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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严禁开矿和滇铜的生产 |
| 社会经济的发展，要求矿冶业的相应扩大生产，如商品经济发展，货币流通量大，铸造制钱的原料铜、铅的需要量就增加；耕地有限，人口增殖，人们就要在农业之外广谋生路，开拓手工业。发展矿冶业、手工业的要求摆在雍正面前，也不时通过一些官员的建议反映出来，有待于雍正的裁决。
雍正初执政时，对矿冶业比较陌生，没有定见。元年，他在广东巡抚年希尧报告驱逐盗矿矿徒的奏折中批道： 民利未必能全禁，只要地方官不贪取容忍，聚多不令至于数百，又不官采，又不明开，权巧相机而行方可。若尽行禁止，行得来时，妙不可言，恐此图利小民不能忍受也。此不过朕数千里之外遥夺之言，总要你们地方官公正，实行筹划，认真任事，那里有行不来的事？ 他认为不开矿最好，在已开的情况下为民生起见不便全行禁止，因可允许少数人在半公开半隐蔽状态下开采，如何掌握得好，就要看地方官的行政艺术了。这时他禁采的倾向性已有了，但没有决定，他还考虑矿徒开采的既成事实。次年四月，新任广西巡抚李绂陛辞，雍正要他对开矿的事“时刻留心”，反映他关心此事，希望多听各方面意见，以便决策。约在五月，雍正将通政司右通政梁文科请求允许广东开矿的条陈发给两广总督孔毓珣评议，梁的奏疏说：“查广东各处山内出产铅锡，原系天地自然之利，可以赡养穷民。近年奉禁不许刨挖，则民间无此生业矣。嗣后似应任民刨挖，以为糊口之计”。梁所说的近年奉禁，系指康熙后期封闭矿峒。他讲开矿有利于穷民生计，是要解决社会就业问题。雍正说有人极力反对开采，而梁文科“乃一老成人，且在广年久，未必肯猛浪多事”，因此才要孔毓珣发表意见。六月，孔毓珣回奏： 查广东田少人多，穷民无以资生，铅锡等矿原系天地自然之利，所以资养穷民。臣愚以为弃之可惜，不如择无碍民间田地庐墓、出产铅锡之山场，招商开采，俾附近穷民可借工作养生，并堪抽收课饷，实系有益无损。 他主张开采，原因是一养穷民，二增国课。但有个前提，即所开的矿场，不妨碍民间的田地庐墓。开矿，可能损坏山林，使水土流失，堵塞河道，影响水利，破坏已开垦的农田；还可能毁掉居民的祖坟，而这是长期受宗法性观念统治的人所不能接受的。这两点是禁矿论者所持的主要理由，孔毓珣预先声明，要注意这些问题，以便能实现他的主张。雍正把他的奏疏交户部讨论，遭到了反对。到九月，雍正经过一年多的考虑之后，决策禁止开矿，他在给孔毓珣的上谕中明确表示：“招商开厂，设官征税”，“断不可行”。针对开采论的理由，说明他的看法：第一，解决穷民的生活问题，应当加强农业，而不在逐末开矿，他说：“养民之道，惟在劝农务本，若皆舍本逐末，争趋目前之利，不肯尽力畎亩，殊非经常之道。”他害怕开矿了，人民弃本逐末。他还是从农业与工商业的基本关系出发，把双方绝对对立起来，为固本而抑末。第二，开矿将使民人聚集，会出乱子。他说康熙年间，广东有一二十万矿夫，“遂致盗贼渐起，邻郡戒严”，所以才禁止开采。他还认为开矿不像种庄稼，弄不好就断了矿脉，生产不成，而矿徒中奸良不一，当有利可图时人们聚拢了，矿闭时，矿徒没处去，就要闹乱子。可见维护专制社会的治安，是他不许开矿的重要原因，而对矿冶业前途的不能把握，则是当时生产力水平所决定。第三，不言开矿征税之利，他表示“富有四海，何籍于此”。广东田少人多，人民生活困苦，而山多正可供开采，解决民间困难，是以开矿者多，政府禁而不散。广东的官员面临地方上急需解决的严重问题，才从实际出发，提请开矿。雍正对他们的态度很不满意，说孔毓珣、布政使王士俊、署按察使楼俨等人受到“格外成全委任”，可是“王士俊反有开矿之请，是何意见耶！”要他们扪心自问，以知愧耻，实心办事，不要以请开矿作为地方事务治理不善的托词。他们只好自认愚昧，不敢坚持。但仍另有官员不时提请开采，雍正遂在九年（1731年）断言：“粤东矿厂，除严禁之外，无二议也”。毫无通融之意。 十二年（1734年），广东总督鄂弥达疏请允许商人在广东惠州、潮州、肇庆、韶州等府开矿。他认为解决小民资生之策，应开发天然矿藏，他说这样做是“应时通变，以疏众货之源”。他把开矿看作民生经济的一个新部门，开辟新的经济领域，不拘泥于农业，确是审时度变的有识之论。他针对矿徒易聚难散、恐为“匪类”的观点，讲述了广东从事铁冶的有几万人而相安无事的事实，说明不要怕人多聚众，只要搞好生产，就不会出乱子，以打消禁采派的疑惧。他还指出开矿可以供应铸造制钱的原料铜、铅，有利于钱币流通。制钱原料不足，是雍正苦心谋图改变的问题，鄂弥达希图以此拨动皇帝的心弦。果然有点效果，雍正准允实行。鄂弥达刚开始办理，就有几名官员条陈反对，道理不过是广东“盗案”多和矿夫增而民食不足两条，这本是老生常谈，然却为雍正所接受。十三年（1735年）四月，他说：“广东近年以来，年谷顺成，米价平减，盗贼渐少，地方宁谧，与从前风景迥异，今若举行开采之事，聚集多人，其中良顽不一，难于稽察管束，恐为闾阎之扰累”，因命鄂弥达停止办理。又两次告诫他：“地方一切事务，自当以久远宁帖，永无后患，始为尽善”。“为大吏者当以镇静处之，不当引之于动”。 雍正在许多事情上，主张因时制宜，从务实出发，兴利除弊。在开矿问题上，他也多方面征询臣工意见，反复考虑，认为开矿有利有弊，而“权其利与害之轻重大小”，是害多利少。他所谓的“害”，关键又在“易聚难散”上。归结起来，害怕新的生产部门的发展，冲击崇本抑末的方针，破坏社会秩序，因而顽固地坚持禁止开矿的政策。 雍正矿禁，唯对采铜开一面之网。六年（1728年），广西巡抚金鉷疏请于桂林府涝江等矿，招募本地殷实商人开采，所得矿砂，三分归公，七分归商。又谓“粤西贫瘠，铜器稀少，如开采得铜，并请价买，以资鼓铸”。涝江等矿是铜矿，雍正就批准在那里招商生产。云南的采铜，得到雍正的特许，因而有较大的发展。雍正初年，云南产铜每年约八九十万斤，一百余万斤，四年（1726年），骤增至215万斤，五年（1727年），又将近翻了一番，达400万斤。云南采铜业的发展，同其他采矿业严遭禁止，踟蹰不前的状况，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也是尖锐的矛盾。雍正厚此薄彼，在于他急需黄铜铸造货币。他允许云南开发铜矿，心情一定复杂，一则喜其提供铸币原料，一则忧其可能扰乱他的社会秩序。他的思想、政策也是充满了矛盾。 清朝前期，社会生产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要求正确处理手工业、商业与农业之间的关系，要求正确处理农业内部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生产之间的关系，雍正在这两个重大问题上的决策，墨守历朝政府的重农抑末的政策，违背经济发展的要求，阻碍手工业、商业的发展，从而不利于新的生产方式的萌芽和生长，不利于清代社会的前进。他的这一决策，表明他对社会提出的新问题不能理解和处理，表明他有传统社会顽固守旧思想，同他在别的问题上通权达变比较起来，这是他思想中的糟粕，行政上的败政。 制约农业生产迅速发展的根本问题是古代地主土地所有制，雍正没有接触它，这也是那个时代任何人解决不了的事情。雍正企图提高农业生产，所采取的那些措施，涉及的只是少数地区、少数农民，谈不上是发展农业生产的多么有效办法。 雍正在垦荒、水利事业中，大量开捐，五年行直隶营田事例，已如前述，六年开云贵垦荒事例，八年广西开垦事例，十一年海塘事例。清政府的收入主要来自田赋，雍正却舍不得多少拿出点来搞农业，库存很多，还要大开捐纳，好得钱财，如广西在八年十一月十五日至九年十二月开捐一年，收官生捐垦银259000余两。雍正说不是为得钱，是要用捐纳人做官，可以破坏科举出身官员的朋党，然而主要目的还是为增加收入。捐纳卖官，从捐纳制度看，它是政治败坏的表现，不是好事。 农工商业的矛盾得不到较合理的解决，雍正的崇本抑末，实质上也是不利于农业发展的。但是我们不能不注意到，雍正是关心生产，特别是关心农业生产，也就是说总在思考民以食为天的大事，也想出一些政策措施，并付诸实行，效果也有一点，只是不显著，甚而也有点副作用，不过从总的情形看，他关注民间生活及生产，立意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他是君父，关怀子民，是他为君的本分，从这个角度看他是尽职的皇帝，是尸位素餐者远不能比拟的。 《雍正朝起居注》，五年五月初四日条。 《上谕内阁》，二年二月初九日谕。 《上谕内阁》，二年二月初九日、二十日谕。 《上谕内阁》，二年二月初九日、二十日谕。 《上谕内阁》，七年正月二十七日谕。 《清高宗实录》卷22，元年七月庚卯条。 《清世宗文集》卷28《四宜堂集·耕耤》。 李绂：《穆堂初稿》卷1《耦田赋》。 《文献通考》卷87《郊社·耦田祭先农》。 《上谕内阁》，七年四月二十二日谕。 《清朝通典》卷44《吉礼·耤田》。 《雍正朝起居注》，五年九月二十二日条。 《上谕内阁》，六年六月初四日谕。 番湾，松江府先农坛所在地。 陈金浩：《松江衢歌》。 《上谕内阁》，五年二月二十八日谕。 《雍正朝起居注》，五年三月初三日条。 《上谕内阁》，二年二月初九日谕。 《上谕内阁》，五年四月十三日谕。 《清朝文献通考》卷3《田赋》。 《雍正朝起居注》，五年七月初八日条。 《雍正朝起居注》，元年四月二十六日条。 《清朝文献通考》卷3《田赋》。 雍正《河南通志》卷21《田赋》。该书将垦荒田与自首隐田统计在一起，今无法分清各是多少，只能拢在一起叙述。 雍正《河南通志》卷21《田赋》。该书将垦荒田与自首隐田统计在一起，今无法分清各是多少，只能拢在一起叙述。 乾隆《光州志》卷49《顾心楷传》。 谢济世：《谢梅庄先生遗集》卷1《遵旨陈言疏》。 《清朝文献通考》卷3《田赋》。 《清高宗实录》卷4，雍正十三年十月乙亥条。 《小仓山房文集》卷2《文华殿大学士太傅朱文端公神道碑》。 《小仓山房文集》续集卷33《浙江督粮道金公传》。 《四焉裔文集》卷2《请核实开垦地亩》。 《朱批谕旨·李维钧奏折》，三年二月二十五日折朱批。 《上谕内阁》，四年四月十四日谕。 《清史列传》卷14《朱轼传》。 《永宪录》续编，第332页。 陈仪：《后湖宫地议》，见《清经世文编》卷109。 《清朝文献通考》卷6《水利田》。 《清世宗实录》卷60，五年八月己酉条。 《上谕内阁》，五年十一月初八日谕。 《上谕内阁》，五年五月初九日谕。 《清高宗实录》卷7，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壬戌条。 《永宪录》续编，第333页。 蒋良骐：《东华录》卷26，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23页。 《上谕内阁》，六年十二月十一谕。 《清朝通典》卷1《民田》。 《清朝通典》卷9《户口丁中》。 《清史列传》卷14《朱轼传》。 《清朝文献通考》卷6《田赋》。 清世宗“朱谕”，第6函。 《清朝文献通考》卷35《市籴》。 《清朝文献通考》卷35《市籴》。 清世宗“朱谕”，第9函。 《上谕内阁》，五年六月初一日谕。 雍正《河南通志》卷1《圣制》。 《上谕内阁》，七年六月二十六日谕。 李卫：《钦遵圣谕条列事宜》，见《钦颁州县事宜》。 《上谕内阁》，五年六月初一日谕。 《朱批奏折》，转引自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等编：《清代的矿业》，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2页。 《朱批谕旨·李绂奏折》，二年八月初四日折。 《朱批谕旨·孔毓珣奏折》附录。 《朱批谕旨·孔毓珣奏折》附录梁文科条陈朱批。 《朱批谕旨·孔毓珣奏折》，二年六月二十四日折。 《朱批谕旨·孔毓珣奏折》，二年九月初八日折朱批；《清世宗实录》卷24，二年九月戊申条。 《朱批谕旨·楼俨奏折》，七年四月二十六日折朱批。 《朱批谕旨·焦祈年奏折》，九年六月二十九日折朱批。 《请开矿采铸疏》，见《清经世文编》卷52。 《上谕内阁》，十三年四月十七日谕。 《朱批谕旨·鄂弥达奏折》，十二年三月十五日折及朱批。 《清世宗实录》卷55，五年闰五月戊午条。 《清世宗实录》卷76，六年十二月丙申条。 《清史稿》卷124《食货·矿政》。 《朱批谕旨·杨名时奏折》，五年六月十七日折。 《朱批谕旨·杨名时奏折》，五年六月十七日折。 《朱批谕旨·鄂尔泰奏折》，六年四月二十六日折。 《朱批谕旨·金鉷奏折》，十年正月十二日折。 《永宪录》续编，第417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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