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康熙后期曹家的潜伏危机在线免费阅读

曹氏是皇帝的家奴，曹雪芹的曾祖父、曹頫的祖父曹玺是康熙的奶公，他于康熙二年（1663年）出任江宁织造监督，历22年，死于任所。数年后，他的长子曹寅继任其缺，至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也病逝于任上。曹寅除任江宁织造外，受康熙差委，职事很多。他和他的内兄李煦轮流担任两淮巡盐御史，与官商王纲明等人收购浒墅等十四关铜斤，为皇室采办各种物件，代内务府出卖人参，校刊《全唐诗》、《佩文韵府》等书，奉命联络江南汉族士大夫，和江苏巡抚宋荦共同成为文坛领袖。曹寅任内，遇上康熙六次南巡中的四次，迎奉康熙驻跸江宁织造署，还督率商人捐银修建行宫和寺院，供康熙休憩和游览。曹寅的勤劳王事，深得康熙的赞赏和宠爱。康熙在织造署接见奶母，即曹寅之母孙氏，高兴地对人说“此吾老家人也”，时值庭院萱草花盛开，乃书“萱瑞堂”匾额赐给她。古代母亲的称谓之一是“萱堂”，康熙以此题堂名，表明他对孙氏及曹家有浓厚感情。就曹氏家事讲，曹寅时代是继曹玺时的发展，达到最势盛、最兴旺的阶段。

“物极必反”，事物的发展就是这样，当它最兴盛的时候，也是败落的开始。曹寅在得意之际，已有许多不可消除的隐忧。其子曹颙、嗣子曹頫相继承担他的职务以后，为他遗留的问题而奔波，并且不断出现新的情况、新的事端，使得这个家庭不用到新君雍正时代，即在老主子康熙在世时，已经潜伏着衰败的危机，走在下坡的路上了。

一、经济上的亏空
曹寅父子差事多，花钱的地方也多。曹頫在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报告说：“奴才父亲在日费用很多，不能顾家”。他的挑费大部分用在报效皇室上。接驾是盛事，但康熙南巡没有正项经费，多仗官、商报效和加派钱粮。曹家四次接驾，开支浩繁，正像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写赵嬷嬷讲甄家接驾的情景时所说的：“把银子花的像淌海水似的”，“别讲银子成了粪土，凭是世上有的，没有不是堆山积海的，‘罪过可惜’四个字竟顾不得了”。其具体开销虽不得而知，一星半点的资料亦有所透露。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的南巡，两淮盐商捐银在扬州修建宝塔湾行宫，曹寅亦捐银2万两；随行的皇太子允礽到处索取财物，曹寅送给他银子2万两。四十六年（1707年）他随侍南巡时，又馈送3万两。东宫的戏班、工匠所需银子，也由曹寅负担，自四十四年三月起四十七年九月太子出事止，支付2900多两。四十四年宫中要用朱沿元青车60辆，康熙命曹寅、李煦打造进御。四十七年，江南灾荒，曹寅、李煦等三人共同捐银2万两到江西、湖广采买稻米，运到江南平粜。五十四年（1715年），对准噶尔部策妄阿拉布坦的战争爆发，清朝政府商议添置骆驼运送军粮，曹頫为此捐银3000两。应酬也是曹家的一项不小的开支。联络士人，处处用钱，如曹寅出钱为施闰章刊刻《施愚山先生学馀诗文集》，如原任大学士熊赐履病死金陵，康熙指示曹寅“送些礼去”，曹寅即馈赠奠仪2400两，以后曹頫还接济熊家。曹家给香林寺布施香火田，多达420亩。曹寅为江宁府捐银修缮学宫。

曹家花钱如水，可是正式收入很少，曹寅每年俸银105两，禄米6石，对于他这样的家庭，简直微不足道。收支远不相抵。康熙先后让曹颙、曹頫报家产，曹頫在五十四年报告，他家有住房4所，典地600亩，田地300多亩，本银7000两的当铺一所。

他对家产会有所隐瞒，但与实际距离不会太大。以他家的地位而言，在南京经营数十年，就这点产业，实在少得可怜。这样的家产，赔不起庞大的开支。怎么办呢？不免求贷于人，如曹寅于五十年报告康熙，他身有债务。借贷总归有限，最有效的法子是赵嬷嬷说的：“拿着皇上家的银子往皇上身上使。”曹寅身任的织造、巡盐御史经手巨量银钱，尽可挪用侵占，但是不可避免地会形成钱粮的亏空。

曹寅亏欠两淮盐课和江宁织造钱粮。数量很多，康熙后期的十几年，由他本人、嗣子及李煦清偿，总是一笔补清了，又冒出新的一笔亏空。五十年（1711年）三月，曹寅自报，在两淮巡盐御史任上，历年亏欠共190万两，到六月，偿还了53万两，尚欠137万两。五十一年（1712年）七月，曹寅临终，说他拖欠江宁织造衙门钱粮银9万两，两淮盐课23万两。这23万两可能是137万两项内未完之数，而9万两则是新承认的。他对这些亏空，毫无办法——“无赀可赔，无产可变”。下一年该轮到他管理两淮盐课，他已死，李煦要求代他管理，用盐课余银为他弥补亏空。向例两淮盐课每年额银200多万两，另有余银五六十万两，可作盐官的机动用费，李煦就是要用余银为曹寅补苴，康熙批准了他的要求。五十二年（1713年）十一月，李煦奏报，用余银还清了曹寅的亏空，还剩余36000两。曹颙表示要把余额上交，康熙说：“当日曹寅在日，惟恐亏空银两不能完，近身没之后，得以清了”，但“家中私债想是还有”，何况织造费用不少，应当留心度日，于是只要了6000两，把3万两整数赏给了曹颙。似乎曹寅的亏空是偿清楚了，然而不到一年，康熙又说曹寅、李煦亏欠钱粮180余万两。这时康熙原许曹寅、李煦轮管两淮盐课10年的期限已到，李煦请求再管数年，以补偿欠银。康熙不答应，说若再管三四年，益发亏空大了，因命新任巡盐御史李陈常用余银代替曹、李弥补亏空。据李煦奏报，李陈常为他们巡盐内亏空83万两清偿了542000两，织造任内亏空819000两偿补了16万两，这83万两和819000两，合为1649000两，不知是否就是康熙所说的180万两的那笔账。五十六年（1717年），康熙又用李煦为两淮巡盐御史，当年，李煦报告所欠288000两已交纳完毕，至此还清全部亏欠，而且声明从明年起，担任两淮巡盐御史的“无欠可补，其差内余银应行解部”。康熙也如释重担，高兴地称“好”，就令给曹寅，李煦按照全完钱粮之例议叙。曹寅已死不叙，遂给李煦加户部右侍郎衔。

曹、李果真没有亏空了吗？其实不然。六十一年（1722年）三月，李煦乞求浒墅关兼差，自报亏空：自五十三年（1714年）起，每年挪用苏州织造银4万银，至五十九年（1720年）已达32万两。这就是说在他奏报一切亏空全完的五十六年，已连续四年动用苏州织造钱粮16万两，所以他不仅五十六年以后有亏空，以前也没有真正还清。李煦若不请求兼差，不会暴露此事，曹寅已故，当然不能自我泄露了，不过这一对患难与共的郎舅，亏空有李煦的份，也就短不了曹寅的。雍正朝，就出现了“曹寅亏空案”，即他还有未清的钱粮。

曹寅亏空总没有查清，主要原因是康熙对他的姑容、保护。曹寅的巨额亏空，同官自然知道，约在四十九年（1710年），两江总督噶礼密奏曹寅、李煦亏欠两淮盐课300万两，表示要弹劾他们，康熙不答应，才没有把事情公开化。事关钱粮和吏治，康熙对此当然很重视，私下给曹、李打招呼。他在李煦四十九年八月二十二日的奏折上批道：

风闻库帑亏空者甚多，却不知尔等作何法补完？留心，留心，留心，留心，留心！

又在曹寅同年九月初二日的折子上写道：

两淮情弊多端，亏空甚多，必要设法补完，任内无事方好，不可疏忽。千万小心，小心，小心，小心！

随后在五十年（1711年）二月初三日的奏折上批问：

两淮亏空近日可曾补完？

在同年三月初九日的奏折上又作批示：

亏空太多，甚有关系，十分留心，还未知后来如何，不要看轻了！

这些批语的总精神，就是企图唤起曹、李对亏空问题的重视，设法弥补。连用四个“小心”、五个“留心”，警告他们不要以为自己与皇帝有特殊关系，对亏空不以为意，要知道问题严重，才能设法清偿。在九月的折子上批示要人注意弥补亏空，到见次年二月的折子就追问巨额欠负是否偿完，分明不可能，而故作此问，是催促他们从速补偿。此亦可见康熙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和迫切解决的心情。康熙设法帮助曹、李清欠，破例允许李煦代替曹寅巡视两淮盐课，指令新盐政李陈常代他们赔偿欠银，真是用皇上家的银子花在皇上身上。正是因为康熙过问此事，官员已明了皇帝的态度，才不敢参奏他们，新盐政也才被迫承担清偿前任的一部分亏空。

康熙如此包容，大有原因。他在谈到曹、李的亏空时，向大臣们说：“曹寅、李煦用银之处甚多，朕知其中情由”。情由是什么，他没有宣布，大家也明白：他们为南巡接驾，为联络士大夫，耗去的巨额金钱，全为皇帝而花销，他们如何报效得起，挪用和侵占钱粮，实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只是康熙不承认南巡有开支，对于曹、李的效力暗中领情，自是不能责之以亏空官帑了。然又碍于舆情，不便不令他们赔补。曹、李开始不以欠帑为意，也是因与皇帝心心相印，有恃无恐，待后才明白过来，光是皇帝袒护还不够，设若反映太大，皇帝舍弃他们，也就吃罪不起了。康熙于五十六年（1717年）再命李煦为巡盐御史时，警告他这一任与过往不同，“务须另一番作去才是，若有疏忽，罪不容诛矣”。也就是允许他用余银补欠，但不许马虎从事，掉以轻心。所以康熙保护曹、李，乃因他们辛勤奔走，促成他的南巡大业，执行了他的联络汉族上层人士的政策。还有一点也应考虑到，康熙主张实行宽仁政治，对于官员的贪赃，采取睁一眼闭一眼的态度，一般情况下过问不严，只对少数人实行惩罚。有此方针，对曹、李两家自然更不会为难了。

曹寅为康熙的政治及其个人效力，开支浩繁，动辄造成一二百万两的巨额亏欠官帑，虽说设法弥补，但未能清完。亏空之造成系为公事，它的后果则要当事者承担。亏空是犯罪行为，有康熙在可以得到谅解和庇护，一旦国君易人，失去保护伞，就是治罪的根由。所以曹家的亏欠钱粮，潜藏着问罪的危机，不爆发则已，一出事就非同小可。

二、眷宠渐衰
康熙对于曹家始终眷注，这是事实，细察起来，亦有程度的差别与变化。曹玺因系奶公，加衔至一品尚书。曹寅早年伴读，中晚年勤慎供职，但与皇帝关系终逊乃父一筹，只博得三品通政使加衔。曹颙是康熙看着长大的，惜乎享年不永，效力不多，只做到六品主事，乃父所兼任的盐政等大差使已经不能问津。康熙还看重他，乃因“他的祖、父，先前也很勤劳”。他已经靠着祖上恩荫，吃老本，这就是没落的征兆。曹颙死，康熙让曹頫继任织造，奉养曹寅之妻，这是可怜曹家两世遗孀，反映他对已故的曹玺、曹寅父子有感情，对生者则是怜悯，感情上已淡薄一层。曹頫青年袭职，人事不熟，办事也不历练，对老主子不敢乱献殷勤，又以资历浅，政治上小心谨慎，不敢有所作为。五十四年（1715年），康熙责问他：“家中大小事为何不奏闻？”虽是表示关怀，然亦含责备曹頫不亲近之意。曹頫立即报告家产，说明不自行启奏的原因：“因事属猥屑，不敢轻率”。又郑重声明所奏完全属实，如有欺隐，“一经查出，奴才虽粉身碎骨，不足以蔽辜矣”。如此保证，就是怕皇帝信不过。类似的文字，在曹寅的奏折里找不到，这就表明两代人同皇帝疏密关系大不相同。五十七年（1718年），康熙指示曹頫：“尔虽无知小孩，但所关非细，念尔父出力年久，故特恩至此，虽不管地方之事，亦可以所闻大小事，照尔父秘密奏闻，是与非朕自有洞鉴，就是笑话也罢，叫老主子笑笑也好。”密报地方情形，在曹寅视为当然，在曹頫就不便自专，他以与皇帝交往不深，不敢造次以亲信自居，这就是君臣间的隔阂。五十九年（1720年），康熙对曹頫作了一个措辞严厉的指示：

近来你家差事甚多，如瓷器珐琅之类，先还有旨意：件数到京之后，送至御前览完，才烧珐琅。今不知骗了多少瓷器，朕总不知。已（以）后非上传旨意，尔即当密折内声名（明）奏闻，倘瞒着不奏，后来事发，恐尔当不起。一体得罪，悔之莫及矣。即有别样差使，亦是如此。。

指责曹家贪污皇家的东西，已不允许曹頫有便宜从事的权力。这样，过去君臣间没有芥蒂的情况已不复存在。曹家是赚了皇家不少东西，曹頫时这样，曹寅时也会如此，只是那时康熙不作这种指斥罢了。事情很清楚，曹頫在康熙心目中的地位，与曹寅无法比拟。到他手里，曹家同皇帝关系比曹顒时又形疏散，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家势又有衰微了。像曹寅和康熙那样的密切状况，在君主时代的主奴兼君臣关系中是不多见的，颙、頫兄弟辈自然望尘莫及，因而无法恢复父辈的盛况。如果没有别的变化，越往后与皇帝越疏远，家运就别想好转。曹家即使没有后来抄家那样致命的打击，也会每况愈下。曹寅父子三人与康熙的关系一个比一个疏远，这是自然形成的，而人事上又不能去改变，这也可以说是曹家的一种政治危机。

总的说来，曹家在曹寅的极盛时期，已潜伏着经济危机，加之曹颙、曹頫时代圣眷渐衰，曹家已走在衰落的道路上。但是只要康熙在，它不会发生骤然的变化；同时，出事的因素存在着，一旦政情改变，有着发生剧变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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