们的才能结合在一块考虑。雍正接着在朱批中写道：

凡有才具之员，当惜之，教之。朕意虽魑魅魍魉，亦不能逃我范围，何惧之有？及至教而不听，有真凭实据时，处之以法，乃伊自取也，何碍乎？卿等封疆大臣，只以留神用才为要，庸碌安分、洁己沽名之人，驾驭虽然省力，唯恐误事。但用才情之人，要费心力，方可操纵，若无能大员，转不如用忠厚老诚人，然亦不过得中医之法耳，究非尽人力听天之道也。

提出用人要用人才之人。他还看到，这种人未免恃才傲物，与那些庸愚听话的人不同，不容易驾驭，但是他认为不必惧怕他们，应当用心去掌握他们。在这里尤需注意的是“惜之、教之”的思想，这是说人才难得，对已经涌现出来的干才，尽管他们有缺陷，也要爱惜，不能摧残；爱惜的方法之一，是对他们加强教育，帮助他们改正过失，以利充分发挥他们的才智。鄂尔泰见到朱批后，于十一月十五日具折陈述自己的意见：

可信、不可信原俱在人，而能用、不能用则实由己，忠厚老成而略无才具者，可信而不可用，聪明才智而动出范围者，可用而不可信。朝廷设官分职，原以济事，非为众人藏身地，但能济事，俱属可用，虽小人亦当惜之，教之；但不能济事，俱属无用，即善人亦当移之，置之。

他认为国家设官定职，出发点是为办事，不是为用人，尤其不是为养闲人，谁能把事情办好就应当用谁，而不必管他是君子，抑或是小人。在这个前提下，对于有缺陷的能人加强教育，对不能办事的善人，或调换职务，或离职赋闲，让出缺位给有能力的人来干。他进一步说明和发展了雍正的使用有才能的人及其有缺点即加以教育的用人方针，雍正看后大为欣赏，称赞他的说理“实可开拓人之胸襟”。雍正用人，一定要使他的才能和职务相当，有才而不肖，贤而无才，取前者而舍后者，这是他用才思想的一个内容。

在贤和才的取舍上，雍正还有更深入的考虑。自从“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司马昭给官员提出“清慎勤”三字要求之后，历代君王皆奉之为圭臬，康熙也不例外，雍正却提出了异议。他在论巡抚的职责时说：“巡抚一官，原极繁难，非勉能清、慎、勤三字便可谓胜任也。用人虽不求备，惟至督抚必须全才，方不有所贻误，若无包罗通省之襟怀，统驭群僚之器量，即为不称厥职。”又说：“凡事当务大者远者，若只思就区区目前支吾，以尽职任而已，未有不顾此失彼，跋前踬后者，当努力勉一大字”。他把清（廉洁奉公）、慎（忠诚谨慎）、勤（勤劳王事），视作对高级官员的基本要求，另要他们胸有全局，目光远大，办事瞻前顾后，能够驾驭属员，即要兼有才能与忠于职守的品德。署理湖广提督岳超龙在奏谢折中表示：“惟有益思正己率属，砥砺官方，以仰报高厚之恩。”雍正告诉他，即使做到了正己率属，“若不知训练兵丁，涤除陋习，不过自了一身而已，与木偶何异，旷职之愆，仍不能免”。说得很清楚，身为提督大员，以自身的模范行动带领下属清正廉洁固然很好，但若不能将军队训练好，把从前的弊病革除掉，这样的人品行再好，也不过像个木偶，起不到他所担任的职责的作用。他以这个标尺衡量湘抚王国栋，认为王“心有余而力不足，清慎勤三字朕皆许之，然不能扩充识见，毫无益于地方，殊不胜任”。于是将之内调，并以此教育其后任赵弘恩。直隶巡抚李维钧考察吴桥知县常三乐，“操守廉洁”，“但懦弱不振，难膺民社之寄”，拟将其改任不理民事的教职，报吏部审批。吏部认为，既说常三乐“生性懦弱，必有废弛实迹”，而李维钧又不实指纠参，不予批准。李维钧感到常三乐清廉并无劣迹可议，但不称职，不便留任，不知如何处理才好，特请雍正裁夺。雍正回说，这事很好办，就照他“居官罢软，殊属溺职，相应参革”。有德无才的官，在雍正手下难于得到重任，还要遭到革职的处分。

一个政府对人员的使用，有许多规章制度，雍正去庸人用才干的方针，同清朝的一些固有规则发生了矛盾，他就以不惜破坏定制的精神贯彻自己的原则。他表示：“朕用人原只论才技，从不拘限成例”。又说：“唯期要缺得人，何论升迁之迟速，则例之合否耶！”那些关于官员除陟的规则，主要内容是资历、出身、旗汉区别。他不取消有关规定，在实行中加以变通。元年（1723年），雍正向湖广总督杨宗仁说：“如遇有为有守贤能之员，即行越格保题，以示奖励。如此则官吏欢而民心悦，地方有不改观者乎？”主张不要按资历升转，越级提拔贤能官员，以鼓励他们奋发向上。二年（1724年），要求充任布政使的田文镜推荐能够担当这种职务的人：“若有才守兼优堪任藩司之职，为尔素所深知者，密举二三员来，以备选擢。朕从来用人，不悉拘资格，即或阶级悬殊，亦属无妨”。七年（1729年），命京官学士、侍郎以上，外官布、按以上，各人密保一人，“将其人可胜督抚之任，或可胜藩臬之任，据实奏明。不必拘定满汉，亦不限定资格，即府县等员，官阶尚远者，果有真知灼见，信其可任封疆大僚，亦准列于荐牍之内”。准荐府县为督抚，真是要破格选人才。十二年（1734年），赣南道缺出，雍正命署理两江总督赵弘恩在属员或了解的官员中，“无论越衔与否，拟定一员”，折奏请旨，以便任用补缺。雍正在位期间，一直注意把有才能的人迅速地提到重要富职上。

人们的出身，无论是科甲的或门第的因素，都影响到人的前程和才能的发挥。雍正也重视官员的出身，但有分寸。他说：

国家用人，但当论其贤否，不当限以出身。朕即位以来，亦素重待科甲，然立贤无方，不可谓科甲之外遂无人可用，倘自恃科甲而轻忽非科甲之人，尤为不可。自古来名臣良辅，不从科甲出身者甚多，而科甲出身之人，亦屡见有荡检逾闲者……

他有意压抑一些科目人，在科举时代，实不多见。

雍正任用才力官员，自然对年老多病的官员表示反感和不能容忍。元年（1723年），在指示湖广总督杨宗仁越格荐人的同时，要他考察属员，将“贪婪酷劣及老病无能向来苟且姑留之辈，尽数纠参”。十一年（1733年），责备兵部堂官将“年力衰迈”的郎中阿尔哈图、玛绅不行清理，他说：“此等人员留于部内，不但于部务无益，且碍后进之阶”，命他们原品休致。同时传谕各部院衙门，如“章京、笔帖式内有此等年老衰迈、人平常者”即行奏闻，以便清除。他对老病而无能的官员的态度，更从对官员的正常考核的大计、京察、军政中表现出来。其考核情况，略见下表。这些考察，都照例处理了。在被处分的人中，最多的是年老官，尤其是在大计中，远远多于其他类型的官员。这是雍正不容年老多病官员留于任上的表现。其次是才力不及官，即才能不足的官，反映对官员才能的要求比较高，比较严，一定要达到能够胜任的标准，否则就有题参的命运等着他。而贪官极少，处于被考核官员的末位，这不应当是考查不严，官员互相隐瞒的结果，而是贪官就是少的实际状况的反映。

八至十一年大计、京察、军政情况表

时间考核类别地区范围卓异贪官浮躁官年老官不谨官罢软官有疾官才力不及官资料出处 8 大计奉天及直隶等七省 28 1 12 55 36 13 26 34 《清世宗实录》卷103，九年二月丙午条 9 京察 1 1 4 3 6 6 《实录》卷117，十年四月丙辰条 10 军政 3 2 3 2 1 《实录》卷126，十年十二月庚午条 11 大计浙江等十省 22 17 56 36 23 24 31 《实录》卷140，十二年三月壬戌条 11 大计直隶及直隶总河 7 4 22 2 2 3 8 《实录》卷143，十二年五月庚寅条
雍正对官员有一套宠信驾驭的办法，最常用的是赏赐，如赐世职，加衔，加级，加记录，赐四团龙补服、双眼花翎、黄带、紫辔，赐“福”字，赏书，赏赐各种食品、药物、人参，以奖励“公忠奉职，勤慎持己”的官僚。雍正对一些官员的身体表示关怀。元年，湖广总督杨宗仁因病奏请命其子、陕西榆林道杨文乾到武昌侍养，雍正立即批准，为使杨宗仁安心养病，给杨文乾加按察使衔，又派深知为好医官的御医赵士英赴鄂为杨宗仁诊治。三年（1725年）七月，两广总督孔毓珣折奏广东按察使宋玮“才守兼优”，可惜有病，恰在他的奏折未到之前，雍正已命宋玮赴京引见，及见孔折，即命宋暂停来京，告诉孔毓珣，转告宋玮：等全好了，可以走路了，再前进，“切勿任伊勉强扶病而行”，免得赶路把他拖垮了。这是因爱才而怜惜之。十一月，孔毓珣折奏宋玮已痊愈起程，雍正知道了很高兴。八年（1730年），浙江按察使方觐调任陕西布政使，上任途中病倒了，雍正要他回家好好休养，等候派遣的御医前往看视，并告诉他陕西藩司之职已另委他人，要其痊愈后即行报告。雍正还关怀到官员的家属。陈时夏在封丘罢考事件中被革职，两年后却升为江苏巡抚，他是云南人，愿将八旬老母迎养任所，雍正就令云南督抚把陈母送到江苏，特地指示：“起身日期一听其母之便，在路随意歇息行走，不必因乘驿定限。”如此优宠，就是要陈时夏尽力办事，他直言不讳地说：“朕既擢用陈时夏，欲其宣力以报朝廷，自不忍令伊垂白之母暌违数千里外，两相悬切”。四年（1726年），雍正见河南禹州知州孙国玺，问他寡母的年龄，要他俟其母至八十岁时奏请御赐匾额。六年（1728年），孙国玺任台湾道，因这个职务不能带家属，就将老母寄居漳州，并将此情折奏雍正，雍正为使他能够迎养，改任他为福建盐驿道。十年（1732年），孙母已届八旬，孙国玺遂为其母请求匾额和诰封，然而雍正大变其调：“朕初期望于汝之心实惟天鉴，岂料汝如是负朕深恩也。今日不但汝母匾额无须启齿，汝若不痛自悛改，仍循洁己沽誉欺蒙隐饰辙迹，身家性命，目前难保，累及汝母，尚在未定。具何心胆面皮，辄敢冒请封典耶！观汝此奏甚属妄诞，可恶之至！”雍正因他沽名钓誉，不实心办事，收回了给他母亲恩典的诺言。由此可见，雍正关怀臣下，一则是为赏功，一则也是驾驭手段，使臣工感激莫名，效忠图报，稍或不谨，就给颜色。袁枚写过雍正关心臣下的两个故事，不一定全都可靠，也可叙来作参考。侍郎留保奉命赴浙江，雍正在他的奏折上批云：闻汝尚无子，可在渐买一二婢妾回京。杭州织造隆升因将女子奴奴赠送给他，于是世间传说留保“奉旨取妾”，以为不世之荣。雍正用尹泰为协办大学士，用其子尹继善为总督，尹继善生母徐氏为尹泰之妾，她儿子位至封疆，却仍青衣侍候主母。一日尹继善陛见，将有所请，雍正说你不用讲了，想为你生母事，回家听旨吧。归家，尹泰以儿子不先请示于己，就上奏，要拿主上恩眷压抑老父，就以杖击之，至徐氏跪求乃止。雍正听说此事，特派宫娥四人至尹宅，为徐氏梳妆，顷刻间，内阁学士来宣旨，封徐氏为一品夫人，并令尹泰先拜徐氏，因其生有贤子。用这个方法宠待尹继善。

雍正打击政敌，残酷无情，但对一些持有不同政策见解的人，只要不同政治斗争相联系，不但不迫害，照旧予以使用和信任。朱轼，康熙末为左都御史，雍正继位，封太子太傅，二年（1724年）命兼吏都尚书，赐诗，云“忠岂惟供职，清能不近名。眷言思共理，为国福苍生”。希望在他辅佐下治好国家。但是朱轼违反雍正意愿，反对耗羡归公。三年（1725年），雍正用他为大学士，还要他教育皇子弘历等人。后来他又反对西北用兵，据传说，他曾不安于位，以病乞休，雍正挽留他，说“尔病如不可医，朕何忍留，如尚可医，尔亦何忍言去”。他感激涕零，从此不复有去志。及至雍正死，他立即针对老主子政策，上条陈，指责司法严刻和垦荒之弊，旋即病死，遗疏反对言利。他同雍正的一些主张唱反调，雍正知道他的思想，但仍然重用他，尤其是让他做弘历的师傅。并在五年（1727年）会试中，对贡士说，你们将来做官，要学朱轼，才不辜负朝廷。太原知府金鉷也反对耗羡归公，雍正却很快提升他为广西按察使，不久擢为巡抚。他为地方官任用的合理，向雍正建议把州县分为衝、疲、繁、难四类，依据分类情况，任用官吏。前已说过，他的办法为雍正所接受。曾静案子中，他清查军流人犯在广西散布反雍正的流言。他既得到雍正的信任，也极力为主子效劳。侍郎沈近思反对火耗提解，雍正仍重其为人，赐诗赞许他：“操比寒潭洁，心同秋月明”。沈近思反对雍正崇佛，雍正并不为意，他死后，加礼部尚书、太子少傅，遗官往祭，又以其子幼，令吏部派司官经理丧事。另一反对耗羡归公的御史刘灿，雍正始初认为他有私心，改授刑部郎中。后见他“居心尚属纯谨”，升之为福建汀漳道。五年（1727年），他因漳州府及属县仓米短少，揭报督抚，文书被府县截回，他气得以头撞壁，福建陆路提督丁士杰密参他浮躁失体统，雍正保护他，说他是感恩图报心切而忘掉了礼体，倒是肯实力任事的表现，没有过错，七年（1729年），李元直为监察御史，上任八个月，疏奏数十上，其一对满汉大学士等均有指责，说“朝廷都俞多，吁咈少，有尧舜，无皋夔”。意即朝中只有赞同，没有争论，名虽谴诘廷臣，实亦涉及皇帝，雍正问他：没有皋夔臣子，哪来的尧舜之君。不过雍正认为他没有恶意，告他：“汝敢言自好，嗣后仍尽言毋惧。”恰好广东上贡的荔枝送到，雍正即赐数枚，以表彰他正直。不久用他为巡视台湾监察御史，雍正亲自取时宪书，为之选择上路的日子。李陛辞时，雍正说他肯定不会贪赃，只怕“任事过急”。雍正即位不久，翰林院检讨孙嘉淦上疏言三事，请“亲骨肉”，“停捐纳”，“罢西兵”。在储位之争余波未息的情况下要求“亲骨肉”，自然是逆鳞犯讳的，果然雍正大怒，责问翰林院掌院学士为何容此狂生，朱轼在侧说，此人诚然狂妄，但臣佩服他的胆量，雍正沉思一会大笑说，我也不能不赞赏他的胆量，即拔置为国子监司业，且谕九卿：“朕即位以来，孙嘉淦每事直言极谏，朕不惟不怒，且嘉悦焉，尔等且以为法。”随后用他为祭酒、顺天府尹、侍郎。七年（1729年），雍正鉴于生监请人代考的弊病，令自首，可免罪。御史陈宏谋奏，这样做将使胥吏查访，滋扰地方，不如宽其既往，禁其将来，不必令自首了。雍正开始不接受，和他辩论再三，最后认为他识大体，立加表彰，当时山西乡试主考已定了人选，雍正改令他去，试毕复命，雍正命他以御史衔知扬州府事，允许他密折言事。

帝王多用南面之术，越是那些有作为的人用得越高明。雍正说有人攻击他“权术御下”，向大臣表示：“君臣之间惟以推诚为贵，朕与卿等期共勉之”。其实，他说的与做的不一样。他善于用一部分人整治另一部分人。如年羹尧案件之初，雍正在河道总督齐苏勒奏折上批写：“隆科多止论尔操守平常，而年羹尧前岁数奏尔不学无术，必不能料理河务”。用挑动他对年、隆私仇的办法，揭发年羹尧。对待允禩集团，雍正实行的打拉策略，这虽是政治斗争中采取的手段，但也反映雍正的使用权术。雍正讲用人之难，以允禩为例，说“廉亲王其心断不可用，而其人有不得不用之委曲”。政敌的首脑当然不能用，但又必须用，这就看驾驭术之精疏了。雍正成功了，也表示他的权术之高。

雍正继位不久，就有人批评他用人不得法。元年（1723年）二月，他愤愤不平地说：“外间匪类捏造流言，妄生议论。”“且如发遣一人，即议朕报复旧怨，”“又如擢用一人，即议朕恩出于私，以新进加于耆旧之上”。随后，有人说他“进人太骤，退人太速”。他处分臣下，也有人不服，比如黄河清时诸臣表贺，云南督抚杨名时和鄂尔泰的贺表都不合规格，通政司题参，雍正把杨名时交吏部议处，对鄂尔泰免予察议，同时发生的同一事情、同一性质的错误，处理两样，自然引起议论。雍正就宣布他如此处置的原因：

观人必以其素，不以一事之偶差而掩其众善，亦不以一端之偶善而盖其众愆。或为有心之过，或为无心之失，朕无不悉之体之。……鄂尔泰公忠体国，其办理之事，陈奏之言，悉本至诚，恺切之心，以为事君之道，此等纯臣，求之史册，亦不多觏，故其本章错误之小节，朕不但不忍加以处分，并不忍发于部议。至于杨名时，巧诈沽誉，朋比欺蒙，从不实心办事，毫无亲君爱国之心，与鄂尔泰相去霄壤，今若因恕鄂尔泰之事，而并宽杨名时之过，则赏罚不当，于朕公平待下之道转失之矣。

他把官员分为两类，区别对待，他所认为才德兼优的，辄加重用，升迁较速，对他们的一般过失，给予教导，而不作处分；若是沽名钓誉、洁身自好，庸懦守旧的，却辄申斥，加以处分，以至降调、罢官。这也是他的用人思想表现，从这可以看出他用人、去人的底蕴。

总括雍正的用人思想和实践，可以归纳出以下三点：

（1）雍正为贯彻革新政治的总目标，希望有一个振作有为的官僚队伍去执行他的政策，要求官员振奋向上，并以此决定官员的取舍，摒弃庸懦老病的官员，重用有才能的人，为此而不顾清朝传统的某些规章制度。他的这个用人原则比较合理，无可非难。他对有弱点的干才，采取“惜之、教之”的方针，是积极的爱护人才的态度，体现了政治家的胸怀，是真正使用人才的思想和方针。雍正在用人上有重才轻德的倾向。今日研究亦有人认为他过分倚重能员，鄙薄清官，造成社会坏风气，而康熙倡扬清官，重气节操导的清廉之吏，也即首先贵重人品，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看来康熙、雍正不同的用人方针各有利弊，并因官场吏治状况而定。当提倡清廉而吏治不清、诸事废弛之时，就需要用能吏提高行政效率，维持政务；有才少德之吏弃斥官场时，就需要强调用清官了。从康、雍用人方针，实在可以总结若干用人之道。

（2）雍正因处理政敌，权臣、贪官污吏较多，给人造成不能容人的感觉，又因他宠信的那些人被人误解是雍邸旧人，使人以为他的圈子很小。其实他所重用的人多非藩邸老人。他能够容纳持有不同政策主张的人，如那些反对过他的重大改革的人，不赞成他崇佛的人，当然要以这些人没有朋党活动为前提。他分清是非，凡是为巩固清朝和他的统治着想的，不管政见与他相同与否，一概宽容。他是政治家，不是愚蠢的杀人狂。

（3）雍正同其他帝王一样，好行南面之术。他为实现君主的淫威，也有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问题，不可能使各种人才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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