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李绂与田文镜互参案，打击“科甲朋党”在线免费阅读

第三章说过雍正在四年（1726年）完成了两个大规模的反对朋党斗争，彻底打垮了允禩集团、年羹尧集团。这种斗争甫告完结，又出现了直隶总督李绂弹劾河南巡抚田文镜的案子，引出第三次打击“朋党”事件，即反对科甲官员“朋党”的斗争。

一、李绂奏参田文镜
当康熙废太子时，满朝官员倾心于允禩，其中的汉人官僚绝大多数是科举出身，允禩的宽仁，也深得士人之心，这就必然造成雍正对科甲人的隐恨，因而在他的政策中表现出来。

三年（1725年）六月，长芦巡盐御史莽鹄立折请禁止官员投拜门生，他写道：

臣见钻营附势之徒，广通声气，投拜门生，未中者遇科场则求关节，已仕者遇计典则图荐举，且有素不相睦，一拜师生，遂成胶漆，求分说情，每至以直为曲，徧徇庇护，罔顾法纪。

科举制下的师生特殊关系，自这个制度于隋唐形成以来就出现了，至此相沿千年，积习之深之重，自不待莽鹄立说明而尽人皆知，只是并无师生关系的官员，下级要拜朝中权贵为老师，是清朝的严重陋习，莽鹄立所说原有嫌隙之人一拜师生而契合，即为指斥时弊了。他又说到：

有无厌之辈，一遇门生升授外职，老师、世兄以及同年故旧，或亲行探望，或差人索取，名曰“抽丰”。在门生情不能却，送往迎来，周旋应接，非剥削民脂，即挪移正项，穷员亏空，从此渐多，倘稍为拒却，人皆鄙笑，指为刻薄寡情。

他指出官员挪移亏空的一个原因是为应付打秋风（抽丰），这就同雍正的整理财政联系起来了。雍正看到很高兴，朱批：“师生党比之风，朕所深恶，此奏甚属得理，与朕意合”。因命九卿会议，采纳莽鹄立的建议，禁止内外官员投拜门生与打抽丰。

在这之前，田文镜就在河南约束师生，不得朋比，二年十二月发出“严禁夤缘钻刺以正官方以肃法纪”的告示，说他对于“师生一道，平日痛恶于心”，自诩为官四十年，“从未曳裾于显要之门”。雍正和田文镜式官员的这些举措，产生“天下方轻读书人，不齿举人进士”的对士人不利的情况。

田文镜是监生出身，年轻时出仕为县丞，历四十年始升为地方大员，不入朋党，没有也不可能有师生同年的援引，唯知感激雍正的拔识，竭力以图报效。他视师生朋比为弊端，因对科甲出身的属员并不特别礼遇，而严格以他们所任官职的责任要求他们。三年（1725年）十一月，题参信阳州知县黄振国“狂悖贪劣，实出异常”，次年正月密参汝宁府知府张玢“浮而不实，渐加放纵”，息县知县邵言纶“任柜书银匠朦官作弊，重等收粮”，固始县知县汪諴“向盐商借贷，至用十四两小秤发卖食盐”，陈州知州蔡维翰“怠惰偷安，并不清查保甲，盗案垒垒，亦不比缉”。黄振国、张玢、邵言纶和汪諴都是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的进士，有些人联系田文镜不许师生夤缘等主张，又以他是非科甲出身，认为他无端排斥士人，“不容读书之人在豫省做官”。事有凑巧，也是康熙四十八年的进士、广西巡抚李绂奉调为直隶总督，于四年三月间路过河南，面责田文镜“有心蹂践读书人”。李绂到京入觐，面陈田文镜负国殃民，雍正认真听取，至午夜方罢。李绂随又上疏参劾田文镜“信用佥邪，贤否倒置”；信任“本属市井无赖”的署理知州张球；张球向邵言纶勒借未满所欲，勒索汪諴馈送不遂，转向田文镜诬告，致使田文镜误参他们，因恳乞雍正干预，以使“公道彰而人心劝”。又说田文镜把黄振国害死在狱中，以杀人灭口。雍正对田文镜的为人深信不疑，但据李绂所参，怕他上了属员的当，因将李折发给他，要他审查张球。田文镜于四月二十七日仍以张球为贤能之员回奏。他明知这个弹章为李绂所发，佯作不知，说观疏内斥张球为“市井无赖”，可知此人必为进士。六月，他更以黄、张、邵、汪都是同年为理由，进一步说他们同年弟兄“不无徇私袒护”，对他们的被参“群起妄议”，这样下去，“科甲之员如有贪污苟且，督抚诸臣断不敢为题参矣。”又说皇上屡次颁旨解散朋党，似此是违背圣意，性质严重。田文镜不愧为老吏，找出反对朋党的大题目，而且以科甲人为对象，把矛头隐隐指向李绂，欲陷对手于非命。雍正果然重视他的话，引起对新的朋党问题的注意，说田文镜奏得很对，“浮言啧啧，朕亦闻之，此风何可滋长。”但他还不相信田文镜一面之词，决心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于六月派遣刑部侍郎海寿、工部侍郎史贻直为钦差大臣，到河南审理黄振国等案。海寿等查明张球贪婪不法，证明田文镜确实袒护张球，但对全案作出有利于田的审断。钦差承审中，河南管河道佟镇向钦差揭发田文镜信用的道员陈世倕。佟镇是隆科多亲属，而隆又说过汪諴是好官，被参受冤抑。雍正早知道年羹尧、隆科多对田文镜不满，又见佟镇以揭发陈世倕为名反对田文镜，遂联系到隆科多，怀疑弹劾田文镜是朋党活动。钦差到河南，证实黄振国并没有被田文镜害死，李绂题奏不实，而黄振国原是兵部尚书蔡珽在四川巡抚任内的属员，大计被参革，由于蔡珽的推荐才得任知州，李绂听传闻为他叫屈，使雍正想到李绂与蔡珽的密切关系，怀疑他们搞朋党，害怕再出现年、隆专擅的局面。因此在田文镜承认受张球欺骗的错误后，决心支持他，特地赐给风羊、荔枝，使河南“通省臣民惊为异数”，田文镜也就在羞愧中振作起来，继续贯彻雍正的方针政策。与此同时，李绂还在攻诘田文镜，就袒护同年的说法为自己辩护，他认为这种言论“立说甚巧，而实未合”，因他也题参过同年张玢、陈世倕及广西官员孙来贺。雍正讨厌他的置辩，谓为“喋喋之辞，而见轻于朕”，加以申饬，并将他调离直隶总督要缺，改任工部侍郎，又以蔡珽在直隶总督任内徇庇昌平营参将杨云栋为名，把他降为奉天府尹。以上是四年（1726年）十二月以前发生的事情。

二、谢济世题参田文镜，李绂的失败
翰林院检讨陈学海跟随海寿、史贻直赴河南审查，不同意钦差的意见，回京后向浙江道监察御史谢济世说明了自己的看法，想上奏，又胆怯，谢济世遂以“济世”为己任，于四年十二月上疏劾奏田文镜，“营私负国、贪虐不法十罪”。雍正把他的奏章掷还，即不让他参劾，他却坚持，雍正大怒，说他所奏内容，与李绂的完全相同，显然是受人指使，“公然结为大党，扰乱国政，颠倒是非”，为了严惩这种结党排陷倾害的恶习，将谢济世革职，发往阿尔泰军前效力赎罪。

雍正认为谢济世是受了李绂的指使，就把李、田互控案推向深入。他要查清李绂与谢济世的关系，命令广西提督、署巡抚事韩良辅调查谢济世在其家乡的行止。了解李绂巡抚任内同谢的关系。韩没有查出把柄，雍正仍不作罢，就以李绂在广西、直隶任内事把他革职。七年（1729年），谢济世在阿尔泰军营承认参劾田文镜是受李绂、蔡珽的指使，雍正就把李绂投入监狱。据文学家袁枚记载，两次决囚，雍正命李绂陪绑，刀置其颈，问现在知道田文镜的公忠了吗？李回称我愚笨，虽死也不知道田文镜的好处。这个情节很难说是准确的，李因田而获罪入狱，则是事实。蔡珽降调之后，在川抚任上受知府程如丝之贿案发，又审出他袒护黄振国在川监毙二命、枷毙二命及杖毙一命的情罪，连及谢济世事，雍正命把他判斩刑，监候处决，黄振国斩立决，张球绞监候。以后，乾隆即位，李绂恢复官籍，蔡珽获释。李、蔡一方受到了沉重打击。雍正对田文镜迭加升赏，五年（1727年），特授他为河南总督，加兵部尚书衔。田文镜原籍正蓝旗，抬入上三旗。六年（1728年）升任河南山东总督，七年（1729年）加太子太保，八年（1730年）兼北河总督。田文镜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李绂与田文镜都是雍正的宠臣。雍正在李绂二年十二月初四日的奏折上批道：“汝与田文镜二人，实难辜负朕恩也”。李绂在康熙末年待罪于永定河工地，雍正登极，立即给他侍郎衔管理户部三库，逾月补户部左侍郎，再逾月又兼兵部右侍郎，以后任督抚，当他就任直隶总督陛见时，赐宴内庭，赏四团龙褂、五爪龙袍，赐对联曰：“畿辅旬宣膺重寄，扶风节钺选名臣”。雍正谈他同李绂的关系，总说：“尔乃不由旁人荐举，为朕所特用之人”，“尔实非他人可比”，“汝之出处与众不同”，并特别称赞他：“诚然不党者李绂也”。两个亲信相争，雍正开始想加以调和，对挑起争端的李绂说：过处在你，不在田文镜，你不应当辩解了。但事态的发展，尤其是谢济世的参与，使雍正肯定李绂和蔡珽搞了个科目人朋党，从而注定了他们的惨败。

李绂揭发田文镜误用张球是准确的，而为黄振国鸣冤是错误的，他不是朝臣，又非言官，河南的事本不和他相干，对田文镜的过失他又抓得不够确切，那么为什么要责备田文镜，非要上诸弹章呢？他是骨鲠在喉，非发不可。原因何在？他是有名的学者，康熙中理学名臣李光地说六百年以来，没人能超过欧阳修和曾巩，而李绂大有希望。诗坛领袖王士禛说：通观当时的文士，没有一个顶得上李绂的。但是他在康熙六十年任会试副考官时，遭到落第举子的哄闹，栽了大跟斗。可以想象，他蔑视落第士人和非士人，对监生出身的田文镜之流打击科甲官员会愤恨不平。如在雍正三年春天，他的门生杨梦倓在河南做官，他就说杨“必不得田文镜之欢心”，可见对田的作为早怀不满情绪。他的思想和所处地位决定，他们有意或无意地同不重视科甲的社会势力作斗争，为科举者争地位，鸣不平，又恃有雍正的宠信，才敢于向田文镜发难。谢济世、陈学海等科举出身者与李绂具有同样的思想感情，是以追随其后。李、谢等科目人为被参劾的同类呼号，他们的攻诘田文镜，具有了科甲官员与非科甲官员斗争的性质。不过问题还要复杂，雍正的打击李、蔡还有超过田、李互控范围的缘由。

三、有计划地打击科目人及其原因
雍正处置谢济世的后几天，就提出科甲人结党的事情了。他说：“师生同年之联络声气，徇私灭公，惑人听闻之邪说，其害于世道人心者更大。”“若科目出身者徇私结党，互相排陷，必至扰乱国政，肆行无忌”。五年（1727年）二月，雍正谕大学士九卿詹事科道：科甲出身的人作弊，还不如非科举出身的，因为后者易于败露，而前者巧诈隐密，互相袒护，不易识破。他表示要把官场中科甲人的“唐宋元明积染之习，尽行洗涤”。七年（1729年），谕科目进身官员：“乃科甲出身之人，不思秉公持正，以报国恩，相率而趋于植党营私之习，夤缘请托，朋比袒护，以至颠倒是非，排陷报复，无所不为。”又说：“科甲流品相夸尚，其风自唐宋以来就有之，至前明而流弊已极”，又说：“科甲之习一日不革，则天下之公理一日不著，尔等当豁然醒悟，庶可使历代相沿之弊习，廓然顿除也”。他看出科甲人的朋比是唐宋以来的千年积习，不清理不得了，明确了反对科甲朋比的任务。他的决心很大，即使废掉科举也在所不惜。

他采取擒贼先擒王的办法，有计划地打击科目领袖，惩治李绂，即为显例，而抑迫吏部尚书、云贵总督管云南巡抚事的杨名时又是一个典型事例。雍正在给云贵总督鄂尔泰的朱谕中说：“今海内李光地辈已逝，如杨名时者少矣。”“朕整理科甲积习，伊挺身乐为领袖”，“仗伊向来夙望，必因其党庇恶习，抗违朕意，即如朱轼、张廷玉现任大学士，莫不因伊前辈，慑服尊重”，若不惩治他，“恶习万不能革”。于是屡次降旨呵责杨名时。五年闰三月撤销他的职务，只命他署理滇抚事务。这时杨名时奏请用盐务盈余银两修浚洱海河道，雍正就此大加责难，说他即将离任，始有是请，是给自己在地方上留好名声；他的请求不用折本先请示，而径用题本，欲令众人皆知，以博赞誉；不把好事留给后任，也是沽名，所以他“但知有己而不知有人，并不知有君，尚得靦颜自命为读书人乎？”又说他既想加惠地方，就命他以己资修治洱海河道，他死后，“著伊子孙承办，使天下之人知沽名邀誉之徒不但己身获罪，而且遗累子孙也”。同年秋天，新任巡抚朱纲参奏杨名时任内亏空钱粮仓谷，雍正说亏空应当同布政使常德寿有关，但杨名时不行弹劾，是乐于自负其责，就勒令他赔偿，而不与常德寿相干。次年正月，雍正命杨名时进京，特谕地方官民，在杨行程中，不许以礼接待，不许为他鸣不平，不许造作谤语，揭帖。可见雍正是蓄意打击他。

雍正对一般科举进身的官员，也搜寻他们的过失，予以惩治。五年（1727年），任命浙江观风整俗使王国栋为湖南巡抚，要他到任不要犯“偏袒科目、姑息绅衿”的毛病，要他严参一二科甲出身的庸员，重惩数名败检不肖的劣生，“令众人晓然知尔心迹方好，否则年谊故旧之夤缘请托，音问书札，络绎纷纭，即不胜其酬酢矣”。同年，田文镜又题参进士出身的知县周知非“顽废不职”，雍正认为这是科甲入仕者怨恨田文镜而废弛政治，将其革职拿问，“俾科目出身之员因结党怨望上司而废弛公事者知所儆戒”。与此相联系，对科甲人间的相互包容严肃处理。五年，湖南攸县革职知县陈溥任内仓谷霉变，没有买粮补足，接任知县萧师谔报称陈已补完，接印理事。萧、陈都是科目人，雍正认为萧师谔故意袒护陈溥，朋比为奸，因罚他代替陈完纳亏项，若在一年内不能全完，即监禁严追。给事中崔致远丁忧回山西原籍，雍正说他人品不好，命晋抚伊都立考察他，一年后伊都立没复奏，雍正说他因系科甲进身，保护同类，故而不能奉命，命将他交吏部严行议处。

雍正还从组织措施上压抑科目人。给事中、御史和吏部司官，历来从科甲中铨选，雍正为杜绝党援的弊病，收用人的效果，变通旧例，命这些官职的补充，不一定非从科甲中选拔。君主时代对官员的任用有许多回避的规则，但没有师生回避的条例。七年（1729年），御史阎綋玺提出外任官回避各种条款，雍正因命知府、知县若为师生，自应回避，司道以下有谊关师生者申报督抚，督抚有者报吏部存案。接着吏部定出师生陋习徇庇处分例，规定若师生馈送徇庇，道府失查州县、督抚两司失查道府均须议处。雍正希望用这些办法，防止科甲官员结党营私。

雍正惩治科目人的原因，结党以外，还有重要内容。他说谢济世参劾田文镜的目的，“不过欲使天下督抚皆因循苟且，庸碌偷安，邀众人之虚誉，保一己之身家，而不为国家实心效力，以快其党锢之私心”。为难杨名时的时候，已指责他好名而不顾及君父和同僚，又痛诋他“性喜沽名邀誉，而苟且因（徇）〔循〕，置国家之事于膜外”。雍正厌恶科目出身的官员讲假道学，不务实政，只能因循苟且，博安静持重的虚名，不利于贯彻他的革新的政治方针，是以对好犯因循废弛毛病的科目人大加整饬。

由李绂弹劾田文镜产生的雍正打击、压抑科目官员，就具体问题论，田、李各有是非，雍正全面支持田，重惩李，看似不公平，然而他不是有心袒护一方。反对朋党，改革积弊，这是他的既定施政方针，科举人易犯的徇庇和守旧的毛病，正是他所要清理的内容，李绂、谢济世不期而然地反对执行他的方针最有力的“模范疆吏”田文镜，他才把科甲人当作结党营私加以打击，以推行他的政令。他曾说：

朕早夜孜孜，欲使万民各得其所，措天下于长治久安，何事不加整顿厘饬，务令秩然就理，岂容尔等科甲中党援积习，为世道民生之害，而不望其翕然丕变乎？

把他反对科甲朋比与他总的清厘政务方针的关系说得很清楚。被他严惩的科甲领袖杨名时，“以道自任，不与时合”。他们君臣处于对立状态，是政见不同，这就是雍正打击科甲朋党的原因和性质。

科甲官员之间徇情瞻顾的现象，确如雍正所说是很严重的，但是把李绂、谢济世等当作特定的朋党加以打击，未免冤抑。他们只是思想相通，没有有形的或无形的组织。当谢济世参劾田文镜的时候，雍正咬定他受人指使，刑部尚书励廷仪承审，问谢受何人指令？谢回答说是孔孟，因为“自幼读孔孟书，知事上以忠荩，即为孔孟所主使也”。意为做臣子的应忠谏，揭发奸臣。其后在阿尔泰军营承认受蔡珽、李绂指使，是受不住压力的违心话，到乾隆时就推翻了。杨名时所受的不白之冤也多，在处理他时同情者不乏其人，乾隆登极即召用他，入京路上，“天下想望其丰采，滇黔人狂走欢告，老幼相率观公，或张酒宴罗拜，继以泣，至环马首不得前”。也是反映人们的一种情绪。但是雍正在这个活动中，反对虚名邀誉、苟且因循，徇情瞻顾，是针对士风吏习的时弊而发，是富有革新进取精神的表现，是应当基本肯定的。李绂、谢济世、杨名时等人虽未结成有形的科甲朋党，然而为维护科目人的利益积极活动，所受惩创也含有咎由自取的成分。

四、陆生柟“通鉴论”案
当谢济世发往阿尔泰军营效力时，他的同乡陆生柟也遭到同样的厄运。陆生柟，举人出身，部选江南吴县知县，引见，雍正将他改授工部主事。外任知县，历俸多年，或大计卓异行取，才能升补此职，陆生柟初仕就得到这种任用，应该说是受到雍正赏识的。自李绂、谢济世事发，雍正因他是广西人，“平日必有与李绂、谢济世结为党援之处”，就把他革职，也发往军前，与谢济世一块效力。七年（1729年）五月，振武将军、顺承郡王锡保奏参陆生柟书写《通鉴论》十七篇，“抗愤不平之语甚多，其论封建之利，言辞更属狂悖，显系诽议时政。”陆生柟对封建、建储、兵制、君臣关系、无为之治等问题，就《资治通鉴》所叙述的历史，发表了许多议论。他以为古代的分封制，是“万世无弊之良规，废之为害，不循其制亦为害，至于今，害深祸烈，不可胜言。”陆生柟就汉武帝戾太子事件议论建储，认为“储贰不宜干预外事”，而且要使他懂得干涉政事对于朝政的危机。又以钩弋宫尧母门之事，认为应早立储君。他谈到无为之治，认为国事应抓纲领，“不人人而察，但察铨选之任；不事事而理，只理付托之人。”他说人主只需要“察言动，谨几微，防谗间，虑疏虞，忧盛危明，防微杜渐而已。若笾豆之事，则有司存。”等等。陆生柟讥刺康熙前不能教育太子，至有废黜之事，后不能预立储贰，致使皇子互争，骨肉成为仇人。他同情允禩等人，谴责雍正滥用君权，主张无为而治。雍正说他“借托古人之事几，诬引古人之言论，以泄一己不平之怨怒”，对他的观点逐条进行辩难。雍正认为实行封建制抑或郡县制，是“时势”决定的，称赞柳宗元的公天下自秦始，苏轼的封建者之争端的观点是确有所见，并从秦朝、元朝及清朝的统一，说明郡县制优于封建制，反对陆生柟主张分封制的观点。

陆生柟讲到“蓄必深，发必毒”，雍正说这是他“指阿其那等而言”，意即雍正与允禩等积怨太深太重，所以处理狠毒，因此雍正指斥他“狂悖恶乱，不亦甚乎！”挑明陆生柟的观点与允禩的关系。讲到皇帝的亲理庶务，雍正说：圣明君主“未有不以勤劳为励，而以逸乐无为为治者也。”皇帝一定要励精图治，亲理庶务，革新政治。

陆生柟作为一个小臣，读书人，探讨政权形式和治理方法，雍正同他的争辩，是统治阶级内部不同政治见解的交锋，本来是正常的。但是陆生柟结合时政进行评论，抨击了康熙和雍正两朝的某些政事，站在允禩一方，对雍正政治的指责并未见有多少道理。雍正“以牙还牙”，说他“罪大恶极，情无可免”，于七年（1729年）年底下令，把他在军前正法。对陆生柟作一些行政处分不是不可以，处以极刑，未免太残酷了。

谢济世与陆生柟可以说是难兄难弟，锡保在告发陆生柟时，也把谢济世参了一本，说他借着批注《大学》，讥刺时政，怙恶不悛。这是对他的文字加以附会，乱加罪名。雍正也深明其事，免其死刑，但同他开了一个“玩笑”，命锡保假意将他和陆生柟同时正法，俟陪绑后才宣布免死的决定。雍正耍弄心机，这样的恶作剧，实是刻薄的表现，难怪厚道的正人君子要骂他，使他留下那么多的罪名。

雍正反对允禩集团、年羹尧集团，打击的对象是一部分满洲贵族和一部分汉人官僚，这些官僚中，有科举出身的，也有非科目人，而第三次整治朋党，则以反对科举入仕者为目标，所以三次反党比，内容、性质各不相同，而出问题多的则在第三次，这是他在前两次胜利的情况下，不谨慎所产生的。而这三起事件的目标，归结起来则是一个，就是澄清官方，推行他的改革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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