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台省合一”和观风整俗使的设置在线免费阅读

雍正整顿吏治的同时，对行政机构、管理制度也相应作了一些变革，最主要的是确立奏折制度和设立军机处。

第一节 “台省合一”和观风整俗使的设置
元年（1723年），雍正说六科的掌印给事中责任紧要，人选交都察院公同拣选保奏。并具体规定各科掌印给事中员缺，该科知会吏部，开列各科不掌印的给事中名单，送都察院拣选二人，出具考语，转回吏科，缮本具题。题本用都察院的印信。这是把六科给事中的考核交都察院掌管，使他们成为该院的属吏，都御史的属员。都察院的监察御史，向例有巡视京师五城、京仓、通仓、巡盐、巡漕等差，给事中归都察院考核后，都御史把他们与御史一体对待，巡视城、漕、盐、仓等差。于是给事中与御史没有什么区别了。

六科，原是一个衙署，职责是所谓“传达纶音，稽考庶政”。它把皇帝批过的臣工题本，从内阁领出，誊抄清楚，发给有关部门执行。它不仅转发文件，还具有封驳权，已经皇帝批准的奏章，六科认为有不妥的地方，可以封还执奏，若内阁票签批本错误，原奏章的失当之处，就应当接受它的驳正。它还稽察六部，察核奉旨事件完结情况，如有迁延迟误情事，即行参奏。六科给事中所理之事，在唐朝属于门下省，是宰执机关的事情，清初虽沿元、明之旧，没有门下省，但给事中有封还奏章之权，职位不高，而地位重要。

给事中自归都察院管辖，被按照御史来分派差遣，原来分外的事多了，以至“奔走内外，朝夕不遑”，原属分内的事，没有时间和精力去管。有时大量被派遣出去，本科只留一人，忙不过来，把领到的本章，匆匆发出，来不及详细审读，封驳就无从谈起了。这样就削弱了给事中的职权，使他们等同于御史了。都察院在唐代为御史台，雍正使六科实质上隶属于都察院，按当时的说法，是“台省合一”，即御史台和（中书）〔门下〕省合一的意思。

六科由都察院管辖的命令刚一下达，引起一些人的不满，给事中崔致远“哓哓陈奏”，反对这一措施，雍正拒不理睬。乾隆初有人说这个做法是“轻重倒置”，是不尊重纶綍。雍正恰是要重者轻之，使给事中不能抗皇帝之命，使纶音得到绝对尊崇。

雍正这样做，还是接受明末党争的历史教训。明朝六科，比较能够实现“制敕宣行，大事复奏，小事署而颁之，有失，封还执奏”的权力，明后期，以言官的身份，较多地干预了朝政。这种情况，清初已经有所改变，但康熙后期储位斗争，也就是雍正说的朋党之弊严重，明末遗风不息，而六科官员又参与其间，给事中秦道然为允禟管理家政即是一例。雍正为打击朋党，就对六科的官制进行了相应的改革。

雍正贬低给事中职能，却加重了监察御史的职任，向地方派遣了各种类型的巡察御史。元年（1723年），以黑龙江船厂等处人口增殖，贸易事繁，原设将军料理不开，命派出御史、给事中二员，巡视吉林和黑龙江。三年（1725年），向各省派遣巡察御史，其中山东、河南各一人，两湖一人，江宁、安徽两布政司共一人，官员由小京堂、科道及各部郎中内拣选，他们到各省，处理一些政事，监察地方官吏，有钦差的味道。四年（1726年），因直隶旗下人多，不法者众，派御史和给事中数人往八府巡视，凡旗下告退官员、庄头、内监的亲戚、在籍绅衿，犯法的，即会同地方官惩处。七年（1729年），又因直隶兴建了营田，特派巡农御史，巡历州县，查察农民生产情形，以定州县考成，以示重视农业。在京城，于四年（1726年）添设稽察内务府的御史四员，五年（1727年）又增设稽察宗人府的御史二员。

台省合一，削弱六科谏议权，加强都察院对臣工的监察，两者相辅相成，是强化皇权的两个侧面。雍正这一改制，使皇帝更加集权了。

向地方派遣观风整俗使，也是雍正的一个创造。浙江文化发达，人才较多，浙籍士人与江南士人一起垄断科闱，官员散布朝内外，幕客布满各衙门。三年（1725年）十月发案的汪景祺、四年九月判决的查嗣庭都是浙江人，这两个案子引起雍正的警觉，他再联想到欧秀臣为允禵造舆论，杭州发生反对摊丁入粮的风潮，对浙江的印象之坏可想而知了。四年（1726年）八月，浙抚李卫折奏，谓该省“民刁俗悍，动则钱粮诖误，命案参黜”，以致“大吏屡易其人，守令席不暇暖”。这就更使雍正认为“浙江风俗浇漓，甚于他省”，绅衿“好尚议论”，浙江人是“恩德所不能感化者，狼子野心聚于一方”，决心对他大加整顿，当年十月，决定派遣专职官员到浙江“查问风俗，稽察奸伪，应劝导者劝导之，应惩治者惩治之，应交于地方官审结者即交地方官审结，应参奏提问者即参奏提问，务使绅衿士庶有所儆戒，尽除浮薄嚣陵之习”，规定了赴浙官员的任务。至于用什么官名，吏部以为唐太宗贞观年间派遣萧瑀、李靖等巡行天下，号“观风使”，可仿之取名“观风整俗使”，雍正接受这个建议，任命光禄寺卿、河南学政王国栋为右佥都御史衔浙江观风整俗使。与此同时，雍正宣布取消浙江人乡试和会试，他说浙江文风很盛，而风俗太坏，故采取这一措施，促其风俗的变化。所谓“浙江文词甲于天下，而风俗浇漓敝坏已极，如查嗣庭、汪景祺自矜其私智小慧，傲倪一世，轻薄天下之人，遂至丧心悖义，谤讪君上”，与开科取士目标不合，既然“浙江风气如此，挟其笔墨之微长，遂忘纲常之大义”，因此停止浙江人的乡会试，而生员的岁考，仍然进行。同月，浙江人、吏部左侍郎沈近思奏请整顿其故乡风俗十事，说该省逆种迭生，“越水增羞，吴山蒙耻”。他的十议是：（1）童生县府试不得求乡绅请托，违者府县、乡绅、父、师、本童各坐罪。（2）生员不得奔走当事投拜门生，通谒显贵，乞求关节，不许造作揭帖污蔑官民，违者以光棍例治罪。（3）禁士子写作淫词艳曲，不得刊刻诗歌献媚权贵。（4）遇有地方事务，严禁举贡生监哭庙抬神，以免干预官方。（5）禁止乡绅关说公事。（6）生监不许联名公呈。（7）禁无赖棍徒包揽衙门。（8）禁止衙役勾结乡绅讼棍挟制本官。（9）禁士人耍纸牌马吊及打降等事。（10）禁地棍强派赛神演戏钱，禁妇女游览寺观。雍正认为这十议切中浙江情弊，敕令浙抚和观风整俗使贯彻施行，又夸奖沈近思不为恶俗所染，足“洗越水吴山之羞耻”。王国栋赴任前进京觐见，雍正给他关于浙江棚民的两份奏折，又要他清查钱粮积欠。王国栋到任，遍巡浙江府县，到处召集绅衿于孔庙明伦堂训话，宣布雍正整饬浙江士俗民风的宗旨。那时查嗣庭的家乡海宁县发生“屠城”的谣传，有的居民迁出县城，人心惶惶，王国栋前往宣讲，使绅士“战战栗栗叩头谢恩，切齿查[嗣庭]贼”。他在一般的宣讲之外，做了三件事，一是清查钱粮，行文各府州县依限催征，及时将征收情况报告给他，凡未按期完纳的，如系绅衿黎庶顽抗，不待州县详报，即分别轻重处分，应参究的参究，应革惩的革惩，以使钱粮清楚。他为清积欠，严惩包揽绅衿，还预备在仙居县清丈土地。一是清查各府州县命盗讼狱案件。再一项是清查保甲，编审棚民。此外，他对整理营伍、兴修水利、买粮备荒等事亦行参与。雍正对王国栋的活动很满意，在他的奏折上批写：“尔到浙与[巡抚]李卫协衷任事，能推诚布公，宣明朕旨，风俗人心颇觉转移，朕闻知嘉悦之至”。“所奏办理数事，均属公当明白”。他到任半年多，雍正就将他升为湖南巡抚，把他同鄂尔泰、田文镜相提并论，说“朕又庆得一好抚臣矣”。王调任后，由浙江粮道许容接任，六年（1728年）许升甘肃巡抚，遗缺由粮道蔡仕舢补进，七年（1729年）蔡署巡抚，八年（1730年），雍正以浙江风俗已渐改移，又有总督李卫善于训导，因而不再派遣观风整俗使。从雍正的历次上谕和王国栋在浙江的实际做法可知，这个官职，是针对某省的特殊情况设置的，其使命主要是惩治不法绅衿，改变当地风俗，强化对绅衿和人民的统治。观风整俗使所办理的事务，有的与巡抚职责相冲突，因此雍正要王国栋与李卫和衷共济，又命他将征收钱粮等具体业务交李卫办理，避免双方矛盾的发展，并在观风整俗使任务完成之后，即行撤销。八年（1730年）认为浙江弊傥已经改变，并接受总督李卫请求，恢复士人的乡、会试。

曾静案发之后，湖南被官方认为“风俗不端，人情刁恶”，雍正即向这里派遣观风整俗使。七年（1729年），雍正以广东“盗案繁多，民俗犷悍”，设置观风整俗使加以整训。前已叙过，广东矿徒问题严重，雍正很是担忧，这是他向广东派出观风整俗使的主要原因。福建地处沿海，民穷事繁，雍正也派了观风整俗使。湘、粤、闽等省的观风整俗使，在职权上都不如王国栋。八年（1730年）六月，粤藩王士俊折奏观风整俗使焦祈年行为虚浮，大约是焦好胜越出职权，与地方官发生了冲突，雍正为支持观风整俗使，并不责备焦祈年，同时安抚王士俊说：“其责任不过为稽查耳目之寄，非有专阃重权，纵使仪制少逾，庸何伤乎？”说明这个职务已不能管理多少政事了。

与观风整俗使性质相近似的，是雍正向陕甘派出的宣谕化导使。雍正后期，陕甘人民因西北用兵负担加重，不满情绪大增，雍正派尚书史贻直、侍郎杭奕禄、署理内务府总管郑禅宝率领翰林院庶吉士、进士分赴六部学习人员、国子监肄业的贡生，到陕甘宣抚，希望民人“笃尊君亲上之义，消亢戾怨怼之情”。

“雍正间，或用人惟贤，或因事权授，往往不拘定制”。吴振棫的这个评论比较反映实际。督抚的设置亦时有变化。直隶原设巡抚，为了奖励李维钧改作总督，后成为定制，原无布、按二司，亦行增设。河南巡抚田文镜为雍正宠信，特为他授河南总督，又置河南、山东总督，辖这两个省。闽浙总督先为一人，雍正用李卫为浙江总督，兼理江南五府二州的盗案，于是福建也单独为一总督。两广总督辖下的广西割归云贵总督，广东仍保留总督。巡抚，历来各省只有一个，雍正在有的省派人协理。当王国栋署理山东巡抚时，雍正又用吏部左侍郎刘於义协办山东巡抚事务。伊都立为晋抚，布政使高成龄协办巡抚事。马尔泰署陕抚，宣谕化导使史贻直亦为协理巡抚，待史贻直任署抚，雍正又用内阁学士德龄协办巡抚事，后又命甘肃布政使鄂昌协办。直隶总督宜兆雄任上，礼部侍郎刘师恕被任命为协办总督，后何世璂接替宜兆雄，刘师恕协办如故。齐苏勒任河道总督多年，雍正又命署理广东巡抚尹继善为总河协办。大学士也增添协办。二年（1724年），雍正命田从典为协理大学士，六年（1728年），命尹泰、陈元龙为额外大学士，十年（1732年），用福敏为协理大学士，到乾隆时，协理大学士就成了定制。

雍正对这些官制的变动，有的成为定制，反映了客观事物发展的需要；有的因特殊情况所必需，事竣即裁撤；有的是他观察客观事物不准确，故亦不能长久；有的是他为酬劳宠臣，特为立制，他说得很明确，人去事变，不为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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