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提倡宗法伦理与设立族政在线免费阅读

实行孝道，历来被统治者视为做人的根本。顺治、康熙两朝撰述《孝经衍义》，康熙四十一年以前，会试第二场的论题，就从《孝经》选出，以后因着力提倡宋儒理学，改在周敦颐的《太极图说》、《通书》等书中出题。雍正继位，强调“孝为百行之首”，重视《孝经》，命从元年恩科会试起，仍用《孝经》命题，“庶士子咸知诵习，而民间亦敦本励行，即移孝作忠之道胥由此乎”。就是令人懂得孝道，在家作孝子，而这种人到了社会上，无论是做官为民，必能竭尽本分，忠实于朝廷。所以早在东汉时期，就有人说“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雍正把它概括为“移孝作忠”，更说明统治者的提倡孝道，终极目的是要臣民忠君做顺民。雍正围绕这个目标，更自觉地、大力地倡导孝道和与它相联系的宗族制度，实行以孝治天下的方针。

孝道实行于家庭，家庭又是宗族成员，崇孝道，必然重宗族。雍正在《圣谕广训》第一条讲解了敦孝弟之后，就在第二条说明“笃宗族以昭雍睦”，他首先分析宗族内部发生不和睦的原因：

大抵宗族所以不笃者，或富者多吝而无解推之德，或贫者多求而生觖望之思，或以贵凌贱而势利汩其天亲，或以贱骄人而忿傲施于骨肉，或货财相竞不念袒免之情，或意见偶乖顿失宗亲之义，或偏听妻孥之浅识，或误中谗慝之虚词，因而诟谇倾排，无所不至，非惟不知雍睦，抑且忘为宗族矣。

接着要求族人以同宗共祖而相亲相爱：

凡属一家一姓，当念乃祖乃宗，宁厚毋薄，宁亲毋疏，长幼必以序相洽，尊卑必以分相联，喜则相庆以结其绸缪，戚则相怜以通其缓急。

为此他号召宗族：

立家庙以荐烝尝，设家塾以课子弟，置义田以赡贫乏，修族谱以联疏远。

他把兴建祠堂、设立宗族学校、添置族产、纂修谱牒四事，当作维持宗族制度的主要内容和重要事务。

在清代，一部分家族设立宗祠，有的大族还另立支祠，祠堂设有族长，大祠堂还有其他管理人员。祠堂的职责名义上是管理祭祀，实际是治理族人的机构。雍正为了强化它的职权，于四年（1726年）下令在宗族设立族正，“察族之贤不肖”，即考察族内民人的行为是否符合忠孝伦理的道德标准，表彰遵守模范，谴责它的破坏者。族长的选择，是宗族内自主的事情，他主持族政，政府一般给予支持。族正，由政府指定，代表官方，加重了宗祠的权力。五年（1727年），雍正更改与祠堂有关系的法律条例，他说经官惩治而不悔改的人，准许祠堂告官，可以将他流徙远方，以为宗族除害；若祠堂私自以族规处治，以致身死，可免执行人的抵罪。经过九卿讨论，根据他的指示精神，拟定了相关的律例。司法权原只在政府手中，这一变更，使祠堂也拥有了惩治族人的某种司法权，族长的权力加大了。雍正企图用宗族权力辅佐政权，使两者更好地结合起来，维护清朝的统治。但是这种改变，破坏了政府司法权的完整性，造成政府与宗族的矛盾。因而族正和处理族人司法权的律例能否长期存在，就成了问题。乾隆初年把族正给否定了，至二十二年（1757年）重新设立，可见雍正父子在探索如何更好地进行族权与政权的配合。

宗族能否正常开展活动，有着诸多因素，有没有家族公有财产是一种先决条件，如若缺乏公产，祭祀如何能够隆重进行，族内赈济也难于开展，这样族人就难于产生向心力，宗族就缺少凝聚力，这就是雍正强调置义田以赈贫乏的原因。在宗族内部有人捐献地亩钱财，作为祭祀、族学产业，更有人捐出大量土地，建设义庄，资助贫困族人。十年（1732年），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张照奏称：读《圣谕广训》有“置义田以赡贫乏”之教，其祖张淇用己田一千亩作为义田，养赡同族的贫民，现今请求皇上允许立案，在政府注册，载入县志，该项土地不许别人侵占，即使张淇子孙亦不得出卖，他人亦不许私买，违者照律治罪。如此则该项田产可以长久保持，以利解决贫宗的生活问题。雍正见是响应他的号召，高兴地允许立册存案，并说：“张淇以己田作为公产赡养宗党，其敦本厚族之谊可嘉”，应当表彰他这种义举。张淇用私田作义田，建立义庄，经张照的登记，可以长久的保存，它的土地不仅他人不得侵犯，连政府也保证不损害它。义庄始设于北宋的范仲淹，后嗣将它维持下来，雍正中，该族范瑶又以己田1000亩扩建它，收租赡族，其扩充部分，亦申请立案。该义庄所在地的江苏巡抚尹继善奏称，范瑶的行为是受皇上《圣谕广训》教导的结果，现在“化行俗美，群黎编德，三吴士庶，莫不闻风兴起，咏歌盛世，传为美谈”。雍正说范瑶义风可嘉，应予鼓励，于是将他从候选知州补授为员外郎。雍正同时教训尹继善：“地方上偶一善事，何得遽云化行俗美，群黎编德？”他不以有少数义庄为满足，希望它大量的出现，以实现他倡导义行的主张。义田、义庄的地租，一部分用做赡济宗族内贫乏成员。雍正号召置立义田，是利用宗族的力量实行互助，减少政府的压力，使那些不稳定的因素因生活问题得到某种解决而稳定下来。这也是用宗族制度支持政权。

雍正表彰义庄的建立者，只是他旌表义行的一个内容。元年（1723年）二月，命礼部研讨建立忠孝节义牌坊事务，他说以往疆吏把此事当作形式，未认真执行，富室巨姓滥膺表扬，穷乡僻壤的孝子节妇反遭隐没不闻，督抚学政必须加意搜罗。报请旌表，申请人需要到县城，要花路费，胥吏讨索酒食钱，这笔开销，造成贫民不能申请。雍正着意于寒素之家，就是要在实际上扩大旌表对象，以发挥它的影响。礼部遵照雍正指示，议请建立两种祠宇，一为忠义孝悌，一为节孝妇女。建坊银两由政府发给。雍正把它批准了。实行情况各地不尽相同，但都比较重视。七年（1729年），马淑襄被任命为河南光州学政，“抵任值督抚旌表节孝，即为悉心采举，于无力者尤亟搜扬”。有的地方官侵占建坊银两，以致易于倾圮，雍正对此大为恼火，下令把查检祠宇作为地方官交盘的一项内容。忠孝节义祠表彰的是个人，对于“模范宗族”，雍正同过往君主一样施行表扬，十年（1732年），亲书“世笃仁风”匾额，赐给湖南沅江县七世同居的谯衿家族，同年，还给七世同居的陕西武功县李倬、同州刘运惇赐了御书匾额，照例建立牌坊。他的臣子也仿效执行，如湖南宜章知县胡星说该地禾仓堆曹族，“循理守法，安分乐业，秀者诗书，朴者耒耜，凡牵牛服贾之俦，莫不以孝弟为先，而寇攘奸宄之事无闻焉。”于是赠送“淳善可风”匾。

此外，雍正还以优恤老人，宣扬忠孝之道，他认为能够高龄的人，为人多半忠厚，而且讲究养生之道，值得表彰，四年（1726年），普遍赏赐七十岁以上的老人，领赏的达一百四十二万多名，政府发出绢布价银八十九万两，米十六万五千石，这些人都是农民，仕宦、绅士、商贾、僧道不包括在内，如果将这部分人中的老年人算上，老人数字还应增添不少。雍正对这百多万老人的存世，除了称赞他们本身的养生有术之外，就是归功于康熙帝常年仁政养育所致，他真是处处要表现出他的孝道。此外，要求人们讲求谋生之道，应当务本业，生活节俭。

咸同时间的思想家冯桂芬，鉴于摊丁入粮后“民轻去其乡”，政府不易控制的状态，认为需要实行“以保甲为经，宗法为纬”的统治。雍正在摊丁入粮实行之始，就停止编审，制定新的保甲法，设立族正，倡导孝道。他虽然没有像冯桂芬那样总结出保甲与宗族的经纬关系，但却是这样实践的。他这样做，把政府治理真正深入到民间，把人民置于保甲与祠堂交织的严密罗网中。他这样做，使政权自上而下地支持族权，宗祠又自下而上地维护政权，两者结合，君主统治更稳固了。雍正实现行政机构改革，加强了皇权，加上这些地方组织的强化，增强政府统治力，所以雍正时代，从上到下，统治更加严酷了。

前述张惠言说：“保甲之法，原为保安富户起见”。宗法也是如此，那些赈贫的“义行”，其实行者的目的，也如清人孙璜所说：“一以行惠，一以保家”。雍正的地方组织政策，是为保障富人的利益，他的政权的地主阶级性质以此而愈趋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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