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向孔子顶礼膜拜和教育方针在线免费阅读

雍正致力于意识形态的宣教，具体表现在科举、儒学、宗教等领域，并同政治紧密结合起来。

第一节向孔子顶礼膜拜和教育方针
历代王朝的尊崇儒学和它的鼻祖孔子早成定制，作为素王的孔子被顺治尊为“大成至圣先师”，尊号已经无可再加，但还有别的空间。雍正对孔子的尊崇，超越于前辈帝王，做人所未做，言人所未言，也留其特性于后世。

元年（1723年）三月，雍正追封孔子先世为王。他说：天地君亲师是人人所至力尊重的，而阐明天地君亲大义的则是教育，教育又以孔子为最优，所以自幼读书，就极其崇敬他。他既被尊为“大成至圣先师”，已脱离人臣的封号，遂决定追封孔子五世先人。把他们由前代封的公爵，改封为王爵。即肇圣、裕圣、诒圣、昌圣和启圣王。二年（1724年），雍正将“幸学”改称“诣学”。他在举行临雍释奠礼以前，谕告礼部，过去帝王去学宫，称作“幸学”，尊帝王之巡幸，这本是臣下尊君的意思，但“朕心有所未安”，以后凡去太学，一应奏章记注，“将幸字改为诣字，以申崇敬”。同年六月，曲阜孔庙火灾，烧了大成殿及两庑，雍正命工部堂官赶去兴修，三年（1725年），雍正终归想出尊孔的新花样，命对孔子的名讳像对君主一样予以敬避，凡地名、姓氏均加改易。礼部议请：除天坛圜丘之“丘”字不避外，凡遇姓氏都加偏旁，作“邱”字，如系地名，则改用他字，至于单用“丘”字，则书古体“㐀”字。雍正说：今文出于古文，若改用“㐀”字，还是没有回避，这个字还有“期”音，以后除“四书”、“五经”外，并加“阝”旁，作“邱”字，地名也不必改，通用“邱”字，读“期”音。四年（1726年），雍正亲书“生民未有”四字匾额，悬挂于天下学宫。为曲阜孔庙书写“德冠生民，道隆群圣”对联，并书大成殿榜额，还应衍圣公孔传铎之请，为《圣迹图像》作序文，亲自书写，又亲祭孔子。过去帝王在奠帛献爵时，从不行跪拜礼，雍正径行下跪，事后告诉礼部和太常寺官员，他不按照仪注所定行礼没有错误，因“若立献于先师之前，朕心有所不安”。他是把孔子真正当作老师来对待了。五年（1727年），定八月二十七日为孔子圣诞，其典礼规格同于康熙圣诞节，这一天禁止屠宰，命天下虔诚斋肃。孔子诞辰祀典，过去本为中祀，至此改为大祀了。八年（1730年），雍正以圣庙执事人员没有爵秩，不足以光祀典，因特设执事官，三品的二员，四品的四员。这些人员由衍圣公在孔氏子孙内拣选，报礼部备案。同年十月，曲阜孔庙大成殿修成，“黄瓦画栋，翻仿宫殿制”，所用器皿，也由宫中颁出，用银115万两。雍正命皇五子弘昼、淳郡王弘景前往参加落成告祭典礼，弘昼回京复命，奏报孔林围墙倾圮，雍正又遣官往修。

雍正如此尊孔，为他避名讳，改诞辰的中祀为大祀，改幸学为诣学，又封其先世为王，自有他的认识。他说：

至圣先师孔子以仁义道德启迪万世之人心，而三纲以正，五伦以明，后之继天御宇兼君师之任者有所则效，以敷政立教，企及乎唐虞三代之隆大矣哉。圣人之道，其为福于群黎也甚溥，而为益于帝王也甚宏，宜乎尊崇之典与天地共悠久也。

又说：

若无孔子之教，则人将忽于天秩天叙之经，昧于民彝物则之理，势必以小加大，以少陵长，以贱妨贵，尊卑倒置，上下无等，干名犯分，越礼悖义，所谓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其为世道人心之害尚可胜言哉！……使为君者不知尊崇孔子，亦何以建极于上而表正万邦乎？人第知孔子之教在明伦纪，辨名分，正人心，端风俗，亦知伦纪既明，名分既辨，人心既正，风俗既端，而受其益者之尤在君上也哉！朕故表而出之，以见孔子之道之大，而孔子之功之隆也。

他直言不讳，讲君主从孔子学说得的利益最多，所以才极力尊崇他。孔子思想，教人各守本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三纲五常一实现，没有犯上作乱的，君主的统治就安稳，当然是帝王从中受益最多了。过往人们只讲遵循孔子名教，使风俗端淳，于民有益，不懂得对君主的好处更大。他体察到了，公开地讲出来，这有他坦诚的一面，更重要的是在孔学与维护君主统治的关系上，他比大多数统治者要认识得深刻。

雍正对于儒家的思想，也有他的理解，并且有超出常人之外的。五年（1727年）会试，出的论题有“士人当有礼义廉耻”，雍正看了试卷，认为贡士们所答，“皆词章记诵之常谈，未能真知题中之理蕴而实有发明”。批评他们“所言止于仪文末节而已，非礼义廉耻之大者也”。他认为礼义廉耻所指甚远，所包甚宏。他说所谓礼，若讲究进退周旋、俯仰揖让，这是小礼，“化民成俗，立教明伦，使天下之人为臣皆知忠，为子皆知孝”，这才是礼的本意。至于“义”，主要是讲开诚布公，荡平正直，使天下之人无党无偏，和衷共济；讲信用，不欺人，谨言行，这是对义的狭隘理解。做官的不吃喝老百姓的东西这是小廉，而真正的廉，是要善于理财，教民务本崇俭，做到家给人足，路不拾遗，盗贼不生，争讼不作，贪官污吏无以自容。“耻”，对不同的人，要求也不一样，作为人君，当以一夫不获其所为耻，而人臣则当以其君之不为尧舜为耻，一般百姓以不失言于人、不失色于人为耻，则是耻之末意。他的结论是：士人以天下为己任，有致君之责，不可徒知小节而不懂它的大义，拘于小节，检束一身，不敢担负天下重任，这是小民的行为，而不是士人之道。即此一端，可见雍正从君主的需要出发，解释儒家的思想，使它更适合统治者的需要。

雍正宣传儒家思想，重要的途径是学校教育和科举。雍正以前的乡试、会试，各考三场，头场试题从“四书”、“五经”里出，会试“四书”题由皇帝裁定，二场作策论、判文、表文，三场作经诗时务策。三场中最重要的是头场，解释“四书”经文。雍正取士，第一重视“四书”文，十年（1732年），敕谕负责科举事务的礼部：“制科以‘四书’文取士，所以觇士子实学，且和其声以鸣国家之盛也。”他认为只有“四书”文才是检验士子真才实学的标准，加以提倡。他要求“四书”文一定要做得“雅正清真”，“雅”、“清”当指文章优美，分量适中，“正”是思想醇正，“真”是讲解真切，符合于儒家圣贤的原意。他的这个要求，针对科场文风而发，他感到当时“士子逞其才气辞华，不免有冗长浮靡之习”。要求考官衡文，“支蔓浮夸之言，当所屏去”。以科举衡文制约文风。朱熹作《四书章句集注》，考“四书”，是以他的注释为标准，雍正重“四书”文，要求士子按照朱注观点，发表议论。但是科举早已成为人们进身的敲门砖，以“四书”为内容的八股文已经不可能作为经世致用之学的文体了。雍正中，沈近思上疏说：“近来士子惟知习学时文（按即‘四书’文），以为梯荣之具，身心民物，久置度外”。这是老问题了，但它的严重，与雍正的提倡有很大关系。后来乾隆也如乃父以经义取士，敕命学士方苞选辑了《钦定四书文》，颁布为标准。经过两代人的倡导，于是士子“以‘四书’文义相为矜尚”，把通晓经典和古今之变的看作“杂学”，写作诗古文辞的目为“杂作”，不精于“四书”文的不被承认为有学问。这是一种极其恶劣的学风，把人束缚于“四书”及朱注，不研究实际问题，不关心国计民生，使士人成为汲汲于个人私利而又没有真才实学的庸人。雍正声称改变唐宋以来科举积弊，但是他对科举制本身不作任何变动，就不可能去触动它，以朱注为标准的八股文取士的传统不变，士人攻习章句就不可能振作有为，所以他的提倡“四书”文，只能窒息人才，培养忠实于帝王的奴才。

雍正提倡“四书”文，是以儒家理学为正宗，这是继承了康熙传统政策。但在实践上，他对理学并不迷信，他用什么，根据需要来确定。他要讲求孝道，就恢复顺治时乡会试二场从《孝经》出题的办法，舍弃了宋儒的性理著作，他说：“宋儒之书，虽足羽翼经传，未若圣言之广大悉备”。十一年（1733年），福建学政杨炳条奏，认为《孝经》中可出的题目不多，要求在它之外，也从性理著述中选出一些题。雍正不答应，他说：《孝经》是孔子的撰述，宋儒理学再好也是解释圣人著作的东西，两者不能等量齐观。他所以还让士人留心理学，“盖欲其实体圣贤之德性，非徒记诵宋儒之文辞”。所以还是专从《孝经》出题。不仅如此，国子监司业那布尔建议，把录取童生复试时用的“小学”试题，改用《孝经》之题，雍正痛快地把它接受了。不过《孝经》确实分量小，可出之题不多，所以乾隆继位，乡会试二场的论题，就参用性理之书了。但是雍正对程朱理学还是尊崇的，提倡的，他是把儒家鼻祖孔子的原著和宋儒的注释视为一体，在使用时有所侧重。

有统治思想，必然会有对抗思想的出现，异端的出现。雍正四年因参劾田文镜而被发往阿尔泰军营效力的谢济世，不以惩罚在身而有所顾忌，批注《大学》，被当权者说为“毁谤程朱”。当时他究竟关于程朱写了些什么，没有记录，无法获知。后来，他在乾隆初年出版经书注疏，批评朱注《论语》、《中庸》“错误支离”，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以己意笺释释之”。他自己在《进学庸注疏疏》中，就指责他毁斥程朱一事辩解说：“盖以诽谤者因先儒之有疵，讽刺者特行文之失检也。”他主张“发挥孔、曾、思、孟，何必拘泥周、程、张、朱”，“遵古本而不遵程朱”。他大胆攻诘程朱，不怕获罪。这虽是乾隆初年的言论，想雍正中可能锐气更盛。雍正不允许他抨击程朱，又认为他是借题发挥，讥讪时政，进一步罚他在军营当苦差效力赎罪。谢济世是在清代朱学地位提到高峰之后，早期反对它的一个代表，此后，不满意它的人增多，至乾隆后期，形成“宋儒语录，言不雅驯，又腾空说，其义虽有甚醇，学者罕诵习之”的局面。由此可见，雍正坚持的儒家及其理学，在统治阶层内部也不甚得人心，他用它愚弄人民和训练忠实奴才，与社会的进步背道而驰。

科举是读书人的仕进之路，科举的做法实际上起着指导教育的作用。雍正反对朋党，打击过科目人，但并非不要科目人，他不满意的只是科甲朋党，对于教育、科举、科甲出身的官僚相当重视，采取了许多优崇士人的措施：

增加科目和科次。雍正即位后，下令于元年举办恩科会试，考虑到入闱官员的子弟需遵例回避，这个规矩不能破，还要不使他们向隅，决定另开回避卷，使他们得以应试。雍正在即位恩诏中，要求府州县卫官员各举孝廉方正，暂给六品顶戴荣身，以备召用。数月后没有官员推荐，雍正再命各省督抚速遵前诏，“广询博访”，属民中“果有行谊笃实，素为乡党所推者，即列名具奏”。次年根据浙江、直隶、福建、广西疆吏的荐举，各用2人为知县，年龄在五十五以上的用为知州。这是清朝实行孝廉方正科的开始，此后新皇帝继位照例举行。三年（1725年），命在八旗、汉军中推举孝友读书人士。五年（1727年）四月，又要州县官会同该地教官，在每个府州县学的贡生、生员内，公举“居家孝友，行己端方，才可办事，而文亦可观”的一个人，于年底申报上司，偏僻之地无人可举，要县官、教官出具印结，避免人才的遗漏。这两项也是举行孝廉方正科的意思。雍正元年，命八旗满洲人于考试汉字生员、举人、进士外，另试翻译，恢复康熙间中断的满洲翻译科。九年（1731年），雍正怕蒙古文字的废弃，特设蒙文翻译科，取生员、举人、进士，以备理藩院使用。雍正还下令开设专门技术科。元年（1723年），侍讲学士戚麟祥疏奏，请设医学，考取医生，雍正“欲得良医以济众”，命礼部议奏，旋因礼部意见不当，又让吏部和礼部协商，“将如何教习方成良医之处详议具奏”。十一年（1733年），雍正以算法为六艺之一，要求各部院笔帖式、官学生、候补笔帖式学习，三年后举行考试。还没到期，他就离世而不能举行了。康熙开博学鸿词科，雍正亦行效法，十一年下令准备开科，要求三品以上京官各举所知，外省督抚会同学政保题，除现任翰林院、詹事府官员外，都可被推荐，届时亲试，优加录用，“广示兴贤之典，茂昭稽古之荣”。两年中，只有河东总督和直隶总督各举了一二人，其他疆吏迟延不动，雍正下诏催促，然而他不久死去，此事由乾隆分两年举行，其影响远不及康熙朝的盛大。

扩大录取范围。雍正元年（1723年），顺天乡试，雍正命检查落榜的试卷，从中选取2人。同年会试，复检落卷，中选竟多至78人。次年会试，如上年一样复检。清代乡试有取副榜的制度，雍正四年（1726年）乡试，命中副榜者，若前曾中过，则授予举人，这是雍正的创例。五年（1727年）会试，雍正命于落第的举人中，选择“文理明通”的，引见后发往各省，担任教职。拔贡，旧例州县学每十二年一选取，雍正即位开恩，普选一次。至五年，命以后六年一选，以增加它的名额。雍正以这些办法扩大中式的额数，增加读书人入仕的机会。

雍正还以种种办法笼络士子。元年的恩科，殿试在十月二十七日进行，时天已寒冷，雍正怕砚水结冰，令将贡士在丹墀对策改于太和殿内举行，又让太监多置火炉，使温暖以便书写。五年的会试原定在二月，因天寒改在三月，天仍冷，若再延期，怕举子盘费不够，遂按期举行，特许携带手炉和穿皮衣、厚棉衣入场，并由官家供给木炭、姜汤。湖南省的乡试，过往在湖北省进行，雍正因有的应试人要经过洞庭湖，有覆溺的危险，命在湖南建立试院。国子监进士题名碑原由公费树立，康熙三年裁省，由进士出资自建，雍正认为这是关系国家振兴文教的大事，命仍用公费建造，以使士子观览丰碑，“知读书之可以荣名，益励其自修上达之志”。

雍正不仅是奖励，他还用科举作为惩罚手段。如因查嗣庭、汪景祺的缘故，停止浙江乡会试。最有意思的是，雍正要推广官话，也以不许参加科举相制裁。六年（1728年），他说：官员临民，说话要让老百姓听得懂，才能通达上下之情，把政事办好。可是每逢召见闽、粤籍的官员，听他们的乡音不能全懂，他们到地方上处理公事百姓就听不清楚，需要胥吏代传，这就会出现弊窦了，因此要求这两省的士人首先改变乡音。并定则例：生童举监要在八年内学会官话，否则不得参加科举；待到改变了乡音，方能应试。到十年（1732年），署理广东巡抚杨永斌折奏：广东人学官话很困难，已经学习四年了，一点还没有变。推广官话，有利于政令的推行，有益于人们思想感情的交流，有益于生产力和民族文化的提高，本来是好事，但是地方话是千百年形成的，民众乐于使用的，改变它岂是容易的事情！推行官话应该有方法、有步骤，要求士人首先接受，在步骤上是正确的，不过没有创造必要的条件，只令士子自学，并不得其法，不可能取得预期效果，而采取强制推行的办法，未免粗暴不得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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