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除豁贱民在线免费阅读

清朝社会有许多种前朝遗留下来的贱民，如乐户、世仆、伴当、堕民、旦户、丐户等，他们没有任何政治权利，从事卑贱的职业，为良人所不齿，地位在一般佃农之下。

雍正元年三月，监察御史年熙上书请除豁山西、陕西乐户的贱籍。山陕乐户的祖先，是明朝永乐帝夺天下时，坚决拥护建文帝的官员，永乐成功后，除加害这些政敌本人，还将他们的妻女罚入教坊司，充当官妓，世代相传，久习贱业。他们想脱离卑贱处境，因身陷乐籍，政府不准，地方上的绅衿恶霸以他们为蹂躏的对象，也不容他们跳出火坑。年熙奏疏说他们是忠义之士的后代，沉沦至此，无由自新，请求雍正开豁他们的贱籍，准许他们改业从良。年熙是年羹尧的长子，就是雍正赐给隆科多为子的“得住”，这时他的生父在川陕总督任上，山西也是年羹尧势力所及之处。年熙的建议很可能跟他生父商讨过，他又同雍正关系密切，也可能事先了解雍正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他的条议上呈之后，雍正说很好，令礼部议行。王大臣们秉从旨意，说“压良为贱，前朝弊政。我国家化民成俗，以礼义廉耻为先，似此有伤风化之事，亟宜革除”。雍正就批准山陕乐户改业从良，同时命各省检查，若有类似贱民一律准许出贱为良。于是其他省区的贱民也得开豁。削除乐籍，是一项仁政，后来年羹尧出事，署理山西巡抚伊都立参劾他，说他将皇上乾纲独断的乐户出籍的事攘为己功，且向泽州乐户窦经荣索取谢银10万两。雍正命年羹尧回奏，年辩白说：改乐户为良，是“圣主首端风化”，没敢掠夺为己功。此一番辩驳，实可表明乐户除籍之议发端于年羹尧，裁决于雍正。

山陕乐户削籍的同时，雍正命除豁京中教坊司乐户。清初定制，凡宫悬太乐，均由教坊司演奏，雍正命乐户从良，另选精通音乐的良人，充当教坊司乐工，从事演奏。这使教坊司的乐人改变了属籍，成为良人的职业了。七年（1729年），雍正又把教坊司改为和声署，由内务府管理，官员由内务府、太常寺、鸿胪寺官兼摄。教坊司乐工改用良人后，由于人们的习惯观念，认为它名实不一，改名和声署，是良人充役的良人机构，名实相副，这一改，进一步巩固乐户除籍的成果。

元年七月，两浙巡盐御史噶尔泰因乐户的削籍，上奏折请求除豁浙江绍兴府惰民丐籍。他的折子概述了惰民的基本情况：

所谓惰民者，细问土人，并查绍兴志书，相传为宋罪俘之遗，故摈之，而名以“惰民”。其内外率习污贱无赖，四民中居业不得占，四民中所籍不得籍，即四民中所常服彼亦不得服，特别以辱之者也。……男子只许捕蛙、卖饧、逐鬼为业，妇则习媒，或伴良家新娶嫁，为人髻冠梳发，或穿珠花，群走市巷，兼就所私，丑秽不堪，辱贱已极，实于乐籍无二。间有流入他方者，人皆贱之。

据讲惰民的来源是宋代罪人的遗胤，已有数百年的历史。惰民籍属丐户，不得列于士农工商四民的名籍，是为贱籍，不许改变。他们的职业，是士农工商所不屑于干的，男子作小手艺和小买卖，塑造土牛，木偶，拗竹灯檠，编机扣，捕蛙、龟，卖饧、饼，或者当吹鼓手，演戏，抬轿子，女子保媒，当伴娘，充栉工，卖珠，做收生婆。他们从事的是服务性的、被当时人贱视的行业。政府不许惰民读书应举，不能做官，不得充当吏员、里长，不准与良人通婚，也不得与良人平等相处。政府为侮辱他们，在居住地区、房屋式样、穿着、打扮、行路乘车等方面，都作了规定。所以惰民同乐户一样，没有任何政治权力，没有人格，没有尊严，是被侮辱被损害的最受压迫的人群。

噶尔泰认为应给惰民自新之路，请求照山陕乐籍例开豁，雍正命礼部议奏。礼部认为捕龟、卖饼、穿珠、作媒是贫民糊口职业，若除其籍，就是不许他们再干这些事，他们反倒无法为生了，不同意削籍。雍正说除籍“亦系好事”，礼部不要反对了。于是令惰民放弃原来职业，别习新业，脱离丐籍，转为民户，按照良民纳税服役。

五年（1727年），雍正亲自提出安徽宁国府“世仆”、徽州府“伴当”的开豁为良问题。他说：

近闻江南省中，徽州府则有伴当，宁国府则有世仆，本地呼为细民。其籍业下贱，几与乐户、惰民相同。又其甚者，譬如二姓，丁户村庄相等，而此姓乃系彼姓伴当、世仆，彼姓凡有婚丧之事，此姓即往执役，有如奴隶，稍有不合，人人皆得加以箠楚。迨讯其仆役起自何时，则皆茫然无考，非实有上下之分，不过相沿恶习耳。此朕得诸传闻者，若果有此等之人，应予开豁为良，俾得奋兴向上，免至污贱终身，且及于后裔。

遂令安徽巡抚魏廷珍查核，提出处理意见。魏廷珍议请区别对待：绅衿之家典买奴仆，有文契可考，未经赎身者，本身及其子孙俱应听从伊主使役；即已赎身，其本身及在主家所生子孙仍应有主仆名分；奴仆在赎身后所生子孙，与原主没有也不应再有主仆名分，应准许豁免为良；年代久远，没有文契，也不受主家豢养的，一概不许以伴当、世仆对待。雍正认为他所议允当，批准执行。世仆、伴当所受压迫，雍正讲的以外，同惰民一样，习鼓吹、抬轿，不与大姓联姻，不得报考，不与大姓平等相称、同坐共食。雍正的除豁，使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免遭主姓凌辱，得为编户齐民。然在实行中，对年代久远、文契无存的贱民，如何区别豢养与不豢养，不好把握，纷争不已。

广东沿江沿海有一种旦民，早在宋元时期，就采集真珠，向政府纳贡，还被称为“乌旦户”，明代又称“龙户”，清初称为“獭家”，在广州河泊所下辖的，每年按户按船交纳鱼课，少数人已略通文字，上岸居住。雍正于二年（1724年）亲书朱谕，命将旦民编立埠次，加以约束。七年（1729年），向广东督抚发出上谕：

旦户即苗蛮之类，以船为家，以捕鱼为业。通省河路，俱有旦船，生齿繁多，不可数计。粤民视旦户为卑贱之流，不容登岸居住，旦户亦不敢与平民抗衡，畏威隐忍，跼蹐舟中，终身不获安居之乐，深可悯恻。旦户本属良民，无可轻贱摈弃之处，且彼输纳鱼课，与齐民一体，安得因地方积习，强为区别，而使之飘荡靡宁乎！

他承认旦户被抑为贱民的不合理，应以他们交纳鱼课为基本事实，把他们当作平民百姓。因此指示广东督抚：

凡无力之旦户，听其在船自便，不必强令登岸。如有力能建造房屋及搭棚栖身者，准其在于近水村庄居住，与齐民一同编列甲户，以便稽查，势豪土棍不得借端欺凌驱逐。并令有司劝谕旦户，开垦荒地，播种力田，共为务本之人。

这个上谕为旦户开辟了自新之路。

江南苏州府常熟、昭文二县有一种丐户，籍属、社会地位与浙江的惰民完全一样。八年（1730年），江苏巡抚尹继善以他们业已“化行俗美，深知愧耻，欲涤前污”，请照乐户、惰民事例，除其丐籍，列入编户。雍正答应了他的请求。

雍正在短短的几年中，宣布削除乐户等贱民名籍，试图解决数百年来存在的问题。促使他这样做的原因是：

第一，把它作为厘革前朝弊政的一项内容。雍正以清除前代积弊为政治纲领，数百年来压抑贱民的传统政策是一种弊端。雍正君臣认为永乐“压良为贱”产生的山陕乐户，是“前朝弊政”，故“亟宜革除”。在宋朝有罪的惰民，到清朝并没有罪，再加继承，于理不顺，应当“特沛恩纶”，给予开豁。因此，开豁贱民，同摊丁入粮，耗羡归公，改土归流等项政事一样，是改革政治整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第二，获取政治资本的手段。据记载，乐户除籍“令下之日，人皆流涕”。伊都立又说年羹尧攘夺这份功绩，说明除豁贱民是功德之事，统治者都想占有它。噶尔泰请求削除惰民丐籍，说此举“使尧天舜日之中，无一物不被其泽，岂独浙省惰民生者结环，死者衔草，即千万世之后，共戴皇恩于无既矣”。可见释放贱民作为一种仁政，可以提高皇帝的威望。在雍正初年，统治尚不稳固，特别需要民众的支持，这也是雍正忙于处理贱民问题的原因。

第三，移风易俗，维护社会秩序和伦理。在历代统治者中，对待贱民的态度，历来有两种，一是坚持等级制度，残暴地奴役贱民，一是主张部分地释免贱民。如明初人解缙说：“夫罪人不孥，罚弗及嗣。……律以人伦为重，而有给配妇女之条，听之于不义，则又何取夫节义哉？此风化之所由也”。从维护传统伦常出发，反对降罪人于乐户。雍正君臣与这类人的思想相一致，朝臣说：“我国家化民成俗，以礼义廉耻为先”，贱民“有伤风化”，理应清除。雍正自己则说：“朕以移风易俗为心，凡习俗相沿，不能振拔者，咸与以自新之路。”令贱民改业从良，就是“励廉耻，而广风化也”。表明他们的动机是维护统治阶级自定的封建道德，同其内部自我破坏其道德准则的人作斗争。

第四，压抑绅权与消弭贱民反抗的一个措施。雍正执行打击不法绅衿的政策，贱民主要受绅衿控制，为他们服务，贱民要脱籍，触犯绅衿的利益，他们不乐意，所以雍正除豁贱民的法令中，包含禁止绅衿土棍阻拦贱民出籍的条文。释放贱民，也是同不法绅衿的斗争。

贱民所受的欺凌，迫使他们产生不满情绪，时或爆发反抗斗争。徽州府祁门县的贱民的政治态度，在康熙间发生了较大变化，在这以前默默忍受非人的虐待，这时起奋发反抗，所谓“越分跳梁者比比，是为厉阶”。他们的斗争已经被统治者视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宁国府泾县的“附丁”，即是雍正所说的一姓奴役一姓关系中的世仆，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要求开户独立，争取摆脱主姓的控制。因为斗争的激烈，得到清朝政府的允许。雍正六年（1728年）开豁令下达之后，执行中受到绅衿阻挠，十二年（1734年），世仆葛遇等十人到北京鸣冤告状，请求立户，终于实现了心愿。官定的浙江惰民服制，逐渐遭到他们的抵制，还在明朝中叶就不太遵守了。常熟有一部分丐户以制绳为业，康熙二十七年，该地造船，勒派丐户交绳索，丐户陆三、周文等向江苏巡抚上告，反对额外差派，经苏州知府查明，是常熟县奸徒搞的鬼，于是在该县立碑，禁止再差派丐户供应绳索，如有违犯，“即严拿究解，官以失察指参，役以蔑功令处死”。这里的丐户通过斗争解除了不合理的差役。

贱民的各种形式的反抗斗争，迫使统治者考虑改变对他们的统治办法，雍正又要压抑绅权，就把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开豁贱籍，既可消弭贱民的对抗情绪，又是取消不法绅衿特权的一个方法。

贱民除籍令下之后，少数贱民改业从良，摆脱了屈辱的地位，多数贱民依然故旧。苏州的丐户还要应承迎春扮演的差役，宁波府没有得到削籍的很多，矛盾严重，终于在光绪三十年（1904年）发生第二次除豁事件。安徽贱民与绅衿的斗争一直拖到清朝末年，绅衿顽固地制驭世仆，不容改业。如祁门县有周姓为李姓世仆，嘉庆十四年（1809年）按雍正例开豁为良，但周姓恐李姓不依，照旧服役。道光元年（1821年），李姓的李应芳强迫周觉春充当吹鼓手，以致闹出人命案子。

清朝政府对从良的贱民非常苛刻，如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定例，规定出籍贱民的应试资格，要从报官改业的人起，“下逮四世，本族亲枝皆清白者方准报捐应试，若仅一二世及亲伯叔姑姊尚习猥业者，一概不许滥厕士类”。这都影响贱民的真正脱离被奴役地位。所以雍正的一纸命令和某些努力，并没有真能拯救贱民，而他们的最终脱离苦海，也不是靠某个人的恩赐所能达到的。

这是因为贱民的解放，不是某个人的意志所能决定的事情，它取决于社会状况。贱民改业从良，要求社会给他们提供新的就业机会，可是雍正时代并没有准备这个条件。在讨论噶尔泰的建议时，礼部就指出惰民的就业问题不能解决，是考虑实际问题的。事情也正是这样，在大多数贱民没有新的谋生之道以前，不可能做到削籍从良。

尽管如此，雍正的开豁令仍具有一定意义。它为贱民脱离贱籍解除了法律禁令，是贱民解放的开始。具体一点说，削籍令是政府宣布取消对贱民的特殊控制法，是使贱民有了离开贱籍的可能。贱民只要依照政府的条件申请改业从良，就可以按照齐民的方式进行生活，一定时期之后可以应试出仕，如果同平民发生纠纷，可以以良人的身份出现在官廷上，可以不会像过去那样因是贱民而遭受不应有的歧视和打击。所有这些，起码在道理上讲是能够达到的了。贱民的除籍，使他们数百年的积郁有所伸舒，生活欲望有所增强，奴才性有所消减，从而使他们受到极大压抑的创造力得到一定程度的解放。所以削除贱籍，是对这一部分人的生产力的某种解放。再者，雍正实行摊丁入粮制度后，人民的宗法性隶属关系有所削弱，贱民的除籍，与这一历史趋势相一致。它们共同地反映变革生产关系的要求，发展生产力的要求。

丐户、乐户、旦户、世仆、伴当等贱民是历史遗留问题，持续几百年了。有没有人像雍正一样来触动它们呢？明朝人沈德符曾不解地说：“何以自宋迄今六百余年”，惰民“不蒙宽宥”？其实对贱民也有人做过一点事情，如明英宗释放教坊司乐工3800余人为民。明景帝时议准，凡原为民人而落入乐户的，准许改回去，原为乐户而愿从良的，也允许申请改业，与民一体当差。康熙年间裁革扬州乐户。这些君主只在乐户范围内，释放一部分人，小手小脚，而雍正则大刀阔斧，不仅削去山陕乐籍，取消教坊司，削除全部乐户，又豁除丐户等其他贱籍，所以清人俞正燮研究乐户、丐户史指出：“本朝尽除其籍，而天地为之廓清矣”。“廓清”为谀词过誉，下令除籍则是事实。在上述帝王的行事中，不难看出，雍正很有政治气魄，敢于革除旧弊，使政治趋于修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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