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雍正对曹頫的希望与失望在线免费阅读

雍正在皇子时代与曹家老奴应当有过交往。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他侍从南巡，同行的兄弟只有皇太子允礽、皇十三子允祥和他三人，人数不多，曹家一定会在住于织造署中的皇四子、贝勒胤禛面前尽过心。这一年，曹頫也会在家中，不过年龄太小，不可能与胤禛交游。

雍正继位后，对曹家的态度，由于史料不充分，仅能从曹頫的奏折和雍正的朱批窥见一二。

雍正二年（1724年）春天，年羹尧青海大捷，朝野欢庆，曹頫恭上贺折，文字不长，抄录于下：

窃奴才接阁[阅]邸报，伏知大将军年羹尧钦遵万岁圣训，指授方略，乘机进剿，半月之间，遂将罗卜藏丹津逆众党羽歼灭殆尽，生擒其母女子弟及从逆之贝勒、台吉人等，招降男妇人口，收获牛马辎重，不可胜计。凯奏肤功，献俘阙下，从古武功未有如此之神速丕盛者也。钦惟万岁仁孝性成，智勇兼备，自御极以来，布德施恩，上合天心，知人任使，下符舆论，所以制胜万全，即时底定，善继圣祖末竞之志，广布荒服来王之威。圣烈鸿庥，普天胥庆。江南绅衿士民闻知，无不欢欣鼓舞。奴才奉职在外，未获随在廷诸臣舞蹈丹陛，谨率领物林达、笔帖式等望北叩头，恭贺奏闻。奴才曷胜欣忭踊跃之至。

曹頫歌颂了青海胜利，而主要是颂扬了皇帝。他一赞雍正“智勇兼备”，至圣至明，知人善任，从而取得不世之功，雍正自尊心特强，把青海之功归于皇帝的将将，说到了雍正的心坎上。二赞雍正的仁孝，完成了康熙的未竟事业。雍正变革他父亲的政治，但不许人说。青海功成，他发上谕，写朱批，处处说是乃父养兵育将，深仁厚泽的结果，又为文告祭康熙的景陵。曹頫说他仁孝性成，善继圣祖未竞之志，正合他的宣传。三赞皇帝善政爱民，布德施恩，深合天心，因之获胜。雍正爱讲天人感应，自谓修人事，爱百姓，得天帝垂鉴，获此奇功。这样君臣思想恰相吻合。雍正见到这个贺表，从内心感到高兴，就在表上朱批：“此篇奏表，文拟甚有趣，简而备，诚而切，是个大通家作的。”他肯定贺表写得好，简明扼要，更好在“诚而切”，即表现了奏折人对皇帝发自内心的忠诚态度，因而所表达的意思非常准确。雍正欣赏曹頫贺折的文字，进而反映他对具折人有一定好感，通过赞扬其文章而表彰其人。曹頫的贺折是官样文章，但他的思想也不能不于其中有所流露。他是好古嗜学的人，为人正派，权变应酬非其所长，他的这个处处符合雍正心意的文章，看来不会全靠的是揣摩之功，而是他具有那样的一些认识，在贺表上表现了爱君之心。所以说这时雍正和曹頫之间关系融洽，至少说不会有大的嫌隙，不会是早已预定的打击对象。

同年，曹頫上一个请安折，雍正作了如下指示：

你是奉旨交与怡亲王传奏你的事的，诸事听王子教导而行。你若自己不为非，诸事王子照看得你来；你若作不法，凭谁不能与你作福。不要乱跑门路，瞎费心思力量买祸受；除怡亲王之外，竟可不用再求一人拖累自己。为什么不拣省事有益的做，做费事有害的事？因为你们向来混账风俗贯（惯）了，恐人指称朕意撞你，若不懂不解，错会朕意，故特谕你。若有人恐吓诈你，不妨你就求问怡亲王，况王子甚疼怜你，所以朕将你交与王子。主意要拿定，少乱一点。坏朕声名，朕就要重重处分，王子也救你不下了。特谕。

雍正命令曹頫有事要同怡亲王允祥商量，并经由后者向皇帝奏明请示，于是在君臣之间有了个中间人。这样做，据雍正讲是让允祥照看曹頫，而这位王爷又疼怜他，也会照应得好。这是真关怀曹頫，还是如同一些人认为的是对曹頫不信任而加强管制？这就需要了解允祥在雍正朝的地位及当时的传奏制度。前面说过允祥是雍正第一个信任的亲王，又是皇帝的总管家。他代表雍正与一些封疆大吏，道府官员进行单线联系，代转他们的奏折或不便题奏而又需要报告皇帝的事情。如元年，雍正指示直隶巡抚李维钧：“凡有为难不便奏闻小事，密使人同（怡亲）王商酌。”所以李维钧首倡摊丁入粮，先同允祥商讨。雍正这一指令，显然是对李维钧的关怀。二年（1724年），署理河南巡抚田文镜主动派人向允祥致敬，雍正就此向田文镜说：“此际命王代汝转奏事件，断然不可”。因为田文镜在河南积极推行雍正新政策，与创行耗羡归公的山西巡抚诺岷为“举朝所怨”之人，若允许他同允祥结交，必然会被人攻击为结党营私，将使他们处境不佳，所以雍正又说：“俟汝根基立定，官声表著之时，然后降旨，命王照应于汝，则嫌疑无自而生矣。”被指定与允祥联系有条件，要看其人官声如何，宠臣田文镜想让允祥为其传奏尚不可得，亦见由允祥传奏不是坏事。胡凤翚，其妻与年贵妃为姊妹，应该是雍正的亲信了，元年（1723年）受命为苏州织造，代替李煦，雍正也命允祥照看他，有的旨意就通过允祥下达给他。对于这样传奏，雍正给了他与曹頫同样内容的指示：

毋谓朕将尔交与怡亲王为己得泰山之靠，遂放胆肆志，任意招摇也。倘少有辜负朕恩处，第一参劾尔者即系怡亲王，切莫错会。若希冀王施袒护私恩于尔，别自误尔之身家体面矣。小心，慎之！

警告胡凤翚不要以为有了怡亲王的靠山而胡作非为。事情很清楚，传奏人是被传奏人的保护人。雍正命允祥为曹頫传奏，其性质和作用应与李维钧、胡凤翚一样，是为他找了个保护人。再说允祥与曹家关系之深，比李、胡等人又不同。曹寅接驾的那四次康熙南巡，允祥是皇子中唯一的次次都去的人，想来他同曹家感情较深，雍正说他“甚疼怜”曹頫，必是实情。由他作传奏人，对曹家当更有利。这种作法，便于皇帝与臣下联系，含有爱护、笼络被联系人之意，而不是作为管制的手段。当然，具体到曹頫、胡风晕之类的家奴，宠信之外，含有教导、管教的意思，不过这种管教不是非正常的强制，是主奴联系的正常内容。

雍正在这个朱批中警告曹頫，若在允祥之外乱找门路，就是买祸受；对于别人的欺诈要警惕，只要自己主意拿定，就不会受人愚弄；要注意不做有损皇帝名声的事，若那样，允祥也救不了。雍正要求臣工，尤其是家奴，对他应绝对地忠诚，这个朱批体现了这种要求，但也不是只为曹頫而写。上述给胡凤翚的朱批是同样性质的。还有一些朱批表达得更明显。胡凤翚因同年羹尧是郎舅关系，其子胡式瑗被年保举为知县，年案发生，胡凤翚自首，雍正警告他：“当极小心谨饬，闻尔颇不安静，慎之，慎之！”又说：“朕原有旨，除怡亲王外，不许结交一人，孰意尔尚恐怡亲王照顾不周，又复各处钻营。”最后，胡以年党被抄家，自杀。曹、胡的朱批有共同的内容，只是没有说曹頫各处钻营。雍正的意思，家奴只能依靠主人，或主人指定的管家，绝不可以自找管家，更不可以另寻主人。他的这个朱批就是要求曹頫只同允祥联系，不要再找靠山。这是家主对仆人的教训，没有对奴才的分外苛求。

雍正的这个朱批，用词尖刻，态度严厉，规劝之中充满威胁。这样的态度，在曹頫二年（1724年）五月初六日奏折的朱批上又表现出来。曹頫在该折申报告江南发生蝗虫，但未成灾，且雨水充足，百姓已及时播种。雍正见后大发脾气，朱批：“蝗蝻闻得还有，地方官为什么不下力扑灭？二麦虽收，秋禾更要紧。据实奏，凡事有一点欺隐作用，是你自己寻罪，不与朕相干。”曹頫不是地方官，地方上没能全部消灭蝗虫，关他甚事，责问于他，岂非找错了对象？然而雍正不是这样昏暴的人。他是责怪曹頫没有报告地方官不下力消除蝗灾的原因。他要求臣下的报告一定要准确，以便他掌握实际情况。如不确实，他便会被人蒙蔽，影响他的名誉和威信，当然会转过来怪罪报告人的欺蔽。

雍正这样凶恶态度，也是看对象而发。胡凤翚密奏按察使徐琳居官情景，雍正朱批竟说：“少不慎密，须防尔之首领”。五年（1727年）四月初一日，杭州织造孙文成折奏浙江大吏的施政办法，雍正亦作告诫之朱批：“凡百闻奏，若稍有不实，恐尔领罪不起。须知朕非生长深宫之主，系四十年阅历世情之雍亲王也。”六年（1728年）三月初三日，苏州织造李秉忠奏报当地风调雨顺，雍正亦说：“凡如此等之奏，务须一一据实入告，毋得丝毫隐饰。即地方一切事务及大小官员之优劣，若果灼见无疑，亦当据情直陈。倘不慎密，招摇炫露，藉称朕之耳目，擅作威福，吓诈地方，则自贻伊戚也。”这些人都是织造，雍正的口气都很硬。他是把他们当作家奴看待，故不假以辞色。他对这些织造，不管是前朝留下的，还是自己任用的，严厉态度是一致的，只要对皇帝忠诚就行。这确乎说明雍正对曹頫没有特殊的刁难。

上述几个朱批可以表明，雍正在继位前二年，对曹頫是信任的，并严加管教，希望他成为忠实干练的家奴。

此后，直至抄家以前，雍正对曹頫的使用是正常的。曹頫按照规定，行使他的织造职能。三年（1725年），他因江宁织造署库存缎匹已多，请问户部可否上交内府，经户部请示雍正，准允交纳。清朝惯例，江南三织造轮流回京，每年一人，进送织造物件。四年（1726年），曹頫按规定进京，于次年二月返回任所，雍正命他路过江苏仪征时向两淮盐政噶尔泰转传圣谕，事后，领旨者向皇帝奏报经过：“雍正五年二月二十七日，江宁织造曹頫自京回南，至仪征盐所臣衙门，臣跪请圣安，曹頫口传圣谕，以臣等呈进龙袍及丰灯、香袋等物，皆用绣地，靡费无益，且恐引诱小民不务生产，有关风俗，特命传谕。”本书作者在《朱批谕旨》中看到类此转传谕旨，往往转传有误，雍正知后再加笔削。噶尔泰此折没有朱笔改动，可见曹頫准确地转述了雍正旨意。五年（1727年）该轮到苏州织造高斌进京，五月，高斌就此请旨，雍正不让他行走，仍命刚刚返任的曹頫“将其应进缎匹送来”。这时，曹家可能还有一些小的差事。康熙末年他家差事不少，而这些差事与织造地位有关，雍正初年，织造职务没有变，那些小差事不会非正常地取消，即或改变，也非对曹頫另有看待而作出的。如雍正二年底武备院奏称，从前曹頫等造送的马鞍、撒袋、刀等物的饰件，所存不多，需要再造，考虑到若再命曹頫等打造，“地方遥远，且往来收送，难免生弊”，建议在京就便打制，雍正认为所议很好，把它批准了。这是就事而发，不是针对曹頫来的。

以经济为内容的差事之外，曹頫也有从事政治耳目活动的业务。前述要他据实奏明地方官动向的严谕，就是赋有这种使命的体现。三年（1725年）夏天，他奉命与苏州织造胡凤翚一道调查山东巡抚陈世倌拘捕扬州居民洛兴华的事件，他们通过洛本人，了解了陈世倌误拿洛兴华的经过，报告内务府总管，转呈给雍正。

四年（1726年）在北京发生了曹頫家人吴老汉被捕事件，事情的原委是：吴老汉在康熙六十年（1721年）代主人赊卖给桑额3100多两银子的人参，到雍正四年秋天还有1300多两未收，屡次催讨，桑额为赖账，串通番役蔡二格等人，反诬吴老汉欠债，将他拘捕，事情经由内务府管辖番役处审理，真相大白，遂将桑额枷号两个月，鞭一百，发往打牲乌拉充打牲夫，欠银如数交还吴老汉。雍正同意这样结案，并大大称赞了管辖番役处的官员，他说：“查出这一案件，很好，应予纪录奖赏。”他表彰的是番役处官员，但他们所办之事则是为曹家昭雪，由此亦可见对曹頫没有另眼看待。

正常使用，按一般人对待，这是事实。但从雍正的谕旨看，自始就对曹頫严厉，后来曹頫不善为官的表现，造成了雍正对他的不满。四年（1726年），雍正发现新近收进的缎子质量不好，要内务府查出是何处织造所进，结果查明，由苏州、江宁所织的一部分上用缎、官缎“甚粗糙轻薄，而比早年织进者已大为不如”。内务府就此奏劾说：“查此项绸缎，皆系内廷用品，理应依照旧式，敬谨细织进呈，今粗糙轻薄者，深为不合。”于是把不合格的绸缎挑出，要曹頫等另行织造，又将他们罚俸一年。织造上用物品，本应加意制作，不能偷工减料，又碰上精明严厉的雍正，更不能马虎一点了。然而曹頫识不及此，进呈不合格产品，岂非自讨罪戾。当年补上挑出的绸缎，曹頫等还引咎自责：“奴才等系特命办理织造之人，所织绸缎轻薄粗糙，实属罪过。”又保证“此后定要倍加谨慎，细密纺织”。五年（1727年）闰三月，雍正穿的石青缎褂面落色，追查是何处织造，结果又是江宁生产的，于是又以不敬谨织染，将曹頫罚俸一年。与此同时，两淮盐政噶尔泰密奏：“访得曹頫年少无才，遇事畏缩，织造事务交与管家丁汉臣料理，臣在京见过数次，人亦平常”。这是说曹頫缺乏才能，办事又不主动热情，所使用的管家也是平庸的人。噶尔泰的访察比较准确，曹頫属于好学而无行政才能的人，所用又非人，只能给曹頫添事，以致织造上用物品屡出差错，遭到谴责。雍正惯于通过各种渠道考察臣下，大约对曹頫居官已先有所了解，及至见到噶尔泰奏折，就朱批说他“原不成器”，说丁汉臣“岂止平常而已”。雍正的意思，本想把曹頫培养成干练贤员，经过几年，认为不长进，表示失望，不再望其成为大器了。不管曹頫本身有无变化，反正雍正对他的看法有了改变：从抱希望到失望。

曹家地位在康熙末年已在走下坡路，君主易人，双方私人关系更浅，衰落的危机比先前更显严重。由于雍正采取维持态度，才没有急转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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