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文字之祸的蔓延在线免费阅读

曾静案和吕留良案发生后，雍正和官员更加注意对人们思想的控制，文字狱和准文字狱接踵发生。

七年（1729年）十二月，湘抚赵弘恩折奏，浏阳县发现《朱姓家规》一书，端首称谓条内，有“侏㒧左衽，可变华夏”二语。赵就此说：“当此圣明之世，饮和食德，在在蒙休，乃敢肆其犬吠，狂悖亵慢”。以为朱姓是曾静一党，严加审讯，没有结果，遂将《朱姓家规》送呈雍正。“侏㒧左衽，可变华夏”，是汉人观点，具有普遍性，《朱姓家规》所写，并没有反清的特殊意义，而且与曾静案毫无关系，雍正因此指示不必深究，但要对朱姓严加教育，以警其余。

张熙往见岳钟琪时，说他听说广东有屈温山，诗文很好，亦不出仕，可惜没有见过，岳为引诱他上钩，说藏有屈温山集。八年（1730年）十月，署理广东巡抚傅泰看到《大义觉迷录》，因“屈温山”，想到广东著名学者屈大均号“翁山”，认定屈温山是屈翁山读音之误，遂查到屈翁山文外、诗外、文钞诸书，发现其中“多有悖逆之词，隐藏抑郁不平之气”，遇到明朝称呼之处俱空抬一字。这时屈大均已死30多年，其子屈明洪任惠来县教谕，自动到广州投监，交出所存乃父诗文及刊版。傅泰因以其为线索，进行严审，并上报雍正。刑部议请按大逆律问罪，屈大均戮尸枭示。雍正以其子自首，减等论处，终将他的后人流放福建，诗文毁禁。

徐骏，江苏昆山人，刑部尚书徐乾学的儿子，中进士，选庶吉士。作诗有“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句，被人告发“思念明代，不念本朝，出语诋毁，大逆不道。”雍正说这是讥讪悖乱的言论，将他照大不敬律斩决，文稿尽行焚毁。徐骏出身大官僚家庭，青年时骄狂暴劣，据说暗置毒药，害死其塾师，因而为情理所不容。但他“明月清风”诗句，本为文人骚客所滥用的辞藻，与反清复明思想风马牛不相及。他死于文字之祸，不能说不是冤枉的。

八年（1730年），福建汀州府上杭县童生范世杰读到《大义觉迷录》，向福建观风整俗使刘师恕投递词呈，斥曾静，颂雍正，刘师恕称赞他“忠爱之心可嘉”。待到福建学政戴瀚按考到汀州，他又上呈文，说曾静的话是“逆天悖命越礼犯分之言”，对曾静指责雍正的言论一一加以驳斥，说雍正在继位之前，以子道事父母，以臣道事君父，授受之际，“三兄有抚驭之才，钦遵父命，让弟居之，而圣君不敢自以为是，三揖三让，而后升堂践天子位焉。”说明雍正同诸兄弟和睦，得位正当，没有弑兄屠弟的事。他还说雍正世道比三代还强，为生于这样的盛世而庆幸。他满以为会得到学政的赏识，岂料遭到拘禁审问。原来戴瀚问他三兄让位的话从何而来，是什么意思？范世杰供称，在汀州城里，人人都是这样说的。戴瀚很敏感，理解为这是讲诚亲王允祉有抚驭之才，应该当皇帝，所以严厉追问，并立即将范世杰呈词上奏。雍正认为他做得很正确，说地方大员若能对这样的事情不隐讳，范世杰之类的棍徒匪类必能尽除。遂命戴瀚会同督抚密审，又准情度理，认为范世杰是一个企图侥幸进身的小人，不会有多大背景，不必铺张扩大事态。随后，戴瀚与福建总督刘世明、巡抚赵国麟密讯范世杰，重点审问三兄让位的话头。范供称，他知道雍正序居第四，他即位，必是三个哥哥让位，所谓三兄，不是指第三个哥哥，而是长、二、三三位；说三哥有抚驭之才，也不是真知道，只是想天家的龙子龙孙自然都该是贤才，他们让位，更说明皇上聪明天纵。他将三兄解释为三个兄长，是为避允祉的实指所进行的诡辩，因为他听人说过：“朝廷家有个三爷，虽然有才，乃是秉性凶暴，做不得人君。”不过他的原意还是说允祉尽管有才，做不了皇帝，雍正不是抢皇位，谦让再三才坐的龙廷。三位疆吏审不出什么来，只能说他造言生事，建议将他押交原籍地方官，严加管束，每逢朔望，令其宣读《大义觉迷录》，若再多事，即行治罪。雍正于九年（1731年）六月同意了他们的处置办法。

范世杰写呈时23岁，不甘于童生地位，想借指斥曾静、颂扬雍正为进身之阶，哪知这是政治斗争，岂能儿戏。颂圣要颂在点子上，讲雍正继位，要以上谕为准，添枝加叶，将民间传说写进呈文，岂非自讨苦吃！好心不得好报，这是他利令智昏，也是咎由自取。颂圣是范世杰呈文的主旨，仅因三兄让位的话饱尝铁窗风味，亦见雍正朝文字狱的凶残。范世杰说雍正推辞帝位的话，在其即位之初，遣使到朝鲜告康熙之丧，朝鲜接待人员就听说：雍正在康熙死后六七天才登极，是因“新皇屡次让位，以致迁就”。这是官方讲雍正推让，范世杰也讲这个问题，就有了错，真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江南崇明县人沈伦，著有《大樵山人诗集》，于雍正十二年（1734年）九月病故，该县施天一与沈家争田产，遂挟嫌首告沈伦诗内有狂悖语句，江南总督赵弘恩查出沈伦名在沈在宽案内，诗板藏在苏州沈苍林家，就捉拿沈伦嗣孙沈自耕、沈苍林、施天一等人，彻底查究。雍正极表赞同，在赵弘恩的奏折上写道：“凡似此狂妄之徒，自应彻底究惩，以靖悖逆风习”。此案如何结局，未见资料。施天一以诗句狂悖告诘仇人，则是文字之祸成风的一种表现。

吴茂育，浙江淳安人，官宛平县丞，著作《求志编》，被族弟、生员吴雰告发，浙江总督程元章立即拿审，认为该书评论古今，“语言感慨，词气不平，肆口妄谈，毫无忌惮”。该书一种本子上的李沛霖序文，于纪年处只用干支，书“癸卯九月”，不写雍正元年，更干法纪。雍正夸奖程元章办理得体、用心，要求他“严加审究，毋涉疏纵”，并向他讲解这种匪人比盗贼有害的道理：盗贼有形迹外露，该管有司不想惩治也不可能，而托名斯文，借口著述的奸匪，尽可置之不问，所以除盗贼易，除思想犯人难。而地方官不尽心的原因，在于不认识这个问题的严重，也在于怕烦劳和招人抱怨，因此，做纯臣就“不可因远‘多事苛求’四字之嫌，而贻误于世道生民”。《求志编》的另一种本子，有吴茂育的自序，就书写了清朝年号。究竟该书有无吴雰、程元章等人所说的狂悖文字，这也是人们理解的问题，当文字狱盛行之时，原是可以任意添加这个罪名的。

上述数案，发生在雍正后期，它们与前期的汪景祺、查嗣庭、钱名世等案有所不同，汪、查、钱等之获罪，虽同文字有关，但是涉及年羹尧、隆科多的政治斗争中了，曾静案和吕留良案发生之后，使事情发生了变化，后来出现的徐骏诸狱，犯事人本身没有政治主张，也未牵涉政治集团，完全是受了文字之累。所以雍正朝的文字之祸，有着发展变化，前期是政治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后期则是加强思想统治的问题，有着不同的性质和内容。前期遭祸的人，以及曾案中人，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后期冤情更增，多是无辜受害者。如果说雍正搞汪、查、钱、曾还有一定道理，那整治吕、屈、徐等文人，则纯粹是出于强化思想统治的需要，适足表现君主文化专制主义的严密和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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