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倡建善堂与“乐善好施”的议叙在线免费阅读

政府兴办善堂，自宋代以来时有出现，民间办理为政府所鼓励。无论官办，抑或民办，均属不易，而维持更难，所以各地的善堂总是办办停停，难以为继，不过总的趋向是与时俱增，这种事业是在发展之中。雍正时政府开办善堂，鼓励民间参与，给予优厚的奖励，特别是旌表拾金不昧，希望酿造优良的民风。

二年（1724年），雍正号召各地兴办普济堂和育婴堂。他在北京彰义门外建普济堂，收养鳏寡孤独无依靠的老人，无以为生的病人，由国库拨款作每年的经费，每月派大臣去稽察。北京广渠门内原有育婴堂，雍正把它扩充，交给顺天府尹经管，政府拨钱外，京中贵族、官僚、士人和有钱人加以资助，收养弃婴。雍正说：孔子讲大道之行也，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这些善堂的建立，就是实现孔子讲的大道。他希望京城作出榜样，四方都来学习，做到“老安少怀，风俗益臻醇茂”。在雍正带动下，一些地方官、士绅、大商人纷纷效尤，建设各种善堂。江苏扬州贡生耿兆组捐田300亩，另每年捐银2000两，建瓜洲普济堂。河南确山县令与绅商共建普济堂，官拨公田，绅商买田捐助，收入给贫民作衣粮。江西新城知县邵鸿元与监生邓其铨建成普济堂。山东淄川知县和绅士买地、捐田，也设置了普济堂。江苏苏州府创建锡类堂，为无力安葬的死者收尸。松江府南汇县绅士朱日成等兴办育婴堂。江西南昌原有育婴堂，但有名无实，没有普济堂，两江总督赵弘恩动用公项建房置产，交由董事经理。此外绅衿商人和一般田主还捐献银钱田产，修缮或兴建文庙、城垣、书院、义学、考棚、道路、桥梁、义仓、宗族义田。雍正为鼓励臣民的“乐善好施”，制定旌奖办法，凡捐助多的，由疆吏题请议叙；少的，给匾额，登记档册，免去差徭。这是把“乐善好施”的捐助与捐官的捐纳同样对待，比照捐纳议叙例给捐助者议叙，即有职衔而没有实缺的官员可以即用，有职衔的可以即升，无职的贡生、监生准给衔选用。江南有个革职通判倪兆鹏作了捐助，便准复还职衔，给予原品顶戴。捐助议叙，前无此例，所以李绂议及此事，把它同前代作对比，说“授以秩官，视有明之所以劝之者尤厚”。

“乐善好施”，是官僚、田主、大商人把钱财拿出一小部分，解决极少数人的生存问题，缓和贫富对立、人民与政府对立的关系，它帮助政府赈济贫乏，政府给予叙用的报答。就政府讲，是用富人的钱财稳定它的统治，而以议叙作为与富人的交换条件。从议叙讲，捐助与捐纳有相同之处，捐助议叙也具有卖官的性质。后来雍正也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这一点。十三年（1735年）春天，山西巡抚石麟奏报曲阳、汾阳两县绅衿愿捐银两，存贮公所，以备周济乡里贫民之用。原来“好善乐施”都是因事而捐，而这却是无事备用，分明是为议叙而来，所以雍正说“此乃另开捐纳之条也”。乾隆初，监察御史郭石渠更进而指责捐助议叙本身了，他说：素封之家，“趋捐助以博功名，假好善之虚声，启夤缘之捷径，因之贿嘱官吏以虚作实，以少报多，受爵公朝，拜恩私室，种种弊端，皆从此起”。几乎予以全盘否定。

捐助应是自愿的，然因雍正提倡，视作移风易俗的一种标志，疆吏为博取化民成俗、风气丕变的美誉，授意下属捐助；州县官为显示勤于职守，根据属民的财产状况，定出认捐数目，强迫交纳。实行起来，与捐助原则也不合。

雍正对这个问题，表现也不一致。赵弘恩折奏在江西、江苏料理慈善事业，雍正批写道：“育婴、普济固属应行善举，然亦不过妇女慈仁之类，非急务也”。他公开发的上谕，与这密折朱批大不相同，朱批是绝密的私房话，他把善堂事业放在政治中的次要地位，不过多少还是做了些善事。与表彰建设善堂性质相当的，是雍正的旌奖拾金不昧。一时间闹得沸扬扬，成了社会“靓点”。

五年（1727年），上驷院奏称，䥷草夫满人六十一送钱粮的回程，发现车内有别人遗落的元宝一个，呈报主官。雍正说：一个卑微的夫役能献出拾物，深属可嘉，就将那个元宝赏给他，并命把这件事在八旗里宣传。这是雍正朝报告拾金不昧的先河。次年六月，田文镜折奏：河南孟津县农民翟世有在地里拾得商人秦泰170两银子，交给原主，秦泰要分给他一半，坚辞不受，他的妻子徐氏支持他这样做。田文镜遂给他赏银五十两，送“士女淳良”匾额，又在县里给他立碑，教育民人，向他学习。雍正命给翟世有七品顶戴，另赏银一百两，以表彰他的善行。雍正还就六十一和翟世有的事，要官绅士民广为效法，说那些贪赃纳贿，出入公门，网利营私，不守官箴，不端士品的人，怎不惭愧呢！一个月后，田文镜又报商丘贫民陈怀金拾银24两8钱，交还失主，坚不受谢，与翟世有的事迹相仿，“仰见圣教流行之速”。雍正说：“朕训诲臣民，惟以正人心厚风俗为首务，期以薄海内外去浇漓之习，敦仁让之风。”翟、陈事出，“可见民心淳朴性善，皆同率教”，“实风俗转移之机会”，希望今后“人人各怀乐善之心”。遂给陈怀金九品顶戴，赏银50两。自此之后，各省相继效尤，纷纷呈报路不拾遗的事情。同年，直隶总督何世璂先后奏报平山县民郭见忠、景州民李世齐拾金不昧，雍正命各赏八品顶戴、银50两。此后，疆吏再报不拾遗金的人，就是各行各业，各种类型的了。川陕总督岳钟琪报告绿营兵丁刘子奋在张掖拾银交给原主。鄂尔泰报称云南兵丁李应芳、金贵拾金不昧。雍正说这些事出在边疆，更为可嘉，除赏给银两外，给予把总衔，遇缺拨补。直隶巡察御史鄂昌奏报文安县织席民妇卢梁氏拾金不受谢，雍正命赏米、布和匾额。磁州佃农杨进朝拾银40两，送交地主，转给失主，也按例给赏。贵州巡抚张广泗奏报古州土通事杨士奇、麦董寨仲家人阿罗拾金交还原主，雍正因为这事出在新近改土归流的地方，非常高兴。又有湖南凤凰营汉人妇女张林氏，迷路走入苗民村寨苗龙有家，苗龙有报官，将人送回。雍正说：“苗民有此善举，足征苗俗之奉公向化，应加格外之恩，以示嘉奖。”在台湾，有高山族母女二人，拾得银钱衣物，报官还给原主，雍正以“廉让之义举见之番黎妇女，更属可嘉”，赏银三十两，以示奖励。

路不拾遗，表明民风淳美，世道清明，自古以来作为盛世的标志。它偶或见于史书记载，那也是像贞观之治的时代，希世罕有。雍正旌表拾金不昧，含有双重意义，一是用以教育民人，以便政府的治理。他要人讲礼义，兴仁让，端正心术，作出事来就符合礼法。人人如此，社会风俗就淳正了，压倒了邪气，坏事就少了，或不出了，这样人民就易于治理，他说：“天下之治平，在乎端风俗，而风俗之整理，在乎正人心”，他用倡导路不拾遗作为正人心的一种手段。二是宣传他的统治已趋向盛世。按照他的说明，拾金不昧发生在社会下层，军民男女，内地边疆，满、汉、苗、高山、仲家各民族，在在皆有，似乎形成了社会风尚，仿佛雍正时代已经成为太平治世。田文镜就翟世有的事歌颂雍正，“圣治淳熙，化及愚夫愚妇”，雍正则说那是“风俗休美之明征，国家实在之祥瑞”。这种人心向化，风俗休美，只有仁育万民的政治才能做到，因此，雍正虽未把拾金不昧诸事说成是尧舜之世的再现，但已俨然以盛世自居了。人民之间互助，以及拾金不昧，是广大人民的美德，本来就在民间存在着，雍正大肆渲染，并予官职、物质和精神的鼓励，其规模之大，前所未有，这就使此类事超出了当时民众自觉的美德范围，用名利引诱人交还拾金，从而把它纳入儒家伦理轨道，加之雍正借它宣扬自己的政治，所以这种旌表，成为雍正教化民众的一种手段，而不是“风俗休美”的表现。

以重赏诱人不取遗金，不可避免出现作弊现象，有人弄虚作假，谎作拾金不昧，领取奖赏。官员为表示他化导有方，劝奖有功，也以制造拾金不昧猎取名声，为升迁铺平道路。乾隆继位，有鉴于此，予以禁遏。他规定：若真有拾金不昧，州县官可以酌量奖励，不许申报上司，督抚大吏亦不得以此陈奏。由此可见，雍正朝的道不拾遗，多系雍正君臣的宣教。说白了，是个别的民人拾金不昧，被朝廷发现了，借机拿他造势，官吏凑趣，弄得煞是热闹，最终是愚弄民众的把戏，但在雍正不会收扬，要由新君乾隆来了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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