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宣讲《圣谕广训》与乡约制度在线免费阅读

康熙朝颁布康熙帝的“圣谕十六条”，要求各地宣讲。这十六条是：敦孝悌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和乡党以息争讼，重农桑以足衣食，尚勤俭以惜财用，隆学校以端士习，黜异端以崇正学，讲法律以儆愚顽，明礼让以厚风俗，务本业以定民志，训子弟以禁非为，息诬告以全善良，诫匿逃以免株连，完钱粮以省追科，联保甲以弭盗贼，解仇忿以重生命。全面系统地宣扬君主社会伦理纲常，是约束民人思想行为的规范，让人们安分守法，保持社会安定。这十六条，是对人民进行教化的纲领性教材，但是只有十六句话，宣讲起来，只能由宣讲人凭其理解进行，他们发挥的正确与否就难说了，能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更难把握；再说十六条发布年久，官员早已奉为例行公事，不再留意，使这种宣讲制度成为具文。雍正发现这种问题，又认为这分上谕极其重要，因为它把对民间的规范都讲到了： “自纲常名教之际，以至于耕桑作息之问，本末精粗，公私巨细”，无所不包。于是在二年（1724年）二月撰著《圣谕广训》，使用较为通俗的文字，洋洋洒洒约万余言，对十六条逐条作出说明，即给出标准性宣传材料，颁布各地，作为宣讲教材。为什么要纂写此书，他在序文中说了两条理由，首先是继承康熙帝遗志，所谓“朕缵承大统，临御兆人，以圣祖之心为心，以圣祖之政为政，夙夜黾勉，率由旧章，惟恐小民遵信奉行久而或怠，用申告诫，以示提撕”。雍正帝在即位初年凡事打出继承先帝的旗号，表示他的厉行孝道，同时也是借助康熙帝的余威，推行其政策。第二个原因是为移风易俗，希望通过宣教，令小民“共勉为谨身节用之庶人，尽除夫浮薄嚣凌之陋习，则“风俗醇厚，室家和平”。

雍正要求《圣谕广训》的宣讲，要在直省民间和八旗中普遍进行，每月初一日与十五日两次，一定要做到家喻户晓。此事在直省由乡约负责，八旗由各级衙门经管。

乡约制度是在雍正七年（1729年）确立和推行的，办法是乡村设立乡约，凡大的村庄设约正一人，值月三四人。约正由地方官于生员中拣选充当，政府酌量发给廪饩，值月由耆老充任。他们备置两种簿册，一种记录民间“善行”，另一种记载“过恶”，以便对人民进行表彰和教诫。就雍正朝讲，乡约主要事务是宣讲《圣谕广训》。雍正始终关注宣讲情况，晚年发现八旗中的宣讲流产了，于死前数日谕令八旗都统，于每月逢三、逢八操练之后，讲解一两条。

地方上的宣讲日，在州县，地方官和绅衿集会于文庙明伦堂，主讲者在鼓声中登上讲坛，宣读《圣谕广训》条文。在农村，由值月宣读，约正用通俗的语言解说，以使听众知晓，若有不明白的地方可以提问。讲解完毕，进行善恶二册的登记。在省城，仪式非常隆重，届期，先在公堂设置香案，文武官员齐集，穿着蟒衣行三跪九叩礼，礼毕赴宣讲所，先由司礼生宣布讲解会议开始，宣讲人到香案前跪拜毕捧上谕登讲台，由司教老人跪着宣读，司礼生再宣布开讲，宣讲人始行解说。在整个过程中，军民都站立严肃谛听。由这种繁琐的仪礼，可知对宣讲的高度重视。有的地方官考虑到宣讲时有过恶的人不出席，无法教育，建议在乡约公所前面竖立木榜，上写“奸盗诈伪，干名犯义，有伤风俗，现经犯法治罪”的人，以便邻里宗党监督他，教育他，等到一年后改正了，再将名字从榜上去掉。雍正说横暴不法的人，乡约一定不敢公布他们的名字，而有小的过失的懦弱乡民倒可能上榜，因而此举或许会有名无实。可是他又认为这是有益无损的事情，可以试行，只是努力办好，不要弄成民间的笑话。

《圣谕广训》不过万言，逐条宣讲，有16次就可以了，每月两次，用时也就是8个月，而雍正要求成年累月地进行，势必重复讲解，令人生厌。所以雍正帝督责虽严，听众和宣讲人都把它视为具文，使宣讲流于形式。

雍正七年（1729年）曾静案基本结束，形成文件《大义觉迷录》，雍正下令将曾静、张熙师徒押赴各地，宣讲《大义觉迷录》，也是通过地方官和乡约组织进行，有的同《圣谕广训》的宣讲结合开展。

《圣谕广训》内容的广泛性和开始宣传的重大声势，使它产生社会影响，此后的一些政策的实施，诸如保甲法，民间的建设义庄，民间的笃实风俗，都被说成是《圣谕广训》宣讲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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