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崇佛、用佛的精神教主在线免费阅读

尊崇喇嘛教是清朝的国策，然而实践中各个皇帝的态度不尽相同。康熙很有节制，如他所说：“一切僧道原不可过于优崇，若一时优崇，日后渐加纵肆，或别致妄为”。雍正也有所节制，但比他的父亲优宠佛徒，自身也修庙宇，大做佛事，在宫中举行法会。

一、雍邸时与僧衲往还论佛
雍正青年时期，与当时的其他贵族一样，雇人代他出家，即有替僧（替身）。在他做皇帝后，僧人正修，自称又名“四和尚”，曾为雍亲王府附近的柏林寺住持，是“王府替僧”，求见总督仓场户部右侍郎法敏，代人请求差事。法敏将此事折奏雍正，后者朱批写道：“王府岂有此等替僧，一毫影响全无之事也。殊属大胆可恶之极，即严拿夹讯，审明定拟具奏。此奏并朕此谕皆不必叙入本内”。正修不一定是雍亲王替僧，有可能是诈骗犯，然从朱批可知，雍正有替僧，他自己也不否认，只是不承认正修罢了。

雍正自云少年时代就喜欢阅读佛家典籍。成年之后，更事研讨，与僧侣密相往来，过从较多的是章嘉呼土克图喇嘛、迦陵性音、弘素等人。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五十二年（1713年），雍正在藩邸举行法会，进行坐七，与章嘉活佛、迦陵性音论说佛法，受到章嘉指点，得蹈“三关”，章嘉赞许他“得大自在矣”，他则称章嘉为“证明恩师”。这时他自视精通佛法，要找京中高僧讲论，众僧推荐千佛音禅师，遂召之来问难，迫使对方说“王爷解路过于大慧果，贫衲实无计奈何矣”。他在雍邸赠给僧人扇子，亲书五言律诗：“绿阴垂永昼，人静鸟啼烟。脱网游金鲫，翻阶艳石蝉。无心犹是妄，有说即非元。偶值朝来暇，留师品茗泉”。是他研讨佛理、交结僧衲的记录。他在西山修缮古刹大觉寺，用迦陵性音做住持。这个寺至今为西山名刹之一。

在本书第一章讲到储位斗争中雍正编辑《悦心集》，以宣传清心寡欲掩盖他参加储贰的争夺。在那本书中，他还收辑了阐发佛家出世思想的文字，如卷4所录无名氏的《醒世歌》：“南来北往走西东，看得浮生总是空。天也空，地也空，人生杳杳在其中。日也空，月也空，来来往往有何功。田也空，地也空，换了多少主人翁。金也空，银也空，死后何曾在手中。妻也空，子也空，黄泉路上不相逢。《大藏经》中空是色，《般若经》中色是空。朝走西来暮走东，人生恰是采花蜂。采得百花成蜜后，到头辛苦一场空。夜深听得三更鼓，翻身不觉五更钟。从头仔细思量看，便是南柯一梦中。”宣扬人生如梦，一切皆空，不如“安心坐下念弥陀”。那时雍正在藩邸集云堂坐七，作《集云百问》论佛旨。所以皇子时的雍正从儒、佛两家吸取思想，同时也以礼佛掩盖他参加储位的斗争。

二、继位后自比“释主”
雍正在位期间，自云“十年未谈禅宗”，实情并非如此。他在臣工奏折的批语中好谈佛法，一日看了年羹尧于二年七月初二日上的折子，批了一段与该折内容毫不相关的闲话：

京中有一姓刘的道人，久有名的，说他几百岁，寿不可考。前者怡王见他，此人漫言人的前生，他说怡王生前是个道士。朕大笑说：这是你们生前的缘法，应如是也，但只是为什么商量来与我和尚出力？王未能答。朕说不是这样真佛真仙真圣人，不过是大家来为利益众生，栽培福田，那里在色像上着脚，若是力量差些的，还得去做和尚，当道士，各立门庭，方使得。大家大笑一回，闲写来令你一笑。

语气和内容，反映的是君臣间欢洽地谈佛论道。在这里，雍正把怡亲王允祥视为道士，自比和尚，是戏言，然又表示了他的某种实际思想。他说他们君臣不是真佛真仙真圣人，只是来为众生栽培福田的。虽然不是真出世，但比一般的出家人要高明。文中说他问怡王，你这个道士为什么来为我和尚出力，而“王未能答”，他遂讲了一番道理。这样的交谈及记录它的行文方法，是采用禅宗的机锋，允祥不能回答皇帝的问题，是没有觉悟的俗人，只好倾听得道的皇帝的教诲。不仅自称和尚，雍正还自视为“野僧”。他在题为《自疑》的诗中说：

谁道空门最上乘，谩言白日可飞升。

垂裳宇内一闲客，不衲人间个野僧。

自谓是不着僧服的野盘僧，无有闲暇地为众生奔走四方，把自己打扮成在家的为臣民谋利益的和尚皇帝。五年（1727年）正月，当群臣庆贺“黄河清”时，蒙古王公进觐朝贺，并要求诵经祈福。雍正说：若蒙古地区因做佛事而人畜兴旺，是受我之赐，“朕亦即是释主”。不但允许，还要给以资助。在这里已不是一般地比作佛徒，而是自称教主了。雍正自号“破尘居士”又称“圆明居士”，表示他身不出家，却在家修行。十一年（1733年）在宫中举行法会，召集全国有学行的僧人参加，凡予会者以为荣耀。雍正亲自说法，收门徒14人，为爱月居士庄亲王允禄，自得居士果亲王允礼，长春居士宝亲王弘历，旭日居士和亲王弘昼，如心居士多罗平郡王福彭，坦然居士大学士鄂尔泰，澄怀居士大学士张廷玉，得意居士左都御史张照，文觉禅师元信雪鸿，悟修禅师明楚楚云，妙正真人娄近垣，僧超善若水，僧超鼎玉铉，僧超盛如川。其中俗家八人，和尚五人，道士一个。雍正把和尚、野僧、释主念不离口，可见他当皇帝也没有忘掉谈佛。不仅如此，他还引用僧人过问政治。

三、用比丘密参帷幄
文觉禅师住于宫中，雍正命他参与议论国家最机密的要务，“倚之如左右手”。据说年羹尧、隆科多、允禩、允禟等人的案子，他都出了主意，成了雍正的高级参谋。十一年（1733年），文觉年满七十，雍正命他往江南朝山，行程中，“仪卫尊严等王公”，所过地方的官员多对他顶礼膜拜，文华殿大学士、吏部尚书、江南河道总督嵇曾筠、税关监督年希尧等都以弟子礼相见，可见他因密参帷幄具有较高的地位，有类于他的先辈唐朝的李泌、明朝的姚广孝，不过始终没有公开政治身份罢了。

三年（1725年）五月，雍正讲：“近日直隶宣化府、江南苏州府等处竟有僧人假称朕旨，在彼招摇生事”。比丘何以敢于冒称圣旨？而且又不止一起？和尚弘素是雍正的老相识，他的门徒在外地要刊刻《金刚经》，据说是雍正在藩邸赐给弘素的，还有雍亲王亲书的序文。雍正叫把序文送京观看，不承认是他写的。是否为他所书，今已不得而知。这件事和前述正修称替僧，都是和尚争言与皇帝有密切关系，雍正对迦陵性音的态度，前后有绝大的变化。四年（1726年），雍正说他登极后，性音不图权势，到庐山隐居寺修行，“谨守清规，谢绝尘境”，与江西官吏绝无往还，一居四年，默默圆寂。又说性音对佛学“深悟圆通，能阐微妙”，“其语录乃近代僧人之罕能者。”为了表彰他的真修翼善之功，下命追赠国师，赐给谥号，其语录收入经藏。数年之后，雍正大变其调，说他早看出性音品行不端，“好干世法”，所以在御极后即令其出京，以保护法门的清规。性音的语录也是“含糊处不少”，不是“彻底利生之作”，于是性音不能作为“人天师范”，削黜封号，语录撤出藏经。不仅如此，还命地方官查访，不许性音门徒“将朕当年藩邸之旧迹私记作留，违者重治其罪”。这些和尚声称与皇帝有瓜葛，雍正或不承认，或加斥责，究其原因，他们是假借与皇帝关系之名，招摇撞骗，干预地方政务，雍正对他们的排斥，是不允许他们从政，或超过他允许的范围的干政，但也从反面说明确有僧人参与政事。

四、朝臣反对言佛及雍正的克制态度
雍正的引用僧人和信佛，很自然地引起一些笃信儒学而又正直的大臣的不满，并借用各种方式表达他们的意见。五年（1727年），青年时曾为沙门的沈近思升任左都御史，雍正问他：你必定精通佛教宗旨，不妨陈说一些。沈回奏：臣少年潦倒时逃于佛门，待到进入黉宫，专心于经世之学，以报效国家，哪有闲情顾及佛学。臣知道皇上圣明天纵，早悟大乘之学，但是万机庶务，系于圣躬一身，“是以臣愿皇上为尧舜，不愿皇上为释迦。”臣就是懂得佛学，也不敢向主上妄陈，“以分睿虑”。这一番儒家道理，那时人认为是光明正大的，迫使雍正改容称是。在沈近思以前，侍郎李绂尚得雍正宠幸时，也谏言佛教无补于天下国家。据记载，有一天雍正赐宴，九卿侍坐，为讨得皇帝欢心，大家（竟）〔竞〕谈禅学，这时雍正问户部侍郎赵殿最，你也能谈这个吗，赵回奏没有学过，雍正笑着说你不妨试着讲一下，随即以一佛语问他，赵殿最不愿说佛法，就用儒家的观念加以解释，雍正被弄得哭笑不得，只好对群臣说，他“真钝根也”。另一日，雍正问翰林院检讨任启运佛教经论，任奏称“臣未之学”。雍正只好讪讪地说：“朕知卿非尧舜之道不陈耳”。当文觉禅师颐指南下，地方官趋迎之时，漕运总督魏廷珍独不为礼，且上疏声称：“臣不能从佛法”，以示抗议。陆生柟在被任命主事前的引见时，呈递的奏折上说：“五经、四书中如惠迪吉，从逆凶，何以异于佛老。”据雍正讲，这是讥刺他崇尚佛老。这些官僚从维持朝纲的大题目出发，主张独尊儒术，排斥释氏。

一些官僚提出抑佛的具体建议，有的还付诸实行。三年（1725年），御史钱以瑛奏请敕下各省督抚，勒令僧尼还俗。直隶唐山县令驱逐和尚，强夺僧舍，改为民房。有的地方官建言把寺宇改为书院，发展儒学。有的要求重申禁止私度为僧的条令。

雍正对官僚的反佛言行，有时暴跳如雷，而在处理上还是有所克制，如直隶一个赶逐僧道的知县，被他下旨拿问，侍郎留保为之委婉解颐，说僧道都是无法生活的穷人，寺庙实际上是他们的收容所，皇帝容留他们，就如同周文王视民如伤的意思一样，不过是把他们当作鳏寡孤独加以照顾，然而那个学究式的县令不能领会皇上的圣意，难免犯错误。雍正见他说得堂而皇之，捧了自己，又堵了自己的嘴，就把那个知县从轻发落了。

雍正尽力为自己信佛辩解，他说佛教的善应感报的学说，有“补于人之身心”，“然于治天下之道则实无裨益”。又说：“凡体国经邦一应庶务自有古帝王治世大法，佛氏见性明心之学与世无涉”，所以没有“密用僧人赞助之理”。他甚至瞪着眼睛说瞎话：“试问黄冠缁衣之徒，何人为朕所听信优待乎”！但也懂得一手遮不住天下人耳目，用缁衣总有人知晓，就又为沙门参政作解说。他说乃祖顺治征召禅僧玉林琇入内廷，研究佛学，就像黄帝到崆峒山访问广成子，讲求治身之要。黄帝是圣王，所有的行为都是正确的，因此顺治延揽僧人，是师法黄帝，当然没有错。言外之意，我雍正皇帝效法古圣王，师法祖宗，与僧衲过从有何过失！抵赖、辩解也说明他不敢公开地以佛教作为执掌朝纲的政治势力，他信佛、崇佛，也是有所节制的。有人说雍正十年以前内廷不举行法会，是沈近思、李绂反对言佛的结果，有一定道理。中国历史上统治阶级中总有一部分人反佛，形成了传统，密用僧人是不名誉的事情，因此雍正不能不有所顾忌，从而不能恣意信佛、用佛。

五、直接干预佛教内部事务及与释子辨是非
皇帝对佛教内部事务的经营，历来多寡不一。雍正的干预之多，在许多方面超过了其他帝王。主要表现在任命寺院住持，扩建、修缮梵宫，赐予佛徒封号，反对僧衲中的“邪说”等方面。

雍正说要扶持禅宗，“仍择宗门法侣具正知正见者，为之表率倡导”，即使用他认为是正道僧侣持掌寺院事务。如允祥、弘晓父子重修香山卧佛寺成功，因禅师超盛在当时“宗徒内无有出其右者”，特命其去掌法席。又如北京护国寺修缮竣工，雍正选择玉林琇的徒孙超善去充任方丈。根据这些情况，萧奭才在《永宪录》中说：“凡名山古寺，皆内遣僧主之”。

雍正在晚年大量修缮古刹名寺。江南荆溪（今宜兴）崇恩寺，系玉林琇国师、䒢溪森禅师传法之所，雍正以该寺规模较小，容纳桑门有限，于十一年（1733年）加以扩充，增建殿宇。浙江绍兴报恩寺是玉林琇开堂之所，为传其法，予以维修。浙江舟山普陀山是所谓观音大士示现的圣地，该处普济寺，建于后梁，历代维修，雍正特发帑金，派专官董理修饰，同时修缮了普陀山的法雨寺。南岳恒山是雍正的主寿山，湖南巡抚赵弘恩奏请动用库银修葺，以为皇上祝寿。雍正说为朕延寿不必进行，但为崇祀江河山岳之神则可以，批准了他的建议，但指责他的“识见鄙陋”，原因是越弘恩应当借祀神为名，给皇帝祈寿为实，而不能公开表明为皇帝去启动工程，动用国帑。华山佛宇遭火灾，雍正命江南督抚供给钱财，不计数量，务必恢复原状，于是佛寺及道观均修葺一新。他所维修的兰若，一类是佛教圣地的名寺，再则是他所表彰的玉林琇一派的修行之处，表现了他所提倡的佛教宗派。

十一年（1733年），雍正表彰他认为的圣僧，赐以封号。授鸠摩罗什高足僧肇为大智圆正圣僧禅师，沩仰宗的创始人灵祐及其弟子慧寂分别封为灵觉大圆禅师、真证智通禅师。雍正说这些名僧阐扬佛旨，“救拔群迷”，千百年后帝王旌奖他们，希望时下释徒力求奉信正宗正论。

雍正在赐号、修庙中已表明崇的是玉林琇一派，但觉不够，又亲自著述《拣魔辨异录》，发布有关上谕，直接参加佛教宗派学术斗争。明崇祯间，汉月藏（法藏）著《五宗原》，密云悟著《七辟》、《辟妄救略说》与之论辩，产生宗旨之争。汉月藏法嗣弘吉忍（弘忍）作《五宗救》阐述师说，深受学者欢迎。雍正把汉月藏、弘吉忍之说当作邪魔外道，说自己明于“禅宗之旨，洞知魔外之情，灼见现在魔业之大，预识将来魔患之深”，为了拯救佛徒，“不得不言，不忍不言”，乃摘抄藏、忍语录八十余条，一一指斥，成《拣魔辨异录》一书。同时命令销毁藏、忍语录及《五宗原》、《五宗救》等书，若有僧徒私自收藏的，以不敬律论罪。又命地方官查明汉月藏派下徒众，尽除出禅宗临济宗，永远不许复入祖庭。为了同样的目的，即不许“邪说横行”，雍正又在僧侣的语录中，选择“提持向上，直指真宗”的，编了《御选语录》一书，入选的有僧肇、永嘉觉、寒山、拾得、沩山祐、仰山寂、赵州谂、云门偃、永明寿、紫阳真人、雪窦显、园悟勤、玉林琇、䒢溪森等僧侣、道士的语录，还编入他自己的《圆明语录》、《圆明百问》，附录《当今法会》。于十一年（1733年）作序，刊刻问世。十二年，雍正令沛天上人组织四十多名僧侣校勘藏经。他还刻印释典《宗镜录》、《宗镜大纲》、《经海一滴》诸书。他采取行政命令的方法解决宗教内部的派别斗争、宗旨之争，以皇帝的权威干涉宗教内部事务。

雍正与释子辨难，遭后世学人讥笑，“以人天子与匹夫搏”。不过这倒符合他一贯的作风。前此与草民曾静、小吏陆生柟驳诘，再与沙门对阵，毫不奇怪。他所注重的是辨明思想，即要以符合自己意见的观念作为指导思想，不仅要把它贯彻在俗民中，还要统治方外世界，为此就不顾及自己的身份地位了。

六、与道家往还
雍正谋求储位时相信武夷山道士的算命，已见其对道家的态度。他在当皇子时也和道士结交，了解老氏之学，在他的《藩邸集》中，收录《赠羽士》（二首）、《群仙册》（十八首），记录了他对道家的认识和要求。《碧霞祠题宝旙步虚词》之二云：

琼宇璇宫日月长，奇花瑶草总飘香。

琉璃作殿苍龙卫，云雾裁帷青鸟翔。

拂露霓旌珠灿烂，御风鸾驾玉铿锵。

常将天福人间锡，奖孝褒忠佑乃方。

希望道士们存济世之心，宣传忠孝，协助君王的治理。

继位后的雍正，对道家的兴趣不减当年。北京白云观，据说是金代所建，长春真人邱处机曾在此著书，是道家的重地。雍正时与白云观道士往还。该观道士罗清山于五年（1727年）初死去，雍正命内务府官员为他料理丧事，指示按道家礼节从优办理，又追封他为真人，可见他们关系的密切。道士娄近垣，江西人，雍正将他召来，居于光明殿，还把他收为自己的佛家弟子，他为雍正“结幡招鹤”，被封为“妙应真人”。雍正把道士贾士芳、张太虚、王定乾等人养在宫苑，用他们来治病和修炼丹药。

雍正对道家思想并不看得那么重要。他在御极后作的《蓬莱洲咏古》中写道：

唐家空筑望仙楼，秦汉何人到十洲。

尘外啸歌红树晚，壶中坐卧碧天秋。

庙堂待起烟霞侣，泉石还看鹤鹿游。

弱水三千休问渡，皇家自有济川舟。

是啊！古来谁到过方士们所说的仙人胜境的蓬莱瀛洲，唐明皇伫立望仙楼，既无仙人来会，自己也是肉胎俗身。雍正相信他的办法能够治理天下，没有对道教思想寄托多大希望。

七、融合儒佛道三教于一炉
作为传统社会的意识形态，儒佛道三学有许多共同的东西，雍正抓住它们，参以己意，给予说明。他讲三教有共同的目标，即教育百姓如何作人：“三教之觉民于海内也，理同出于一原，道并行而不悖。”比如劝人为善弃恶，儒家用五常百行之说，“诱掖奖劝”，佛家的五戒十善，也是“导人于善”。他说：“劝善者，治天下之要道也。”儒佛都劝善，共同起着“致君泽民”的作用。他还以天命论的观念解释儒佛的共性。儒家天人感应说警戒人们省修过愆，雍正认为求佛也是如此，他说：“天人感应之理无他，曰诚敬而已。”当人诚心拜佛，哪怕是微贱的，愚夫愚妇，他的精神，会引起神明的怜悯而给予拯救和惠泽。他的结论是，儒佛有共同的思想，同一的育民作用。

释老矛盾重重，雍正以帝王之力大搞调和。他说：“性命无二途。仙佛无二道”，强把佛道捏合在一起。他收佛门弟子，却接受了妙应真人娄近垣；他编选佛家的语录，把宋代道家紫阳真人张伯端的著述选了进去；他给沙门赐封号，也赠张伯端为“大慈圆通禅仙紫阳真人”。他认为张伯端的《悟真篇》，尽管是道家的著作，即在佛学中也是最上乘的。

儒学思想历来处于神圣不可动摇的统治地位，雍正尊儒，又把儒佛道拉在一起，是以儒助佛，抬高佛教的地位，为自己信佛辩解。他把道家的著作归入佛家典籍，使佛经驳杂了，但却是把道归入于佛，含有扬佛的意思。所以雍正糅合儒佛道三家，要旨在于提倡佛教。

八、政权与神权的高度结合
雍正一生与佛老结下了不解之缘，以万乘之尊而自称“居士”；在日理万机的繁忙中，自撰佛学语录，编选和刊刻释氏经典；大开法会，广收门徒；大力干预梵宫内部事务，兴修庙宇，任命住持，表彰高僧，摈斥“外道”；对朝中出现的奉佛与反佛的摩擦，虽有所顾忌，仍坚持信佛。为什么他在讥笑和反对之中还要扬佛呢？自然有着社会的和个人的原因。

第一，是强化君主专制主义思想统治的需要。雍正深知佛教对于稳定皇权秩序的作用。他讲佛家劝人为善，要被压迫的受苦受难的群众，相信今生的不幸是前生作孽的报应，既然如此，只好甘心忍受，以求来生的幸福。雍正欣赏的是佛教中的禅宗，而禅宗是把佛性灌输到人的内心，使俗人也变成了僧侣。一句话，佛教要人做逆来顺受的良民，极其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孔孟之道作为官方哲学，雍正极力利用它，又给佛学以较高地位，用来辅助儒学，这样就加强了对臣民的专制主义思想统治。

第二，用释徒为谋主必然提高佛教的地位。雍正由于政治斗争的需要，利用僧衲密参帷幄，使他们起到高级参谋作用。因之，也要受他们的一些影响，反映他们的一些愿望，给他们应有的社会地位。所以他的修兰若，赐法号，也是使用比丘所采取的必要的奖励手段。

第三，是统治蒙古人的需要。用喇嘛教联系、控制蒙古人，这是清朝满族统治者的传统政策，雍正也在自觉地使用它，此点已无需细说。

雍正崇佛，是利用佛教为他的政治服务，他不是佞佛，不是让沙门利用他。他左右佛堂，而不允许佛教驾驭他。他打击一些比丘，除前述教派宗旨关系，还有政治原因。他惩治迦陵性音门人，同时反对木陈忞徒众。木陈是与玉林琇同时受到顺治礼遇的高僧，曾作《北游集》，涉及侍奉内廷之事，露透其对顺治的影响。雍正指责他是无知妄人，“于瞻顾天颜后，即私乱记载，以无为有，恣意矜夸。”他是否造作顺治的谣言倒不一定，但有以御用僧地位进行招摇之嫌。雍正把木陈忞、迦陵性音看作一类人物，他们虽死，但对他们的徒子徒孙实行管制，毁禁他们的书籍。雍正用僧人作高参，但给他们一个活动范围，不许逾越，否则惩治，他把僧侣玩弄于股掌之中，所以虽崇佛，而没有桑门乱政的事情。还要看到，雍正大修庙宇，耗费了许多金钱，搞了些虚文，虚热闹，这同崇尚务实、反对靡费的精神相违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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