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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抄家及其原因 |
| 五年(1727年)冬天,曹頫运送织造缎匹至京。恰在这时,山东巡抚塞楞额折奏江南三织造“运送龙衣,经过长清县等处,于勘合外,多索夫马、程仪、骡价等项银两”,请求降旨禁革。十二月初四日,雍正就该折发出上谕,首先说他早就禁止骚扰驿站——“朕屡降谕旨,不许钦差官员、人役骚扰驿递。”接着说三织造违令扰累可恨——“今三处织造差人进京,俱于勘合之外,多加夫马,苛索繁费,苦累驿站,甚属可恶!”最后指示立案审理:“织造差员现在京师,著内务府、吏部,将塞楞额所参各项,严审定拟具奏。”他要亲自过问这个案子。
雍正对骚扰驿站的事很重视,如他所说原下过禁令。即如四年(1726年)派内阁学士何国宗往山东、河南查看河道,按规定官给驿站马匹廪粮,可是山东巡抚陈世倌等额外以近万两银子应酬他,后来山东巡抚塞楞额对他的支用盘费进行查核,报告雍正。何国宗到河南,田文镜没有馈送,何国宗回京复命,欲加田文镜不敬钦差的罪名,雍正批评了他,表扬了田文镜和塞楞额。到十年(1732年)步军统领阿齐图获罪,过错之一是出差在外,“向地方官勒索馈送,骚扰驿站”。这虽是曹頫出事以后的事,看得出雍正一贯禁止官员骚扰驿递的态度。这说明扰累驿站是可以治罪的事情,不可等闲视之。塞楞额是坚决执行雍正政策的疆吏,在山东力行整顿,类似查检何国宗的事办了好几起。山东官员分用羡余银两,前巡抚黄炳议从蒋陈锡一人名下追补,这就难于补清,塞楞额奏请多头补偿。济南府将仓粮减价卖给平民,经历石为壎滥卖给射利之人,塞楞额将他参劾究问。盐政马立善向盐商索贿,塞楞额即行奏报。允禩党人苏努之子乌尔金圈禁在济南,有家人在禁所出入,塞楞额察知即行禁止。塞楞额的行事引起一些人的不满,讽刺他“精明严刻”,雍正为他撑腰:“塞楞额莅任以来,实心办理数事,而宵小之人不得自便其私,故造作此语,远近传播,欲使塞楞额闻之,怠其整顿积习之心,且使众人闻知,阻其急公效力之念也。”塞楞额参劾江南三织造扰累驿站,理所当然地得到雍正的支持而降罪三织造,恰巧这次是由曹頫解运,罪责最大的就是他了,所以当即对他审查。骚扰驿站,成为曹頫获罪的导火线。 江南三织造的案子进展很快,十五日,雍正以杭州织造孙文成“年已老迈”,罢其职务,谓曹頫“审案未结”,用内务府郎中绥赫德接替他的差事。二十四日,雍正命江南总督范时绎查封曹頫家产: 将曹頫家中财物,固封看守,并将重要家人,立即严拿,家人之财产,亦著固封看守,俟新任织造官员绥赫德到彼之后办理。伊闻知织造官员易人时,说不定要暗派家人到江南送信,转移家财。倘有差遣之人到彼处,著范时绎严拿,审问该人前去的缘故,不得怠忽! 范时绎得到指令后,监禁曹頫管家数人,进行审讯,并将曹家房产杂物一一查清,造册封存。绥赫德于六年(1728年)二月初二日到任,细查曹家财产,与范时绎登记的相同,即房屋及家人住房13处,共计483间;地八处,共19067亩;家人114口;他人欠曹頫债务,连本带利共计22000余两;此外还有家具、旧衣及当票百余张。雍正把曹頫“所有田产房屋人口等项”赏给了接任者,并令绥赫德在北京给曹頫酌量留些住房,以便其家属回京居住。 查抄曹家的原因,雍正说是惩治曹頫的亏空之罪。给范时绎的上谕中说: 曹頫行为不端,织造款项亏空甚多,朕屡次施恩宽限,令其赔补。伊倘感激朕成全之恩,理应尽心效力,然伊不但不感恩图报,反而将家中财产暗移他处,企图隐蔽,有违朕恩,甚属可恶! 雍正的意思,曹頫有亏空,这是本罪;他不积极清偿,反而转移家产,希图免脱,罪上加罪,才获此重咎。 曹頫亏空,确是事实。元年(1723年)自报织造项内有亏空,请求在三年之内分批偿还。雍正同意了,曹頫于二年(1724年)正月上折谢恩,说“奴才自负重罪,碎首无辞,今蒙天恩如此保全,实出望外。”保证不顾一切地按期还完欠帑——“只知补清钱粮为重,其余家口妻孥,虽至饥寒迫切,奴才一切置之度外,在所不顾。凡有可以省得一分,即补一分亏欠,务期于三年之内,清补完全,以无负万岁开恩矜全之至意。”雍正对他能否如期清偿将信将疑,批云:“只要口心相应,若果能如此,大造化人了。” 曹頫的亏空能不能赔补,这要看他的亏欠数量和家产。他的亏欠,如果只是他自身的,不会像曹寅那样,动辄上百万,几十万,但他须偿还的应包括曹寅的亏空。雍正时期,曹寅的欠帑问题再次被提了出来。关于它的具体情况不清楚,不过有件档案提供了线索。这是内务府于雍正十三年(1735年)十一月十六日上奏的折子。它讲雍正死后,乾隆下即位恩诏,免追八旗和内务府人员侵贪挪移款项,凡属分赔、代赔、着赔的,内务府查明报请宽免。该折开列的分赔项目,共有十一案,其中涉及曹寅的有三案,兹录原文如下: 一件,雍正八年三月内,正黄旗汉军都统咨送,原任散秩大臣佛保收受原任总督八十餽送银五千两,笔帖式杨文锦馈送银四千四百两,原任织造曹寅家人吴老汉开出馈送银一千七百五十六两。(下略) 一件,雍正十三年七月内,镶黄旗满洲都统咨送,原任织造郎中曹寅家人吴老汉供出银两案内,原任大学士兼二等伯马齐,欠银七千六百二十六两六钱。(下略) 一件,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内,正黄旗满洲都统咨送,原任织造郎中曹寅亏空案内,开出喀尔吉善佐领下原任尚书凯音布收受馈送银五千六十两。(下略) 这里明确地说有个曹寅亏空案,这个案子是何时揭露的,何时定案的,亏空有多少,偿还如何,不得而知,总之有这么一个案子。它说明李煦所宣布的,他和曹寅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清偿了全部欠帑是不真实的,那时康熙为马虎了事,可以认可,但是既有亏欠,到雍正时一查,就被发现了,立案了。为了追赔,自然就落到亏空者的后人曹頫和受过曹寅好处的人身上,因此凯音布等承担了分赔的责任。所谓曹頫的亏空,大约包括曹頫本人和曹寅的两项内容。有了曹寅的欠帑在内,其数量一定很大。 巨量亏欠是曹頫力不能完的,绥赫德的抄家清单表明,曹家仅有大约六七万两银子的产业,破他的家也不够清偿。他的偿还能力实在太有限了,康熙六十年(1721年)代售人参,到次年八月只差银九千两参价,不能交清,被内务府要议处,才蹭到雍正元年(1723年)七月纳完。而由吴老汉被捕事获知,他卖参的银子还没有完全收上来,曹頫是用的别项银子补的这个窟窿。这样拆东墙补西墙,捉襟见肘,巨额亏空怎么还法!所以曹頫保证三年还清,至雍正四年到期,并没能偿还。即使雍正再展限,曹頫也是力不从心,继续欠帑。这样,雍正终于采取抄家的办法,强制曹頫弥补欠银了。 亏欠是不是抄家的真正原因?有人相信,萧奭在《永宪录》中写到此事,说曹頫“因亏空罢任,封其家赀,止银数两,钱数千,质票值千金而已。上(指雍正)闻之恻然”。 亏空确是抄家的原因。道理并不复杂,雍正正在清理财政和整肃吏治,按照他严猛施政的原则,雷厉风行,对贪官严惩不贷,且贯彻务令退出赃物的精神,所以形成抄家风。不仅如此,雍正对织造府和盐院的清查颇为注意,元年(1723年)十二月,两淮盐政谢赐履请停止两淮余银滋补江宁、苏州两织造,并将当年六月以前给的追回。其中需要曹頫交回的两笔共八万五千余两,谢赐履行文,派人去催还,曹頫概不理睬,谢因此请皇帝下令,让曹頫把欠银送交户部,雍正准令户部催收。不久,雍正调两浙盐政噶尔泰为两淮盐政,“清查浮费”。清理两淮盐课,难免要涉及曹寅。雍正特别命令织造厉行节俭,改变过去贪婪及靡费习气。他在曹頫奏进物单上批写:“用不着的东西,再不必进。”谕孙文成:“尔试看一省之中督抚将军地方文武官员,假若仍踵故习,尔亦循照旧日织造行为举动可也,否则必当择善而行方好。”在苏州织造李秉忠奏折中写道:“尔等包衣下贱习气,率多以欺隐为务,每见小利而不顾品行。”他警惕织造的贪占,不会放松对曹頫的察核。 清理财政、整顿官方政策在中央和地方的全面实行,表明曹頫的遭遇是这一措施的产物。他是被触及的众多的亏空官员中的一个,也是其中的一例,既不奇怪,也不特殊。 雍正说曹頫转移家产,十分可恶。他对此事看得很重,也很恼火。当时隐藏财产的大有人在,雍正对此极为关注,他曾因还在总理事务大臣任上的隆科多做出这样的事,气愤地向抚远大将军年羹尧说: 舅舅隆科多行为岂有此理,昏愦之极,各处藏埋运转银子东西。朕如此推诚教导,当感激乐从,今如此居心,可愧可笑!况朕岂有抄没隆科多家产之理,朕实愧见天下臣工也。你不要做如此丑态,以为天下人笑也。 他哪里知道年羹尧比隆科多做得还厉害,隆只藏于京城亲友家和西山寺庙中,而年则分藏于京城和各省。他认为臣下暗移家财是对他的不信任,给他难看;而臣下敢于隐匿,又是对皇帝的不忠诚;当清理之时的暗藏,是企图侥幸,抗拒弥补亏空。单凭这样的事,他一怒之下,就可能决定查抄曹頫家产。 促使雍正抄没曹家的因素,有否来自政治方面的呢?据说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雍正朝档案第19210号,是曹頫奏折,是他于雍正二年正月十七日至五月初六日写的四个折子合在一起的,然而该院出版《宫中档雍正朝奏折》没有把它刊出。见过奏折原件的杨启樵说其中第三折盛赞年大将军凯旋。曹頫的奏折在雍正敕编的《朱批谕旨》中没有辑入,究其原因,杨启樵联系其他人未刊的奏折,认为是涉及年、隆案件的关系。他说:“……其他尚有多折,皆为年羹尧、隆科多事而发,俱未刊出,如奉天府丞革职留任程光珠折、四川按察使程如丝折、浙江巡抚法海折、江宁织造曹頫折等,不列举。”程光珠株连于隆案,程如丝系年羹尧参奏之人,法海获罪与允禵、年羹尧均有关,这是其他资料清楚表明了的,至于曹頫与隆、年有何瓜葛,除杨启樵所述资料外,别无线索。雍正警告曹頫“不要乱跑门路”,“除怡亲王之外,竟可不用再求一人拖累自己”。不知他是否在允祥之外,又向权势煊赫的年大将军和舅舅隆科多表示亲近?这只能是个疑问。 是不是牵连到允禩集团中去了?不少学者作如是之观。曹家作为老奴,与康熙的儿子会有某种联系,与允禩集团的成员有过往来,如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允禟在江宁打造镀金狮子一对,因铸得不好,交给曹頫,寄存在织造署附近的万寿庵中。曹頫是皇帝家奴,而且是在南京的总管,为皇子办这件事,也是分内之责。如果没有更深一层的关系,这事不能作为曹頫是允禩党人的证明。而雍正得知此事,是在绥赫德抄家之后,因而不可能是导致抄家的缘由。 雍正说明查抄曹家原因,没有提及曹頫是允禩或年、隆党人,倒可证明他确实不是。雍正大讲反对朋党,以此治了许多人的罪。如曾摄抚远大将军印务的贝勒延信,于五年(1727年)十二月被禁,他有所谓党援七罪,一结允禩、阿灵阿,二结允禵,三徇隐年羹尧不臣之心。又如四年十二月责备兵部尚书法海,“与允禵私相交结”,“谄附年羹尧”,将他发往宁夏水利处效力。隆科多案中,亦有交结阿灵阿、揆叙的一条罪状。雍正甚至把自己藩邸旧人戴铎、巴海、沈竹等人都说成允禩党人。曹頫案与延信、隆科多等案同时,雍正若治其朋党之罪,完全没有必要忌讳,反而会就此大加谴责,以说明他打击允禩、年、隆党人的正确。 还有一个事例可以反证曹頫不是允禩党人。有的研究者已正确指出,曹頫犯案,他的亲族没有受到株连,堂伯曹宜、堂兄曹颀仍在当差,曹宜从护军校升为护军参领,曹颀屡蒙赏赐,若曹頫是政治案件,他们就不能不被连累了。此外更有一事值得注意,十三年(1735年)七月,曹宜负责“巡察圈禁允禵地方”,发现允禵太监跳出高墙逃跑,即行报告,雍正为此责备管理内务府事的庄亲王允禄。如果曹頫由允禩案件牵连,曹宜绝不可能被用作监视允禩党人允禵。 或谓否定政治原因,强调经济亏空,为何又把曹頫家产赏给绥赫德,而不作弥补亏欠之用。抄家物资即为国家所有,将之归入国库或赏赐私人,这是皇帝的权力了。把抄家物资赐予私人,是常有的事,雍正朝也不例外,如把李煦在京房屋、家奴赏给年羹尧即是一例。 上述种种,如果不误的话,抄家的原因,是雍正在执行整理财政、清查亏欠政策中,追索曹寅、曹頫的钱粮亏空而对曹頫采取的强制手段;传闻中的曹頫转移家产,被雍正视为奸诈不忠,促成了抄没;骚扰驿站则成了抄家的导火线。曹家同雍正已不复有与康熙那样密切的私人关系,一旦出事,不会有皇帝的曲意庇护,这是曹家在康、雍两朝地位的重大变化,对它的不利因素,它丧失了不被抄家的保障。至于说曹頫系允禩党人而遭殃,没有根据,与曹頫被命受允祥照看的事实不合,与在雍正前五年安稳不动的事实也不合。但曹頫的被惩治,也不是不具有政治内容。雍正实行革新政治,整理财政是其一项内容,且在清理经济同时整肃官方,从这个意义上说,曹家被抄是雍正新政的必然结果,也是一种政治因素在起作用。然而这同雍正打击朋党的政治活动不是一回事,不宜混淆。 关于雍正查抄江宁织造府的问题,不必有成见,一不要因雍正抄家就有恶感,二不必因是曹家就表同情。曹雪芹贡献出国宝《红楼梦》,后人感谢他,敬爱他,是理所当然的,他是受之无愧的。爱屋及乌,其先人已予人好印象,何况他们又执行明君康熙的政策,本身又有可敬之处,对他们的惨遭厄运,自然引人同情了。大约为尊者讳的思想也在起作用,对曹雪芹的先人也就不便置一贬词了。如此这般,雍正便处处占不到“是”字,只有挨骂的份了。然而这并没能反映历史的客观真实,对理解曹家地位的变化,曹雪芹政治观和世界观的形成不见得有好处。正确分析雍正及其时代,对于弄清这些问题,对于了解《红楼梦》创作的时代背景才是有意义的。 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二笔三笔》,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670页。 《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第132页。 《红楼梦》第16回。 《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第30—31页。 《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第60页。 《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第38页。 《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第51页。 《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第134页。 《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第75页。 《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第138页。 《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第132页。 《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第82页。 《红楼梦》第16回。 《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第81页。 《关于江宁织造营家档案史料》,第85页。 《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第99—100页。 《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第99—100页。 《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第118页。 《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第122—123页。 《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第124页。 《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第122—123页。 《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第124页。 《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第145页。 《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第136页。 《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第146页。 《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第147页。 《李煦奏折》,第287页。 《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第124页。 《李煦奏折》,第89页。 《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第78页。 《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第81页。 《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第82页。 《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第136页。 《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第144页。 《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第125页。 《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第131—132员。 《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第149—150页。 《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第153页。 《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第185页。 《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第158页。 《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第165页。 《朱批谕旨·李维钧奏折》,元年十一月初九日折。 《朱批谕旨·田文镜奏折》,二年十一月二十日折朱批。 《朱批谕旨·胡凤翚奏折》,三年八月十七日折。 《朱批谕旨·胡凤翚奏折》,二年十二月十八日折朱批。 《朱批谕旨·胡凤翚奏折》,九月二十六日折朱批。 《朱批谕旨·胡凤翚奏折》,三年十月初三日折朱批。 《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第163页。 《朱批谕旨·胡凤翚奏折》,二年十二月十八日折朱批。据杨启樵《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所叙,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朱批奏折原件,这句话是:“少不机密一点,仔细头。”(见该书第13页) 《朱批谕旨·孙文成奏折》,五年四月初一日折朱批。 《朱批谕旨·李秉忠奏折》,六年三月初三日折朱批。 《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第166—167页。 《朱批谕旨·噶尔泰奏折》,五年三月初十日折。 《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第180页。 《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第171—172页。 《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第168—171页。 《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第178—180页。 《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第174—175页。 《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第177页。 《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第181—182页。 《朱批谕旨·噶尔泰奏折》,五年一月十八日折。 《朱批谕旨·噶尔泰奏折》,五年一月十八日折朱批。 《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第182—183页。 《上谕内阁》,五年四月初八日、四年十二月十七日谕。 《清世宗实录》卷117,十年四月丙午条。 《上谕内阁》,五年四月初八日、四年十二月十七日谕。 《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第184页。 《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第185页。 参阅《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第186页。 《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第187—188页。据档案学专家论证研究,所留住房在今北京市崇文区磁器口。若是,这里应是曹雪芹故居了。至于一度盛传的香山南边正白旗村某号(原39号)住宅为曹雪芹故居,则不可能是真的。 《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第185页。 《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第157页。 《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第202—204页;参阅第198—201页内务府十月二十一日的折子。 《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第155—156、160页。 《永宪录》,第390页。萧奭所说曹頫家产极少,大出雍正所料,系不实之词,曹家有质票银三万多两,而不是仅千两。 《朱批谕旨·谢赐履奏折》,元年十二月初一日折。 《朱批谕旨·噶尔泰奏折》,三年九月十一日折。 《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第184页。 《朱批谕旨·孙文成奏折》,五年正月初一日折朱批。 《朱批谕旨·李秉忠奏折》,六年二月二十七日折朱批。 清世宗“朱谕”,第12函。 《上谕内阁》,三年七月十六日谕。 《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第198、199页。 《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第188页。 《清史列传》卷3《延信传》。 《清史列传》卷13《法海传》。 《雍正朝起居注》,五年十月初五日条。 《雍正朝起居注》,四年八月三十日条。 《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第197—198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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