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讲求祥瑞在线免费阅读

帝王讲求祯祥，是中国历史上常见的事情。古人把“天降甘露”、“麒麟见”、“瑞芝生”之类当作嘉庆祯祥，以为它们标志着政治清明、人民乐业的太平治世的出现。相信和制造样瑞的主要是统治者，在历代皇帝中有一些人热衷于此，也有人对它并不感兴趣。康熙属于后一类型，他认为讲庆云、景星、凤凰、麒麟、灵芝、甘露、天书、月宫诸事，是贻讥后世的事情。可是他注意灾异，每当遇到曰月食、旱涝不常的情况，就认为是天象示警，表示要搞好政治，以挽回天心，为民求福。雍正与其父不同，属于前一类型的帝王，大讲祥瑞。

一、官员纷纷呈报祯祥和宣付史馆
雍正朝，自始至终，所谓祥瑞层出不穷。凡是历史上说有的，这时也差不多被说成出现了。诸如：

嘉禾。元年八月，大学士等奏称：江南、山东出产的麦、谷，大多双歧、双穗，蜀黍有一本四穗的，这都是“皇上圣德之所感召”，请宣付史馆。雍正同意了。这是报瑞谷的开始。不过这时只报一本两穗、四穗，以后则越报越多，越离奇了。二年（1724年），顺天府尹张令璜进呈耤田瑞谷，一茎四穗。同时，大学士等报雍正亲自耕种的丰泽园稻田，大量出现多穗稻，且“穗长盈尺，珠粒圆坚”。五年（1727年），田文镜奏报河南所产谷子，有一茎十五穗的，雍正很高兴，说这是田文镜忠诚任事感召天和的表现。其他官僚不甘落后，大幅度多报。陕抚张保送进一茎十二穗的麦子，据说“颖粒坚硬，茎本丰茂”。总兵官马觌伯奏报鄂尔坤图拉地方的屯田，麦子高产有一茎十五穗的。七年（1729年），黔抚张广泗报告，新近改土归流的地区，稻谷粟米一茎数穗，多的达十五六穗，稻谷每穗四、五百粒七百粒，粟米每穗长至二尺多。雍正命把他呈进的瑞谷及图重新绘画刊刻，颁发各省督抚观览。十二年（1734年），镇筸镇总兵官杨凯、侍郎蒋泂分别折奏改土归流地区谷子一茎五六穗，或十余穗，雍正把他们的奏折及谷本图样发给廷臣观看。雍正还把地方官奏报的瑞谷，制成《嘉禾图》、《瑞谷图》，亲自作跋，他说：“览各种瑞谷，硕大坚实，迥异寻常，不但目所未见，实亦耳所未闻，若但见图画而未见谷本，则人且疑而不信矣”。他自己相信那是真的，也要求臣民和他共同相信实有其事。七年（1729年），顺天府尹进呈的耤田嘉禾二十四穗，雍正说这种谷子本来是多穗品种，叫“龙爪谷”，播种时不应将它掺入，因此告诫该尹：“嗣后不可被小人愚诈”。他以此证明他懂得哪些是真的嘉禾、瑞谷，不会被人欺骗。其实他是在自欺欺人。

瑞茧。七年（1729年），署理浙江总督性桂奏称，湖州民人王文隆家万蚕同织瑞茧一幅，长五尺八寸，宽二尺三寸，老农都说这是从来没有的事。雍正怀疑有人为加工成分，命确查清楚。性桂回报确系天然而成，雍正遂把它向廷臣宣布。

蓍草、瑞芝。元年（1723年）四月，马兰峪总兵官范时绎进呈蓍草，说是顺治的孝陵所生，雍正命廷臣传阅，百官“惊喜赞颂以为奇瑞”。七年（1729年），康熙景陵的圣德神功碑建成，领侍卫内大臣尚崇廙奏称碑亭仪柱石上生出瑞芝一本，长六七寸，“祥光焕发”，雍正说这是“上天特赐嘉祥，以表扬我皇考功德之隆盛”。十年（1732年）和十二年（1734年）官员都奏报景陵生瑞芝，雍正命宣付史馆，昭示中外。

瑞麟。山东巡抚岳濬于十年（1732年）报告，钜野县民家牛生瑞麟，麕身牛尾，遍身皆甲，甲缝有紫毫，玉定文顶，光彩烂生，实为盛德瑞征。雍正说山东连年水旱灾浸，不敢言瑞，但将此事告谕天下臣民共知。次年四川总督黄廷桂奏，盐亭县农家牛生瑞麟，绘出图形进呈。十二年（1734年）十月，山东官员又报称宁阳县牛产毓麒麟。“圣人生，王道行”，则麒麟现。雍正朝三次获麟，当然是“奇瑞”了。

凤鸟。八年（1730年），雍正在经营他的陵寝，总理石道事务、散秩大臣常明等奏，在房山县采石工地上，飞来一只凤凰，“五色具备，文彩灿然。”同时另有官员报告，见到高五六尺的神鸟，“毛羽如锦，五色具备，所立处，群鸟环绕，北向飞鸣”。自古以来称凤鸟为王者的嘉祥，出现在陵工采石场，而且向紫禁城的方向飞鸣，更同皇帝圣德联系起来了。

甘露。据浙江观风整俗使蔡仕舢折奏，七年（1729年）正月二十二日，天降甘露于嘉善、嘉兴二县，遍结树枝苇竹之上，形若脂凝，味如饴美，实系太平上瑞。雍正信而不疑，说“汝等大员果肯秉公持正，察吏安民，实心为国家宣犹敷化，此等征应，乃必有者也。勉之”。

五星联珠。1982年出现了两次九星联珠，太阳系的九大行星集于太阳一侧的约一百度角的范围以内。中国古人尚不知道围绕太阳运转的有九大行星，但已有五星联珠之说。清代把金木水火土五星同在太阳一侧四十五度角范围以内叫“五星联珠”。雍正三年（1725年）二月初二日，发生了日月同升（“日月合璧”）和五星联珠的自然现象。这种异常情况，雍正以前的历史记载，数百年才会出现一次，因此被古人视为嘉瑞。钦天监在推算出这一现象将要发生之后，雍正以为这是难得遭逢的幸事，命令史馆加以记录，并宣告臣民知晓。届时举朝庆贺。

黄河清。河道总督齐苏勒、漕运总督张大有、河南巡抚田文镜、山东巡抚塞楞额、陕西巡抚法敏等人先后奏报黄河水清。据说陕、豫、鲁3100余里的黄河道上，在四年（1726年）十二月初八日至次年正月十三日之间，河水清澈见底。与此同时，晋抚德明奏报，河曲县至垣曲县黄河水，在四年十二月初九日、初十日逐渐澄清，冰冷之处，凿冰取水，水清亦觉异常。雍正说黄河之水虽然浑浊，而结冰则清，今以冰清为河清之据，未免牵强。八年（1730年），甘肃巡抚许容折奏，七月五日起的三天内，积石关一带河流澄清澈底。雍正认为这是正在河源处筹建河神庙，才得到这个祥瑞。对于齐苏勒等所报的黄河清，雍正君臣大肆张扬，群臣说这是从来未有的上瑞，雍正说这是上天和皇考的赐福，他不愿独享，转赐诸臣，给知县、参将、主事以上朝内外文武百官每人加一级的恩典。在群臣受赏喜庆之时，也有个倒霉的人。因为河清，文臣遍写贺词，太常寺卿邹汝鲁作《河清颂》，中有“旧染维新，风移俗易”一语，原意是说皇帝实行新政，才得此河清之瑞。这本是献媚的话，原没有错，不想却惹起雍正的恼怒，他说：

朕御极以来，用人行政，事事效法皇考，凡朕所行政务，皆皇考已行之旧章，所颁谕者，皆皇考所颁之宝训，初未尝少有所增损更张也。

接着责问邹汝鲁：

所移者何风，所易者何俗，旧染者何事，维新者何政？

并把他革职，发到湖北荆州沿江工程处效力。雍正对他父亲的政治作了许多改变，但又要打着法祖的旗号，现今正在说河清是康熙保佑的结果，邹汝鲁却说对旧政作了改革，这不是和皇帝唱反调了吗？邹是书呆子，拍马屁也不会拍，活该受罚！而雍正大耍淫威，实属可恨。

卿云现。据雍正朝曾任总督、侍郎的李绂记载，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二十日雍正即位的前数日，天气阴霾惨淡，到举行登基典礼时，“天忽晴明，赤日中天，臣民欢呼，占为圣主之瑞”，待到第三天，空中发现了卿云。元年（1723年）九月，雍正送他的生母孝恭仁皇后的灵柩赴遵化景陵时，卿云再次出现。次年正月，他举行祈谷祭天礼毕，卿云又发生了。这些卿云现，未见官员的报告，也未见雍正的批谕。六年（1728年）十二月，云贵总督鄂尔泰折奏：十月二十九日圣寿节这一天，云南四府三县地方，出现“五色卿云，光灿捧日”，次日“绚烂倍常”。七年（1729年）闰七月，鄂尔泰又折奏，贵州省思州和古州在一个月之内祥云连续七次出现。有的官员不赞成鄂尔泰这样献媚，如大理县刘姓知县说，我的眼睛迷了沙子，怎么看不见庆云啊！雍正自然支持鄂尔泰，很不满意那些官员，他说像鄂尔泰这样督抚的陈奏祥瑞，是出于强烈的爱君真实感情，认为他是迎合、谄谀的，那是藏有幸灾乐祸的邪心，不简单是春秋责备贤者的意思。在雍正支持下，继鄂尔泰报卿云的纷来沓至。同年，署山东巡抚岳濬奏报，当曲阜孔庙修缮工程进行到大成殿上梁的前两天，庆云出现在阙里上空。雍正说前次阙里火灾，此次庆云，可视为功过相抵，不算祥瑞，但增明年会试的取中额，由上科226人，加至400名。山西巡抚石麟奏报十一月初二日保德州民人发现卿云捧日，外绕三环，光华四射。又报临晋县卿云丽日，五色缤纷，霞光万丈。雍正认为这是山西民风淳朴的验证，命照奖励河南的事例，每州县可多报一个老农，赏给八品顶戴。八年（1730年）五月，湖广镇筸镇总兵官周一德奏报，万岁声高天地喜，庆云飞上衮龙衣。”（《古今图书集成》，中华书局、巴蜀书社1986年版，第29408页下），亦附录于此。

白沙等处“庆云丽日，霞光万道”。不久湖广提督岳超龙奏称，万寿节，镇筸镇“祥云五色，捧绕日轮，光华四射”。九年（1731年）、十年（1732年）、十二年（1734年），山西、山东、云南大吏继续报告庆云呈瑞。

官员这样奏报祯祥，雍正迭加奖励，可是他说：“朕从来不言祥瑞”，“朕素不言祥瑞”。他用尚崇廙奏直隶遵化州凤凰翔集、鄂尔泰奏贵州都匀府石芝丛生二事没有向廷臣宣布的事实，表明他不谈祥瑞——“天下之人勿误以为朕为夸张祥瑞而忘自修之道也”，不管他怎样表白，官员的报祥瑞是在他鼓励、指导之下进行的。他之所以要作这种掩饰，因为大讲祥瑞并不是正常的事情，也可以被视为不光彩的事情，会有少数官员作出议论，像大理刘县令那样。这种情形雍正也明白，他之所以乐于接受呈报祥瑞，必然有其政治上的需要。

二、“天人感应，捷如影响”的说教——政治修明
古人认为天意有两种表现形式，当国泰民安时屡现嘉祥，至政乱刑紊之际，则灾异频兴。在祥瑞与政治两者之间，有一个认识上的桥梁，就是“天人感应”观念。雍正笃信天理，认为老天的赏罚最公平。每当新春之时，他爱写“福”字，赐给臣下，官员感谢皇帝的赐福，雍正说不要这样看，不但皇帝不能以意赐福，“即上天亦岂能以福私与人哉！”衍圣公孔传铎在奏贺庆云的本章中，把祥瑞的出现说成是“乾坤效灵”，雍正说看到奏本，心里很不安宁，因为“朕于事天神至诚至敬，惟望天地神祇俯垂默佑，锡福兆庶，共享升平，……今乃谓天地神祇效灵于人君，岂不闻王者父天而母地，而敢为此亵慢之语乎！”他这样敬天，尤笃信于董仲舒的天人感应之说。二年（1724年）三月初五日，他说在二月二十八日向刑部官员讲：“刑狱上关天和，当钦恤民命，牵连之人，毋得久羁监禁”。刑部遵旨释放了几百人，到三月初三日感动上天，普降大雨。消除了春旱的危险，因此，“天人之感，捷如影响，莫谓适逢其会，事属偶然”。三年（1725年）四月十一日又说：三月底田文镜奏报开封干旱，他于四月初一日祈祷神明，初三日河南就得雨了。据此，他进一步阐发天人感应的道理：“天人感应之理至微而实至显，凡人果实尽诚敬，自能上格天心，人君受天眷命，日鉴在兹，其感通为尤捷”。

雍正把自然现象与朝中政治、民间风俗联系起来，用以说明他的政治清明，具体说是：

宣扬雍正政治，海宇升平。官员报祥瑞，总不忘声明这是“皇上敬诚所感，仁孝所孚”，“此皆皇上之至诚足以感召天和，协应地灵”。把它归之于雍正敬天法祖的结果。对此，雍正毫不推让，完全承受。他就五星联珠，日月合璧一事说：日月五星运行于天，原本有规则，是可以测算出来的，但是在什么时候遇到它，是幸运的，这时候，必定是“海宇升平，民安物阜”。他之所以大肆庆贺五星联珠、日月合璧，就是为了说明它的统治造成了太平盛世。

借以教育、鼓励臣僚研究政治得失。雍正说他坚信天人感应，一时一刻“不敢自懈自逸”，凡是遇到水旱灾浸，就“内省行事之过愆，详察政治之阙失”。九年（1731年）上半年天旱，自认是他“一人之咎”。他这样说，包含有内省的因素，但主要是为教导百官。凡是他宠幸的人报祯祥，必就此称赞他们治绩显著，堪为臣僚表率，如田文镜奏报十三穗瑞谷，雍正就说：“朕前降旨言田文镜、杨文乾、李卫皆实心办理地方事务，今闻广东、浙江二省今岁皆获丰收，而广东之熟为数年所未有，豫省民田又产瑞谷，此即该省巡抚诚意感通之征验也”。表彰田文镜治绩，连带肯定杨文乾、李卫的行政。雍正不满意的官员奏报灾害时，必遭一通责骂，往往说有你这样的封疆大吏，地方上不受灾才怪呢！雍正用天人感应说要求官员检查自身的行政，道理上是荒唐的，但若真能借此考察政治，改变吏治，也还有其意义。对人君来讲，言官的进谏在可采与不可采之间，若“天象示警”，对于迷信的君主讲也许能起点作用——使他作些微的内省，这就是腐朽的东西化作神奇了。

宣传雍正圣孝。祥瑞出现最多的是卿云。庆云、卿云，是一回事。相传虞舜将让位给大禹，和臣僚一起唱歌：“卿云烂兮，糺缦缦兮，日月光华，且复旦兮”。卿云现是表示太平气象。此外还别有含意。鄂尔泰在六年（1728年）十二月报告卿云呈现折子中援引《孝经纬·援神契》的话：“天子孝，则庆云现”，说明云南出现的卿云，是“皇上大孝格天”所致的庥征。雍正见到这个奏折异常高兴，在朱批中写道：“朕每遇此祥瑞，蒙上天慈恩，岂有不感喜之理。”因为这个祯祥是鄂尔泰报告的，所以嘉许他是上天恩给的“不世出之良臣”。随即谕告廷臣，特别引出“天子孝则庆云现”的话，并说“朕之事亲，不敢言孝，但自藩邸以至于今，四十余年，诚敬之心，有如一日，只此一念，可以自信”。因为鄂尔泰把庆云与天子孝顺连在一起，使他的这次报庆云不同寻常，雍正大肆开恩，为云贵官员加级晋爵。鄂尔泰由头等轻车都尉超授为三等男爵，云南提督郝玉麟从云骑尉晋为骑都（卫）〔尉〕，其他巡抚、提督、总兵官各加二级，知县、千总以上俱加一级。雍正重视这件事，同曾静案有密切关系。鄂尔泰奏报前的三个月，曾静案子发生，曾静指责雍正谋父、逼母、弑兄、屠弟，即是大逆不孝的人，在这种情况下，不管雍正有无谋父之事，颂扬他是圣孝的天子，正适合他在政治斗争上的需要，他以此证明他是无辜者，谁若再相信曾静一流的传说，就是悖逆天理昧于忠义的乱臣贼子了。所以庆云现，不是一般的谈祥瑞，而是雍正政治斗争的工具。

三、地震中的雍正
雍正中，朝鲜使臣李真望等人回国，向国王说雍正“恶闻灾异，钦天监虽有灾不敢奏”。当时朝鲜君臣对雍正有偏见，但在这一点上是求实的。雍正时代，由于追求祥瑞，把历来视为灾异的自然现象也认为是祯祥了。八年（1730年）六月初一日发生日食，晋抚石麟奏称，太原当日食时，浓云密雨，等到天晴，太阳已经复元，所以没有见到日食，因此具本题贺。如果说日食是灾异，太原见到与否，它总是发生了，总不是好事，怎么会称起贺来呢？无独有偶，江宁织造隋赫德也奏报，日食之前，江宁阴雨，等到天色晴明时，日光无云，没有见到日食，也把它当作祯祥具折称贺，雍正虽然没有接受他们的贺折，但这种荒唐事情的出现，则是恶言灾异的结果。

八年（1730年）八月十九日，北京发生剧烈地震。中国史书对它有所记录，但缺乏雍正的活动资料，还是朝鲜人作了点滴的记叙。朝鲜英宗六年（即雍正八年，1730年）十一月、七年（1731年）四月出使中国的朝鲜官员李枢、李桡，分别讲述亲历北京地震和耳闻的情况。据他们讲，地震之前，忽然狂风暴雨，接着地震，掀动了桌椅，居民用的沙器，互相撞击，都打破了。房屋倒塌严重，皇宫、圆明园、畅春园都有破坏，连太和殿的一角也倾颓了，死的人很多，有说两万多的，也有说四万的。这时雍正的情况，朝鲜人听清朝内大臣常明讲，皇上“乘船幕处，以避崩压”。这是说地震发生后，雍正先是跑到船上，后来住在临时搭的帐篷中，没有回宫室理政和休息。这个话若真是出自常明之口，当是可信的，因为他是皇帝身边的人。雍正泛舟而居，真是惊慌失措，变了常态。朝鲜英宗讥笑他，“以万乘之主”，作此“举措”，“可谓骇异矣”。

唐宋以前，君主在政治上不景气时，常向祯祥求救，以欺骗民众，维持自己的统治，这样也把祥瑞搞臭了。雍正在这之后讲求祯祥，总是羞羞答答，遮遮掩掩，可是又非搞不可。究其原因，一方面是他相信天人感应，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原因，是复杂的政治斗争的需要，他借此打击政敌，争取民众。

讲祥瑞，弄虚作假，愚弄民众，是统治阶级腐败的表现，无力的表现，雍正大搞祯瑞，是愚蠢的做法。乾隆即位，把献祥瑞也当作前朝败政之一取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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